爱华网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同松收集整理)
1、曾联松解放前的经历
曾联松1917年12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城关，祖父曾叙卿是瑞安城里有声望的老中医，父亲曾宇人是公职人员，先后在杭州和南京工作，母亲沈炳娣出身书香门第，是位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曾联松幼年在私塾开蒙，6岁就读瑞安县立高等小学，15岁在瑞安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后到父亲工作的南京继续求学（其父当时在南京导淮委员会工作），曾联松在南京先后就读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抗战爆发后曾联松随中央大学迁至重庆。一九三八年五月，由大学同学黄大明，介绍曾联松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曾联松21岁。曾联松入党后，先后担任沙磁区党支部宣传委员和中央大学党支部书记。抗战中期国共摩擦，形势严峻，共产党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40年12月下旬，地下党组织紧急通知曾联松转移，要曾联松火速离开重庆。曾联松设法离开了沙坪坝。不久，上级组织也撤离，从此，曾联松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留下了终生遗憾。
曾联松辗转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后回到浙江，经朋友介绍投奔版画家杨可扬，参加丽水的抗日救亡美术活动。1944年初，曾联松回到故乡瑞安，执教于母校瑞安中学和瑞安师范，直到1947年。曾联松密切关注陪都重庆的动向和战后形势，一次，他偶然读到毛泽东同志1945年8月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被毛泽东的大气磅礴所折服，怀着对革命领袖的崇敬之情，他冒着可能引起当局怀疑和被校方解雇的危险，用漂亮的楷书，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抄在黑板上，和学生们分享毛泽东的伟人文采和王者风范。远离党组织的曾联松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表达自己的执着追求和对党组织的深切眷恋。
1947年5月，应老同学勇龙桂之邀，曾联松到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所谓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实际上是经董必武批准，许涤新主持的中共地下党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主要任务是为党中央提供国统区的经济情报。
上海解放后，曾联松调至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工作。
2、国旗的设计过程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经周恩来审批、新政协会议筹委会批准的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曾联松是从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看到这则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的。
曾联松心中的那口钟，一下子被撞开了，他去找自己当年的学生何仲麟，向他借了一个圆规。穿街过巷，去一家纸张店买来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抱了个满怀，兴冲冲地回家。找了一把剪刀、一瓶浆糊、一把尺子在山阴路自家26平米的小阁楼里，以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和出色的美术天赋，夜以继日忘情地设计着自己心目中神圣的国旗。
曾联松埋头于国旗设计之中。”7月的上海，正值酷暑季节。曾联松为设计国旗图案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似痴如迷。
有一天，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的思路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设计国旗的思路得到深刻的升华。
于是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国旗上。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凋，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 命的积极的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
——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
3、中央选定五星红旗为国旗
1949年7月，新中国诞生前夕，新政协筹委会在全国公开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在当时，还有无数人和曾联松一样，满怀当家作主的民族自豪感，精心地设计国旗图案。仅一个月，全国就有3012件设计稿应征，经过评选委员反复评审，从中精选出38幅草图，提请全国政协讨论。曾联松的设计图案在全国应征稿件中被列为32号。
在3000多幅国旗应征图稿和1920面做好的旗帜中，经评委会精选出38幅图案，这里有郭沫若、吴玉章、艾青、梁思成等著名人士设计的图案。根据周恩来指示，把这38幅图案编成一册，提交全体代表讨论，每幅图案编号并附有解说词，但不写明作者姓名，避免存在因人选图的偏见。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32号”。当时，多数代表同意一颗红星下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红旗图案，张治中找到毛泽东说：“我反对这个图案，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国家和革命了吗？一杠子也代表不了黄河，老百姓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
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为了更好地民主协商，毛泽东、周恩来于9月25日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请郭沫若、黄炎培、沈雁冰等18位代表召开国旗、国歌的座谈会，梁思成等几位代表力推“复字32号”。然而因为原方案的大五星中央镶有镰刀与斧头，一些人认为与苏联的国旗类似，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应拥有独特易识别的国旗图案，经过几番考虑后决定取出镰刀与斧头的图案，将设计改名为五星红旗。
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毛泽东指着五星红旗的图案解释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样，五星红旗的图案在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曾联松手捧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国旗决议的《解放日报》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这天的《解放日报》上，同时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这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是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就的。
4、曾联松就是一个平常人
曾联松的儿子曾一冲的回忆。小时候，他的同学、朋友就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父亲亲自设计了国旗。在曾一冲眼里，父亲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是一位对党，对民族，对国家充满爱的人，是一位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不计个人名利的人。说起父亲设计国旗之事，他说当时自己还小，也不知道父亲成天忙些什么。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145弄6号，是一栋木结构的老式楼房。我家住在三楼，只有一间房和一个阁楼，总计26平方米。新中国成立不久，父亲32岁，我只有5岁。有一天，父亲抱着一大捆彩色油光纸，兴冲冲地回到家。他又向自己的学生何仲麟借了一把圆规，以后每晚，他都钻到阁楼上，我和母亲也不知道他在具体做什么。我只记得每天早晨，母亲都会从阁楼上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油光纸，有红的，也有黄的。我父亲这人不愿吭声，所以直到后来中央来信了，证明了国旗是他设计的，我们母子俩方知那些日子父亲是在阁楼上设计国旗图案。
夏天阁楼上很热，父亲只穿着背心短裤，摇着蒲扇，埋头写写画画。有一次，我也跑到阁楼，在旁边看着，有时时间长了，我就在他的工作桌旁睡着了。曾一冲至今还依稀记得。
何仲麟谈曾联松：何仲麟原是曾联松的学生，当年何仲麟瑞安中学毕业后，考上国立上海商学院，在上海与曾联松来往密切。何仲辚说，“有一天，曾老师找我借圆规。我很奇怪，一追问，他说要设计国旗，我觉得他太天真，一国之旗怎会由小百姓来画呢？可是，他这人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想办的事情十头老牛都拉不回。可真没白费工夫，做梦也想不到这国旗真就采纳了他的设计方案。”
张公度谈曾联松：张公度是曾联松的好朋友，张公度还曾打击过他的设计，“我看过曾联松画过一个图案，五颗星就像领带一样排列，右下头是大星一直到左上端渐为小星的，斜穿整个画面。当时我给他泼了冷水，国旗不同一般招牌，也不同文章投稿，这共产党打的天下，还由你来画国旗？恐怕早就设定好了吧！”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时，那时他在广播里听到五星红旗成为国旗时，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二天一早就跑到报摊买了一份，印有升旗仪式照片的报纸，看着这份报纸上的五星红旗，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激动地泪水刷刷的流泪下来，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一直难以平静自己喜悦的心情。但在那时，国家并没有马上派人通知他，没有明确国旗就是曾联松设计的，曾联松也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设计原稿和五星红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他的原稿里，在大五角星中有镰刀与斧头的图案，他只能将这份关注默默的放在心里。
直到1950年，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信文：“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注：折合人民币新币为500元]，分别交邮局及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敬意，收到后希即见复。”证实了五星红旗为曾联松所设计。
1950年国庆，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崇高荣誉。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作为新中国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从来没有星光灿烂。他是一个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普通人，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他最高的职务到最后也就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
他从不以国旗设计者自居，周围许许多多的人，几乎都不知道或忘记了他的国旗设计者的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曾联松一直要求重新入党。
1957年“反右”时，他因为抄了段列宁“少说漂亮话，多做点实事”的语录而被打进了黑名单；“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戴上了“叛徒”、“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受到了批斗、抄家，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在上海杂品公司竹器批发部担任营业员。这一切丝毫没能动摇他要求入党的信念，每次运动过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入党报告。即便退休后，依然申请入党。有人奇怪：就算现在给你入了党，也只能是一种荣誉了，你这又是何苦呢？曾联松总是动情地回答：我需要这份荣誉！你们不明白，我真的是对党有感情。再说，我本来就是在党的人，我要叶落归根！
1977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增补他为市政协委员。
1983年，曾联松离休。曾联松的最高职务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
1985年11月，已经68岁的曾联松终于被批准重新入党，经上级党委批准，他作为特例不再需要预备期，从重新入党那天起就是正式党员。
1999年10月1日，曾联松亲笔签名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国庆后18天，10月19日，曾联松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
2004年9月，他的骨灰正式入葬上海嘉定长安墓园。墓前立着曾联松的半身铜像，他右手握着笔，双眼凝视前方。铜像前的墓碑碑文刻着“一得愚志献祖国 五星红旗壮山河”。铜像后是一块大理石材质的五星红旗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