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在修改我的书稿，曹雪芹“十八易稿”，我是没出版以前，会一直“易”下去的，“可能八十易稿”。网友会说，“你除了刘炽和你的那些破事儿，还有没有别的话要说啦？”当然有，但我现在已经是古稀老人了，时不我待，我必须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与刘炽有关的几本书上，也就不说其它的事情了。今天是我的一个不能忘怀的日子，我把《活着，只因为有爱》书稿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活着，只因为有爱（书摘选段 五）
囹圄半月记
1989年4月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妨碍公务罪”拘留我十五天，25年前的今天，是我出拘留所的日子。我查阅了当年的日记：
1989年3月28日星期二
刘炽被传，由一青年陪他到正义路的中法。回来后脸色极难看，我侧面问了一下这个青年，他说：“情况很不妙，那位女审判员对刘老师态度极坏……”
1989年3月29日星期三
刘炽烧至39度，吃了点扑热息痛和螺旋霉素，又请来村里私人诊所的阎忠瑞大夫给打了针，仍不见好。
晚饭后，大约九点来钟，突然敲门声。开门，闯进来一女三男。后听刘炽说，女的就是那位审判员陈XX，男的是书记员肖XX，一个穿着公安服，听他们叫他刘XX，是当地派出所的，还有一位就不知道叫什么了。是我去开的门，陈问：
“你是谁？”
“李容功。”我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在这里？”逼问。
“照顾病人。”我不卑不亢。
“为什么用你来照顾！”态度相当蛮横。
“热爱共产党，为共产党爱护老干部。”我理直气壮。
四个人冲进屋里，既没出示证件，也没有传讯单。就在这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逼着正高烧着的刘炽起来，任凭我阻止也无济于事。刘炽在他们的强制威逼下，恹恹地拖着病体，坐在桌边的凳子上。他们把我撵到外间。
审完刘炽，不准刘炽上床休息，让刘炽到外间。又把我喊了进屋，对我进行提审。唇枪舌战，我毫不示弱，对陈等人夜闯民宅非法审讯提出强烈抗议，并偷着用小纸条在腿上记下了其中三人的名字，审问的要点。被发现，四人一齐围上来，要抢我的记录，我拒不给。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刘炽进屋来相劝，我乘机把纸条放入口里嚼碎咽下。但那三个人的名字已深记在心里。
这一夜，我几乎没合眼，陪坐在刘炽身旁。刘炽对我说：“小妹呀，你回大连躲躲吧，他们不会放过你，要出事的。”看着可怜兮兮的刘炽，惊惧无助地望着我的眼神，我坚决地摇摇头说：
“不，我和你共存亡！”
刘炽一把抱住我，眼泪哗哗流下来，流在了我的脸上、衣服上……
1989年3月30日星期四
家里一拨一拨的人来看刘炽。大家知道了昨夜的情况都非常担忧，也劝我暂时避一避风头，他们帮助我照顾刘炽。我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刘老师这个样子，我是决不离开他一步的。
果然，晚上六点多钟又有人敲门，该来的全都来吧，我毅然地开了门。刘炽的大女儿带着一个男打手冲了进来，伸出戴着不少戒指而金光闪闪的拳头直捣向我。正好薛里（文工团乐队队长）和两个青年来看望刘炽，还没走。刘炽的女儿被大家拦住没打着。
由于薛里护着我，我冷静地看了看这个刘炽的骨血，脸上画了浓妆，我在想，她能是刘炽的女儿么？来打架杀人还这么精心化妆？化妆画得有点水平也罢了，脸上画得五马六道的。
我的心灵里，与刘炽有关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刘炽的狗也应该是绅士派的狗，刘炽的猫也应该是双眼皮的猫，刘炽的女儿怎么会是这种样子？
她东一拳西一脚，打不着我。她发了疯，嘴里骂着粗话——刘炽的女儿竟能骂出这么难听的话？！然后她冲进厨房，把锅碗瓢盆砸得稀里哗啦，一地碎片，又操起菜刀。客人小韩也跟着进了厨房，竭力阻止，夺下菜刀，小韩的手被割伤了。大家把她推了出去，她拣起砖头一顿猛砸，把门窗的玻璃砸得稀里哗啦……
她在文革中，刘炽尽管被批斗，还是尽力找了各种关系，把她送到新疆部队打篮球，逃过了上山下乡。由于是打篮球的，所以命中率特高，前前后后的玻璃无一不命中。因为她是刘炽的女儿，薛里他们也就不好对她动粗，只把她推出门外。
男打手一进门就被两个青年制服，然后推出门外。后来我了解到，那男打手是蹲过八年大狱的刑满释放人员。
刘炽啊刘炽，您的女儿怎么和这些人鬼混在一起啊！
因正是下班后，楼下围满了人群，水泄不通。只听刘炽的女儿在楼下对围着的人群又哭又叫，中间还夹杂着脏话……
我听着外面的臭骂和哭嚎，望着围得满满的人群，再看着瘫坐在床边的刘炽，脑子一片空白……
刘炽女儿打够了，骂够了，房子全部玻璃砸碎了，看看我家有人拉架，她打不着，只好走了。走时，还大喊大叫：
“以后，我天天来，不把你这个大流氓、老王八蛋，还有那个骚货、婊子打死打瘫，决不罢休！大流氓、臭婊子，你们等着……”
三月季节，乍暖还寒，这第14处住房被砸得不成样子了，不能住了。天黑了下来，外面的哭闹声早已没有了，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去，安静得出奇。刘炽被青年小韩带到他北京的亲戚家去，我回到姐姐家。
当我引用这些当年记录的材料时，我想，这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边远山区的屯儿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足为怪。可是偏偏发生在刘炽这样一个“著名作曲家”的家里，真是难以让人置信！女儿骂父亲“大流氓”“老王八蛋”，砸父亲家，拿刀杀父亲，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名人家里，前不见古人（后是否有来者难说）的一出最大的闹剧丑剧！
1989年3月31日星期五
一夜都未合眼，我为刘炽担忧。昨天他女儿的一通打砸，刘炽能经受得住吗？
一早到小韩的亲戚家，小韩也急切地盼着我去。他说刘老师状况很不好，昨晚他们也很害怕。刘炽果真支撑不住了。我给他量脉搏，早搏次数多；量血压，不好；试体温，有点低烧，可能早上降下来了吧，他说昨晚他很难受，感到身上很烫很烫。立即招呼小韩和我一同陪刘炽去朝阳医院。诊断：冠心病，大叶肺炎。当即住进了高干病房310室。
我一步也不敢离开，让小韩出去给刘炽买了洗漱用具和饭碗之类。
目前这种情况，我在医院护理刘炽可能要惹麻烦。于是我拨通了瞿弦和团长的电话，报告了刘炽的病情，要求谈谈，由组织派人来护理刘炽。答复是明天到医院见我。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刘炽，他拉着我的手可怜兮兮地说：“小妹，你真的要把我交给团里呀？”我说团里来人总是好些，我会天天看望您的。我再没深说下去，我知道，如果我天天按时这样来护理他，迟早在朝阳医院门口会被他的家人堵住，又会发生一起血案的。
我听来人说，一早团里几位主要领导，还有主管老干部工作的刘祖发，以及、洼里派出所的人都到刘炽的临时住所去了，调查昨天被砸情况，还拍了照……
那个审判员陈XX也去了，她怎么知道昨天刘炽女儿去打砸的???!！!
岳国政（现改名岳楚渔）经理也来了，送给我防身用具，让我进出医院要时刻小心，不要让他们掌握规律，医院的门有好多，不要老是从一个门进出。他说，刘炽家里的老婆孩儿、亲戚已扬言，不打瘫我誓不罢休……
直陪刘炽到晚上八点多钟，才依依离别了奄奄一息的刘炽。小韩怕我出事，送了我好长一段路……
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一早就起来，给刘炽炒了榨菜肉丝，炸了他爱吃的油辣椒，熬了绿豆粥，还把我姐夫的衣服拿去给刘炽换洗。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书的女儿小红陪着我来到朝阳医院。
一边守护着刘炽，一边等着瞿弦和来，一边抄写刘炽口述的，关于中法审判员陈XX夜闯民宅，威胁病中的七旬老人刘炽的《举报信》，让女儿小红回学校时帮着寄出。
时针已指向下午4点30分，仍不见瞿弦和的面。这时，一个穿白大褂自称本院医务处的人来到病房，问谁是刘炽家属，医院要向家属谈谈刘炽的病情。我告之我们都不是家属，一会儿团领导来，和刘炽的组织上谈吧。这个“白大褂”就是不走，磨磨蹭蹭，吞吞吐吐，说刘炽的病……
我发毛了，十分恐惧，68岁的人了，受这么大刺激，是不是……我迷迷糊糊就跟着这个“白大褂”走出病房，让小红看护刘炽。我只想知道刘炽的病情，他到底怎么啦？是否有危险？“白大褂”领着我走出病房，走下楼梯，又带着我走出住院部的大门，我好像一个木偶似的听他指挥着。刚走出大门，一辆轿车停在那里，从车里走出一个女人来，就是大前天到立水桥夜审刘炽和我的陈XX——刘炽离婚一案的审判员。
“你被拘留了！”递过来一张纸。我接过来看，是一张拘留证，其罪名是——
“妨碍公务”。
我转身想回楼进病房，告诉我被抓的消息，并取我的手提包和风衣。
“不许去！马上跟我走！”陈凶神恶煞，似和我有前世冤，后世仇。
“为什么？什么大案要案，连包也不让取，衣服也不让拿？”我据理质问。
“就是不许去！”陈蛮横得脸都变型了。强权即真理，我毫无办法。
只好上车，车上还坐着书记员肖。我冷漠地望着窗外，仔细辨认着路线，我要知道他们究竟想把我带往何处。车行了不长时间，在一个大铁门前停下来。我下车，看到大门旁挂着一块大牌子：
崇文区公安分局。
我记住了这个地方，我记住了这个时刻，1989年4月1日下午5点10分。
我和一群卖淫女关押在一起
一番例行的手续。我到很简单，无包可检查，也无钱可存放——因为我的手提包丢在了刘炽的病房里。我一贯不穿系鞋带的鞋，也不系腰带，裤子从里到外全是松紧带，被拘押的人是不允许身上有任何带子的。只是把手上的手表取下交上，填了单子。然后是一个女狱卒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全身。于是我成为合格犯人被投进了女监。
这时晚饭已经开过了，一个看守递给我两个窝窝头，说菜没了。我没接，我没有胃口。
只见屋里挤满了被拘留的人，一个大通铺，人挨着人，已没我的地方了，只好先蹲在靠门角的水泥地上。
一片乱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也有上前向我询问的，我不看，也不答话，一门心思心急火燎地想：刘炽正病着，我突然失踪，他肯定会急疯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
果然刘炽疯了！毅然拔下输液的针头和鼻子上的氧气管，老岳包租了一辆车，和小红陪着刘炽满北京城寻找着我。先到朝阳医院询问，问谁谁不知。一再找关系才打听到，那个“白大褂”并不是什么医务处的，而是医院保卫人员，是陈某让他把我从病房骗出，人已被抓走了。
刘炽“病急乱投医”，让老岳把他拉到煤炭部于洪恩部长家里求救，于部长哪里能管这些事情，打了个电话让下面的人问问情况也就把刘炽支走了。刘炽再去到原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家，刘炽在辽宁歌剧院时期，与宋任穷的关系极好，到北京后刘炽也与之有走动。刘炽去后，一讲是关于“第三者插足”的事情，宋任穷没有露面，让秘书过问一下就把刘炽打发走了。
刘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要跳楼，要自杀，说我没有了他也不活了！被老岳和小红劝住，一再安慰他说会把我找到的。刘炽不听，带着病写了向全社会的《呼吁书》。
记得在离婚大战中，不知道哪个人给他出的主意，让他给中央主管政法的彭 X写信，我坚决阻止了，一再对他说：
“不要找任何人，谁也帮不了我们。尤其不要找那些你过去熟悉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不会管您的。万一他们做个不利于您的批示，那谁也不敢判离了，您就这样被拖死了。我们自己死扛着，是活是死认了！”
刘炽确实乱了方寸，忘记了我曾经一再的嘱咐。他给看着他在延安长大成才的，对他一直不错的康克清、邓颖超、王震、习仲勋等中央首长写了求救信，一定要小红和岳经理发出去。
我出去后知道了这些情况，对刘炽说：
“您违规操作了，您也太天真了！您不是没有经过共产党的各种运动，谁要是出了点问题，或是被揪出来，保持沉默不往井里扔石头就算是好人了，‘哪个鸟儿敢作声’？那些您认为爱您的中央领导，谁会出面管您？朱德的孙子在1983年被枪毙，康克清都没有为孙子说一句话。”
在我被拘留的第二天，岳经理带着小红到正义路的中级法院找陈XX，这是个星期天，陈XX不上班。问值班人员陈X X的住址，说不知道。直到4月3日，才听到，我被押在了崇文区公安分局。刘炽马上派小红为我送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小红骑着车到崇文区公安分局，不收，说人是中法寄押的，中法的人说了，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必须要他们开条子才能办理。小红又跑到中法找陈和书记员肖，两个人推来推去，咬住说不必开条。小红被支来支去，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跑，东西就是送不到。
4月4日晚上，我突然被叫出监房，来到一间房子里。一个高高大大穿着法院制服的人问我：“你认识赵XX吗？”我想，这是干什么？又扯上了别人？我马上摇摇头。他又提了另外两个我熟悉的人，我还是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认识”，“不知道”！
他笑了说：“我是陈 X的弟弟，是这里的预审科科长，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可以帮助你。”
陈 X是某部的团委书记，来过刘炽立水桥的家，我这才相信了他，我急忙问他：“刘老师怎么样了？”他说：“刘老师身体还好，没危险，你放心。”我对他说：“我要手纸，要手纸，要手纸！”我连着重复了三遍。停了一下，我又说：“要牙刷！要生活用品和换洗的衣服，尤其多带几条内裤！请你让我姐姐赶快送来！”我告诉他我姐姐家的电话。
1989年4月5日——清明节，也是我被拘的第五天，我才得到了家里送来的我最最急需的手纸、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我出来后才知道，刘炽找了所有他认识的人，最后，李坚（刘炽的合作者）找了他学生的朋友陈X，陈的弟弟——就是那个预审科科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把东西送到我到我手里。
我后来看了看刑法条例，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被拘留的人，在24小时内要通知家属。可是，陈 XX这个执法者却不遵守法律的规定执行。
东西是我姐夫送来的，但不准我姐夫见我，姐夫只好拜托陈的弟弟、这位预审科长替他交到我手中。拘留所管这个事的人，当着预审科长的面，把包里的东西全部扔在地上，这是这里的规矩，这是告诉犯人，你不是人！
我只好弯下腰来把东西一件件从地上拣起放进包里。有两件衬衫，四条内裤，好几卷手纸，毛巾牙刷肥皂香皂等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当我拿着这些东西进到监房，无数双倾羡的眼睛投向了我。
那些天，最痛苦的是手纸问题，正好我来例假。这间监房一半以上是卖淫女，有着程度不同的淋病（梅毒者方被隔离）。我一一弄清了她们的身份后，才挑了两个诈骗犯的手纸用。我对这两个人说，我家里会送东西来的，到时我一定加倍奉还。这些天我是尽量憋着，但手纸不够，裤子被血浸透了，顺着腿流下来，连我坐的水泥地都有血。现在想起那滋味来都起鸡皮疙瘩。
监禁的生活是可怕的。这里确实是社会最底层。被关押的人也分三六九等，听说在我来之前，还实行进屋三闷棍，进去先把你狠揍一顿，再把你带的包翻个底朝天，东西被洗劫一空，这叫“煞威风”，使你不得不老老实实惟命是从，我进去时此风已经被制止了。但里面一帮帮一伙伙抱成团，他们一个眼神一声咳嗽都是暗语，就有“事儿”，你就得小心。
我住的那间监房大约十七八平米，长不到五米，宽约四米多。从里面墙到四米处垒了一个大通铺，这十几平米的地方住人。我进去时，这通铺上已挤了16个被拘押的人。地上三四平米，靠墙是抽水马桶、水槽，犯人可以在屋里大小便、洗漱和洗衣。
当时，正是开人大会期间，北京整顿社会治安，扫黄严打。于是这屋里便人越挤越多，只进不出。最多时押了26人，铺上爆满，地上只能挤着坐。我整整坐了15天！有的人结案去劳改或是放了，我也排队依次熬到了上炕的资格，却毅然放弃，宁愿坐在这又潮又凉的水泥地上。因为我不敢混迹在那群卖淫女中，怕被染上淋病。为此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落下了腰腿疼病！到现在我走路，熟人总说，李老师，你怎么走路摇摇晃晃？
东西送来了，大家看我得到家里送来的这么多生活用品，而且都是高级的，羡慕之极！她们中许多人是外地流窜来北京而被抓的，没有人送东西，有的也没有钱买。我俨然成了“囚犯贵族”。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15天，也是备受屈辱的15天！正是在这摧残肉体与心灵的15天中，我看到了社会阴暗的最底层的形形色色各种人物，我在这里读了“博士生”！
在这一堆卖淫女中，一个比一个漂亮，最漂亮的要数从沈阳窜到北京的那位小张姑娘。她比我晚进来一天，当然也是“睡地族”，她是从匈牙利大使馆出来时被抓来的。当她睡觉时，我看着她，好漂亮的姑娘啊，简直像个“睡美人”！我想着，她为什么要走这条人生路呢，就凭她的姿色，找个有钱有势的好男人是不成问题的呀。
还有两个新疆来的女孩儿，都是十七八岁，也长得不错。听说被两个“大款”（香港来的老头）包房，就是现在说的“包二奶”，再说得好听点，就是“性服务工作者”。每月包吃包住，还给每人每月一万四千元的零用钱，条件是随叫随到，也是“打黄扫非”期间被扫进来的。小姑娘烫着长长的钢丝发。她俩告诉大家，烫这个头发得140元（1989年称得上吓人的消费了）。闲得无聊，就翻出包里的衣裙穿给大家看，扭一扭，转转圈，摆弄个舞姿，美得不行。只是吃饭时皱着眉头，因为“大款”包吃，可比这拘留所的窝窝头强多了！
最使我无法忘记的是那位第一次让我知道“毛阿敏”芳名的的东北女人，听其他被拘留者小声告诉我，她是在建国门外掏包时被抓的，也是在这间监房里关押时间最长的。不管怎么审问，她都一口咬定自己叫“毛阿敏”，与当时的红歌星同名，决不说自己任何有关的情况。由于结不了案，她就在里面被拘着。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默认她叫“毛阿敏”了，称之“大毛”、“毛毛”。她是这里的一霸，每次吃饭，她总是推开别人，把饭碗从人头上伸过去。犯人轮流出去取饭分饭，不管谁分饭，首先把干的、上面带油腥的盛给她。否则，她就要打人。不光打一个，一打打一串。她可能在拘留所里呆的时间太长，已适应了这里的窝窝头熬菜汤，她很能吃，每顿两个窝窝头，一大碗熬芹菜或是熬白菜萝卜，全下肚。吃饱了无事可干，闲得无聊，就要找茬骂人或打人，她把全屋的人都制得服服帖帖。
我坐在地上从不看她一眼，几次她想对我挑衅，我始终未给她机会。后来我终于找机会干了我平生第一次干的，也是我最厌恶的事——向看守我们的李班长打小报告，谈了毛阿敏的所作所为。在她又滋事欺负小哑巴时，被李班长用电棍捅得呜哇乱叫，从此她收敛多了。
就这么个女人，常常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谁不说俺家乡好》，还有刘炽的《一条大河》、《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出拘留所心情平静后，告诉刘炽这件事，我说，老爷子，您还有一个知音在拘留所里呢，您应当去看看，表示表示您的感谢。刘炽笑得不行，说：“她真抬举我了，这么个女人居然唱我的歌，看来，我的歌，连罪犯都爱唱，我得谢主龙恩了。”
从她会唱的这些歌来看，她起码是“文革”前的中学生，也许是个老知青。从她的口音判断，她当是鞍山、辽阳一带的人。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暴露身份，可能是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吧。
还有个叫杨仙花的河南女人，名字很美，人却脏兮兮的，有点呆傻。在北京站卖淫，一碗面条就跟人睡觉。监房里谁也不准她靠近，被撵得踢得无处栖身，太可怜了！我让她挨着我，晚上我让她的头枕在我的脚上。我常常发现她把头放在地上，紧紧抱着我的脚。我知道了，她是怕把我的脚压麻了。这是我靠得最近的一个卖淫者，同情心使我战胜了对性病的恐惧。
一天半夜，这个杨仙花突然又哭又叫，在地上直滚，把大家吵醒了。有人开骂，有人要打。我奋不顾身地护着她，问她怎么啦？她说肚子疼得不行。我急得直用拳头砸门，喊“报告”！——监狱里要有什么事必须喊“报告”。于是，女囚们又冲着我开骂了，我不顾她们的臭骂，继续砸门大喊“报告”。正闹得不可开交，外面值班的看守吼着：“半夜三更你们要干什么？想造反！”总算是有人来了，我大喊：“报告！我们这里有人病了，病得很重！”后来杨仙花被人架了出去，再后来听说她子宫大出血，如果再晚一点性命就难保了。
最招人喜欢的是小哑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叫那学丽，才19岁，细瞅瞅还是个透着稚气的孩子。她很依恋我，后来也挪到我身边，坐在靠门的墙边上，依偎着我。她是在北京站掏包掏了14元钱被拘的。她一直靠着我坐着，白天时光太难熬，我就让她教我哑语，当时我还真学会了不少。小哑巴性情刚烈，爱憎分明，只有她敢于和欺负她的“毛阿敏”平打平造。
小哑巴先我被放出，走时直拉着我的手比比划划，嘴里哇啦哇啦。我的哑语学得还不行，没弄懂她说的是什么，但依依不舍之情从她脸上看到了。
这15天里，我结交了一 个难友，她是在我被抓的第二天进来的。是个六十来岁的女干部。她一进女牢，就说：“同志们，我没有问题，我是清白的！”
我心里好笑，但没笑出来。都什么年代了，她还来这一套，跟这些人说这个废话干什么！这些卖淫女、掏包女、诈骗犯能是你的“同志”吗？看着挤得满满的牢房，我挪了挪屁股，终于腾了一点点空当，示意让她坐下。她坐到了我的身旁，后来我和她自然接近了起来。
她对我很坦率，告诉我她是山东人，当年的南下干部，后来以调干生在人民大学毕业，学的是经济，在国家计委工作。她和中央某领导黄XX 侄孙女婿办公司，被人检举拿回扣而被拘审。她说她根本没拿什么回扣，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她看到女监里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况，还动员我和她为核心，做做可以教育的在押人的工作，向“毛阿敏”这样的人进行“斗争”，使牢房里风气好起来。
我笑了，对她说，这是共产党的拘留所，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你也别妄想学渣滓洞的江姐。面对这群地痞流氓无赖小泼皮，有什么工作可做？别扯啦，把自己屁股上的屎擦干净，出去就万事大吉了。
她的家里不知是没有人通消息还是什么其它原因，一直没有人给她送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我得到家里送来的东西后，就分了一些给她。但牙刷只有一支，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刷了牙后，就用牙膏把牙刷使劲搓搓用水冲刷干净，给她用。晚上她先用，用完后再如此一番我再用。一直到我出狱，我们都是这么循环着共用一个牙刷，一条毛巾。
到底熬到15天了，我出狱了，我把我的全部用品都留给了她，我对她说：
“这些东西你就用吧，你出去后，把它们烧掉埋掉或扔进护城河里。让这些东西不要再在我的眼前出现也不要让它存在。”她答应了。
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在北师大教书，女儿也有很体面的工作。我一听他儿子在北师大，觉得无比亲切，我姐姐、姐夫也是在北师大啊。我出狱还见了她的女儿，给她通风报信，让她设法给妈妈送生活日用品。她很委屈地对我说：由于她上班去了，法院把通知送给了她的邻居转交，后来又送到了她的婆家，大家都知道她妈妈犯法被逮捕了，使她在邻居和婆家抬不起头。我告诉她，“进去”的不全是坏人，我就是“进去”了，又从“里面”出来的，你看我是坏人吗？。一再嘱咐她，给妈妈送些日用品去。
我想起女儿小红，她陪着刘伯伯满世界找妈妈的情景，又是到法院，又是到拘留所，真太难为她这个大学生了。后来的日子里，刘炽一直对小红宠爱有加，而且一再跟我讲，小红当时天天骑着车跑朝阳医院，还让我姐姐给他做点饺子什么的带去，寸步不离他身旁，怕他出事。刘炽和小红的感情已远远超过了父女关系，他们还是忘年的朋友、知己。女儿有什么话不跟我说，跟刘炽说，因为，她觉得刘炽非常善解人意，比我通情达理。他们常常互相称呼“一帮的”，还说“加强帮性，一致对敌”，当然，这个“敌人”就是我啦。小红在外贸系统工作，工资较高，常常出国，大到发烧音响、电视冰箱，小到剃须刀，刘炽录资料用的磁带录像带，都是小红在国外买来送给“刘伯伯”的。还有那件红色的毛衣，刘炽上电视总是穿它，人们称为“刘氏服”。是小红到上海出差，跑了好几家商场买的，作为刘炽七十大寿的礼物。
看来，女儿和女儿差别也太大了，有打杀父亲的“狼女”，有父母出点事就觉得丢人而躲之不及的女儿，也有对父母不离不弃的像小红这样的孩子。
女儿不都是父母的“小棉袄”。
1989年9月，我的这位难友出狱了，来后，从报纸和电视里知道了我和刘炽的消息，给我往煤矿文工团写信，我们又联系上了。我还抽出时间到她三里河的家里看望过她，是小红陪着我去的。她告诉我很多我走以后的情况：那位“毛阿敏”不了了之，放了；两个新疆姑娘和漂亮的小张姑娘也放了；狱里又来了不少新的拘押犯。当谈到那段经历时，我俩唏嘘不已。她其实没什么问题，九月份也放出来了。
我出拘留所时，大家都请我给家里捎话，我在剩下的一块小肥皂上用手指甲刻上了他们家人的联系电话。我已经不那么厌恶她们了，出拘留所后，我都一一照办了。
牢狱的15天，我更多地感受到人间真情。我和刘炽的挚友、我们尊敬的大学者文怀沙先生，尽管80高龄，仍拄着拐杖，东奔西走，为救我出狱，找了各种关系。最后，和看管我们女监的李班长联系上了，由此我得到了相当的照顾，李班长常威严地把我吼出去，到她办公室“单兵教练”，然后和蔼地对我说：“出来透透气散散心吧。”女牢里很多情况是她跟我聊天告诉我的，她是军队下来的，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几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去看望她，当面感激她，这是我珍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但我终究没有去，因为，我不愿意看到那个地方，那“崇文区公安分局”的大牌子。
最难熬的是无书可看，我晚上从来都是捧着书看才能入睡的。那15天里，我几乎是瞪着眼坐到天亮。一天，一个在押犯接到检察院的公诉书，她看不大懂，就主动向她要来《公诉书》，我如获至宝，读给她听。一面读，一面给她解释。一遍又一遍地读，逐字逐句地解释，比给学生上课都认真。
这下可看到字了！看到带字的纸了！
她是因为其弟犯盗窃罪被捕，后来其弟有病住进公安医院，她帮助其弟逃跑而被抓进来的。她是我认为比较“干净”的犯人，也是借给我卫生纸的人。
15天过得是那样漫长，我心中惦记着病中的亲人，我想念刘炽，我渴望自由，在窒息中我倍感自由的亲切与重要。
我想起高尔基作词作曲的《囚徒歌》，那是我在大学时就会唱的。现在我坐在这拘留所墙角的地上，搂着小哑巴，靠着墙一遍一遍小声唱着这首《囚徒歌》：
太阳出来又落山罗 / 监狱永远是黑暗 /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 / 哎咳哎咳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 我决逃不出牢监 /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 / 哎咳哎咳挣不脱千斤锁链。
歌声传出，慢慢监牢里怪声浪调没有了，大家静听着，沉默着……
终于熬完了十五天，1989年4月15日，我被释放了，耀邦也在这天仙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