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饥荒时，她嘴里含着不能消化的稻草
大饥荒时，饿倒路边的灾民
1942年，河南乡村树皮都被剥光了
灾荒年间，国民政府仍在大量征缴军粮
大饥荒时，灾民爬满火车逃难
国民政府给灾民发救济款
《大公报》当时刊发的灾情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让人心碎神伤的民不聊生（上）
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饥饿仿佛海洋横卷一切的飓风。人们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野犬在路边啃食着尸体，父母将女儿卖去做娼妓，不堪忍受饥饿的老人，拿出最后的钱请别人活埋自己。
这不是世界末日，这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
这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多年以后，这个故事被导演冯小刚看中，并搬上银幕。
一个民族的灾难失忆，经由电影的串联，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河南全省111县106个遭受蝗灾“以水代兵” 阻挡了日军带来了灾难
1942年，我的家乡——河南延津，发生了吃的问题。
——电影《一九四二》台词
大饥荒的记忆要从1938年说起。
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6月，日军攻陷开封、中牟，进逼郑州。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入敌手。
河南尉氏县永兴乡段庄村的王瑞英，眼睁睁看着家里的茅草屋顺水漂走。黄水带走了她遮风避雨的家。她和丈夫、婆婆、两个儿女等七口人，从此居无定所。
“以水代兵”虽然暂时抵挡了日军，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的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曾经的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不断。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成为蝗蝻（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
1942年，洛阳乡下的人们，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旱灾所苦的田野，渴望一场淋漓尽致的甘霖。然而他们抬起头，看到的却是遮天蔽日的蝗虫，如同沉重的乌云，成群结队地飞来。降下的不是雨，而是铺天盖地的蝗虫。
被蝗虫遮住阳光的地上，出现了大片的阴影。在洛阳市伊川县白沙村，满地的村民吼叫着，敲打着锣鼓、脸盆，拍击着铜铙、铜钹，有的朝空中放纸炮，富户人家拿着快枪朝空中鸣放。人们站在一道山丘上，结成堵截蝗群的防线。还有的妇女，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祈祷。
蝗虫在空中忽东忽西，折腾了一阵，突破了人们的防线，像暴风雨似的呼啸而下。
一切都无济于事。蝗虫落在地面、树枝、草地、田间，“嚓嚓嚓”地大嚼庄稼。谷子、玉米和高粱全被吃成光棍，玉米穗也被吃去半截，连田埂边的杂草也荡然无存。
蝗虫吃了河南40个县，1943年达到90个，1944年升至106个（全省111个县）。
在大旱与蝗灾交织的荒年，已有1/3土地被日军占领的河南，却保持着两项光辉的“业绩”：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储量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枯竭了河南的民力、物力和财力。
“河南农民，是一头牛，一只骆驼，忠诚、驯顺、忍耐。他们默默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前锋报》记者流萤（本名赵悔深）在《喑哑的呼声》一文中写道。
1942年，赵悔深（笔名流萤、李蕤）作为《前锋报》（河南南阳一家民营报纸，今已停刊）特派记者，完成27天灾区行，留下了11篇《豫灾剪影》系列新闻报道，成为记录河南1942大饥荒的珍贵文献。
饥荒降临比日军入侵更可怕丈夫被拉去筑河堤饿死她饿得卖了女儿
花枝把树干剁碎，再一点点地磨成粉末，煮成稀汤喝；女儿铃铛吃了这些，解不出大便，花枝一点点地去抠；东家老范的儿媳，因五天没有吃东西，在产后死去。
——电影《一九四二》画面
一场大灾的端倪，已在整个河南平原显露出来。
陇海铁路沿线，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也苦旱无雨，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地区原本丰收可望，但不意行将麦收的时候，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紧接着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子满地生芽，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秋种之后，一连三月，滴雨未见，秋收更属绝望。
在自然界连年的暴戾之后，那块曾布满良田阡陌、养育着3000万生灵的广阔土地，已变成一个满目萧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与日军的入侵相比，农民眼前更为可怕的一场灾难——饥荒，已经降临河南。
“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提着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李蕤《豫灾剪影》）
如果王瑞英能看到电影《一九四二》，有一个镜头，一定会让她觉得不真实。她也许会指着银幕上那仍枝繁叶茂的树说：“那时，连树皮都被扒下来吃了！”
在河南博爱县的寨豁山区，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已断炊，靠挖野菜、捋树叶、刨草根、剥树皮，维持度日。很快，树叶被捋光了，草根刨净了，嫩绿的小树被剥得白白的，但饥荒仍在加重。
在河南的其他地方，有人把枕头里填充的荞麦壳掏出来吃，有人开始吃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有人开始吃一种“霉花”的野草。过去，这种野草，连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但灾民们还是把“霉花”的野草磨成汁，扬起浮肿的脸庞，忙不迭地喝下草绿色的腥臭汁液。
蜿蜒东流的洛河旁，远远的沙滩上，时常依稀望到蠕动的黑影。“这样大的风，河滩上还落那么多的雁！”来此采访的赵悔深忍不住发问。
“雁么？那都是人哪！”一个佝偻的老头告诉他，都是些女人和小孩子们在拾雁粪，回去用水淘淘，能淘出大雁没有消化完的草籽。
还有人开始吃白色的观音土，吃了后，下腹坠胀，解不出大便，被活活胀死。
王瑞英一家七口，先是婆母娘饿死，接着，丈夫被强行拉去筑黄河堤，在病饿中死去；二弟饿死后，弟妹被迫改嫁，她没有办法，把女儿小恩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不到两个月，一天夜里，饿得实在受不了的小恩，回到王瑞英居住的破庙门口：“妈，我回来了。”
“天这么黑，你咋回来了？”王瑞英赶紧扶起倒地的小恩。
“怕饿死，不能见妈！我饿，有馍没？给我一块。”小恩伸出手。
王瑞英一听，就哭了起来：“你奶、你爹、你叔都饿死了，哪有馍。好闺女睡吧，天明了妈去给你要。”懂事的小恩再没吭声。
王瑞英以为孩子真的睡着了，没想到，天亮，小恩却再也唤不醒了。
“她再也不会向我要馍吃了。”王瑞英说。
老头绝望地出钱请人埋了自己夫妇亲手煮了女儿香菊
“我听说灾区有人吃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看着蒋介石。“人吃人的事情绝对不会在中国发生。”蒋介石坚定地回答。“我看见了狗吃人，”白修德继续用肯定的口吻说，而蒋介石依然肯定应答：“这不可能！”像是抓住了机会，白修德把几张照片摊在蒋介石面前，照片上，目露凶光的恶狗，正在撕扯着残损的人体……
——电影《一九四二》画面
“狗在沿路逡巡，吃得膘肥体壮。有的尸体已被吃了一半，但野狗转眼就把头骨啃光了。”
白修德在《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写道。
真实的情节，远比电影残酷。严酷的饥饿，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郑州，一对疯狂了的夫妇，为了在他们离家去找食物时，孩子们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就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
在心智慌乱之中，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因为不愿听到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更有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饱饭。吃完之后，当家的宣布，这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河南南山，一个姓朱的独居老头，怕自己死后被“狼拉狗嚼”，拿出最后的60元钱，请人活埋自己。
当年灾民的一份食谱统计，“人肉”作为一种食品竟也赫然在列。
“下午见到一具死尸，夜里就会缺胳膊少腿。那时马路边的饺子摊，时常吃到带指甲的肉。”《前锋报》当年报道：“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马永道夫妇，亲手煮吃了女儿香菊。”
这是当年马刘氏对郑州警察局的“供单”：
警察：“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年几岁？”
马刘氏：“叫香菊，年五岁。”
警察：“你女儿几时饿死的？”
马刘氏：“女儿比她爹早死四天。”
警察：“怎么？你们想她？”
马刘氏：“她爹因我不能埋她，强迫我与他煮熟充饥不可。如我不给他煮食，他就自缢。我无奈给他煮了，他吃了一把，他也死了。”
警察：“以前吃过这种肉吗？”
马刘氏：“以前没吃过，这是我男的临死想的这个法子。”
这是一则苦涩而真实的幽默：有一伙人，在路边寻到一具“尸体”，才开始割臀部的肉，“尸体”醒了：“我还没死呢！”
“大灾荒，人相食现象时有发生，人的道德约束机制陷入瘫痪。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如精神颓废、麻木不仁更甚（于物质层面的损害）。”河南省档案局编纂的《水旱蝗汤悲歌》中说。
让人心碎神伤的民不聊生（下）
1942年，河南乡村树皮都被剥光了。
饥饿蔓延，当人们饿得绝望的时候，社会的秩序与道德开始崩塌了。
农村陷入了暴力的攻袭与劫掠，人们只有上路逃亡。在洛阳“人市”里，一条生命只值一斤米。
开往陕西的免费铁路，成了人们的逃荒救生船，许多人一去不复返。
暴力与劫掠充斥农村延津县72户大地主悉数被抢
突如其来的喧闹，惊起了东家老范。他打着火把一看，高墙下，黑压压的一片全是附近的乡亲。带头的村民“刺猬”说：“东家，咱啥也别说了，就来要口吃的。”老范一边打开家门，一边偷偷让长工栓柱去县城叫兵。不料，日本兵挡住了栓柱报信的路。听说老范偷偷报官，眼巴巴盼着吃顿饱饭的村民暴起，抢了粮食，烧光了老范家。老范的儿子也在混乱中被长矛扎死。
——电影《一九四二》情节
当野菜、树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时候，原本镇静的乡村和蔼温顺的农民们开始骚动起来。
被饥饿驱使的人们，仿佛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维系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礼仪、亲情与怜悯统统荡然无存。
集市上，到处出现了抢食的现象。有人买了个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就有饥民乘他不备，一把抢下放到嘴边，一边逃跑一边大口吞咽着。在将被追到时，饥民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馒头上，弃置地上。买主往往在对抢食者一顿痛打之后，也只能悻悻然地放弃被弄得肮脏不堪的食物。
也有的追上了，结果发现抢食者弱不禁风，一推就倒，买主叹息一声，也就走开了。
有的村庄，饥饿的农民们，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冲入麦田抢走田间的谷物。
杀人越货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河南延津县，全县72大户悉数被抢；1942年9月，河南上蔡县两位保长，一个叫翟凤翥，一个叫李相唐，相继选择逃亡。
民国时期，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以后略有变化。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保长被当地村民称为“土皇帝”，拥有“拉宪兵、摊派税赋”的权力，“油水大得很”。
电影《一九四二》里，小女孩铃铛问父亲、做长工的瞎鹿：“爹，啥叫逃荒呢？”瞎鹿回答，“不愿意饿死，出门找吃的，就叫逃荒。”东家老范，在出城时，坐在堆满粮食的马车上对女儿星星强调：“咱不是逃荒，是躲灾。”
——然而，饥饿面前，人人平等。
从“人市”卖到青楼做妓女16岁的姑娘换回6个树皮饼
“洛阳被服厂”开着卡车来招人。星星对老范说：爹，我去！老范急了，咱老范家从来都是买人，啥时候卖过人呢！星星说，爹，你就让我有条活路吧，加入被挑选的队伍。星星被选中了，捧着自己换来的小米，说：爹，今个儿年三十，闺女给你拜年了！老范仰天长叹：我老范辱没先人，大年三十卖闺女啊！
——电影《一九四二》画面
在河南西南部的唐河县，“人市”悄然兴起。每逢集，总得有二三十个被卖者“上市”。“她们像一群临刑的羔羊，凄惨地坐在角落处，等待着命运的支配。”家里为了换取一口粮食，将她们卖出。
如今家住郑州的牛士杰，出生于1931年。1943年的春季，他的妹妹出生了，没法养，送给了别人。“别人大概给了一斤米。”牛士杰记得，家里买了一些盐，用4斗黑豆换了地主家8斗麦。“那一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今年80岁的王妙云，老家在河南偃师固县乡固县村。“俺姐就是在洛阳被人买走的”，王妙云排行老末，上面四个姐姐两个哥，“命苦啊，两岁上爹就死了”，王妙云说。
为了活命，王妙云的母亲把她16岁的二姐带到洛阳的人肉市场上，换回了6个榆树皮和着高粱面儿做成的饼子，这6个饼子，维系着家中剩余几个人的生命。母亲为了让她能保一条命，也把7岁的她许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妇。
性也成了换取口粮的工具。电影里，星星被骗去的“洛阳被服厂”，实际是青楼。在1942年的河南，被迫将女儿卖去做娼妓的父母不在少数。在洛阳等地，性交易市场，一度出现了畸形的繁荣。
在河南巩县，《前锋报》（河南南阳一家民营报纸，今已停刊）特派记者赵悔深采访时居住的旅馆房间，时时从隔壁传来淫靡的声音。
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一百元，扣除给老鸨等的抽成，每次性交易，妓女能获得三十元的酬劳，恰好够买市斗一升（约合一斤六两）的米。而她们的家里，照例还有几张嘴等着。
在灯火四明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连房的笑声，天明的时候，听到的却是下流的咒骂或呜咽的啜泣。自然，这一斤六两米并非天天都能换来。”赵悔深写道。
火车一天只能免费输送1500人西安不让难民进 只能继续逃
相继失去粮食、儿子、儿媳、老婆、女儿的东家老范，抱着自己最后的希望——孙子留成，千辛万苦地扒上开往陕西潼关的火车。他以为，到了那里，就能闯出一条活路。然而，因为一路捂得太紧，他闷死了孙子留成。万念俱灰的老范，抱着“死得离家乡近点”的心，往河南返回。
——电影《一九四二》情节
河南大地上，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最终，在饥饿的河南，聚集成一个300万人的难民潮。
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的，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有人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有人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从头顶炎炎烈日，到滴水成冰的严冬，沿着陇海铁路线，“破破烂烂”的人群，滚滚地向西流着。
停着的一列火车，顶上挤满了菜色的人脸。火车的汽笛响了，声音激起饥饿的人群最后的力量。一个年轻的少妇，在几分钟里，从两丈多高、没有任何攀登地方的车顶爬上跃下三次。
没有人知道，这些命运已轻如草芥的他们，最终散落何方。
1913年出生的李德明，乘火车一路来到宝鸡。她的老家在河南武陟县杨城乡西司徒村。当时的洛阳城难民如潮，每天只有一班火车开出，还要凭“难民条”。虽然有“难民条”，但由于李德明抱着一岁多的女儿，一连挤了10天才终于挤上免费火车。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十万火急大逃亡”中这样描述难民们的逃荒之路：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铁路逃亡。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至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趴在火车顶棚的李德明，手脚早已麻木，而怀中的孩子刚开始还有哭声，后来又饿又冻，也就不咋哭了，“最后一次哭是在灵宝听到日本人的大炮声，炮弹就在火车附近炸响，震耳朵，怀里的孩子可能也被吓着了，哭了一声，像猫叫一样，她一直在我怀里睡，我再一摸她的额头，可热”。
火车到西安一停，李德明就赶紧找到一个以前来的亲戚，让他帮忙找医生给孩子看病，但那时西安城不让逃荒的人进，“我们只得到北关难民集中的地方挖个地窖先住着，医生也找不到，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怀中死了”。
李德明的愿望一个个落空了，当时的西安已经变得与洛阳差不了多少，到处是逃荒的难民，到处是卖人的人肉市场，李德明只得扔掉孩子的尸体，与另外几个老乡一起，再次扒上开往宝鸡的火车。
“人民正在死去！” 河南3000万人口饿死300万
蒋介石问李培基，1942大饥荒，河南究竟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犹豫了一下，回答，政府统计数字，1062人；蒋介石问，实际呢？300万，李培基低声嗫嚅。
——电影《一九四二》情节
据《河南大事记稿》，1942年，河南全省人口3000万，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濒于死亡等待救济者1500万人。
300万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你可能还知道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期间，受希特勒和纳粹迫害，奥斯维辛里死了100多万人。而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受难者，相当于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上百万的河南灾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大量的河南人从此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他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他看到白色的苹果花、深玫瑰红色的桃花次第开放，眼前又展现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油油的小麦低垂着麦穗。而仅仅几百英里之遥，河南和那些死去的人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
回到重庆的他，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天灾无情人祸泛滥 地方政府瞒报灾情 强征军粮压垮民生
官僚体系让赈灾失灵（上）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只知道这里发生了灾荒，但我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有人死去我可以接受，但让我难过的是，我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多灾民颠沛流离，我却看不到政府的援助。”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到河南洛阳拜访梅甘神父时，谈及到达灾区后的感受。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怀特，1915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师从历史学家费正清。1938年，刚毕业的白修德带着一笔旅行奖学金来到中国，他曾为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工作，之后成为《时代》周刊驻华记者。1943年2月，他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深入河南灾区采访，发回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灾荒报道，并拍下大量珍贵的照片。
发生在河南的这场大灾荒，一直从1942年持续到1943年，经历一轮漫长的春夏秋冬。
对于死去的300万人和流离失所的民众而言，等待政府救援，与等待灾荒结束、来年收成到来一样遥不可期。
有心整理当年史料的研究者发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场浩劫？
无论是当时的灾荒亲历者，还是后来的史料挖掘者，在回溯这段历史时，都会这样追问。
最初的灾情报告被忽视
在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前，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已经沦陷，约占河南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饱受战乱之苦的河南早已不堪重负。资料显示，自抗战以来，几十万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粮食、草料及兵源的补充全靠“就地取材”。在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生态的改变加剧了当地的困难程度。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开后形成的黄泛区，使豫东平原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民众大批涌向国统区。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就滴雨未下。黄泛区的土地经过大旱炙烤后，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
最早报告灾情的就是黄泛区周边的县，但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回忆：“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全无。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灾情信息还是透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国民政府高层官员那里。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接到驻洛阳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陈述灾情的电报。电报中说，“人民已成灾黎之象”，“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何应钦将电报内容转给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后者很快也得知了豫东各县的灾情。
两天后，在河南南阳创刊仅半年的民营小报《前锋报》，通过社评发出“灾象已成”的警示，呼吁政府当局“迅谋救灾对策，实行粮食节约”，“如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
政府并没有如社评所期许的那样“迅谋救灾”。
催缴军粮的任务压倒救灾
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已得知灾区的消息。他在7月份的抗战五周年讲话中曾说，要将灾情调查清楚，申报中央，并到西安谒见蒋介石面陈灾况。不过，那时的重点仍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研究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学者宋致新注意到，早在八九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已经知道河南有灾，军粮征缴困难。他赶到西安，在王曲第七军校召开“前线军粮会议”，下令将西安的粮食调运河南，确保驻军军粮，同时决定将河南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事后，粮食部长徐堪又把250万石改成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约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超额完成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日后还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跟随李培基赴西安参会途中，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见到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
9月份，河南省成立救灾委员会，并分设县和乡镇救灾委员会。28日，李培基对政府人员做讲话时指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政府制定了七项救灾方针，包括竭力减轻人民及地方之负担；政府颁布救灾的法令、计划与办法；筹集经费和粮食；要求灾民麦收后仍然及时春耕等。
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成立的各县救灾会也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事实上，当时的工作重心仍是放在征粮而不是救灾上。
军粮配额定下后，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催交军粮才是真正的目的。
张仲鲁从洛阳出发，一路调查荥阳、郑县、新郑、密县、郏县等地情况。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张仲鲁还看到，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也有剥树皮的。在其他县视察时，已看到有人倒毙在路上。
到这年秋天，灾情已蔓延开来，“灾情最重的县份，时有人食人的惨事发生”。
灾情迟迟没有上报
因为灾情日益惨重，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动，推选刘庄甫、任兆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吁请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
杨一峰回忆，到重庆后，才知道中央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的蒙蔽，连在重庆的河南同乡都少有人知道灾情如此严重。
10月份，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在密县召开的灾情报告会上，省政要员和各县都派代表参加。李培基赴会途中还传话给代表们，“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有参与者回忆：“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
之后，在河南驻军宴请的筵席上，张厉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了搦脖旱（搦脖意为掐脖子）！”
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两位中央大员曾在洛阳开会，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张仲鲁说，第二天，两人到郑州以南灾情最重的几个县视察。路上见到有灾民在剥树皮，张厉生还说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张继、张厉生最终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给蒋介石。
灾情的严重程度，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官僚体系让赈灾失灵（下）
食物成了“硬通货”
河南籍国民政府参政员郭仲隗，当时也在为呼吁救灾奔走。他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树皮、观音土等，在10月30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
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冯玉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其中包括观音土。
此时，身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传教士的信件，于10月26日发出一篇《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里，白修德提到国民政府的一些救灾措施，“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政府已经筹措1000万元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
不过，白修德此后深入灾区调查，却发现不一样的景象。他在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里提到：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的2亿元法币，运到灾区却只有8000万，银行还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只给兑83元零钞；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大发横财；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在灾区，“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
“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白修德说，“在重庆，确切地讲，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
报纸报道灾情被停刊
尽管声音微弱不被重视，当时的一些报纸，还是不遗余力地发出呼吁。
较早发出灾情警示的《前锋报》，12月6日发表《天寒矣，再为灾民请命》的社评，呼吁各县政府为灾民预备临时夜宿房舍，至少使过境灾民不在霜风冬夜露宿屋外，免得饥寒交迫而冻死。
“县府诚然事忙，但救灾也是要政，民多冻死，政果何为？”这篇社评说，“请负有救灾责任的诸先生吃得饱饱的，穿得厚厚的，在风夜，在清晨，到有灾民住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饥寒交迫、瑟缩一团的灾民是如何在那里与寒冷饥饿相抗，这总是合理的吧？如果连看也不看，只管自己吃饱穿暖，不问灾民的饥饱、寒暖、死活，就不说职责，良心似乎也所不许吧？”
刚被派到河南的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用自己调查到的情况质疑，“省政府没有负
起详细调查（灾情）的责任”。在中央大员张继、张厉生视察过的叶县，张高峰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饿死冻死，“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在忙着纳粮”，政府规定要各机关公务员节省的粮食，灾民也未得到半两。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在所住的叶县寺庙里写下这样的话：“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这篇《豫灾实录》刊登在2月1日的《大公报》上。第二天，《大公报》发表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再次对救灾落实情况提出质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天的报纸中，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消息说，“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上年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在社评中说，“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通讯和社评相继见报后，《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没过多久，张高峰在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刑讯，后来被押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总部。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也因透露具体灾情，被指责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国民政府对媒体的管控由此可见一斑。
白修德决定到河南实地采访，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惩处造成“灾情外泄”的人
2月底，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进入河南灾区。
在那里，白修德看到政府试图封锁的真实灾荒情况：政府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比土地产量更多的粮食。除此之外，还有供养地方政府官员的税收，一个地方官员每天的配额是4磅半粮食（1磅约合0.9斤），来保证他一家的生活，不管人口多少。士兵的配额是每人每天2磅，那些虚报编制的军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饷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卖掉它们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则花钱从黑市上买来粮食赈济灾民。
在3月22日发表于《时代》周刊的报道《等到收成》中，白修德特别提到一个细节：“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官员设宴招待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报道刊发后，引起美国舆论关注。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看到报道后，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遭到拒绝。
3月底，急切想要面陈灾情的白修德辗转找到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才见到蒋介石。白修德回忆，当他拿出狗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时，“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
从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日记里，可以看到他在4月9日写下这样几句话：“注意（三），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
两天后，蒋介石又在日记里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者宋致新认为，蒋介石的这两篇日记，为他以后对河南灾区所采取的政策提供了佐证。一方面，蒋介石开始集中政府力量，确有成效地去实行救灾；另一方面，他惩处了一批造成这次“灾情外泄”的人，同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等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
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白修德收到梅甘神父的一封来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救灾过程中曝出贪污案
与政府迟缓的行动相比，民间力量早早就开始介入救灾，比如国际救济会。
1943年3月25日到4月20日，宋致新的父亲李蕤作为《前锋报》特派记者，骑着自行车在灾区采访，以“流萤”之名发表报道，“流萤”寓意黑暗中一点微弱的光。
他在4月17日的一篇《友情的巨手》中写道，国际救济会在过去便已存在，设立目的是救济从沦陷区过来的难民。1942年7月河南旱象呈现后，国际救济会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到9月，灾情更加严重，他们请总会拨款创立四个粥厂。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郑州、广武、荥阳等灾区县。算上已经办起的四个粥厂、一个难童学校和两个收容所，共计5880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
报道还特别提到：“（救济会）每月开支二百四十多万，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有年逾七旬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决不主张发放的过程手续繁复，拿这个钱开支到发放的过程上，尤其害怕沉淀到经手人手里。”
与之相比，国民政府虽然不再停留于“纸片救灾”、“上以纸片令下，下以纸片呈上”，但仍然错漏百出，不断出现贪污案。例如，汝南粮管处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仓库存麦出卖牟利；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伙同会计，私吞200万救灾款回家买地。李蕤在报道汝南的灾情与贪污案时痛斥：“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
国民政府用于购粮平粜的救灾贷款拨到时，已是1943年的春天，经手的是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到麦子快成熟时，一批发霉的麦子才运到灾区，强迫灾民购买，之后再经过分发手续，到发放时灾民已吃到新麦了。
两年后，李汉珍在大灾期间贪污赈款的消息才被曝光。
国家和民族 怎样把灾难转化为智慧与共识？社会和公民如何铭记和面对我们的灾难史？
专访中国近代史专家原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袁伟时和中国现代史、河南地方史专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
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饿死300万人的悲剧。
对于这个近代史上的大灾难，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该如何面对、记忆和反思？
电影和电子媒体的发展弥补了历史教育的缺失
记：《一九四二》作为电影，艺术成分可能居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真实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
袁伟时：这部电影的编剧刘震云先生研究他的家乡——河南1942年的大灾荒多年，早在1998年，他就撰写了《温故1942—1942河南大旱》，研究非常扎实。我看过他最近发表的有关谈话；我相信他对这场大灾难的叙述，基本史实是可靠的，不能轻率地说是艺术虚构。
我也阅读过反驳刘先生和批判这部电影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有颇大的逻辑漏洞，例如说国民政府分几个阶段组织救灾等等。但从当年的《大公报》到刘先生都没有说政府没有组织救灾，而是记述因为政府腐败，实际（赈灾）效果很差；1943年，饿死300万人这个铁的事实无法否认。
这场大饥荒的原因是大旱，而战争和政府的腐败加深了灾难。研究历史需要冷静、全面检视史实，没有必要为当时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错误辩护。
徐有礼：1942年河南灾荒原因是多重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处在一种非常态即“战时状态”。导致巨大灾难的是“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因素。
所谓天灾，是抗战以来，河南屡屡遭受自然侵袭，例如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水灾；1941年秋季以来连续10多个月的旱灾。
所谓人祸，首先是日本侵略致使河南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日军在华北统治区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加紧对战略物资特别是粮食的掠夺，另一方面是对国统区、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切断了物资贸易往来，加剧了解决灾荒的困难；其次，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救灾不力。
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必然现象。救济灾荒，则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和政务活动之一。民国时期也不例外，以河南为例，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党政府时期，都有省、县一级的赈灾机构和组织，大灾以后的赈济活动不论是否及时、完备都会进行。
蒋介石了解河南受灾，但不认为有那么严重，直到看到《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拍摄的照片后，才深有所触。部分地方官吏阳奉阴违，克扣贪污，使救灾措施大打折扣。
记：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在此后的70年间，包括这些灾民的后代，很多人似乎“选择”了遗忘，为什么会这样？
袁伟时：遗忘不是自己选择的。长期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苦难太多，容易麻木；加上多年来运动或新的折磨纷至沓来，应对艰难，更缺少反思的余暇。
不过，知识阶层中坚守学术良知和批判精神的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些灾难，专书和有关的文章不少。但这些成果传播面不够广，致使一般民众知之甚少。谢谢电影和电子传媒的发展，终于引来各方迟来的关注。争论带来真相，也引发了各种观点的碰撞。
徐有礼：当然普遍的调查，有相当多的人不知晓这段历史，我认为主要是历史教育的缺失或者我们每个人对历史的敬畏。这次灾荒在中国通史中都没有记载。连河南省很多人都知之甚少。但是，河南省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开始，在《历史》教科书中就有这段记载。
郑州大学和其他高校在历史专业中，一直开设有《河南现代史》课程，其中也有较多的篇幅论及1942－1943年的灾荒。
饥荒不可能在民主国家中发生国民政府不顾民众生死仍在征粮
记：饥饿一度萦绕中国近现代史，饿殍为何撼动不了权力的反思，可不可以说中国式权力对于饥饿钝感，更是对个体的蔑视？政府救灾体系应该做哪些变化？
袁伟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个著名的论断：“饥荒不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这表明，政治自由，以民主制度的形式出现，有助于保障经济自由（特别是免予极度饥饿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免予饥饿致死）。”
这个结论掷地有声，特别适用于观察1942年河南大饥荒。毋庸讳言，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专制政权。抗日战争当然给救灾带来很大困难，但症结在于这个政权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它没有不关心选民就会遭抛弃的危机意识。不是“权力对饥饿钝感”，而是权力对没有选票的民众的钝感，蒋介石及其部将实质是蔑视民众、蔑视生命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们蔑视舆论上。
河南大灾的消息，当时各大报不断有所披露，国民政府也有赈灾委员会、赈灾计划、派专人视察等措施。可是，政府不顾民众生死，依然在征粮和强制“购粮”。有的学者发现：当年1942年发生灾荒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给郑县拨的这个粮最后是它征购粮的25倍。”这样的政府在民主化以前，它对民众痛苦的“钝感”是很难改变的。与此同时，没有民主、法治，腐败肯定会成为无法根治的痼疾。
触动国民政府神经的是新闻舆论。重庆《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写的《豫灾实录》，揭露树皮吃光了，妇孺等死，时过半年，尚未见到赈款。第二天王芸生据此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政府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很快在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嫌疑”逮捕。《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赴河南采访揭露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状，发表后让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大怒，要求报社解雇白修德。
救灾体系应该怎样改造是枝节问题，关键在当时的国民党专制政权要彻底改造为民主政权。有过机会，但它没有及时抓住，最后导致它在大陆统治的坍塌。
徐有礼：1942年国民政府应对河南饥荒的迟缓和不力，既有旧中国救灾体系的固有弊端，各级官僚的被动、消极等原因，也有战时状态、统治体系涣散、社会秩序失衡的原因。
自由地考察灾难的原因与后果把灾难转化为智慧与共识
记：大灾难中，中国贫民能在夹缝中生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九死一生之后继续繁衍生息下来？群体无组织、社会力量涣散是否加剧了灾情，政府为什么害怕健全的社会力量？袁伟时：说起来令人心酸：这是动物繁殖的本能。早就有学者揭示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越是穷困，生育越多。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几乎只剩下本能了。
前现代中国，没有集会结社自由；人们结合的纽带，主要靠血缘关系。当大灾摧毁了薄弱的经济，出现的只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人吃人。强悍的则铤而走险，当强盗、土匪。
徐有礼：逃荒是一种无组织、目的性也很不明确的流动。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似乎没有发生过作用，应该说“求生”的欲望支撑着灾民的行动。
电影从新的层面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特别是灾难史的关注，其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如何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诠释这场灾难、从文化的角度多层次地考察这场灾难的原因和后果，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新任务。
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何面对过往的大灾难，除了《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之外，还能做哪些？
袁伟时：电影《一九四二》确实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贡献很大。有不同的评价非常正常。政府的责任在不要设置禁区。在自由环境下，人们自然会努力收集有关材料，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弃伪存真，经验教训就会浮现，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是把挫折、灾难转化为智慧的唯一正确途径。
把这些事实和教训写进教科书，则是让这些苦难中得来的教训代代相传的最好途径。了解历史，了解“我是谁”，了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过去，是公民的正当要求，不要为满足这个要求设置障碍。
徐有礼：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其中历经的灾难，更是值得借鉴的参照物。但是基础的工作是完整地了解、记录和实事求是地面对，才能形成一种有益的力量。比如，电影反映的仅是1942年河南国统区的状况，而对当时的解放区、沦陷区的情况基本没涉及。特别是解放区同样受灾，同样有大批难民流入，随着救助措施的实行，由解放区外逃的现象却很少。当然，这不是苛求电影要全面，而是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的责任。
温故不易，知新更难。
-------------徐迅雷评论
在设施先进的现代影院，看《一九四二》电影，心情当然沉重。冯小刚真的很不容易，只有这样有思想有良心的导演，才会历时19年，锲而不舍、锲而不舍，把刘震云的一部小说变成震撼人心的电影。
原本富裕的地主，一家向西向西，从逃难变成逃荒，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死，原来这么容易；生，原来这么艰难。“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都变成了奢望。
这是电影快要结束时的一个镜头：蒋介石问河南的“一把手”李培基，究竟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犹豫了一下，回答“政府统计数字，1062人”；上下皆知这“政府统计数字”是怎么回事，蒋介石于是问，实际呢？李培基低声嗫嚅：300万。
这是关于河南1942年灾难的概数：全省人口3000万，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濒于死亡等待救济者1500万人……如果不是刘震云的小说、冯小刚的电影，这些数字依然知者寥寥。
刘震云是我喜爱的小说家，但他的《温故一九四二》真是一部很糟糕的小说——如果用严格意义的小说尺度来衡量。要人物没人物，要故事没故事，要情节没情节。假如删去那些对话，就是一个纪实文学，或曰报告文学。这样的小说，传播效应是很差的，大部分人不会去读。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后来再创作的。但是，这不会降低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分量。
电影《一九四二》，一定会让人想起奥威尔虚拟的《一九八四》，或者其他的写实的年份。哦，那不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更不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就是中国抗日战场最难熬的1942年，就是1942年的中原河南。大旱加蝗灾，天灾加人祸。河南处于中日双方军队对峙的接合部，水深火热中的受灾百姓更加遭殃。柴火、雁粪、观音土都成了食物，这些都吃光了，等在前面的只是死亡。
电影没有直接描述人吃人的情况，只是含蓄地提到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连人影都没了。而在刘震云的原著里，对“人吃人”的情况是有专门叙述的——“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在这个段落里，刘震云感叹：“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见《温故一九四二》第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饥荒频仍的国度，“灾荒之多，世罕其匹”，灾荒记录不绝于史。历代政府对防灾救荒表现各异，学界对灾荒的反思反省也有断有续。如今我们能够吃饱了，真的不能“饱了肚皮忘了饿”。好在知识界对灾荒历史还是有很多研究的，比如这些书籍——《中国灾荒史记》、《灾荒史话》、《中国灾荒辞典》、《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农业灾荒论》、《文明灾荒与贫困的一种生成机制》、《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以及初版于2005年、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等等等等，都是很严肃的研究著作。然而，仅仅只停留在学界，研究灾荒史的“温故”，很难促使广大民众“知新”；正是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能让众多观众看见灾难、反省历史，其功其德，真当无量。
让我们记住：如果忘记过去的灾难，那么灾难就会悄悄地潜伏在你前进的路上。
---------参考资料：《1942河南大饥荒》《看历史》《大河报》《成都商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外滩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