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学家的技艺的评论
一
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被誉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该学派的学术刊名均有“年鉴”二字，便由此得名。年鉴学派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相对。实证史学是自然科学神话的产物，它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然而，史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实验可以重复，而历史一旦流走便不再回头，时间、空间都无法再次交汇。在意识到实证史学的局限后，布洛赫率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观，这便是其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主要动因。布洛赫笔下的新史学是以大历史观为指导的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这样的历史不论在宽广度，还是纵深度上都要大大超过前人。
二
横向来看，年鉴派扩大了旧史学的视野。已往的史学总是关注“帝王将相”的故事，其研究重心在于上层的、中心的、大事件、大人物，关于这一点只消考察历史时代的划分便可知晓。正如布洛赫所说：“时代的划分往往以统治者的更替、王朝的征服为界……在民族史中，国王的更替就成了分期界限……当历史上不再有国王时，人们就以政府为线索，好在政府也是会倒台的，于是革命就成了历史分期标志……”。根据上述线索所书写的历史必然只能是精英史、政治史，布洛赫所要做的正是打破旧史学的这种局限，他试图把历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用后 来人的话来描述，叫做“从阁楼到地窖”。
“从阁楼到地窖”的转变，扩充了史料的来源，使原本看似平常无奇的数据、文件、书信，发挥出不容忽视的作用。传统史学多以政府公函、前人史学家所著史书为史料，日复一日地研究这些历史学中滥用的“经典”，只能将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只有充分重视现有的一切历史文书、文物，才能将史学引向更广阔的天地。此外，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将史料分为“有意”的和“无意”的两类，虽然“有意”的史料往往比较有名、具有相当的价值，然而在布洛赫看来，显然是“无意”的史料更为可靠。
“从阁楼到地窖”的转变，给与历史学以更广阔的学科基础，使之不那么固步自封，它拓展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联系。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提及涂尔干的社会学，他认为历史学可以从中受到重大启发。其本人的代表作《国王神迹》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他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因此，能在其他心理的事实中找到它们的前提条件。”
“从阁楼到地窖”的转变，为分类专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毕竟象牙塔里所能容纳的东西只能是极少数的。布洛赫将专史定义为历史的专业化，即一种垂直状态的知识，也就是划定有限的范围来证明其合理性，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证明专业化是合理的。他认为，只有对现象加以分类，才能弥补人类思维的局限和短暂生命所带来的欠缺，才能充分揭示主要的历史动力。新闻传播史，作为历史专业化中的一个分支，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
纵向来看，年鉴派延伸了旧史学的跨度。布洛赫指出：“……我们的研究证明，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自古及今的。”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它对历史的影响决不亚于一次政变或战争。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名为：“1587，AYear of NoSignificance”，正如该英文名一样，1587年实在是历史长河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年，几无大事发生，然而，正是在这一片寂静中，他发现了数百年后导致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源——以德治代替法治的传统制度。黄仁宇这种“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重新检讨”的角度和方法，正是年鉴派所倡导的。
布洛赫说：“整体比部分更有确定性。”这一观点被年鉴派的接班人布洛代尔发扬光大，他将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即环境，环境变化虽然缓慢，却渗透到人类所有的活动中；中时段对应的是群体生活、经济与所构成的社会，需上百年方发生变化；短时段对应得是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在一百年之内甚至几十年之间发生。他还说，长时段是结构，中时段是局势，短时段是事件。显然，局势比事件要稳定，而结构又比局势更稳定。
稳定的结构和非稳定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就自然引出了这样的问题——历史的偶然性究竟如何界定？又或者历史有没有可预见性？历史的偶然性针对的是事件，而历史的预见性则是针对局势乃至结构而言的。布洛赫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价值，然而，造化弄人，正当他着手对其进行具体论证时，他却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枪杀。学者所留下的未解之题是学术界的遗憾，而学者本身的惨死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布洛赫未及完成的第六章“历史的解释”和第七章“论预见”，原本应当是最富创见的思想，我们现在却无缘详尽了解。然而，仅其留下的关于这些话题的提纲就足以成为年鉴派，乃至新史学至高的新起点。
四
布洛赫所强调的总体史，经过其后的年鉴派学者发扬光大后，却走向了极端，产生了异化。前面提到的布罗代尔由于把过多的笔墨放在长时段，而忽略了对事件的关注，于是，有人就批评说，布罗代尔的历史中没有“人”。如果布洛赫尚在世的话，面对这样的指责定会失望之极。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简洁果断地说：“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作‘人类’吧。”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离开了人——这个史学的基本要素，再宏大的叙事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优秀的史学作品都少不了生动细致、真实可感的人物刻画，还是举《万历十五年》为例。该书每个章节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展开，通过对其人其事的叙述来展现时代的特征以及民族的特性。作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章中指出“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而他运用在该书中的历史写作手法正是他对于这一准则的亲身实践。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正是当今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一味地强调事件，会导致见木不见林的倾向；而完全无视事件，则既无树何来林？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正是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所作的探索：一方面，他宣称，历史是一门饱含“诗意”的学科，它比其它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而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恢复想象；另一方面，他又格外注重对史料的应用和考证，以经验主义的作风仔细观察特定的事实。这便是历史学家的技艺——“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质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洛赫在此所作的，不仅是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更是全人类史学的宣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