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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过程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历史其实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向前看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当地向后看一看，否则就会因现实不能符合我们的理想而看不到已经取得的进展。有些人否定改革，主张回到过去，就是由于只看到了改革中的失误，而没有看到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
现在很多习以为常的做法，甚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初却是很严重的问题，以至于产生过长时间的争论。有些做法和说法，现在看来显得十分荒谬或者非常可笑。回顾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充满了曲折与反复；在这个过程中，旧的观念、旧的势力时常地会冒出来，与前进中的力量进行较量。也就是说，今天取得的这些进展虽然看起来还远不理想，但却是来之不易，每一步都付出了代价。
即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变化，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过程才实现的。
现在，我们到了商场里，已经真的成了“上帝”，售货员对你热情有加，甚至让人感觉有些过度。然而，在七八十年代，情形完全相反。那时媒体上谈到这个问题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顾客就是上帝”，商场里也这么写着。可是，顾客在商场里的待遇却如同奴仆。那时的商品都摆在柜台里，没有现在这样的开放式的柜台，因而要买商品，必须让售货员拿。你得非常客气地跟她（他）说话，好像求她似的，一旦惹她生了气，就别想买到东西。如果你看了不满意，想再换一个看看，她就开始不高兴了。至于买货以后的退货，就更是困难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卖家都是不退货的。现在可就不同了，你几乎完全可以无理由退货。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初才有好转，现在再也没有人说顾客就是上帝了，因为顾客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待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一是因为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那时的商店都是国有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了私人经济，但还不足以与国有经济相抗衡。所以商场觉得自己皇帝的闺女不愁嫁，当然就不把顾客放在眼里了。
二是商品匮乏，很多东西都买不到。比如电视机、洗衣机等新的产品，商店里根本没有。要买到这些东西，要么凭关系，要么凭票。九十年代初，北京电视机厂生产的电视机，十八寸的卖价1800元，厂子里发给职工的福利就是一张票，这张票可以卖1000元。这意味着，买个十八寸的电视机要化2800元。可是，一般人的工资也不过100多块钱。在这种情况下，是顾客有求于商人，他的地位自然也就低了。现在则不同了，已经进入了商品过剩的时代，是商人求着你去买，他自然不敢得罪顾客。
三是没有竞争。由于是计划经济，即使改革多年后计划经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因而缺少竞争机制。没有竞争，也就意味着没有对于顾客的争夺，顾客也就不可能受到尊重。
最后，直接的原因便是没有奖励机制，售货员卖多卖少一个样，与她的收入无关，她当然没有积极性。由此看来，商品经济导致了对于人的尊重，尽管这尊重是出于利润的目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持抵触和怀疑态度，即使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初我正上大学（1979），对于改革的措施也是很怀疑；就连农民也表示怀疑，觉得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即使实行单干以后，农民的生活比在人民公社好了无数倍，农民也依然有这种怀疑。这是过去宣传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毛时代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因而改革开放后所采取的政策让人觉得是倒退。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因为旧的规章制度正确，而仅仅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地生活于这种观念中，形成了一种习惯。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大约在1978年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旨在否定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和马克思等人的说法不能更改的观念，也就是否定那时形成的一些成见。“文革”时期形成的那些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纯粹是本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这种按照本子上的说法去剪裁现实的思维方式不改变，社会就无法前进。
除了真理问题的讨论，还发生了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这都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些讨论，与那时常常出现的整人的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与之相对的思想解放运动。大约在1979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一篇短文《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这场讨论涉及到了人生所有的问题，比如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怎样活着、为自己活着还是为他人活着、人是自私的还是利他的等等。这场讨论深入而彻底，在年轻人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也在讨论的影响下，思考了有关人生的重要问题，写成了《生的沉思》、《论幸福》、《论不朽》、《论自我》等几篇文章，对自己的思考进行了总结，由此形成了人生观的基本构架。
改革之初，个体的私生活与公共领域还没有分开，两者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本该属于个体私事的问题也会为公众所干预。比如头发的长短也成了公众讨论的问题。有的男孩为了标新立异而留起了长头发，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国将不国。有一段时间又兴起了喇叭裤，裤腿特粗，一些年轻人群起效仿之。结果又是 一场争论。有人画漫画进行讽刺：画面上有个人从厕所出来，留长发，穿喇叭裤，一个小孩子从后面问：阿姨，哪是女厕所？那人回头喝道：谁是你阿姨！现在呢？你留长发还是短发，你裤腿有多粗，谁还在乎？只要没有影响了交通就行。
人们之所以对此大惊小怪，是因为过去大家都是穿一个样式的衣服，一样的打扮，几乎没有个性可言，一下子看见这么有个性的穿戴难以接受。如今，无论穿什么、留什么头发、头发染什么颜色，大家都不再感到奇怪，一方面是见惯不怪，另一方面是有了宽容的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至80年代中期），人们的性爱观念虽然有一定解放，但还是“文革”时期的一些观念依然存在着，男女之间的“作风”问题依然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大学里，如果恋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会受处分或被开除，有大学生抛弃原来的恋人（还不一定是原配）也会被开除，单位里的人也会受处分甚至被开除公职。这个问题被认为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情人”更被认为是“破鞋”，而现在已几乎是司空见惯了；那时同性恋是一种犯罪，是要蹲监狱的，现在大家也习以为常，不觉得那么奇怪了。我并不赞成同性恋，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表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宽容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开放的过程也正在进行着。性科学的书出版量巨大，一些黄色书籍在悄悄地卖，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一个人体解放运动，人体摄影作品摆满了大街小巷；这一热潮的高峰便是1989年春天在中央美术馆举办的人体绘画展览，美术馆前面每天等待参观的人们排成了长龙，达四五百米，一直持续了数月。
那一段时间里，仿佛中国人几千年来才第一次发现了人体之美。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有伤风化之类，但这声音在人体解放的浪潮里被淹没得如同蚊蝇之声，没有人听得见了，也几乎没有人去听了。经过了这场运动，人体之美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今天才可以在大街上欣赏到那么多的美腿、美胸。现在，称赞一位女士漂亮她会报以微笑，而在过去，这被认为是流氓行为，是要挨骂的。这之间的区别真是犹如天壤。
在音乐方面，“文革”时期宏大、雄壮、口号式的革命歌曲渐渐远去，逐渐被富有人情味、抒发个人情感的旋律所代替。以李谷一为代表的一批歌手，唱出了人们的心声，他们的歌曲传遍大街小巷。不过，那时的歌曲大多是歌唱祖国的大好山河、怀念和思念、抒发对于过去所受痛苦的情绪，歌唱爱情的有一些，但不是太多，也比较严肃；这与今天的歌曲截然不同，现在的歌曲是非爱不唱，几乎没有一首歌不是唱爱情的，几乎是爱的泛滥了。
港台歌曲在大陆极受欢迎。最早来大陆唱歌的是香港歌手张明敏，他一下子成为人人皆知的明星。虽然他唱的歌曲也是赞颂中华文化的，但风格与大陆歌曲迥然不同，渗透着个人的情绪，抒发的是个体的感受，个体占重要地位，富有人情味。这可能是它们得以流行的原因吧。从此以后，大陆流行音乐的风格彻底改变了，渗透着人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不过，已是两岸猿声啼不住了。
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这些小说多数是由“知青”撰写，此外还有右派，主要以回忆在“文革”和“反右”时期人们所经受的痛苦为主。这些作品是对毛时代所制造的种种灾难的控诉。这样大规模的集体控诉是前所未有的，在毛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按照毛时代的标准，这些作品都是“反动的”，均够“反革命罪”。我读过且依然记得的作品，除了《伤痕》外，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绿化树》（后两本是右派作品）。
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一些纪实作品，如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也属于伤痕文学的范畴。其中最有名的是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记述了他的哥哥遇罗克的生平和遇难的经过。遇罗克是“文革”期间无数因政治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人之一，他的罪行仅仅是因为在日记里表达了对于“文革”的不满。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便是张志新。她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以反革命罪判死刑。但她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意志极为坚定的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宁死不屈，只要有机会她就宣传她的主张。在押向刑场之前，当权者害怕她喊口号，就割断了她的喉管！当时的媒体愤怒地谴责：这简直是法西斯行为！现在看来，说他们是法西斯，真是抬举了他们，因为法西斯也还允许那些牺牲者在死前喊出自己的口号。记得有一本书，叫做《划破夜幕的群星》，专门记述了“文革”时期那些比较有名的牺牲者。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者、觉醒者，他们的力量也许是微弱的，却预言了一个人道时代的到来；他们也是一面镜子，映照着那些丑恶的、非人的面孔。他们是推动我们的历史前进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应当雕刻在祖国的纪念碑上。
还有另一道风景，这就是气功的复兴与繁荣。整个八十年代气功都非常盛行，各种流派层出不穷，各家“传人”纷纷出山；与之相伴随的，是有人号称发现了特异功能，最早的是耳朵认字，这一报道出来后，全国各地也发现了不少特异功能者。给我留下印象的有：严新的气功，他因为有特异功能而被清华大学请去做实验，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有会预测的张延生，有张宏堡的中功；有张香玉的大自然中心功，有本书叫《大自然的魂魄》，是专门吹她的；还有张子祥的什么功法。当然，还有后来被取缔的那个功法。
对于流行的东西，我历来持一种观望态度；可是，气功是如此的流行，以至于我也忍不住要学一学，同时也想了解其真相。于是，报名参加了张子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气功班。可是，那一堂课还没有结束，我就走了。我受不了那种极端的迷信气氛和对人的神化。在开讲之前先放了一部电影，介绍张子祥的生平。电影竭尽神化之能事：他是某某功多少代传人，他出生时有什么奇迹，似乎是霞光万道；电影看完了，还要对他顶礼膜拜。他整个就是一个神了。
通过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了。气功本来就是健身的，没有什么神秘的；然而经这些人这么一折腾，性质就变了，变成了他们敛财的手段，同时又传播了迷信。
在政治上也有一道值得一提的风景，这就是旧势力的不断显现。旧的势力、旧的观念，就像不散的阴魂，时常出来展露一番，以表示自己的存在，试图逆转历史的进程；可是，历史的大势已定，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在那时候他们却是可以随时兴风作浪的，尽管文革已去，但大大小小的运动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这些风浪中，不少人成为了牺牲者。
有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个运动似乎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对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例如三权分立、普选制、言论自由等。但是这个名称就很难成立：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清理，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哪里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是反对来自西方的思想，那么资产阶级恰恰相反，根本不搞什么自由化，而是法制化。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命题是根本不成立的。从实际上看，搞自由化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而是那些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官僚。
而三权分立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它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罗马时期的波利比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认为罗马之所以成功，在于其权力实行三权分立。那么这样看来，三权分立其实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因为那时是奴隶制时代。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呢？难道说奴隶主阶级自由化就不反吗？其实，这个运动的潜台词就是：只需听我的，不许听别人的；听我的就对，听别人的就错。
有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对者以精神的卫道士自居，把那些不被他们认可的思想一律名之为精神污染。好像他们的精神有多纯洁似的，依我看，这种做法本身就很不纯洁，就是一种精神污染。
还有一年批判《苦恋》这部电影。电影的作者白桦因此被贬黜了文学界。该电影描写的是一个在毛时代经历坎坷、倍受摧残的知识分子。其所以受到批判，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结果，这一批判弄得文学界一时人人自卫。批判者的逻辑是：“祖国”可以任意地折磨你，但你不能有怨言；“祖国”折磨你不是罪过，但你有怨言就是罪过。这是何等的逻辑！
还有所谓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涉及理论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当事人、著名的哲学家王若水从中国理论界“蒸发”，去了美国。王若水一直倡导人道主义，反对人类社会的异化，结果得罪了戴着理论家帽子的掌权者，因为他们不喜欢人道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那么，这不仅让人产生疑问：它应该是什么主义呢？不讲人道的主义会是什么主义呢？
这些运动虽然已经没有了“文革”时期的那种暴烈，但也都是整人的运动，渗透着“文革”的遗风，总有些人受到批判或处理。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涉及到理论界的最后一次运动，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运动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运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是偶尔在政治领域有一点，世纪末以来，则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原因很多：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整人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过去的告密制度也为人嗤之以鼻，这样的整人运动当然也就不会再有市场；从实体的角度说，一些持有此类主张的人或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者失去了权力，也就没有能力再发动这样的运动了。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市场经济的力量。市场经济的确具有消解道德的危险，但同时也具有解构宏大权力的力量，也具有孕育人道精神的可能性。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的欲望被充分调动起来，这欲望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会冲击道德的底线，另一方面这种欲望又引发个体价值的发现，人们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会把人和社会拉向对个体价值的关注这一个维度，那些与之相悖的东西便不会再有市场了。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新世纪里，政治话语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仪式从而远离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的第一个阶段一般都具有“恶”的特征，但彻底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有规则的、遵纪守法的经济，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则必定会建立起、且应当建立起一种有利于利益最大化和具有长久、稳定保证的法制社会。
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多样性认同的同时，又形成一些共同的观念，如独立、民主、自由、法治、发展个性等，已经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具备了进入现代的观念基础。
发布时间:2012-06-14作者:严春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