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八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时过境迁，但蔡先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反观现在在经济大潮下的某些大学，却是变形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师素质显然不足而尤为对学生大放厥词，或狂妄自大曰：当今中国之如何如何强盛，已经无惧于任何外敌；或妄自菲薄曰：当今中国之如何如何无药可救，唯有仰仗外国...
这种言论，不论与人于己都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最糟糕的是很多学生居然盲目轻信，悲观失望者有之，目中无人者亦有之，实在悲哀已极。
在无奈和叹息之中竟找不到任何可以排解忧烦的方法，遂行此文，怀念先哲，聊以自慰。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教育史。
北大曾经的腐败
这个范源濂，在1912年，当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曾聘他出任教育部次长。因为范源濂并不属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因此蔡的邀请在国民党内引起一些反对之声，但蔡元培坚持己见，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不想，四年以后，两人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这回是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来邀请蔡元培了。
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计，当时北京大学建校仅仅18年。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但是，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地，并非养成官僚之所。要发展学术，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是不行的，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因此他对各种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特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聘请教师的标准是“积学而热心”之士，即学有专成又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为合格。他不问党、信仰，只问学问，于是各学派的大师大家相继到北大，李大钊、陈独秀、鲁讯、刘丰农等革新人物进入北大任教，刘师培、黄季刚等主张发扬国故的国学大师也登上北大讲坛：今文派的崔适与古文派的陈汉章，大唱反调，同时并讲，都有听众，学生在比较中得到较全面的知识。蔡元培不仅延揽众多学向大家教授学生，而且聘请高明的管理人才。傅斯年曾说蔡先生请蒋梦麟作总务长，助理校务为最佳搭档：“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我国学者历来认为环境、风气对人才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在北大任教多年的林语堂深有感触地说：“我深信凡真正的教育，都是风气作用。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梁其中……学问都会的……因为学问这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的熏梁陶养……古人所谓春风化雨，乃得空气教育之真义……”蔡元培为改变旧北大的风气习惯，养成“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的良好风气，他亲自发起或支持组织了各种有益的学生社团，以使学生就兴趣所近，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在各社团中互相磔砺，品学并进。一时间北京大学社团体立竞秀，刊物百花争辉。事实表明“讲学之空气成，人才必出。”
蔡元培认为办好大学仅教书不进行科学研究是不行的。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因此，在蔡元培到任后十个月，北京大学即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共九个，开国内大学设科研机构之先河。供高年级学生、毕业生、青年助教在教授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写出研究报告或论文。同时还组织群众性各科目的研究会，使学生人人有机会进行学术研究。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成为各种学术思想在北大存在发展的良好土壤。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北大得以施展拳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对其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北大学生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夜校，除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外，实际起到了组织发动作用，使北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蔡元培改革北大学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效果，化腐朽为神奇。大致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可以说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