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骄方能师人之长，而自成其学。

浏阳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谭嗣同生命的意义，有如这万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红偎翠，行乐市井，可有着浏阳河“变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矢志变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谭嗣同深思精进撰成5万字巨著《仁学》，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其父為湖北巡撫譚繼洵，5歲讀書，15歲學詩，20歲學文。譚嗣同早年得力于母教，^[1]鑽研儒家典籍，廣泛涉獵文史百科，對中國國學有較深造詣。同時其又致力自然科学之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往来於疆、隴、秦、直、豫、鄂、湘、蘇、贛等行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譚嗣同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

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1896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譚嗣同前往法華寺爭取袁世凱支援，殺榮祿、囚慈禧，不料袁世凱向榮祿告密。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當劊子手要臨刑之際，譚嗣同突然大喊一聲：「吾有一言！」當時劊子手詢問在當時對維新派恨之入骨的監斬官剛毅，無奈剛毅不予理會，譚嗣同英勇就義，這句話也因此成了千古之謎。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譚嗣同全集》。

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2]

——谭嗣同《狱中题壁》

譚嗣同此诗是在唐烜《留庵日钞》中发现的。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原詩应为“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現在所見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應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3]此说在史学界并未得到公认。

譚曾著《仁學》一書，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通为第一义」。

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并且认为儒学「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理、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专制网罗。对秦汉以来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

《仁學》一書還有驚人之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林桂榛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狱中题壁》

1999年4月2日《人民日报》第十二版发表赵金九先生《“去留肝胆两昆仑”新解》一文，认为该诗“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意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事件中“去”之康有为、梁启超与“留”之谭嗣同自己无论去留与否，其行为皆肝胆昆仑云云。本人认为赵金九先生的观点及其文中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本人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留得肝胆若昆仑”的意思。——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憾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一首表达作者全部所有的绝命诗，是一首在狱中为自己写就的祭死之诗！诗的后两句所写，都是指诗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仑”当然不是指人，“昆仑”也没有自比自赋、自狂自傲之义。而“去留”，我认为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试想想，“我自横刀，肝胆昆仑”，这所表达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壮！而这，不恰是诗人那时的真实心理写照吗？

肢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语词和语义，并去寻找两个相应的对应者，这种思路我认为是背逆诗人的原意的。这首诗的重心不是事况叙说，而是心态叙说；诗的结构，也恰是句句递进，直至末句叹然收尾，荡气回肠！因而，梁启超、符逸公、赵金九以及其他人的解释，本人都不敢苟同。而所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关键的都在于误解了“去留”一词。

另外要指出的是，“仑”和“根”韵母发音的差异（现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诗吟咏时（现代）的艺术效果,虽然其仍合格律诗的用韵要求（古代）；倘若都同押“en”韵或“un”韵，那其诗意表达将更是一气呵成，畅快淋漓。

【注释】

对该诗句的解释，赵文引述的观点有：

⑴ 梁启超认为“两昆仑”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

⑵ 符逸公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自言生也昆仑，死也昆仑；

⑶ 有人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的两个仆人 ，古人亦谓仆人为昆仑奴；

⑷ 有人认为“两昆仑”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 ，俩人都曾教过谭嗣同学习昆仑派武术；

⑸ 有人干脆认为不可解（——榛案：这应当不可能无解，谭写此句诗时一定有他的语义）。

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

导语

1898年6月11日，清廷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启动；约百日后，“六君子”人头落地，改革夭折。

这场115年前的失败改革，留给后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轻率交到不靠谱的政治投机者手里。

戊戌年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机会

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鬼使神差，选了康有为这样一个浮躁的政治投机者，做了变法的旗手。

求变，其实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根本就没什么成气候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上，在戊戌维新开始之前，荣禄早已用实际行动，变了很多“祖宗之法”。…[详细]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绪偏偏选中康有为

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见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康有为早期曾走过翁的门路，通过他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渐渐疏远。相反，光绪却与康有为越走越近，这让翁同龢相当不满。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8年5月26日，光绪曾让翁向康有为索要上书，翁却回答：“臣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盛怒质问：“此前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书，翁对答如昨，光绪再度“发怒诘责”，翁坚持不肯代呈康有为的东西，要光绪找张荫桓（编辑注：此人当时与康有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绪坚持要翁去找张荫桓拿，两人越说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顶撞光绪：“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师生间类似这种因康有为而产生的冲突，相当之多，如1898年正月，光绪曾向翁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因黄与康是一党，翁不愿意，结果起了冲突，被光绪“颇诘难”；再如6月12日，变法启动的第二天，张荫桓被弹劾，光绪要翁出面力保，翁坚决表示拒绝；13日，康有为写了一封保荐折子，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进来，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进入变法决策核心，光绪想即刻召见，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给阻止了。

终于，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绪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几条罪状，在《翁同龢日记》里都可以找到佐证，确实不算冤枉。简言之，光绪铁了心要起用康有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须出局。而光绪之所以迷恋康有为，既与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为眩惑有关，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这份1895年递上去的折子，在1898年还被光绪反复拿出来看，其对光绪的影响可见一斑。…[详细]

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

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

“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答人论议院书》）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详细]

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

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详细]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

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详细]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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