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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以外戚代汉，是空前未有的事。他的成功，固然由于伯叔的余荫、姑母的奥援以及他个人的人望等；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
（一）外戚王氏的兴起
宣帝以后，历经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帝，凡五十五年（前48～7），而后为外戚所篡。在这五十几年中，汉政虽然渐衰，但大体说来，仍不失为一个富强康乐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汉廷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儒家政治权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渐成为朝臣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所把持，王氏渐成为实际政治的最高领袖。这两种现象演变的结果，便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篡取汉室的地位。
儒家虽然在武帝时开始在政治上抬头，但武帝并没有大批的重用他们。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国内发生乱象，引起国人的不满。到他死后，儒家便应时而起，因为儒家学说在“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上，与武帝是异趣的。昭帝时，儒生曾公开反对武帝的专卖政策。宣帝虽然也不崇儒，但当时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势力，他临终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萧望之、周堪等。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势，是武帝死后的一种自然趋势。元帝少时即好儒学，他做太子时，曾因劝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责。到他即位后，便亲任萧望之和周堪，更由他们汲引了一批儒生刘更生、金敞等，同心谋议。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员额，大加增添，武帝时博士弟子仅设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势力，日益隆盛。
元帝的重用萧望之等，引起外戚史高的不满，因此他和外戚许氏，宦官弘恭、石显相勾结，与望之等为敌。初元二年（前47），望之为恭等所谮而自杀，但整个儒家的政治地位，并未遭受严重的打击。元帝时的宰相如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等，无一不是儒生，他们与萧望之的不同，只是他们肯听命于外戚宦官而已。渐渐的，儒家集团成为朝臣的主干。
竟宁元年（前33），元帝死，太子骜继位，是为成帝。帝舅王凤（元帝皇后王政君兄）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当时成帝已十九岁，本有亲政的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委政于凤。王凤颇有长处，他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当时的朝臣，虽以儒家为主，但也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如陈汤、陈咸、萧育（望之子）、朱博等，他们多是极好的吏材，自成集团，与儒家集团相对抗。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他们维持。［参看拙著《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六）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与现实派”（载拙著《汉唐史论集》页二九至三五）］但这两派朝臣，对王氏却是一致拥戴的。阳朔三年（前22），王凤死。此后终成帝之世，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王根，他们先后以“大司马车骑将军”、“大司马卫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等官衔辅政。绥和元年（前8），罢辅政将军号，仅称“大司马”。同年，王根病免，由他的侄儿王莽任大司马。
另一方面，朝臣的法家集团，为儒家所击败，于成帝末年瓦解，至此汉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团的独占局面。进取人才的凋谢，象征着汉帝国声威事业的没落。
（二）王莽的辅政与篡位
王莽是王太后弟曼的儿子，曼早死，因此太后对莽甚为怜顾。成帝时，王氏子弟大都骄奢淫逸，惟有王莽恭俭好学。他酷好儒术，衣着也如儒生，毫无贵戚的恶习；同时他谦身下士，广施财物，以致弄得家无余资。他不特得到几位伯叔父的赏识，朝廷大臣，也多与他往还，因此朝野推重，声誉日隆。绥和元年（前8）他任大司马时，只有三十八岁，却能选贤任能，勤于政事；皇帝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全分给部下及宾客，自身益加俭约。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的夫人群去慰问，他的太太出来迎接，因衣着朴素，被大家错认为女仆。
绥和二年（前7），成帝死，由他的侄儿欣继位，是为哀帝。哀帝祖母傅太后刚暴擅权谋，过问政事，与王莽不合。同年，莽被罢免。建平二年（前5），莽被遣返他的新都侯国（在今河南南阳市，莽于成帝时受封）。此后汉廷政治由外戚傅氏和丁氏（哀帝母家）把持，王家遭到暂时的顿挫。
哀帝初即位时，本想有一番作为，但因受制于傅太后，他本人又体弱多病，由是政事渐废。其后又宠爱幸臣董贤，以他为大司马，甚至想把帝位让给他，更使国人失望。丁傅虽然也有贤才如傅喜（傅太后堂弟）、丁明（帝母丁太后兄）等，但均不能久安其位，其余的则大都骄奢庸妄，因此使国人对王莽过去的表现益加怀念钦佩。王莽就国后，吏民为他上书讼冤者达百余起。到元寿元年（前2），若干应举的士子，也于对策时称颂他的功德。哀帝乃把他征回京师，陪侍王太后。
二年（前1），哀帝死。这时傅、丁两太后均已先死，王太后又成为宫廷的主人。她立即复任王莽为大司马，并由莽选定一位九岁的宗室中山王箕子（元帝孙）继皇帝位，是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进位为太傅安汉公，专决国政。四年，又加“宰衡”之号，效周公故事。到五年，那位年幼的傀儡皇帝突然死去，据说被王莽鸩杀的。
在平帝的五年中，王莽曾有不少“善政”。例如元始二年（2），他曾广封前代宗室诸王及功臣的后裔，凡一百一十七人；并捐田三十顷，钱百万，建房二百区以救济贫民。次年，他命令郡国县邑，下至乡聚，均设学校。四年（4），他扩充京师太学，为学者筑宿舍一万区；增加五经博士名额至每经五人，并立《乐经》博士。又征求通经术及学有专长的人，记述所学，前后达数千人。这些措施，无疑获得在朝和在野儒家的极度赞美。另一方面，在这五年中，不满意他的朝臣如孙宝、龚胜、邴汉等或辞职，或罢免；而与他敌对的势力如丁傅等家，早于平帝即位前罢黜殆尽。平帝母家卫氏，也于三年（3）为他夷灭。甚至他的叔父王立、长子王宇等，都因对他不满而被迫自杀。总之，到平帝末，朝中已找不到异己者。
平帝死后，王莽选了一位年仅两岁的宗室子婴（宣帝玄孙）为平帝嗣，而自为“假皇帝”，又称“摄皇帝”。他之加上皇帝的尊号，据说出于天意。因为平帝死后不久，武功（今陕西郿县东）县长浚井，得一白石，石上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他为顺从天意，才有此举。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对他声讨，结果迅速败灭，这是他在“天与人归”的过程中的一点小波折。
三年（8），全国各地时有奇迹出现，这些奇迹都不外直接间接告诉世人“摄皇帝当为真”，因此王莽于这年十一月改元为初始。其后不久的一个黄昏，突有一位黄衣人出现于高帝庙中，他留下一个铜盒，然后离去。铜盒里有图和文字，大意都是说王莽应为真天子。王莽得知这个消息，亲到高帝庙拜受铜盒，然后宣布接受天命，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王太后虽表示反对，但为时已晚。至于那位送铜盒的黄衣人，名叫哀章，本是个无行游学者，却因此得到新朝极高的褒赏，位为上公。
王莽以外戚代汉，是空前未有的事。他的成功，固然由于伯叔的余荫、姑母的奥援以及他个人的人望等；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西汉时代的儒学，已渗入大量阴阳家的学说，儒生们常好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的祸福。武帝时的董仲舒，曾以灾异劝武帝改善政治，后人群起模仿，以天变灾异为借口来攻击所不满意的人或事，成了儒生们的惯技。此外邹衍的五德论也被他们用来解释政治，昭帝以后，便常有人指出汉运已衰，应禅位于新圣。虽然曾有若干儒者因而丧命，像昭帝时的眭弘，宣帝时的盖宽饶等，但此说深入人心，哀帝的想禅位董贤，可能也是受这种说法的影响。加上成帝与哀帝荒怠政事，更使举国上下有汉运将终的感觉，这给王莽安排下一个最好的篡位环境和理论根据。自成帝以来，王氏与儒家在政治上合作，双方本已有密切的关系；而王莽的好儒与优待儒生，自然更为儒家所感戴，他们终于成为王莽代汉的极大助力。
王莽的好儒，倒是真的。他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但这些思想已非孔孟之道的真面目，而大部是些荒唐的迷信和迂谬的复古论。他之喜欢人们向他献符瑞，以及篡位后许多“开倒车”式的措施，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
（三）王莽的改制与灭亡
王莽的即真，只是他的政治理想初步的实现，继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重大改革。他即真之初，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还根据若干儒家经典，把官名大事更改。例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太常为秩宗，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等。宫室和郡县也都改名，繁多到不可胜记。
他的最大一项改草，要算恢复所谓“井田”制了。这种制度曾否在古代实行，实已无法究诘。但自战国以降，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加甚，这种制度乃成为若干儒家政治改革的理论根据。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书建议限田。哀帝时，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也曾有同样的主张，并建议以三十顷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贵戚及幸臣们的反对，未能实现。董等的限田主张，本是因井田制不易实行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王莽却以恢复井田为己任。他于始建国元年（9）下诏，把全国土地收为国有，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过限的田，须分给宗族乡邻。无田的人，由政府授田，授田的数目，虽没有说明，当是依井田制“一夫授田百亩”的办法。诏书中附带的另一项改革，是现有的奴婢，不得买卖。
这办法的施行，自然要遭到重重的障碍，诸侯大臣以及庶民因买卖田地奴婢而犯法的，不可胜数。大概最后陷于无法推行的地步，终于始建国四年（12）解除禁约。
经济方面的改革，着重于开发利源，增加生产，却也颇顾及到人民的生活。有些改革项目，是承袭前代而加以扩大的。例如国营专利事业，武帝时盐、铁、酒均由国家专利，王莽则扩大到连铜冶以及名山大泽资源的开发等，也都由国家独占。又如武帝时曾征收工商业货物税，王莽则扩大到征收工商业所得税，凡人民从事渔、猎、畜牧、巫、医以及养蚕、纺织等业的，均取其所得纯利的十分之一，叫做“贡”。
关于增加生产，有两项主要办法，即征课荒地税和强迫劳动。凡是荒弃的田地或城郭中的空地，均须征税，无业的人，也得纳税，不纳者则由政府给予衣食，强迫劳动。
救济贫民的重要措施是“赊贷”和“五均”，也就是国营的放款和平价事业。凡人民遇祭祀或丧事无钱举行时，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但须按期归还。如为经营生业而贷款，则须按年纳息，息率为贷款者所获纯利的十一分之一。平价办法是凡五谷布帛等日用必需品，遇滞销时，由政府照本收购；政府并算出各地此类物品的平均价格，此后如遇此类货物的市价超过平均价，则由政府照平均价出卖；用以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此外，王莽并改革币制。武帝时，开始由政府铸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到他居摄时，更造大钱三种，与五铢钱并用。他即位后，定货币为六大类，即金、银、龟、贝、钱、布，计二十八品，严禁人民私自铸钱。
以上各项制度均是始建国元年至二年（9～10）陆续颁布的，其施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确知；但币制的改革，曾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乱。此外铜冶与山泽的专利，均先后废除，想必也遭遇困难。据史书说，王莽喜欢讨论制度的条文和名词，但对最重要的实际政务，却不措意。官吏任用非人，大都贪污残虐，有些县竟长期没有首长。在这种政治情况下所推行的新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项改革，引起外族的背叛。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为九州万国，并废除所有的王号，凡从前受汉封为王的四夷君长，一律降号为侯，并改玺为章。匈奴单于大为不满，于始建国二年（10）叛，王莽派兵数十万讨之，连兵数年。人民苦于征发，相聚为盗，盗患以新帝国的北边为最甚。四年（12），王莽征发高句骊（在今朝鲜半岛北部）兵以伐匈奴，高句骊叛，屡寇东北边。同年西南夷的句町（在今云南通海县一带），也因贬号而叛，王莽屡次派兵讨伐，战事一直拖延了十来年，弄得西南为之虚耗，却始终不能获胜。
大致从天凤四年（17）起，国内又连年发生旱灾和蝗灾，灾情最重的为青（今山东省东部）、徐（今江苏省北部）、荆（今湖北湖南二省大部及河南省南部）三州，三州的饥民由散漫的游掠渐变成有组织的暴动集团。青徐的饥民集团叫“赤眉”，因其分子把眉染赤，以别于官军而得名。荆州的饥民集团叫“绿林”，因窟穴于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而得名。其后绿林分裂为二支，一支南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号“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号“新市兵”。
地皇三年（22），王莽遣兵讨击赤眉，连遭惨败。荆州的叛乱，也益形扩大，继起的叛众又有平林（今湖北随州市东北）兵和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兵，与下江、新市联合。舂陵兵的首领是刘縯、刘秀兄弟，他们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发之后，于元帝时迁到南阳郡，为当地望族，因此他们远较其他各支的叛众领袖具有人望。刘縯为人豪放，喜结宾客，起兵的事由他一手倡导。刘秀则为人谨厚，他曾于王莽时入太学，比较有政治头脑。刘縯御众过严，各支联军多不愿奉他为首，因此于次年（23）二月，大家拥立了汉室的另一支裔刘玄（縯族兄）为帝，改元更始。五月，更始拔宛（今河南南阳市）都之，而以王邑、王寻为帅的四十万新朝军也恰于此时来临。二王首先以十余万人围攻联军的据点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引兵救之，大破莽军，王寻被杀，王邑率数千人逃回洛阳。这次战役震动了全国，各地纷纷举兵响应，群奉更始为主。王莽败灭的命运，到此已完全决定。接着更始遣军两路，一路进攻洛阳，一路从武关（今陕西商州市东）入，直指长安，沿途响应者益多。九月，更始军入长安，城中也发生暴动，结果王莽被杀于未央宫的渐台，死时六十八岁。历祚十六年（8～23）的新朝，至是倾覆。
据当时人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自信，一味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这可算是比较客观的批评。东汉推翻王莽政权而建立，东汉人对王莽的敌视，自所难免。东汉史家对王莽的长处，一概抹杀，目之为虚伪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归之天时。同时认为他的提倡儒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为儒家的罪人。东汉以后的史家，大都承袭这种论调，有时更变本加厉，例如清人论王莽的为人，虚伪之外，更加以“奸而愚”的恶评。［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渐致使王莽变成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王莽的行为，看来确似有些“伪”，也有些“愚”。事实上，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武帝以后，士大夫好以儒术掩饰其劣行，日久形成伪风，至元成时代而极盛，王莽不过承袭此种伪风而扩充之。最初他以伪获得名誉，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 不伪。其后他以伪取得帝位，而终又以伪失之。至于说他愚，则只是一种错觉。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他的变法，也决非愚人所能了解。但他缺乏政治才能，以致失败；他不但迷信复古，而又事事行之以伪，因此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
王莽的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战国中期，孟子即主张改革田制，西汉儒者虽也有不少主张均田的，但大都徒托空言。直到王莽，才使孟子以后三四百年的空论，见诸实行。他改革的勇气与理政的勤劳，都是少见的。他的新法，虽有若干处违背政治社会进化的原理（如建封、币制），但其中不乏针对当时的病象而制定的，其用意也大部是为救民的（如王田、五均、赊贷等）。这些地方，不能因他的失败而一概抹杀。［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一○七至一○八］
战国时期，“禅让”思想大盛，但这种思想最后为秦国的“万世一系”思想所阻遏。到西汉，禅让思想又盛，王莽便是其力行者。虽然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有可议之处，但从若干事迹看来，他确以新圣自居。他的篡汉，除了为满足权位欲外，为实现他本人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似也是原因之一。同时“让国传贤”的思想，也确实流行于西汉中期以后的士大夫之间。但因为他的失败，这种思想又告销歇。“禅让”一词，变成了一个权臣篡夺所借以欺世的手段。正因如此，“万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兴起，至清季而不绝。而后世帝王的“家天下”思想，也因而愈趋浓烈。
总之，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