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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前，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文化大revolution”。1970年，我又目睹了南京钢铁厂“清查516”的过程。
当时席卷全国的清查运动，在一千多人的焦化车间也引发波澜，来自南京体育学院的运动员，甚至是南钢自己的老工人，都有进入320办公室隔离室被审查的。那是离长江边很近的焦化车间的煤场那里。我与叶宁到那里去过，那里打人的声音时常出现。我辨别不清这里面的是非，但想当然的认为不应该打人，起码不能这样公开的打骂。
那些整人的，当时都是政治上过硬的，其中退伍军人不少。
被审查的人，据说都是文化大revolution中做过造反派的头头脑脑，也不论是哪一派的。那个吉福龙，是个58年南钢建厂就进来的老工人，为人机敏，当时是焦炉上的换向工，定时给焦炉的不同部位提供高炉煤气加热。结果他在隔离期间被逼不过，交代了一批领导，都是516分子，成为车间里的笑料。
来自江苏省轻工业厅的干部林德瑗，陈泉，陆海龙，陈亦新等人，以及来自南京军事学院的姚开明，吴佐臣等人，好像没有被审查的。
来自中学的一大批学生，也没有被审查的。但大学毕业生，就记不清有没有被揪的啦。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背景资料
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了红卫兵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组建时不超过100人。他们炮打周恩来，攻击周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该组织的活动立即受到毛XX和中央的关注，决定予以取缔，并逮捕张建琪、刘令凯等人，押送至天津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改造。1976年9月毛XX去世，张建琪在劳改农场高喊反毛口号，张建琪被再次逮捕，于1976年9月30日加判15年徒刑。
张建琪是钢院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他的父亲是原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化大revolution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或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造成了张建琪极端的性格。５月初，张建琪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底这五年内，在全国范围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XX的女婿孔令华、聂荣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北大学者周培源季羡林等也列入516之列。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万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化大revolution其他运动所未有。
毛XX在运动中不断发指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革命的学生要联合，打倒反革命516；林彪则发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在这“一个都不能放过”的指令下，宁可错抓百万，不可放走一人。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对周总理甚是敬仰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搞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以致当时有些口头溜：“五·一六是个筐，想整谁就往里面装；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所以这是文化大revolution中最大的冤案。
文化大revolution最大冤案之一:清查“五一六运动”
无中生有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在进行”斗、批、改“的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XX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反动传单和标语，并将这些传单和标语张贴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
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丑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毛XX在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用多长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待”，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
由于所谓“五·一六”的标准，就是毛XX提出的两条：“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因为“破坏和分裂”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还不反动、还不要打倒吗？但是，第一，什么是“破坏和分裂”并没有准确的界定；第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哪些人，反对某些元帅和将军是否算“分裂”解放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为这两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予以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作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作者。“9.13”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自杀身亡、（公安部长李震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席宣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第22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文化大revolution中无中生有的冤案多如牛毛，涉案人数最多的，是“五.一六”集团冤案，涉案被冤枉处理的人数高达几百万之多（具体数据未见披露），与之相比，涉案几十万人的“内蒙古人民党”冤案（34.6万人受诬陷。由于刑讯逼供，有11622人被迫害致死），涉案几万人的“冀东党”冤案（22600余人受到迫害，2670人被迫害致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五.一六”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主席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5.16”的运动。经毛主席批准，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5.16”专案小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江青等人提出，凡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之一者，即为“5.16”分子。这样，就使得与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毫无组织关系的数百万干部和群众在清查运动中受到处理。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对清查“5.16”运动提出新的要求。清查运动在许多单位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
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的女婿得一，就冤枉死于清查“5?16”分子的逼供过程中。杨绛回忆说：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时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2]
得一之死，可以管中窥豹清查“5.16”运动的可怕。
文化大revolution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工作的孟祥才，被逼供、诱供成了“5.16”集团的政委。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也掌握了别人“交代”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
孟祥才是幸存者，他所在学部近十人死于非命。[3]
文中资料引用来源：
[1]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631、640—641、637页。
[2]沈瑞全：《名士自白：我在文化大revolution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3]孟祥才：《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9期，第24、27页。
原题为《文化大revolution中的悲剧：女演员反对陪首长跳舞被处决》http://www.shcaoan.com/net/hosting /1242.html
李香芝烈士本人的揭露文字主要在文章后半部分，清楚揭示的部分作了标记。另附相关案例文章链接。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彪事件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为了解李香芝的一生,我除拜访了他的亲友,还不惜花费较多的时间,查找和阅读了她的所有原始档案。边看边想:在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些蠢人和狂人,费尽心机,把一些忠贞之士,当成叛逆之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啊!
让我们来看看李香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怎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后饮恨而死的吧!
一旦投身革命便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香芝一岁丧父,六岁时母亲改嫁他人,自幼是个孤儿,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她在自传中说:“我在五六岁时,家庭过着中农生活。七八岁时祖父当上本村村长,家庭逐渐成了富农。九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开始做宪兵队长,后又做团长,到1945年已经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
作为一个孤儿,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参加看地、看树、捡柴、收割等劳动。10岁时伯父全家迁进阳信县城内居住后,她才得以进入小学读书。逐渐知事的李香芝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到14岁时,伯父母为转嫁学习负担,拉拢人情关系,又强令她与本县一区区长的儿子结婚。对伯父母、尤其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不满,促使她决心逃出家庭的牢笼。1947年春,经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劳宝菊的帮助和介绍,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并于同年12月被分配到军大文工团当文工团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细读她的干部档案,我发现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无保留地交给了共产党。凡是党的召唤,她无不响应。不信,有这样一些材料为证。
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劳宝菊在证明材料中说:“山东抗大离我们机关很近,我常去看她,主要帮助她正确认识家庭。因此李香芝曾给(人民政府的)县长严清泰同志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且把个人所知道的家中存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组织。据我了解,她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始终没有和(那个)家庭联系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
与她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事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是1952年来到23军文工团的,我们于当年9月份从安东市跨过鸭绿江。在千里行军途中,李香芝和战友们一样,身上背了几十斤重的行装、干粮等物品,不论是倾盆大雨或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几乎是不间断地连续行军一两个月,而有时还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李香芝不畏艰险,经常关心同志,每到一驻地,总是不顾个人疲劳,烧水给大家烫脚,还帮同志们刷鞋、洗衣。到达朝鲜前线后,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李香芝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务,在前线表现英勇。她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团员分成三四人一组,便于行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表现较好,在朝鲜停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和黄素珍两同志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音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
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大批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这段时间档案材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李香芝于1957年曾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下放到北京毛纺厂劳动,“58年上半年被评为上游”。这就是说她即使被下放去工厂当工人,也同在朝鲜战场上一样,有出色的表现。
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南方的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该团以组织的名义写的证明材料中说:
“她约在1958年9月来我团工作,开始为演员,约在1960年担任副团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她任团长后,没有团长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同群众关系比较好;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和她谈。我团去搞群众创作时,她自己领导一个创作小组,而且还挤出时间,关心其他创作小组的创作。1960年,我团组织小分队上山下乡演出是比较艰苦的日子,但她能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传统,不怕苦,自己背背包走路,进行宣传演出。在搞积肥时,她能以身作则,自己有妇女病,但她不考虑个人,带头卷起裤腿 ,跳进泥塘,带动了其他同志。”
这份证明材料还特别提到:“李香芝对毛主席、毛XX思想是比较忠诚的。我团彩排《西子湖畔锦绣红》一剧,是歌颂毛主席的。因为她对毛主席很有感情,那时南京的调令已经来了,她还是要参加这一剧的演出,而后再去南京。”
关于李香芝调来南京以后的表现,与她同事的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从杭州调南京市歌舞团工作以后,我们之间来往较密切,知道她一心一意想把歌舞团建设好,自己也刻苦钻研业务。后市歌舞团解散,她调来省歌舞团任歌剧队副队长(后为合唱队副队长)。
“1965年我团成立乌兰牧骑小分队,她任队长,领导十几名演员,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小型演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她还常帮贫下中农做好事——挑水,并对队员们说:‘用大桶挑不动,用小桶锻炼锻炼也好嘛’!”
她俩因为对李香芝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还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她的个性:“李香芝个性很倔强。她从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从不见风使舵。
我们曾多次听她说,她最恨这种人。她认为是没错的地方,在任何高压下都是不会认错的。”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证明材料,除余邱敏、李黎燕写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20日,其余的证明材料,都是写在“文化大革命”狂浪汹涌的1968年和1969年。从这些旁证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怀热爱的女共产党员;在她的身上,那里有一点反党、反革命的影子呢?
从坚决对抗到被迫承认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为了找寻更隐蔽、更便于迫害关押对象的场所,李香芝从1970年12月起,被从四条巷迁移至丁家桥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关押;1972年2月春节以后,又被迁移到模范马路附近的南京化工学院（现南京工业大学）关押,直至被正式逮捕入狱。
这期间,有多份材料证明: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这方面,有“揪李香芝战斗队”写的三份简报可以作为最真切的佐证。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3日的第一号简报说:“李香芝早在干校开展‘一打三反’时,曾在全团先办过她的学习班。由于她态度顽固,拒不伏罪,声称‘我不是南京政府’(注: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作为劝降对象,被指定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不是敌我矛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期间,(她)曾作过绝食活动。
“我们小分队从70年12月18日起办李的学习班以来(注:当时关押迫害干部群众均以办学习班为名),李一直不开口。小分队每天到她床头逼学毛著,阐明政策,党支部(注:实即军代表)、工宣队负责同志多次找她谈话,她仍一言不发。……她还嚣张地反复叫嚣:‘自己不是‘五·一六’!你们拿出材料来!’”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1日的第二号简报说:“为了防止她通风报信(大喊大叫),把她搬到底楼,狠批她的恶劣态度。要她写交代,她就写道:‘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分队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却骂我们小分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而是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她大哭大叫我不是‘五·一六’,把嗓子都喊哑了。到夜里9点又开始嚎叫,我们整了她一下,她很嚣张,把墙上‘仇恨五·一六,深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彻底歼灭五·一六’的标语撕了下来。我们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总是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与我们顶抗。”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终于被逼疯了
小分队在简报中多次所说的“装疯卖傻”,实际是李香芝被逼疯了。李香芝是如何被逼疯的?当然,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逼供。这方面,整她的人不肯直说,被整的人也不敢明说,但是从上面的三份简报,尤其是当年李香芝本人的许多交代材料和一些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实:
一是威逼:李香芝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注:当时已被关押起来),同志们就来说我是‘五·一六’……以后,老x(军代表)他们都来说我是‘五·一六’,老X还说我是‘五·一六’骨干分子。我想,这简直是逼供信。搬到铁医后,工宣队老x又来逼我,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说我发展了很多。我更莫名其妙。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开头就说:你是‘五·一六’,我们才给你办学习班。并说,只要是办学习班的,都是‘五·一六’。
不仅在所谓的“学习班”上贴标语、喊口号,逼着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搞夜以继日的车轮战,还不止一次地押着李香芝到南京大学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对她施加压力。
二是殴打:李香芝本人在交代材料中检讨说:“自己在审查中甚至发展到对抗的地步,XX说自己是反革命的时候,自己就回了他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当XX打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要和他对打,打不到,就骂他是狗东西。”XX自己日后在所写的材料中也承认:“有一次我们小分队和李战斗时,李实然将墙上的标语撕掉。李不仅不承认是反革命行为,反骂小分队混蛋。这时小分队个别同志打了李一下头。我厉声劝止,李又骂我是‘走资派’。我在情绪冲动下,也打了李香芝一下头。”
三是饿饭: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我突然病倒了。开始没有人理我,以后就叫同志们来训斥我,骂我。有时饿一顿,再以后我就摸不清睡觉的时间了。”有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也承认说:“有没有(对她)停止打饭?这是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确都恨她。”
四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噪声:还是这位小分队负责人在所写的材料中说:“在化工学院,我们住三楼,二楼是铁路医院的小分队,他们每天夜里审讯对象时,每到夜深人静,楼下打人的叫喊呻吟声,整夜不绝。交涉之后,楼下每晚放高音喇叭,以掩盖打人的声音,但仍是噪声震耳通宵达旦。”又说,“李写这份材料(注:指被认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代材料),吕X(注:吕X为李香芝的同事、难友)发神经,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整个大楼都听到。这种声音,李香芝肯定要听到的,对她的思想情绪可能有影响。”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又遭受如此的虐待和迫害,她怎么可能不被逼疯了?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XX,还叫我做一些小孩子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李香芝被逼疯以后,尤其她几次说到操纵她神经的人,自称是毛主席,同她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触及当年的“高压线”。但是,整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悬崖勒马,而是责令她继续交代,促使她向高压线上撞。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XX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吴大胜，兵工专家吴运铎的侄子吧？）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斯人已逝,无限追思!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沉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复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李香芝冤案对我们的昭示。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当时，我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以下简称国务院农办、农政）工作，亲历全过程，了解清查“五一六”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有切身感受。
国务院农办、农政是中央农林口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统管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农机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及所属大专院校的行政业务和政治工作。
“文化大revolution”开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立即成立农林口文化大revolution小组，秦化龙奉命任中央农林口文化大revolution小组组长，统一负责领导农林口的“文化大revolution”运动。
1967年9月，康生、江青、谢富治在红卫兵会议上，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秦化龙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台”。于是，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从此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接着农林口各部开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漫长的清查过程中，不仅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被作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关进秦城监狱，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梁步庭、杨煜，农政副主任王振扬，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农业部副部长吴振等大批高级干部，统统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农垦部部长王震也被列入“五一六黑后台”的黑名单。
我是秦化龙的秘书，又是同他一起从上海警备区调进北京的，因此，被划为秦化龙的“亲信”和“五一六重要骨干”，长期遭到关押并经受专案审查。
“文化大revolution”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借“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在中央机关制造混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以纪念为名成立“五一六兵团”
1966年5月，康生、陈伯达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确定了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1967年初，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上海策划“一月夺权”，毛XX高度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指示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肯定“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大大鼓舞了首都红卫兵的夺权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参与中央机关夺权斗争。
尽管当时中央机关许多领导对上海夺权“不理解”，认为中央机关的权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普遍反对在中央机关搞夺权，但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有些人还是响应号召，布置自己信任的群众组织抢先夺权，避免造成工作被动。
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就是如此。
机关一部分人按照领导安排夺权，宣布成立“国务院农林口革命委员会”，由机关红卫兵、工人造反团实行一派掌权。并模仿上海“一月夺权”的做法，发布一号通令，宣布机关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实行围攻、抄家、抓人、打人、监督劳动。原先平静的机关，顿时形成对立的两派。
恰巧此时，谭震林、陈毅等在“文化大revolution”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意见分歧，出现激烈争论。康生、陈伯达、江青等马上借题发挥，炮制了一个“怀仁堂事件”，并在毛XX面前诬告谭震林、陈毅等人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二月逆流，复辟资本主义”。还指责谭震林在农林口搞假夺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等人策划的反“二月逆流”战斗打响后，各院校的红卫兵闻风而动，纷纷进驻农林口各部机关，顿时农林口机关局势大乱。
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支持下，进驻农林口机关安营扎寨，到处寻找反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正在农林口机关大院被作为反党分子遭受批斗；在农垦部，他们又发现王震也被作为反党黑帮批斗；他们的秘书和同情者，同样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为秦化龙和王震等打抱不平，强烈请求周恩来为他们平反。
有一次，毛XX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震时，当面说过：“王胡子啊，听说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王震问题显然已不成问题，剩下让周恩来操心的是秦化龙问题。
五一劳动节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国务院农办、农政及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机关干部和院校红卫兵的代表，广泛听取大家对秦化龙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当场明确指示召开秦化龙问题辩论会，希望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消除分歧。
然而，江青等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对毛XX、周恩来在五一劳动节，安排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上天安门城楼心怀不满，暗中唆使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小组成员在首都红卫兵中，进一步煽动极左思潮，散布“牢牢掌握大方向，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斗争目标明显对着周恩来。
在5月16日那天，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利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但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一向受大家尊敬，特别是不久前多次接见我们，指示开辩论会解决秦化龙问题，我们非常感激。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居然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我们十分恼火，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批判。同时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谈话，严厉责备他们不顾大局，无事生非，给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运动添乱，制造麻烦。
好在他们人数极少，年纪轻，思想转变快。受批判谴责后，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虽然短命，只有一天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无穷灾难。
“五一六”思潮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周恩来主张进行思想教育，正面引导。但江青等人借题发挥，贼喊捉贼，利用抓“五一六”排除异己
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出现，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
“文化大revolution”初期，林彪、江青等人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又打倒了陶铸。接着，指使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趁热打铁，在狂热的红卫兵中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国务院)和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的矛盾”，矛头直指国务院。
为了搞垮“旧政府”，他们编造谎言欺骗毛XX，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涛骇浪，策划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统统打倒，从而试图搞垮“旧政府”。
当时，江青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仍不甘心。于是，1967年5月，他们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再次煽动红卫兵，打着纪念、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兴起极左的“五一六”思潮，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五一六”组织，制造社会混乱。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才出现了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就在这一时期，北京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等处也突然出现“火烧李先念”、“油炸余秋里”、“炮轰徐向前”这一类标语、传单，落款均为“五一六”。他们还在首都繁华地区，秘密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宣传品，攻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些号称“五一六”的组织，突然不约而同地出现，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其不同点是：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农大“五一六兵团”，是公开的红卫兵组织，而且只成立一天，参加者有名有姓；后者则是在夜间秘密活动，经常神出鬼没，行动诡秘。
广大群众对这些肆意攻击周恩来的恶劣行径极为气愤，强烈要求严惩。不久，秘密活动的“五一六分子”(首都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很快被群众和公安机关抓捕，“五一六组织”遂告瓦解，不复存在。
其实，无论是农大“五一六兵团”，还是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它们都是“文化大revolution”时期在林彪、江青煽动的政治思潮下出现的产物。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所有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用“东方红”、“井冈山”、“延安”、“红旗公社”等革命色彩鲜艳的字眼，建立造反组织，标榜自己特别革命。甚至荒唐提出“一切权力归×××”的极左口号。用“五一六”命名造反组织，就属于这一类型。
1967年5月以后，林彪和江青等人认为全国乱得还不够，提倡“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自己”。于是，他们指使王力、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不断鼓动红卫兵大闹特闹，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
到了七八月间，全国混乱局面达到了高潮，冲击领导机关，揪斗党政军领导人，抢劫军火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局势严重失控。
于是，毛XX及时发出最新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还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
尽管“五一六”攻击的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但他认为那是红卫兵中少数人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对学生主要应该进行思想教育，着重正面引导，没有必要扩大追查范围。
当时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记者站北京组组长袁光强曾经回忆，他最早发现“五一六”的标语后，马上向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小组进行了汇报，后组织了“五一六调查组”。经过一两个月深入、全面、认真的调查，查明秘密“五一六”的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红卫兵，所有骨干分子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捕。
事后，这个直属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
然而，江青等人却违背事实，继续借题发挥，在“五一六”问题上大做文章。
就在记者调查组提交了调查报告后，他们却精心策划把一大批军内外领导干部，无中生有地同根本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挂起钩来，进一步排除异己。
在此之前，他们首先拿农林口秦化龙问题做文章，以求“一箭数雕”：
一来，因为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后调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主任，“文化大revolution”初期还任中央农林口文化大revolution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开会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经常上天安门陪同中央领导人接见红卫兵，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有社会影响。二来，林彪、康生他们也知道周恩来十分关注秦化龙，曾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组织辩论会，想通过解决秦化龙问题，要求为平息中央机关派性斗争做榜样。三来，他们还知道1940年马明方、秦化龙等100多人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解救回延安的。秦化龙等人的“叛徒”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四来，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不久前又出现过农大“五一六兵团”。
所以，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反“二月逆流新反扑”和清查“五一六”如出一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以便从不同方向排除异己
1967年9月后，首都红卫兵开始返校“复课闹革命”，工宣队、军代表相继进入学校和国家机关，实行群众组织大联合。轰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五大红卫兵“领袖”失去价值，不再成为依靠的力量。不久，他们的政治命运走到了尽头，先后成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XX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该予以彻底揭露。
毛XX指示公开发表后，江青等人看到形势不妙，马上采取丢卒保车、贼喊捉贼的手法，抛出经常出头露面、煽动造反的头面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公开宣布将他们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逮捕，以平息毛XX的震怒。
进入1968年后，林彪和江青等人又玩弄政治权术，在军队领域相互勾结，开始导演一场新的夺权斗争。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划制造了一个“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诬蔑在解放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诽谤他们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3月27日，中央文化大revolution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就在这一期间，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着重思想教育的指示，极力夸大“五一六”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任意扩大清查范围。
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
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林彪、江青等人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我们这些保秦化龙的干部，立刻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骨干，实行专政，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罪行。
为了大造声势，发动群众，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高潮，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特地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我，分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
随后，“五一六”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我们，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竟对我连续进行三天三夜72小时残酷审讯。幸亏当时我年轻，身体好，意志坚强，终于挺过了磨难。
由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制止逼供信，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令人费解的是《通知》竟然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文化大revolution”初期帮助林彪、江青等人搞阴谋诡计的“王、关、戚”等并列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和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的清查运动，不但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深挖”扩大。
那时，农林口干校到处张贴“坚决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标语。周围农民搞不清楚，他们好奇地问：“你们干校只有200多人，怎么会有516个反革命分子？！”原来他们把“五一六”当成数字理解，并没有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理解，令人啼笑皆非。然而，“文化大revolution”风云瞬息万变，变幻莫测。
1970年8月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同林彪集团秘密串联，抛出了“天才论”。没有想到毛XX恼怒地指责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此，陈伯达由政治舞台的巅峰突然跌入谷底，曾经赫赫有名的全国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陈伯达，一夜之间反而被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你们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听后一头雾水，面面相觑：到底谁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谁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大家哭笑不得，莫名其妙。
粉碎“四人帮”后，原有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自杀。“五一六反革命”案真相大白，它完全是阶级斗争虚构的冤假错案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农林口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好汉，他们继续对我们进行审查。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不再是残酷斗争审讯，而是改为办毛XX思想学习班。他们天天让我们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他们退而指点“迷津”：“既然没有‘五一六’组织，那就交代‘五一六’思想吧!”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五一六”问题并没有宣布结束审查，要我们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秦化龙依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吴文平也依然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里。
后来，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变化，我们也不甘心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五一六”，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
有一次，我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我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调离上海警备区后，刘传新调到南京军区任某军政治委员。“文化大revolution”期间，他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过去，我们都十分熟悉，他进京后与我们也有过接触交往。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我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他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那时，江青等人还在台上，我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五一六”的信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一六’，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接着，刘传新伤感地对我们诉说：“我在这里抓‘五一六’，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五一六’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五一六’，我也说不清!”
刘传新是奉命进京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命的军政治委员，又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居然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五一六”问题。
时隔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因刘传新为“四人帮”在北京办了不少事，群众愤怒，强烈要求审判他。刘传新自杀了。
同样，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选择了自杀之路。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成为“文化大revolution”史上一幕既可悲又荒唐的历史。
后来，我们单位当初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捕的吴文平等人也出狱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分配了工作。
在这之前，胡耀邦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秦化龙问题，作出结论指出“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因秦化龙在狱中受迫害致残，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中央特地任命他当顾问。
农林口其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后台”的梁步庭、吕清、王振扬、吴振等人，也统统恢复名誉，相继分配了工作。至于农林口司局和处以下干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数更多，也都分配了工作。
对于“五一六”问题，胡耀邦感触很深。“文化大revolution”期间，他在团中央“五七”干校目睹那么多熟悉的好同志，一个个莫名其妙被打成“五一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发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干部，也因被打成“五一六”在不断告状，人数之多相当惊人。他审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发现：虚构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他极为气愤地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几个数字吗!于是，胡耀邦下大决心，大刀阔斧为“五一六冤案”众多的受害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证明，当初耸人听闻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深刻，令人永难忘怀。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５１６”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５１６”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５１６”组织。然而自１９７０年４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５１６”运动，１９７１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５１６”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５１６”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５１６”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３２０”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５１６”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５１６”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５１６”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５１６”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５１６”。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５１６”并非一回事。
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５１６”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５１６”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５１６”，还列出３１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５１６”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５１６”帽子。
１９７０年４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５１６”说不过去。１９７５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５月３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１３万多人被打成“５１６”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２万多。
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５１６”中全省共死亡２０００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３６人，被严刑拷打重伤１００多人；滨海县死亡１８人，伤残６０多人。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５１６”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５１６”敌情最严重的单位。１９７０年４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５１６”分子１０８人，点名“５１６”２４８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１１５４人，共有１５６０人卷入了“５１６”漩涡。其中有２１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５１６”？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１３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５１６”，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工学生中打出了成批“５１６”，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５１６”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５１６”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５１６”。１９７１年２月靠边审查，１９７１年１０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５１６”开了先例。
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７２％，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３８％，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４１％，地市一把手中占６９％。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５１６”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梁辑卿，杜方平），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干部材料。据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２９８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８４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１１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５１６”的营地
江苏清查“５１６”，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５０００人左右。清查“５１６”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１９７１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６０％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５１６”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５１６”的高潮在１９７１年。经过“春季攻势”，到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打成“５１６”的占３３。４％。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５５．５％，处级干部占４２％，一般干部占３０％。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多达２４００余人，连同已经打成“５１６”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７０％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４５人中有２５人打成“５１６”，其中有８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５１６”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５１６”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４３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５１６”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５１６”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６４名“留守人员”，有３９人打成“５１６”。打成“５１６”的局领导占６０％，处室负责人占６２％，党支部委员占８０％，党员占６４％，党支部几乎成了“５１６”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５１６”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５１６”的重点。１０００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５１６”关押１００多人，逼死５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有的科研单位１００％的科以上干部和８０％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５１６”。
省科技局在清查“５１６”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１９７２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５１６”，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２００多人辛勤劳动，投资５００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省五七干校，１９７１年有３０００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１０００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５１６”开始后陆续进来的。１９７１年４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１００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５１６”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１９７１年底已增加至２００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１０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６０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１９７１年底，干校３０００多人中，点名为“５１６”审查的有１６００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４００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８０％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５１６”的营地。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５１６”、批臭“５１６”、深挖“５１６”、全歼“５１６”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１０多小时（最长１９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５１６”，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５１６”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５１６”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５１６”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５１６”。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５１６”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５１６”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１９７１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９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５１６”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５１６”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５１６”大本营，将清查“５１６”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２万多人的清查“５１６”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３９００多个、２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２０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１２００多场，收到举报材料２万多件。在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１０月，４个多月内就有５０００多人打成“５１６”，其中骨干６００多人。到１９７２年底，２万多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３００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３３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５１６”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５１６”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５１６”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５１６”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３００多名“５１６”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５１６”，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５１６”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５１６”。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６００多干警，１５９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４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５１６”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４５０余人，至１９７１年底已有１０７人打成“５１６”，加上挂上“大名单”的２００余人，也占７０％左右。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５１６”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５１６”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５１６”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５１６”。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５１６”问题，人人都要过“５１６”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５１６”。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５１６”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１３人，打成“５１６”的６人，挂上“大名单”的４人；中层干部８４人，打成“５１６”的４３人，占５１％。地区公检法机关５００余干警，打成“５１６”的３２７人，占６５％。
江苏清查“５１６”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炎黄春秋》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