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明朝丁忧的制度，官员在遇到父母的丧事时，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
张居正照例上疏请回原籍守制。万历不允，张居正又多次上疏，皇上依然还是不允。
大臣们都是看皇上的眼色，于是众多官员上疏请留张居正，可偏偏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和赵用贤却上疏请令夺丧。
吴中行说：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赵用贤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紧接着，他的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和刑部主事沈思孝也请令守制，他们说：
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
当然，皇上要求张居正夺情的旨意已经非常明确。因此，反对夺情的人必然受到惩处，吴中行和赵用贤各杖六十，艾穆和沈思孝各杖八十。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等人都来找张居正求情，可张居正只是说圣怒太严重，求不得了。王锡爵再求，张居正无奈之至，甚至说道：“大众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可见张居正也为夺情之事的矛盾而痛苦万分。
由于张居正不肯营救，朱东润先生以此认为“张居正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
我想，第一，张居正是否应该夺情？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按照常理，张居正要马上回家守孝三年。但是，当时张居正主持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且已初显成效。国家安定，经济复苏。但是改革并未完成，张居正有着更大的手笔，治理河漕、清丈土地等等。因此，张居正不能离开。如果此时丁忧，改革大计无人主持，辛苦几年的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废。再加上朝政风云变幻，反对者们很可能在他丁忧期间罗织罪名，对他反攻倒算。不但改革不成，甚至三年后能否起复都成为疑问。如果夺情，会引发“不孝”的骂名，这对于身为首辅的名声也是极重的打击。但是，如果夺情能够得到皇上的支持，那么一切都可以顶住，改革的事业也可继续进行下去。因此，综合考虑，应当夺情。
第二，吴中行等四人上疏是对还是错。一开始，我觉得是错。我感觉这些士人太迂腐了。回家守孝固然重要，但国家大事岂不是更重要？忠孝不能两全，怎能舍国家而就小家？
可转念一想，“国事重于家事”的思想只是现在的价值观，我不能以现在的价值观去要求古人。当时这些士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孝治天下”的礼制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他们坚信儒家思想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一旦有人违背，即使是自己的座主，也要奋起反抗，坚决说不。这是极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源于内心的坚定和信念。这不能说是迂腐，甚至可以认为是正义和高尚的行为。
如今我感觉他们迂腐，不过是因为我没有处在明朝，没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远离了当时的历史，没有当时当地的束缚和牵绊。因此，我可以看到张居正在改革中的重要性。以人治为主的封建社会，改革本来就阻力重重。如果改革者离开，则必然人走茶凉，人亡政息，因此张居正断然不能走。而这些认识不过是旁观者清罢了。试想如果我也身处当时，我也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或许当时我也会反对夺情，很可能也会落入“我执”之中而不能自拔。于是，我理解了吴中行等四人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不希望自己的座主落下“不孝”的罪名。
第三，张居正是否心胸狭窄？我认为不是。古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张居正万万想不到自己的门生和同乡上疏骂他不孝，这就不得不让他愕然与痛心了！难怪他痛切地说：“从前严分宜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比不上严分宜了。”这是发自肺腑的痛苦感叹，无奈、愤激，甚至是委屈，尽在其中。这个时候还要求张居正能够宽宏大量，为免难人所难。以此说张居正气量不够宽宏似乎过于苛责了。
通过夺情，更显张居正的伟大.他能顶住如此重重压力，不畏人言，坚持推行改革新政，使得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在万历初年恢复了生机。张居正不愧是明朝最杰出的首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