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很多中外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北方至少有90%人口在蒙古入侵时死于非命。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噍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四川是抵抗蒙古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最近有学者从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数字统计，四川被蒙古人屠杀后，人口由一千三百万减少到六十万。
蒙古人对当时金朝政权下的北京城也进行了残酷的洗劫，每次攻下城后烧杀达几个月之久，完全抢劫破坏后才撤离。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的北京没有任何元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
在元代以前，中国大的民族在中原有一大分支是羌族，羌族最大的一支党项族，作为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族就是在西夏时被蒙古人灭绝的。现在有些姓党的人就是党项族人后裔。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他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将西夏境内的居民尽数屠戮。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从此羌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再有影响力。
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契丹人投靠了蒙古部落，随战争分散到各地，在征讨大理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契丹人后来就定居在了云南。还有些契丹人就是现在的达斡尔人，他们就是的契丹人后裔。这就是契丹人为什么消失的历史之迷。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遇有抵抗，立即屠城，共屠数百城。整个中亚一片废墟。1258年，旭列兀（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巴比伦人惨遭灭绝。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这场屠杀是如此的酷烈，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使他们彻底的湮灭于人类空前的兵凶中，典籍上对他们也只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记载。
1279年，元军与宋军在崖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混战几天后，宋军不支，张世杰与陆秀夫决定撤退。只是，宋军的船队被元军冲散，陆秀夫不愿被俘虏，眼含泪水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此后，残余的宋军、官员及家眷也纷纷跳海殉国（史载：有数万之众殉国），至此，南宋彻底灭亡。当时灭宋的汉奸张弘范在崖山大石上还刻有十二个大字：
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
不过现在多出的两个字，就是后人加上去的“汉奸”二字。
汉奸张弘范还写过一首诗：“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这也说明了当时战况和屠杀的惨烈。
遗落在福建一带的南宋遗民，他们的后人就是现在的闽南客家人。
蒙古兵所到之处，想尽一些办法把当地人口杀干净。除了直接屠杀，还焚烧所有的粮仓和房屋，使得逃走的百姓在冬天冻死，践踏破坏农田和灌溉系统，使得当地人以后完全没有食物来源而饿死。用腐烂的尸体去污染水源，使得大量人口饮水后染上疾病而死亡。把老百姓赶到海里淹死。有些地方有幸存者，那是因为蒙古军队人少，一时找不到他们，或者是急着要出征别处，即使没有来的及杀完，也就出征了，一点也不能说明那些屠夫有半点残余的良心。被屠杀城市的幸存者也住不满城市一角。根据蒙古征服前和征服后人口数量推测蒙古人至少杀了多少人。很多中外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北方至少有80%人口在蒙古入侵 时死于非命。成吉思汗的有句名言：“男子汉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属痛哭，再奸淫其妻女”。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在这种淫威下，汉民族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东南亚的外迁。
汉民族的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汉人之中……
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四川的钓鱼城之战，元朝的元气大伤；淮河以北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又重创了元朝，后来民间才有了“八月十五杀鞑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说。
1988年版《蓬莱县志》中记载的珍贵史料：“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据考证，明初中原已经统一，云贵高原仍被元朝占据，不但屡招不降，而且屠杀使者，朱元璋决计讨伐，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命傅友德为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步兵30万讨伐云南，分遣都督胡海统兵3万，趋乌撒，自将大军趋贵州。十二月二十三日，傅友德自曲靖直捣乌撒，元军暂时退却。傅友德下令在乌撒筑城，建筑材料和工具刚一备好，元军引兵复至，由此展开一场惨烈的“乌撒之战”。
可见“小云南”先祖缘于全国各地军丁加盟的明朝征元30万大军。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山东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小云南”先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由国内各地汇聚云贵，再行迁至山东，。可见山东人口也不是当时的齐鲁子弟了。
现居住在云南边陲的摩梭人，就是“乌撒之战”后，无法回到蒙古的一些元军的残兵败将、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结合后的后裔。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满清人又称女真人。古之肃慎，与商同源，据说当时的那里是商代犯人流放的地方，时间久了，那里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就是满清人入关后学说的汉话，又叫官话和京白。也就是说、所谓的“普通话”就是满清人入关后带来的。真正的汉语又叫南音、只有福建一带的南宋遗民、既闽南的客家人才有保留，而广东的方言更接近古汉语。象普通话说：“我的儿子”一语，用古汉语来说就成了：“吾崽”。可见，古汉语是非常接近文言的）。
满清入关前只有十万军队，入关后清军急剧增加到一百万人，这是汉族的一些叛军和蒙古人加入了清军，故应该是O型血的满人现在多是B型血。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
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北京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因此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包装成汉族。冯玉祥逼宫后，清王朝灭亡，溥仪逃回了东北。小日本鬼子见有机可乘，引诱溥仪投靠日本。日本乘机开始了向东北移民；军阀张作霖发现不对后，抢先向东北开始了移民，等小日本鬼子发觉后，东北已经移民了三千万。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展现了宽大的胸怀，把这些民族都融入了中华民族。后人、老百姓是无辜的，我们应该把战犯和民众区分开来，真正的罪行是那些统治者一手操纵和制造的。
我们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历史就是历史！隐瞒历史的真相就是包庇战争罪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都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功高盖世”，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把屠夫们的屠杀国人的劣行当成英雄事迹拍成辫子剧，而把真正的民族英雄反而当成民贼而贻笑大方。
更可笑的是：沈阳市在市区广场公然为清国十二帝建立铜像，纪念‘满清人入关作战屠杀国人，建立了大清国’。他们仅仅是为了旅游创汇吗？这样做是不是对全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我们老百姓要问的是：在东北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立下大功的那么多的英雄、如杨靖宇将军、女英雄赵一曼，冯玉祥将军、吉鸿昌将军、冉闵、袁崇焕------不立铜像，反而把一些战犯，民族败类，双手沾满中华民族老百姓鲜血的屠夫们立雕塑铜，意欲何为？
真正的历史学者们就要宏扬民族精神，就不要白吃人民的粮食，不要为了哗众取宠，把一些战犯、民族败类，如尚可喜、吴三桂之流，给研究、考证成了：“能认清大局，顺应潮流，既能与时同进，又能把握机会，明哲自保，急流勇退”的民族英雄。把双手沾满中华民族老百姓、和世界人民的鲜血的屠夫们，给研究、考证成了：“是中国人的祖先，和-----他们的民族、有过辉煌的历史”。这不仅会让中华民族的老百姓气破肚皮、也会让外国学者们笑掉大牙的。
前不久，一群东北学者和汉奸后裔多人，在海城、鞍山开会吃喝，然后“与会学者对平南王尚可喜一致予以充分肯定”：“尚可喜高举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尚可喜是立下千古大功的”。（尚可喜帮过满清杀过中国人还有了大功了？）与会学者们还考察了位于海城市郊区的尚氏陵园和新落成的尚可喜纪念馆。这一陵一馆是海城市的‘重要历史文物’。会议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学者召集并主持。这帮勾搭汉奸子孙，良心让狗吃了的家伙，毫无廉耻地参拜杀人恶魔的神社。他们居然敢颠倒黑白，歌颂着汉奸精神。请问这伙所谓的“历史学家、研究员、专家”、是不是白吃人民粮食的家伙？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民族特征，至今有些人口依然有这个相貌遗迹.：
如突厥人，鹰勾鼻、脸腮上胡子较多。
女真人，下巴较小，有些人的胡子连到脖子和胸上。
匈奴人，头型较圆，与蒙古人相似。
欧罗巴人则以高鼻深目，颧骨下倾，嘴离颧骨的上下距离较近为主。
鲜卑人和契丹人，鼻梁上端较长。鼻梁上端的凹点在两眉之间上方，而汉人的鼻梁上端的凹点在两眼睛之间。
而蒙古人的起源是唐代东北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室韦人，追本朔源，他们的远祖是鲜卑之后的、柔然人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人的特征是小手指甲盖旁，还有分岔的一个小指甲盖。颧骨上凸，眼角尾内陷，离脸颊较远，眼角有鱼尾纹，身上几乎没有臭汗腺，上唇胡子上翘，下唇胡子只有一小撮硬撮。脸型较圆。眼瞳栗黄色，眼睛内有内呲褶。游牧民族血型，以B型为主。B型人相对喜欢奶制品和肉食,也是受到祖先的一定影响.RH阴性血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特有血型。
以食用牛羊肉为主的游牧民族，多以络腮胡子为主。以食用牛羊肉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脸腮上胡子较多？这是由于肉中所含激素的原因，肉中所含的激素可以刺激脸腮上的胡子增多。
真正炎皇子孙的特征应该是:三绺胡子，上唇胡子下弯，黑眼瞳，单眼皮，（这是国外考古学家根据中国的历史古画上的人物肖像特征都是单眼皮判定的）。华夏集团的农耕民族血型、以A型为主。A型血的人几乎不适应饮用牛奶、羊奶、马奶,喝多了不消化容易闹肚子,这是祖先的长期农业习惯造成的血液抗原不同。
历尽劫难的中国，战乱使人口几灭，中国几易其民。现在的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这种说法再不能成立。炎黄子孙只能是一个小民族了-------经过历代的大屠杀，现在象有些过去的汉姓:如公孙,上官,司徒,几乎都不见了。宋、金朝的时代，中国北方都沦为金朝国土。蒙古灭金后，宋兵收复的国土，到处都是残坍断壁，座座都是空城。而当时的蒙古人并没有多少，也就是15万的军队，他们大部分起用的还是叛军。可见，当时的中国北方也是千里无人烟的。
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真正的中国人的起源，应该从元末明初，朱元璋的人口大迁徙后算起。关于元末明初的中国人口起源说，椐说有五说，“山西的洪桐县一带的大槐树”和“小云南”就是其中之一。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说他最近刚刚完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变迁的DNA研究。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这与维吾尔人不能再称呼是突厥人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人再称为汉族人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能称为是中华民族了。
元末战乱和40年之久的雨灾、旱灾，造成了山东、河南等地人口大数量减少。公元1344年黄河决口，曹州、汴梁等地人口损失严重。当时的河南省仅存封邱、延津、偃师、登封几个县，沿黄河一线内外的苏北、皖北、山东、河北到处是荒凉、萧条、没有人烟。加上元朝当局的残酷镇压、杀戮，中原一带出现了许多无人区、无人村，甚至包括北京、陕西、江准一带。
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口达到四百多万。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政府多次迁徙人口以后，山西人口也减少了。可见，山西人口也不是汉族正宗。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戍边，把大屠杀后剩下的百姓集中在山西的洪桐县一带，分别向全国发遣。很多不愿意离开家园的百姓，被士兵用绳子绑在一起，被他们押着离开家园。当时的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我要方便”一词，由于被绳子绑在一起，要上厕所只能用“我要解手”一词了。所以后来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方便”一词，也就由此改成了“解手”的一词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解手”一词的由来。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所以，后人多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山西的洪桐县一带的大槐树，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去山西旅游，导游会问你的左脚的小脚指甲有无分岔？据说有分岔的人，都是从山西迁徙出去的。汉人小脚拇指的指甲盖，通常分裂为两半。不过两半不成比例，一半大得多，一半很少，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而且男左女右。异民族的脚趾的小拇指头，则是完整光滑的一块。
所以民间留传下来的是只有福建的客家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新加坡华人，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才是炎黄子孙的后裔。他们的语言接近的就是我们现代人根本听不懂的古汉语。
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五帝之世，则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周则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恆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率兵寇掠。屈伸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至于莫相救护，骄黠凭陵。和亲结约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史论之备矣，故不详而究焉。（北史）
朝鲜人的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也都有记载。《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始有朝鲜一词。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显然，这里说明了朝鲜的由来。秦始皇灭燕，燕国人逃到了朝鲜。汉朝时，华北人民为了躲避匈奴的战争和徭役，去的也不少。
日本人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周厉王无后，周厉王弟弟的两支后裔，一支让晋国给灭掉了，一支去了日本。
越南、新加坡华人，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这是因为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汉民族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东南亚的外迁。
也没有必要争论谁是华夏正统不正统的，伏羲氏，三皇之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将中国社会带入父系氏族社会的人，因此伏羲是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领袖。他属于东夷族。
神农氏，三皇之一，如果神农就是炎帝的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神农即炎帝属于东夷族。
黄帝，五帝之一，属于西戎族。他的臣民早先大部分属于西戎族。
可见，华夏民族本身就来自东夷西戎，再把东夷西戎看成是蛮族只能是嘲笑自己。人口问题，孔夫子说过：“入华夏则华夏，入夷狄则夷狄。”入地随俗。
这些真正的历史之迷，历代统治者都是避而不谈的，教科书上也是很少能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