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甘地主义介评
——纪念甘地诞辰120周年
锋钧
莫汉达斯·卡拉姆钱德·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i 1869—1948）, 世界东方一大名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 素有“圣雄” 之美称。甘地的思想和学说,人们通称为甘地主义。甘地主义不仅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而且也是印度独立后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甘地主义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世界特别在亚洲东方一些国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遗产。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甘地及其学说的研究和著述如过江之卿, 不计其数, 对甘地及其主义的评估也众说纷云,毁誉不一。本文在全面介绍甘地主义（侧重于政治思想）主要内容基础上, 也试图就甘地主义的特点与功过作一浅评。
一、甘地的生平事略
甘地于1869年10月2日出生在印度西南部波尔班达土邦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和父亲担任过土邦的首相。甘地少年时代在拉杰科特土邦读小学和中学,1887年入巴弗纳加尔的沙玛达斯大学, 翌年9月赴英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1891年6月获律师资格,回国后在孟买、拉杰科特担任律师。1893年4月应聘到南非一家印度人兴办的商业公司任法律顾问。5月抵达南非约德班。在途中目睹并亲身遭受种族歧视和白人的侮辱,遂投身于并领导印度侨民反对南非当局种族岐视的活动。1903年组织英属印度人协会,自任名誉秘书与法律顾问。1904年在南非创办《印度论坛》周刊, 宣传非暴力抵抹运动。嗣后,在杜尔班附近购买了100英亩土地建立了一座他理想的村庄, 起名为“ 凤凰村” ,后来这里成为他在南非领导非暴力斗争的基地之一。1906年8月22日, 南非特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移民的法案（又称“ 黑色法案”）,甘地奋起领导侨民掀起非暴力抵抗运动, 并将“ 消极抵抗” 改为“ 坚持真理”（萨提亚格拉哈）,此后一直到1914年甘地均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的非暴力斗争, 甘地也因此名扬南非与全部印度。
1915年1月,甘地回国, 为争取印度的自治而斗争。为进一步了解祖国情况, 到全国各地旅行考察。5月28日,在阿默达巴德附近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或称真理学院、真理修道院）。6月3月, 英皇生日, 甘地被授予帝国印度勋章一枚。1917年2月,在孟买召开群众大会, 要求政府明令废除契约劳工制并获得应允。4月, 为比哈尔昌巴兰靛青农民奔走, 促使政府通过了昌巴兰农业改革法,减轻了对靛青农民的剥削。1918年2月在艾哈达巴德组织工人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 并以绝食鼓励工人坚持斗争。6月, 英方公布“蒙塔古——切尔姆斯福特宪法改革草案” , 促使甘地决心由与英国“ 合作” 改为“ 不合作” , 改“ 非暴力抵抗” 运动为“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1919年2月,在孟买成立非暴力抵抗协会反对罗拉特法。10月创办两个刊物《新生活》和《青年印度》。1920年9月,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和要求自治的决议,从此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成为国大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指导原则并确立了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1921年7—8月, 在甘地领导下,全国各城市纷纷焚毁英国布匹, 手纺手织, 穿土布衣服, 抵制威尔斯亲王访印。与此同时,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不合作运动进入高潮。1922年2月2日联合省发生乔里乔拉农民放火焚毁警察局和烧杀警察的事件。甘地闻讯后立即指示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并规定此后国大党的工作方针：推广手纺织运动, 争取消灭“ 贱民” 制, 加强印回团结, 扩大国民教育,提高妇女地位等等。这就是甘地著名的“ 建设性纲领” 。同年7月20日甘地入狱,在狱中撰写《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1924——1925年任国大党主席。1930年3月,61岁的甘地率领真理学院的78名学员开始了著名的食盐进军。他们自阿默达巴德的真理学院出发, 步行24天, 行程241英里,4月5日抵达丹地海滩, 用海水煮盐, 呼吁拒购“官卖食盐”, 全印各地纷纷开展破坏盐法、抵制洋布的斗争,从而掀起了第二次不合作运动。1931年3月5日, 甘地与英印总督欧文在多次会谈后签订协议。协议规定, 文明抵抗运动不再继续开展,今后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运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允许人民自采自制并在居住范围内出售。同年9月赴伦敦参加第二次园桌会议, 要求给印度以自治权, 遭到拒绝,甘地决定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3年2月创办《哈里真》周刊, 为解放“贱民”而斗争。1934年4月7日, 决定停止不合作运动,实施他早在1922年提出的建设性纲领。1940—1941年任国大党主席。1942年3月11日, 英国政府派克里浦斯赴印,同甘地等商谈有关自治宪法等问题, 甘地拒绝克里浦斯方案。4月, 甘地提出“退出印度”口号, 即首次提出印度独立的要求。8月8月,国大党根据甘地的指示通过不合作决议, 要求英国交出政权。翌日, 甘地被捕, 全国发生大骚动,殖民当局实行血腥镇压。1943年2月【】10日, 开始为期三周的绝食, 抗议政府暴行。5月6日, 甘地获释。1944年9月,甘地与真纳会谈, 试图解决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 未达成协议。甘地反对印穆分治成立巴基斯坦。1946年9月2月,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甘地为该政府规定四大任务：争取独立, 解决教派冲突, 解放“贱民”阶级,服用土布。1947年4月15日, 甘地与真纳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停止教派冲突。8月15日, 印度宣告独立, 举国欢庆,但甘地却在加尔各答绝食一天, 以纺纱纪念独立节。9月, 印度发生大规模教派冲突和仇杀,甘地以绝食、游说等方式呼吁印穆教徒和平相处。1948年1月30日, 甘地在德里赴祷告场途中, 被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枪杀,终年79岁。著有《青年印度》、《甘地自传》等。
甘地把毕生奉献给了印度民族独立事业, 他一生绝食斗争18次, 被捕15次, 在狱中度过2330天,最后一次入狱已是73岁高龄。他终身苦行, 粗茶淡饭, 节衣缩食, 将全部财产供献给贫民, 不图高官厚禄,与群众同甘共苦。甘地的赤诚爱国精神和高尚廉洁品德, 受到印度和全世界人民的赞颂。印度和全世界人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
二、甘地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宗教化的真理观
甘地主义的核心是他的真理观。甘地的宗教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以及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均以他的真理学说为理论基础。不了解甘地的真理观,则无法理解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种种理论与政策。如甘地自己所言, “对我来说, 真理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包括无数的其他原则。”他又说：“我不自称发明了什么新的主义或学说。我不过将我所认为的真理应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
然而,甘地的真理观并非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而是一种宗教化的真理观。甘地心目中的真理,就是神。他把神的观念与真理的观念完全等同了起来。他说：“这个真理不但是指言论的真实, 而且也指思想的真实,它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相对真理, 而且是绝对真理——神”。起初, 他把神放在第一位,提出“神就是真理”的公式。他说：“倘若人类的语言能给神以最完全的表述, 那么我的结论是：对我本人来说, 神就是真理” 。但是后来,甘地则宣布“真理就是神”, 把“真理”一词放置首位。之所以如此, 他认为, “过去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 神虽然是神,但他是高于一切的真理......两年前我向前迈进一步,开始说‘真理就是神’。你们将来会明白‘神是真理’和‘真理是神’这两种表述之间的精确差别的。这个结论是我在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理之后才得出来的......”。在甘地看来,‘真理’则为各种不同的宗教信徒,甚至非宗教信徒提供一种共同信念,这种观念具有把各种社会力量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强调“真理就是神”就可以借助“真理”的号召力把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姓的人统一起来,以达实现民族独立之目的。“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与真理相联系的双重真理,甚至无神论者也不反对真理的必要性和力量......因此‘真理就是神’则使我得到最大的满足”。
甘地宗教化的真理观的申心内容是人道主义的“ 爱” 。他认为真理的原则就是爱的原则, 没有爱就无所谓真理。他说：“人有许多属性,以爱为最大, 人而无爱, 虽然拜信上帝也是空的。简单说来, 爱是所有宗教的根本”。根据甘地的真理观, 人和人虽然肉体不同,但本性是同一的；人性中包含有神圣的善性因素, 这种善性因素往往由于私欲的遮蔽而未能显示出来；一旦善性因素被唤醒,即使恶人也可转化为善人。因此, 甘地主张只要人们通过自我牺牲和忍受痛苦的行为, 抑制自私、仇恨、妒忌、报复等恶性,使自己内在的善性显现出来, 再去感化或唤醒犯错误者和敌对者内在善性, 就能使他们改恶从善, 改邪归正。正因为如此,甘地极力主张爱自己、爱别人、爱人类、爱生物、爱故人、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 二) 印度自治论
实现印度自治是甘地为真理而奋斗的最终目标。“ 自治” 即“ 司瓦拉吉” (Swarsj) ,来自印度教经典的用语。“ 司瓦拉吉”是印度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提拉克提出的政治纲领。甘地显然同意提拉克的思想。但何为司瓦拉吉, 甘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解释则不相同。在早期,甘地并不要求立即结束英国的统治, 而主要是反对英国的殖民制度。1921年时, 他提出了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自治目标, 即如果可能,便实行在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如果必要,便在英帝国以外实行自治。但这种自治并非实现印度完全独立。直到尼赫鲁在国大党内正式提出将实现印度完全独立的口号作为政治纲领后,才逐渐明确自治就是实现完全独立。据分析, 之所以有如此的变化, 甘地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甘地所倡导的自治或自主,不仅是指政治上的脱离英国人的统治, 而且还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二者互为条件, 紧密相关,同时他更看重精神上的自主。他一直认为, 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结束英国统治, 而是追求自身完善。他说,真正的司瓦拉吉是印度人实行自身完善和精神自主。英国人所以能够统治印度, 应怪印度人自己,是印度人自己把印度送给了英国人。当印度人能够作为强者站立起来时, 就会有政治上的自由, 而精神完善的途径则是培养自助、自洁、自苦精神,加强纪律性, 实行宗教团结, 取消贱民制等。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他在1921年提出的建设性纲领的思想基础。
甘地自治论的另一重要思想是关于取得自治后印度社会制度的设想。这种设想的蓝图早在1909年所著《印度自治》一书中就已作了较全面的勾画,后来又在一些文章中不断加以补充与完善。甘地所要建立的社会是一个他自己宣称的“ 真理和非暴力社会” ,即以印度文明的真谛——精神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与西方近代文明社会根本不同。他认为, 近代文明的发展是近代西方社会一切弊端的总根源,是世界动乱、侵略、压迫和战争的温床。近代文明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上的罪恶的反宗教的文明, 是魔鬼的文明, 是黑暗时代。他写道,资本主义的城市是陷阱, 是小偷、盗匪、流氓和卖淫的集中地；大机器生产使工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他谴责西方文明和大工业使印度贫困不堪,认为西方用倾销纺织品打碎了印度手纺车, 从饥饿的印度人口里抢去了最后一碗饭。农村工业的破坏, 大城市的兴起, 铁路和大工业的发展,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 已经使印度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可悲的仿制品。印度决不能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他写道：“如果在印度发展工厂,倒不如把钱送到曼彻斯特去。”使用曼彻斯特布, 我们还只是损失了金钱。但如果在印度也产生了一个曼彻斯特,则我们虽留下了流出去的金钱,却换去了我们的血肉, 因为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就要被摧毁了”。“贫穷的印度尚可以得到自由, 但要使一个由不道德仍致富的印度再获得自由,那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基于这种对近代工业和近代文明的认识, 他得出结论说,争取司瓦拉吉的斗争的实质就是反对近代文明。未来美好、和平、安宁的印度就在于杜绝近代文明,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再有大工业的发展, 至多是允许有限度的, 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少量大工业的发展。
甘地认为,印度未来的文明, 应从历史中去寻找。这种文明包括三个要素：农民耕地的犁、手工业者纺织的手纺车、印度教哲学。从经济观点考察,最重要的应是手纺车。手纺车不仅是一种物质武器, 而且是对抗西方文明的“ 精神武器” 。它体现了古代印度农村公社道德上的“ 合作精神”。因此, 他极力倡导“ 回到纺车去” , 开展家庭纺织运动。他认为, 印度农村是真正的印度, 建设乡村是建设印度的根本,应大力恢复手工业和其他乡村工业, 恢复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基础。他同意托尔斯泰的“面包劳动法制”,即每个人都应从农业或其他体力的劳动中取得生活必需品, 实现经济正义和平均分配。资本家租地主应自愿放弃财产而仅仅成为财产的受托者,穷人与富人都享有同等的经济权利。
在政治体制上,一甘地基本设想是建立以村社为基础的联邦制, 各地实行小型组织分治。在甘地这种自治理想国之中, 没有政权, 没有军队,使印度成为实际上无国家的非暴力的“ 开明的无政府状态” 。国家中虽设有警察, 但只执行非暴力职能。国家中每个人都各自成为自己的主宰,每个人在行使主权时都不妨碍他人。他最耽心的是怕印度独立后变成寡头政治政府。尤其不愿看到建立成立一党专政或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官潦政府。在他看来,国家消灭个性, 而个性是人类进步的根源, 因而国家是最大的祸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他渴望在农村村社基础上, 建立新的政权,尽量缩小中央权力, 实行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一个个乡村成为一个个小共和国的自治实体。在这个实体里, 人人参加体力劳动, 没有剥削,平等友爱, 不分性别、种姓、宗教、职业一律平等。如果有人违反这些原则, 就要对他实行非暴力抵抗。1946年, 甘地的弟子纳拉物·阿加瓦尔草拟了一个甘地式的自由宪法。该宪法是按甘地的设想拟定的。根据这一宪法, 社会经济主要由各地方单独进行,每个村社可以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甘地坚决反对模仿英国国家的政治体制。他认为英国议会民主制度具有虚伪性和自私性,甚至说这种制度的母亲“是一个不生育的妓女” 。他说, 英国议会民主并不是真正民主,而是巧妙伪装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如果印度未来的国家制度模仿英国, 它必将灭亡。加拿大和南非一类的自治领, 仅仅是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统治,而不是自治。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甘地也有所谓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他的真理观必然体现在社会主义之中。他在晚年时公开宣布自己是“ 第一流的社会主义者” 。甚至说,他在南非时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甘地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与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普鲁东、罗斯金和托尔斯泰思想相近,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 社会主义就是对穷人的爱以及与穷人同一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为穷人服务。1947年7月2日,在德里政治会议上讲演时,指着社会主义者领导人说：“我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差不多50年前, 当我在南非当律师的时候,有许多人也把自己叫做社会主义者。要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们还不如我呢。我经常与劳动者一道工作,并以此为我职业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工人和农民的忠实仆人。”他强调没有穷人的合作,富人便无力聚敛财富。他认为, 工人与资本家应当相互依存和互相帮助, 从而构成一个互相合作的社会。甘地同情工人的遭遇,但同时也认为应尊重资本家的社会地位。他的信条是“不是用非暴力消灭资本家、而是用非暴力消灭资本主义。”
(三) 非界力学说与坚持真理和不合作的斗争策略
甘地主义的另一重要思想和法则是非暴力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 坚持真理” 和“ 不合作” 的斗争策略。
“非暴力” (Non-Violence) 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沙”(Ahimsa)一词。“阿希姆沙”经常出现于古代印度教、普那教或佛教的经典中, 通常的含意是不杀生, 不伤害他人感情,以此作为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加以倡导。甘地的非暴力之说则是这种宗教戒律的继承,并赋予它以新的意义。正如甘地自己所说:“虽然我的非暴力原则是我研究世界上各种最重要的宗教信仰的结果,可是它已不再依附于那些宗教经典著作的权威, 它是我的生活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 甘地使其非暴力原则引进到政治领域之内,从而发展了原来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道德准则。
非暴力和真理二者关系密不可分。甘地说, “非暴力和真理是交织在一起的, 实际上这两者不可分离。它们正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更确切地说,如同一个光滑的, 没有任何印记的金属饼的两面。谁能说出, 哪一面是正的, 哪一面是反的呢Δ 非暴力是手段,真理是目的。手段之所以作为手段, 是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因此非暴力就是我们最高的义务。如果我们注意运用这种手段,或迟或早一定能达到目的” 。尽管甘地把真理与非暴力的关系看作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是他更强调手段的重要性。他说：“有人说：‘手段毕竟是手段’, 而我则说：‘手段决定一切’。手段也是目的,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存在隔离的壁障。造世主赋予我们支配手段的能力( 虽然是非常有限的) ,却没有给我们支配目的能力。目的的实现是与我们所运用的手段严格成正比的。这种一致关系无一例外。”又说,“我最关心的乃是手段和它的不断应用。我知道,只要我们重视手段, 则目的肯定能达到。”在甘地看来, “真理” 作为宇宙的最高道德准则是先天固有的, 人们无法改变,而“非暴力”则是人们所能调整和支配, 只要人们不断地运用非暴力的“ 手段” 就能揭示真理, 实现宇宙的最高道德准则。甘地断言“手段就是一切” , 非暴力是人类的基本法则, 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动准则,人们必须全力以赴去执行而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甘地试图将“非暴力” 的原则绝对化, 通过“ 非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甘地的非暴力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是爱。在甘地的观念中, 非暴力与爱是同义语。他认为, 非暴力和爱一样是人的本性,正象暴力是兽类的法则一样, 应爱一切人。不以任何人为敌, 相信一切人都有内在的人性, 应以爱制恶, 以德报怨,以精神的力量反对物质力量。他说, 非暴力在积极方面的意义就是自觉地忍受苦难。这并不是说伏伏贴贴地服从坏人的主意,而是说用自己的整个精神去反对专制魔王的意志”。因此, 甘地把非暴力原则作为他制定争取自治政策和活动的基础。在他看来,非暴力“是人类所能支配的最强大的武器, 它比人们精巧设计的最有杀伤力的毁灭性武器还要强大有力”。
甘地把他的非暴力学说运用到自治的政治斗争中, 则是所谓实行“萨帝亚格拉哈”(Satyagalaha),意即“坚持真理”的斗争策略。他把“ 坚持真理” 的斗争策略看作是普遍可行的, 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应用。既可以被个人所用,也可以被团体所用；既可以用于政治事务,也可以用于家庭事务。它的普遍应用性就说明它是永恒的战无不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运用它。总之, 他把“ 坚持真理”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早在南非时期, 他就提出“ 坚持真理” 的口号, 实行非暴力抵抗运动,如向殖民当局呈送请愿书、兴办非暴力斗争基地—凤凰村和托尔斯泰农场、烧毁移民证、率众和平进军、要求取消“ 黑色法案”等。后来回到印度又把它运用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之中。甘地把他所领导的“不合作运动” 和“ 文明不服从运动” 、“ 绝食” 和“ 祈祷”看作是“ 坚持真理” 的形式。后来人们把这些斗争形式通称为叫卜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在各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以及运动之后, 都竭力主张废除“ 贱民” 制度和倡导印穆团结。
印度“ 贱民” 即“不可接触者” 在当时占全印人口1/6(5000万人)。他们从事最脏最累的劳动, 在宗教、法律、婚姻、经济等方面均受到非人的岐视,没有社会地位。甘地根据他的爱的原则, 一直为取消“贱民” 制度而奔走呼号。他在1915年一次讲话中抨击印度教中的“ 贱民”旧规说：“根据我研究印度教的结果, 可以肯定, 真正的印度教决不会允许贱民等级的存在。如果印度教中有贱民等级,我就要公开反对印度教”。甘地将“ 贱民” 改称为“哈里真” ( 上帝的选民) 并创办了《哈里真报》,还在许多地方建立了为哈里真服务的组织。甘地认为, 人无贵贱之分, 应是平等的, “ 贱民” 之存在, 是对印度社会的“ 污染” 。“如果我们将贱民取消了, 这不但除去了印度教的一个污点, 而且对于世界将发生重大影响。我反对贱民阶级的存在, 反对人类的不洁,所以这件事有重要的价值, 在政治意义上,超过了争取印度独立”。在甘地思想的倡导下, 全国在30年代中期开展了一个提高“ 贱民”社会地位的运动。1932年12月18日定为印度“ 反对不可接触日” 。1933年11月8日定为“ 不可接触者进庙日”。甘地自己身体力行, 将“ 贱民” 乐斯美认作义女, 用自己的照片为贱民筹集经费。1932—1933年为废除贱民制曾两次绝食,并终于使“ 贱民” 有了“ 入庙权” 。
甘地关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团结的思想也极为可贵。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80%以上,伊斯兰教占15%以上。两大教徒的教派之争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挑拨而不断加剧。一甘地主张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不要相互敌视、相互仇杀,而应团结一致, 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甘地从宗教理论上寻找根据说, 他相信伊斯兰教徒都是真诚信神的人。两个教派之间的互相对立和仇杀,便是否定了神的存在, 成为不信神的人。两大教派如不能团结, 印度便不能独立, 印度所有的人便不能自由生存。为了团结广大伊斯兰教徒,甘地支持了伊斯兰教徒组织的基拉法运动, 以便使“ 基拉法运动和国大党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一起,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并肩争取自己祖国的解放” 。 甘地为阻止教派冲突曾于1946—1947年走遍孟加拉和比哈尔, 到处发表演讲,反复强调, 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两者不应是敌人, 他们共同敌人应该是英国殖民统治者, 而不是两大教派自己。
三、甘地主义历史作用简评
评断甘地主义的历史功过必须结合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加以具体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大党改良派奉行政治乞讨和局部改良的策略, 不能适应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以提拉克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激进派举起争取民族自治的旗帜,领导了1905—1908年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对推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没有能彻底实施他们的纲领,未能将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潮再次到来时,国大党内不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不能担负领导民族独立走上高潮的重任。印度的革命形势亚需一种能为其指明航向而顺利驶向彼岸的理论与纲领。甘地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甘地的理论与纲领、策略的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武装了处在傍徨中的国大党, 为国大党和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从而使国大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1920年9月, 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提出的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确立了甘地及其思想在党内的地位,从而开创了所谓“国大党政治上的甘地时代” 。同年12月, 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进一步加强了甘地及其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新党章规定了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 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果必要的话,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该党年会还改组了国大党机构,并且通过了吸收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基层组织的决议。从此国大党组织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松散的城市中等阶级的组织改变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正如英共领导人帕姆·杜德所说：“甘地所发起的新纲领和新政策标志着国民大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国民大会现已突出地成为一个领导群众从事反对政府,争取民族自由之实现的斗争的政党了。从这时起, 国民大会获得了作为民族运动的中心点的地位” 。
第二, 甘地的思想,特别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工农大众投入到民族独立运动之中,成为宣传、组织、吸引群众参加独立运动的巨大力量。正如尼赫鲁所言：“他改变了印度的面貌,使一个卑躬屈节和人心涣散的民族有了自尊心和骨气, 建立了群众的力量和觉悟,使印度问题成为一个世界问题。”罗曼·罗兰评价说：“圣雄甘唤醒了他的三亿同胞,动摇了英帝国。”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吸引群众、动员群众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并在实践中起着重大作用, 原因在于, 其一,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古老国家, 85%的群众信仰印度教, 宗教思想早已浸沉在他们的精神之中,印度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乎无不打上宗教道德的痕迹。可以说,了解宗教乃是了解印度社会的一把钥匙。土生土长而且从小就受宗教思想熏陶的甘地深知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和力量。一甘地正是抓住了这一把钥匙,把它作为提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吸引千百万农民和小手工业者, 激发他们的宗教热情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感情的一种工具。这是适合印度国情之举,尽管这种作法有有害于群众觉悟提高的消极方面, 但总比空喊激进口号而实际脱离群众、放弃或自外于反帝斗争的行动要强上多倍。其二,英国在20世纪是头号帝国主义强国, 不仅经济先进,就是在军事上也名列世界前茅。包括1857年印度大起义在内的各种反英武装斗争和暴力活动几乎全部被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镇压。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组织在20世纪20—30年代也一次又一次地被英国殖民当局所破坏。这种情况不能不迫使领导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等另谋出路,他们不能不考虑, 实行暴力非但不能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而且会削弱以至白白葬送民族运动的群众基础和有生力量；而“非暴力”则是危险最小而收效最大的一种谋略。其三,由于英国统治者实行对印穆两大教派“分而治之”的挑拨政策, 教派斗争自20世纪以来不断加剧,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甘地深知这种教派冲突对反英独立运动危害极大, 是印度人民团结共同抗英的大敌, 在他看来,提倡暴力无疑是火上加油, 助长教派冲突, 相反,倡导非暴力则可削弱教派暴力冲突、动员两大教派的千百万群众全力投入民族运动。这一点虽然事与愿违,但甘地的主观意图却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在甘地思想特别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指导下,印度人民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不合作运动、同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了赤手空拳的非暴力斗争。在这种非暴力斗争的同时,广大工农群众也不断冲破非暴力的羁绊, 实行暴力的武装斗争,如1921年的莫普拉起义、1930年的白沙瓦起义、绍拉普尔起义和吉大港起义,1946年的海军起义和特仑甘纳武装起义等。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自发的暴力斗争汇合在一起, 构成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声势浩大的夹击之势,从而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 最后迫使它以体面的方式将政权和平转让给印度资产阶级,而乖乖退出印度。印度赢得独立的道路是特殊的。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利的国际形势下, 以非暴力不合作为主要斗争形式,以群众自发暴力斗争形式作反衬并相互配合而取得的。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印度独立说成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结果,但甘地的这份思想在印度独立过程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则是事实。因此, 可以说, 没有甘地及其思想的指导,印度能迅速在1947年获取独立则是值得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独立是甘地主义特别是它的非暴力思想的胜利。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中期曾肯定地指出, 亚州国家取得独立的道路是并不相同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完成的, 而印度是在甘地和尼赫鲁领导下, 采取的是另一条道路。道路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均取得了独立和解放。
在充分肯定甘地主义积极方面的同时, 还应清楚地看到它的弱点和局限性。
第一,一甘地主义的各个方面都渗透了宗教思想, 不仅他的哲学思想( 真理观) 是宗教哲学, 而且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 自治论、非暴力等)也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把他的政治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政治运动全部浸饱在了宗教的圣水之中。甘地认为,政治离不开宗教,离开宗教的政治只是一具待焚的僵尸。他说：“我的全部生活导源于宗教的精神, 我的政抬行动及所有其他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他甚至认为自己“披着政治外衣但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活动家。”当然, 甘地主义并不等于宗教主义,也不能把甘地看作是一个庙宇的宗教家。甘地是用宗教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民族主义领袖。甘地主义是宗教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方面,甘地发展了他的先驱者们诸如提拉克、奥·高士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利用宗教提携政治的宗教民族主义传统。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有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动员群众投身于民族运动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上看, 对人民群众的真正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的健康发展只能害多利少。群众固然因宗教情绪而饮鹤止渴于一时, 起到鼓舞和刺激作用,然而群众一旦接受了这种强大的民族宗教情绪, 就会置其它一切而不顾, 即宗教高于一切或代替一切,政治斗争就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无疑是印度今夭和未来发展中所应取缔的糟粕和渣滓,是印度社会进步与繁荣的精神赘瘤。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甘地所倡导的宗教民族主义对印度两大教派的团结是弊多利少。甘地终生倡导印穆教派的团结与合作, 无疑值得称道,以为用非暴力这一手段就能阻止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然而甘地宗教民族主义的宗教基础是印度教。甘地在1921年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公开宣传自己是“山那丹印度教徒”(Sanatanist Hinau) , 即护拥印度教的极端派。他说, 这是因为“ 第一,我信仰吠陀经、奥义书、印度古代史传以及一切通称为印度教经典的东西, 因此也信仰投胎和再生。第二, 我信仰种姓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我主张严格按照吠陀经的意义, 而不是按照它目前流行的肤浅的意义。第三, 我信仰比流行意义大得多的保护母牛的意义。第四,我并非不信仰偶像崇拜。甘地甚至在呼吁印穆两教团结时, 仍然是以印度教的领袖身份出现,而不是以全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并超脱某一宗教偏见的姿态出现。他把印度教称为“我们”,把穆斯林称为“他们”。这自然会疏远广大的伊斯兰教徒, 从而加深了两大教派群众之间的裂痕。与甘地的主观愿望相反, 非旦消除不了教派冲突,反而助长了教派情绪, 便利于英国人擂手离间民族与宗教矛盾, 最后不能不导致1947年的印巴分治及甘地自己被暗杀的悲剧。
第二,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从理论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相违背的, 在实践上对工农的斗争深人发展有有害的一个方面。甘地把非暴力视同真理,把暴力看作罪恶, 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暴力, 用马克思的话说, 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甚至尼赫鲁也认为, 在世界历史上,暴力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今天它还在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也许还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暴力虽然不好,但不能认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甘地却把非暴力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作为群众斗争的一种方式特别在印度是无可非议的,如前所述它有积极的意义。问题在于, 甘地却把“ 非暴力” 绝对化,把民族独立运动仅仅限制在非暴力的限度内,不许越雷池半步。1922年因发生群众突破非暴力框框的乔里乔拉事件而停止第一次不服从运动。1930年又因为爆发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又宣告停止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他说：“我宁愿欢迎即使是全盘的失败而不愿非暴力原则受到损害,不愿以毫厘之差的违反而获得可疑的胜利。”很显然, 甘地的非暴力既有对付英国人的一面,更有对付人民群众的革命暴力的一面。他在1930年致英国总督的信中说：“我的目的是发动那种(非暴力)来对付英国统治的有组织的暴力以及增长中的暴力派的无组织的暴力。”
第三,甘地对印度社会未来的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成份。甘地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罪恶的同时,也极力咒骂西方文明和大工业的机器生产, 主张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 倡导印度古老的村社自治体制,并宣称要推行贫富均等的社会主义等等。这种意识形态与宗教思想相结合就构成了甘地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无疑是反映正在分化、破产的旧式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和主观愿望。当时印度下层小生产者在印度社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他们政治上受岐视、经济上濒于破产, 因此, 强烈要求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 幻想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倾轧的宁静、和平的理想社会。于是, 甘地就为他们设计了这样一种社会。然而,这完全是空想的不符合印度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愿望。用这种思想指导独立后的印度政治和经济, 必然带来恶果。幸好,尼赫鲁作为甘地的继承人,抛弃了甘地的这些保守的乌托邦式的思想, 用新的思想取而代之,从而使印度独立后获得了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生。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甘地主义的体系中不仅体现了宗教与政治的交织和融合,而且体现了资产阶级思想与小生产思想的并存与混杂。它具有双重性格。既有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一面,也有不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一面。这正反映了印度多样化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把甘地主义的本质和主流简单地归结为是小生产思想体系或其它不伦不类的思想体系。从甘地主义的主导方面看,即从其产生的时代特点、从其社会的主要实践以及它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几方面综合考察。甘地主义主要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其它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均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面特征。这个阶级在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和印度民族运动高涨的形势下, 出于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它一方面领导印度人民同英国殖民主义展开曲折而复杂的斗争,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又往往表现出妥协和动摇。它一面借助工农力量并发动他们开展反英斗争, 但又对工农运动的高涨怀有戒心,力图限制其发展。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正是这种阶级利益和阶级特点的产物。因此,甘地主义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主导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