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艾滋病侵蚀“男人的天堂”
一提到云南河口，大家想到的就是越南小姐，是“男人的天堂”。近日，中国日报社记者暗访了河口越南街的“红灯区”。
河口“越南街”是越南人聚居经商之地，记者沿着街道看到，路边上的小店卖着越南的凉鞋、水果和手工艺品。随处可见的扁担，道路上轰鸣的摩托车，以及头戴斗笠的越南女人和穿拖鞋的越南男人。皮条客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整条街上，并不停地招揽着生意。
集中了约500名越南小姐
“先生，需要越南小姐吗？”晚上8点，在越南街一位妇女站在街头，见到一位男士走上前去问。
据一位性交易工作者介绍，越南街是卖淫嫖娼的“热点地区”，在200多米的街道延长线上聚集了约500名越南小姐，她们大多坐在酒店或发廊门口，衣着露骨，一眼便可看出。
晚上七点以后就是越南街上生意最好的时候，小姐们开始公开拉客。“均价”150元一次——这150元要在老板、皮条客、小姐三者中平分，然而，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嘿，过来啊。”两个女人从窗口向一个过路的男人叫道，“只要200元我们俩就是你的了，100块一个，很便宜哦。”
皮条客正忙着招揽“生意”。当中国日报记者进行走访时，一名中年妇女正在散发上面写着“西贡小姐”的名片。
这里的房子都两三层楼高，一个街边小贩告诉记者，这些妇女们大多生活在街边店铺的楼上，“生意”也在那里做。
转进街边的一条胡同里，发廊、温泉旅馆随处可见，有的店门紧锁，有的则聚集了几个浓妆艳抹、叼着香烟的女郎。
“我今年才20岁哦。”其中一个女孩用当地的苗族方言对中国日报记者喊道，“挑我吧，我会让你今夜无比销魂的。”她身后的屋子很小，陈设简陋，就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破旧的木沙发，几样发型工具散落在桌上。
这个女孩自称来自越南首都河内，为一个“手下有好几个人”的男子工作。她说，尽管今天皮条客不在河口，但是周围还是有几个打手样的男子转悠，以防发生什么事端。当记者提出请她出去“喝一杯”的时候，她拒绝了，并表示“老板不同意外出”。
在旁边的“美容店”，店主李铁（化名）说，他手下有7个越南女孩，这段时间生意不好，这些女孩都“外租”了，有四个在四川，两个在湖北，一个就在云南的省会昆明，她们下个月就能回来。
“看她们的姿色，最高的一个月可以租到2万，少的也有6000元。”李铁告诉记者，“之前在河口，她们一个月至少能赚1万元，多的甚至能赚3万多，我们五五分成。”
李铁还说：“这些女孩大多来自越南，家境贫寒。她们中有的在餐馆当服务员，每月只有200多块钱。”他还解释道，“中国和越南的皮条客们差不多控制了所有的妇女，平均每人管4-5个。”
国家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十月，中国共有319877例艾滋病患者报告，自1985年以来，已有49845例已经死于艾滋病及其相关疾病。
“国外性工作者是艾滋病与性传播疾病的高威人群。”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钻研所所长万绍平告诉记者，“她们的目标客户群体主要瞄准了农民工、旅游者和经常出入境的人群。这样一来，性传播疾病的防治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万绍平还表示，对于这些海外性工作者警方也感到头疼，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非法入境的，其旅行签证大多是过期的。“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当地政府与其他国家增进合作。”他说，“加大学校和农民工的健康教育也很有必要。”
“天堂”的代价
“在云南对外贸易河口口岸，越南籍小姐有500人以上，中国籍小姐有200人以上，越南籍小姐每人平均每周发生商业性行为40人次，10.5%的小姐上次发生性关系时未使用安全套。她们的平均年龄是20.95岁。调查显示，7.5%的越南小姐带有HIV病毒。这样算下去，将可能会有许多其它人群被感染。”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云南项目经理朵林说。
越南小姐阮纳金的父母是贫苦农民，无法负担家里三姐妹读书，就让她留在家里。她告诉记者：“我一天最多接10个客人，但也不是天天都能这样，有时也就一两个。不过直到现在生意都很好，除去我上交给老板的，现在一个月能赚10000多块呢。”
“我家里人并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些什么，我也知道这些事没什么尊严可言，但是我有什么选择？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
“不过，至少我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们今后都会活得有尊严。”她蛮有信心地补充道。
每当话题转到结婚和孩子，23岁的女孩阮纳金（化名）眼中总是泛出异样的光芒，她表示未来的几年里她就要拥有二者了。然而，愿望是美好的，她真正害怕的是在中国西南边境7年的性工作者生涯后染上艾滋病，这样的话，她未来的梦想就毁了。
“像我们这样的女孩通常在25、26岁就回家找男人结婚了。”阮纳金告诉记者。她来自越南，但是只愿意提供中文名字。“我打算再在这里待两三年，等攒够了钱我就回去找了老实的男人结婚。但是现在，我害怕的就是得艾滋病。我从没到医院检查过，所以才害怕。”
阮纳金16岁就来到河口。她告诉记者，她在这里找的工作必须要能赚足够的钱抚养他在越南胡志明市的的妹妹和弟弟。
“我别无选择。”她说，“我也知道做妓女会面临些健康上的风险，但是我需要钱。”在她右边，挂着一块窗帘，后面的屋子黑暗狭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她要想方设法让她的客人开心。
平日里，尽管她一再要求客人戴避孕套，但是，她也承认，为了得到额外的报酬，她还是经常与客人发生毫无保护的性关系。
开展艾滋病跨境防治
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HAARP）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已开展工作两年之久，旨在提升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针对人群包括性工作者以及吸毒人群等。这个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分别分布在云南省的19个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2个县境内。
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组同时还在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和菲律宾开展工作。其工作包括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防治意识，分发健康生活的宣传品和免费的避孕套。项目组同时开设诊所，为性工作者和涉毒人员提供免费的血液检查。目前此类诊所在河口的越南街上就有一家。
“我们始终相信，只要政府坚持为此类人群提供免费、匿名的身体检查，就能控制艾滋病的蔓延。”负责人朵林告诉记者，“当这些人来到我们中心时，我们不要求他们承认自己从事的职业，同时，工作人员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有关他们的任何信息。”
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4万人，云南省有7万多人，为中国艾滋病重灾区之一。
河口县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警察告诉记者，自从2002年严打过后，这些在越南街上的皮条客和小姐们已经收敛很多了。
他还解释说：“现在，如果一个身边有女士的男子经过，这些小姐们都不会骚扰。小姐们要价很固定了，大多数在60元到150元不等，要看需要哪种‘服务了’。”
“这些越南小姐‘工作’都非常辛劳，几乎是24小时全天候的，她们每天黄昏就出动，晚上十点过后就更加放肆。”这名警察还说，“不只是河口了，这种现象还存在于很多地方，说实话，我们工作已经投入了不少，包括突击严打，但是，但这群人真是‘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
目前还没有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国外性工作者在中国，但是，据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钻研所所长万绍平介绍，国外性工作者在华人数正在逐年飙升，这些人以来自俄罗斯、缅甸、蒙古、和东欧等国的女性居多。
越南小姐采访手记
“在云南对外贸易河口口岸，越南籍小姐有500人以上，中国籍小姐有200人以上，越南籍小姐每人平均每周发生商业性行为40人次，10.5%的小姐上次发生性关系时未使用安全套。她们的平均年龄是20.95岁。调查显示，7.5%的越南小姐带有HIV病毒。这样算下去，将可能会有许多其它人群被感染。”
5月16日，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云南项目部召开了“云南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开展跨境防治”，会上项目经理朵林告诉我这么一段话。当时，我就想深入了解一下河口的问题。
众所周知，云南是为中国艾滋病重灾区之一。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4万人，云南省有7万多人。我从这次会议上得知，云南艾滋病泛滥的地方除了河口，还有德宏州的瑞丽、陇川，除了通过性传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毒。
6月25日，我跟随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桥头堡建设．口岸行采访团”第一次来到河口。
初到河口
路边上的小店卖着越南的拖鞋、水果等。随处可见的扁担，道路上轰鸣的摩托车，还有马路上头戴斗笠的越南女人和穿拖鞋的越南男人。闷热的天气让这座小城到处充满着躁动。
记得刚到昆明的时候，一提到云南河口，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越南小姐，是“男人的天堂”。男记者们总喜欢拿河口开玩笑，我隐隐约约了解了河口的大致情况。
现实中似乎比想象的更可怕。饭桌上，河口县的女领导竟然建议一些男记者晚上去体验“为国争光”。在路过河口有名的“越南街”时，不断有官员怂恿年轻记者晚上去试试，仿佛在这里嫖娼是十分光彩、合情合理的一件事。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震撼着我，我决定走进越南街一探究竟。在我汇报后，李站长和王姗姗姐姐嘱咐我，因为是负面报道，一定要谨慎，要有录音，那怕不清楚也行，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报社。我一直谨记在心，时刻注意保留证据。
请男生亲自体验
6月的河口热得像个蒸笼，我们住在国际公寓，旁边就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滇越铁路和越南街。由于我是女生，进不了那个圈子，于是我寻求男记者小胖的帮助。
晚上8点，我和小胖来到越南街。大约200米的街道，集中了约500名越南小姐。三三两两的“皮条客”散落在街头，一有单独的或成群的男士经过就搭讪、递纸条“拉客”。我俩开始分开走，小胖在前，我在后偷拍。
或许是我过于紧张，路边几个“皮条客”神情诡异地看着我，我觉得有点不安全，急忙离开那个地方。但又想拍到一些照片，跑到越南街的尽头，趁那些人不注意，拍了几张，但是效果不太好，有些模糊。
我开始寻思了解整个越南街的详情。于是我跑到一家专卖越南凉鞋的小店，我买了一双越南拖鞋得到了卖东西的小姑娘的信任，我们开始攀谈。小姑娘详细地告诉我她每天看到的越南街的情况。
我得知，这些色情业在河口是公开化的，政府也是默许的。所有的小姐集中在越南街里的二楼上，幕后老板在当地都非常有“势力”，即使出了事情，他们也基本能兜得住。如果有嫖客故意为难，情况可能很不妙，因此斗殴并不鲜见。闲谈中，更加坚定了我写这篇稿子的决心。
我和小胖直奔二楼。为避免怀疑，依旧是小胖在前，我尾随。二楼清一色的美容美发店，一家挨一家，家家门口站着多名越南小姐，衣着暴露，浓妆艳抹，有的还抽着烟。
在我拿出相机偷拍时，因为没关闪光灯，有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大喊，“谁在拍照啊？”我急忙把相机塞到包里，并和小胖保持10米远的距离。
两名小姐在使劲地招手，并远远地喊“帅哥，过来玩啊”，小胖略做迟疑，朝着那个方向走，两个人更加露骨地说着不堪入耳的下流之语。“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块，一个人100。小胖还没反映过来，两人已把小胖的挎包抢走，拽着他进屋。片刻间，小胖便抱着包狼狈的跑了出来，告诉我两人不愿意接受聊天。我开始思索怎么接触她们。
阻力重重
可能是我一直脱离“大部队”单独行动，这引起了一些老记者的猜疑。得知我要写河口小姐的问题，他们一个个开始让我放弃。说当年很多省内媒体都曾来此调查过，但从来没见报过。有领导认为这可以给河口增加一种神秘色彩，更有甚者上面来此视察的领导也会光顾越南街。
有宣传部的官员也很快得知此事，多次含蓄的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一旦解决很可能影响河口的旅游业。带队的宣传部官员也十分不满，说此次是来搞“桥头堡建设”的，不要让大家难堪。
一位老记者甚至直接对我嗤之以鼻，并告诫我不要写，写了对谁都不好。
而这，并没能影响我，相反，我有种更加迫切的想尽快让这些肮脏的东西曝光于烈日下。
与“小姐老板”面对面
听当地人说越南小姐几乎都是组织的，一个老板一般有5—10个小姐。由于种种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河口电视台的大胖，他竟然有一位朋友是“小姐老板。”
大胖带我来到越南街二楼一家美容美发屋。房间逼仄狭窄，屋里陈设粗陋，四面单薄的墙体，理发的工具很简单，除了一张可以称之为桌子的东西和两把椅子外，就只有一张长长的木沙发，同样破旧不堪，屋里一股莫可名状的怪味儿。
刚开始谈话，老板便警告我这不是什么好事，只简单介绍一下，但不准记笔记、不准拍照、不准录音，用你的脑子，能记多少就记多少。
我很兴奋，同时在这里我也接触了几名小姐，顺利地完成了我的采访。
快结束时，我偷偷拿了他桌上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春城老乡，送您一份开心和愉快。”
走出越南街时，已经晚上11点。空气依然燥热，街上到处是小姐和皮条客。我长嘘了一口气，在心里嘲笑当地的父母官，为了所谓的“神秘感和GDP”，不顾及艾滋病传播、家庭和睦、社会治安等等一系列问题，反而以此为荣。
（中国日报社驻云南记者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