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杨振宁与莫言 杨振宁 莫言


2013年5月1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莫言围绕科学与文学的话题,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对话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范曾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和北京大学王恩哥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在谈到科学与文学的区别与关系时,莫言说,文学家关注的是人,科学家关注的是物;文学家探讨的是人类的情感,科学家关注的可能是物质的原理。作家在作品里塑造的人物都是现实当中的人物经过想象、加工后的综合,但又不能跟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画上等号,而是属于作家的一种文学创造。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自由的地方。杨振宁认为,科学是猜想的学问,不是幻想的学问,因为科学要了解的是已经客观存在的现象。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需要想象,需要猜想,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莫言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很多作家并不具备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进行描写。文学作品的想象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科幻作家的想象则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


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杨振宁与莫言 杨振宁 莫言

在回答主持人关于科学家与文学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杨振宁说,物理学的前沿方向很多,科学家选择向哪个方向进军受到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影响,中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与德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很不相同,中国人比较务实,不走极端,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莫言认为,民族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明显。《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半句代表进取,后半句代表兼容和包容。关于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文以载道”,希望通过文学来继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基本的价值观,然后借以教育国民、开启民智,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赋予笔下的人物民族特性。



范曾请两位对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风格发表自己的看法。杨振宁认为,大科学家都会有非常清晰的风格。他以量子力学领域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和英国科学家狄拉克为例,指出他们风格的差异。他说,狄拉克的文章“秋水文章不染尘”,可以给读者明确的指导,但海森堡的文章却包含了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需要仔细加以区分。莫言说,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主要通过语言来体现。文学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各种流派,当著名作家已经把某种风格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后来者很难超越,他们只有千方百计避开这些成就辉煌的写作风格,寻找自己的风格。作家肯定会从模仿各种流派的写法开始,在广泛阅读和借鉴的过程当中,慢慢强化或者突出个性,形成自己鲜明 的风格,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很多样的,朦胧、简洁、繁茂都是美,这比科学要自由。杨振宁说,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对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会突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有“妙悟”之感。莫言认为在文学家的创作中,也会有灵感的突然到来,比如他的作品《生死疲劳》的结构就是在参观一所庙宇,观看佛教六道轮回的壁画时,突然获得灵感的。

范曾指出,科学家成功的年龄和文学家成功的年龄很不相同,作家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且博览群书,非常年轻时就想创作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基本不可能,而科学家取得杰出成就的时间会提前一些。杨振宁说,在数学和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二三十岁的人势不可挡。爱因斯坦二十六岁所写的六篇文章中,有三篇成为当时世界顶级的研究成果。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会专注于一点勇往直前。如果知识面过于广泛,顾虑就会增加,难以专注了。而文学家的很多重要作品产生时间会比较晚,比如杜甫很多重要诗作就创作于他的晚年。

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主持人充满智慧的对话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现场掌声不断。对话结束后,两位对话者和主持人就文学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以及理想、成长等问题与现场观众和青年学子与进行了交流,范曾先生的寄语“诚外无物”,杨振宁的寄语是“自强不息”,莫言的寄语是“青春万岁”。

由此次对话让我们想到的是:现代科学的惊人成就,使人们对自身的创造能力产生了一种无边的崇拜。中国人在“文化革命”的时代也一度被“人定胜天”的畅想所激励。现在,人类终于意识到力图用自己的逻辑改变自然的逻辑的时候,带来的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地球的毁灭。在亿万年的地球生态面前,GTP这个被成为于工业文明的“冥尺”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现在,人类能够站在这个历史的制高点上反思现代科学带给地球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些科学理性的警示,都离不开一个科学与文学的天才雷切尔·卡逊。1962年这位海洋生物学家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她的思想就如星星之火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国际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就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以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L.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的深刻反思。他们1972年提交的第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深刻阐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作者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进而他们提出: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为此,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所谓“零增长”理论。在许多发达国家这种理论已经显示出对改变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与生存境遇的积极作用。直到1988年1月,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想在21世纪生活下去,那就必须退回去,回到公元前6世纪······

科学主义的弊端在于,他们认为源于科学发展带来的所有问题,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这种科学主义的逻辑链现在已经被事实所粉碎。历史证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救世良药。科学技术也有它应当止步的地方。人类必须要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生存模式,在客观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的发展意志之间建立一种符合共同“利益”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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