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麟州骄子——贾拓夫
——谨以此文纪念贾拓夫同志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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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古称麟州，历史上曾是边关要塞。一千多年前，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爱国英雄群体“杨家将”，谱写了忠勇爱国，保境安民的雄壮之歌。
革命战争年代，神（木）府（谷）又是革命老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块红色的土地，曾演绎过无数辉煌篇章。
神府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都坚定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神府地区几乎每个家庭都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每个村庄都有为革命牺牲的英雄、烈士。神府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贾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苦难的童年
在距神木县城钟楼一百米处的东大街北十字巷2号，有一处砖瓦结构的老式房子，如今的主人将原来的窗户打开改做商铺，但大门及原先的房门依然保持着原貌：大门的门头是用砖雕的，里外分别刻了两个字，“致祥”和“积善”，这就是贾拓夫的旧居。
说是旧居，实际上是“寄居”，贾家当时是租住别人的房子。 1912年11月25日，贾拓夫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
贾拓夫的祖父是县城一个屠户，父亲是街头做小买卖的。贾拓夫不到10岁，父亲贾宽厚不幸染上痨病，不久便撒手人寰。古人认为，少而无父为孤，贾拓夫小小年纪就了一个孤儿，好在他有一个勤劳而坚强的母亲余氏。余氏勤劳简朴，待人忠厚，有一手酿造醋酱的好手艺。丈夫贾宽厚去世后，她靠自酿、自卖醋酱养活着一家人。
旧社会，只有财主人家才能让子女上得起私塾。据说，为了供儿子上学，余氏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
贾拓夫的小名叫贾耀祖。参加革命后用过贾元、拓夫、红光、虹光、关烽、绍先等很多化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除姓名之外还有一个字，这个字叫“孝先”。
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早，母亲抚养他太不容易，所以贾拓夫取“孝先”作为自己的字。贾拓夫孝敬母亲的事迹，至 今在神木老一代人中间流传着。
走上革命道路
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有两所“红色学校”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一所是民主人士杜斌丞任校长的榆林中学，另一所是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任校长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
当时，这两所学校汇聚了陕北的进步青年，榆林中学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培养了贾拓夫、刘澜涛、马文瑞等革命家。今天，延安的志丹县、子长县，榆林的子洲县，就是以三位革命家的名字命名的。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拔尖，活动积极，常常结合形势写出新诗、小说贴在校园的墙报上，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
国共合作破裂后，被称为“红色学校”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查。许多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被撤换。作为校团支部书记、绥德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贾拓夫也被开除了学籍。此后，贾拓夫回家乡神木，以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党团工作。
1929年秋，贾拓夫等人在米脂县一次集会时被捕入狱。那时，贾拓夫才17岁。敌人找不到证据，又不愿意轻易放人。好在负责审理贾拓夫的国民党官员和贾拓夫是同乡，二人又有师生关系，加上地下党员的担保，贾拓夫被关押半月后即获释。
此后的几年，贾拓夫的革命足迹除陕北以外，还涉及西安、蒲城、城固等地。期间，贾拓夫与刘志丹有过接触，这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把红军引到陕北来
在陕北革命者中，贾拓夫是唯一从江西中央苏区走向陕北、又参加了长征全过程的人。
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曾在《爷爷率红军走过——毛新宇话长征》一书中写到：“谁是红军进入陕甘的引路人？”书中称“有一个人，在中共中央选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贾拓夫”。“贾拓夫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进军陕北引路人的作用。”
贾拓夫16岁参加革命。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问题，结果被叛徒出卖，很快有特务上门来抓人。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一出门即遭到逮捕。正在结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立即从后门撤离。陕西省委因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省委组织遭到破坏。身为秘书长的贾拓夫一度陷入困境，他决定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贾拓夫到达上海后，又随中央迁移到江西苏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贾拓夫被选入主席团。在江西期间，贾拓夫在陈云领导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担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贾拓夫成为唯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陕北人。
有关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相关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但贾拓夫讲给长子贾虹生的一段经历，让人至今难忘：长征时，他们啃过水煮的皮带充饥。有时前边队伍吃青稞不消化，粪便里都是整粒的青稞麦，他们就用水洗净，再煮了吃……
红军长征的目的是要北上。但北上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
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
俄界会议几天后，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南部岷县哈达铺镇，部队开始休整。休整期间，聂荣臻无意间发现一张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这是两个月前的一份旧报纸，其中有这样一篇报道——《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合股，东西南三路援军开陕，太原召开晋西北防共会议》，报道称“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聂荣臻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叶剑英看了后急忙找到贾拓夫。贾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山高沟深，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贾拓夫询问陕北革命的详情。贾拓夫把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到陕北立足。
听完贾拓夫的汇报，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刘志丹)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他转身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在了陕北。这个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晋阳日报》和贾拓夫。
首任西安市市长
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古都，长期的屯兵和战祸，让西安这个文明古都日渐凋敝。雪上加霜的是，当人民解放军迅速逼近西安时，胡宗南率残部不仅竭力破坏各种设施，还带走了大量民用物资，留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接手这个烂摊子的新政府首任市长是贾拓夫。当时，还没有成立陕西省政府，西安直接归西北局管。
早在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后，接管国统区特别是西安的筹备工作就摆上了西北局的议事日程。此前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成立，主任是贺龙，贾拓夫任第一副主任。
5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已于25日成立，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委任贾拓夫为市长，方仲如为第一副市长，张锋伯为第二副市长”的消息。37岁的贾拓夫从延安来到西安，履新之际赋诗一首，表达了对西安解放的喜悦之情——
长安别来已十年，故地重逢景非前。
全城解放歌声响，满街红旗迎风展。
贼昨犹以为穴巢，民今拨云见青天。
因怀往事访故人，几番昂首望终南。
对于当时西安的经济形势，贾拓夫早有准备，他在一份接收准备文件中写道：“西安若以50万人计，每日需粮食600吨，需煤三四百吨，连同油、盐、蔬菜等在内，至少1100吨以上。贸易公司拟组织花纱布、油盐碱、粮食及燃料四个公司以掌握物价，进行调剂。”
为对付物资匮乏，贾拓夫明确要求，“入城部队及干部均应自带3天干粮，以便在最初3天能有计划地、适当地解决供给而不破坏纪律。”
贾拓夫上任后面临的另一件事，就是如何应对物价上涨。1949年5月15日，西安一块银元兑换6万伪金元券，到18日就涨到了30万。据说，有一位老人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一头大肥猪卖掉，卖猪钱没敢动就赶紧去买猪娃，结果这笔钱只够买头30斤重的小猪。因为害怕物价上涨，好多小吃摊不收钱，只收小麦、鸡蛋。商品贸易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
贾拓夫担任西安市市长的同时还兼任西北局的工作。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全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西安成为解放大西北的总后方。
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搞经济建设的人才比较缺乏，担任西安市市长的贾拓夫被看好。1952年，为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和陈云亲自点将，调贾拓夫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分管交通运输、劳动工资等方面工作。1953年，贾拓夫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并兼轻工业部部长；1955年9月，任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监事会主任；1956年10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为中央财经小组成员。1958年9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贾拓夫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协助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对国家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执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8年，当经济战线上出现浮夸风时，贾拓夫对许多经济数字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对当时的大炼钢铁和其它一些大项目，他要求不能只算政治账、技术账，还要算成本账。他不怕被人说成是“保守派”和“算账派”。对于小高炉土法炼钢，他认为是质量低劣，浪费极大。对当时的许多项目的组织生产和管理经济的做法，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意见。通过实际调查，他认为上级指定的4000万吨钢产量指标有很大虚夸成分，是完不成的。
1959年4月，贾拓夫在党的上海会议上，对钢产量达到1650万吨的指标仍坚持提出异议。他冒着“右倾保守”的风险，在计委内部布置测算了另外两个指标较低的方案，以供中央选择。他还在计委机关的一个干部会上，作了个“说老实话”的学习心得报告。他的一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认为是和党中央唱对台戏，并把他的那个“说老实话”的心得报告作为毒草来批判。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贾拓夫按大会的日程，除参加小组会，谈情况，摆问题，提办法外，还担负着起草编制1960年计划意见的任务。贾拓夫参加的西北小组中有彭德怀、李锐等。贾拓夫以计委党组副书记的身份自我检讨：指标定得过高，计委有责任。而李锐则尖锐地指出：比例失调，问题严重。那天下午，贾拓夫下楼吃饭，迎面与李锐相遇，他给李锐作了一个长揖，说道：“讲得好！你帮计委说了话，应该感谢！”后来李锐在会上受到批判，贾拓夫的这一揖、这一句话也成了罪状。
在西北组，讲话最为激烈的要数彭德怀，他不仅指出大跃进带来的人祸，同时指名道姓把毛泽东点出来：“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彭德怀在西北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党内真正懂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
小树林中的遗体
“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9月，贾拓夫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职务，被迫调离经济计划领导岗位，下放到基层工作。1962年任抚顺发电厂厂长，1965年任石景山钢铁公司副经理。
1962年，政治气候回暖，贾拓夫的“右倾”帽子在七千人大会上被摘除，但康生等人捏造罪名，又开始加害于他，贾拓夫被取消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接受专案审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贾拓夫自然在劫难逃。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几名陌生人挟持后不知去向。
两天后，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的遗体——这位只有54岁的老革命，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十几天后，亲人们在太平间里见到了贾拓夫，只见他半睁着眼睛，额头、眼眶部位有深深的凹坑……
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贾拓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同志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
悼词中写道：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经济工作方面，贾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
贾拓夫离开我们已46年了，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共产党员、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在他百年之后依然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景仰，他是神木人的骄傲，陕北人的骄傲，更是中国革命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