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毓祥，1950年生于广东汕头市，潮阳人士。小学就读于北角堡垒山官立小学，因成绩突出考取英皇书院，1975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学士，1980年获中文大学分院哲学硕士学位，后又获英国多个文凭。 七十年代初开始，陈毓祥先后做过电台时事评论员及中学教师，先后做过节目主持人、编导、监制、电视部副总监，后又做过快报执行董事。 陈毓祥热心社会活动并积极参与。1985年，他当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从而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生涯,1995年荣获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香港地区事务顾问。 陈毓祥早在七十年代便积极参加保钓运动，1971年更任香港学联保钓运动中学生组组长，积极参加当年保钓大行动。1996年10月6日，香港保钓英雄陈毓祥出殡，灵柩上覆盖着五星红旗，妻子刘舜卿手捧丈夫遗像。1996年7月14日，东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北小岛设置了一个高5米、重210公斤的铝合金灯塔。该团体最早曾于1978年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第一座灯塔，1988年再次重建，后来在风暴中毁坏。1996年10月17日，“日本青年社”头目ToyohisaEto向媒体展示建设在钓鱼岛群岛上的灯塔。“日本青年社”盘算，如果灯塔得到承认，并登载到航海和灯塔表上，国际上就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9月15日，香港1万多名市民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在钓鱼岛设置灯塔。
为拆除日本右翼设立的灯塔，向世界宣示中国对钓鱼台拥有不可置疑的主权。1996年9月22日，陈毓祥率领17位保钓勇士，租用2800吨的货轮“保钓”号自香港出发，数百名香港市民自发在岸边为“保钓”号助威送行。1996年9月23日，香港与台湾的保钓船在钓鱼岛海域遭遇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围追堵截。
“保钓”号从香港出发后，沿途遇到大风浪，又多次遭日本军舰与战机拦截，在此逆境下，仍不屈不挠于9月26日进入钓鱼岛海域，在8艘日本军舰的围追下迫近到离钓鱼台2海里。当时是上午7时许，由于风急浪大，船长魏立志宣布取消原订用橡皮冲锋艇抢滩登陆的计划。然而船上17名保钓志士士气高昂，决定由陈毓祥率领五位突击队员游泳登岛，宣示中国主权。
上午9时25分，陈毓祥以身作则，率领五位突击队员穿上救生衣，并系上与保钓号连结的绳索，跃身入钓鱼台海域游泳。陈毓祥(左图中下)入水时遭遇大浪，又有日本直升机在上方盘旋制造漩涡，入水不久后即告淹没。船上人员见状抢救，陈毓祥(右图中下)被救回船上时，已口吐白沫，面色发黑，全身发白，经人工呼吸急救，仍昏迷不醒，至下午1时5分逝世，时年45岁。另一遇溺的是只有25岁的突击队员，抢救后经已脱险。
1996年9月27日，陈毓祥遗体运回香港，妻子刘舜卿及家属朋友三十多人在机场迎接，新华社香港分社特别致送五星红旗作盖棺之用。陈毓祥遇难后，全球华人悲恸，两岸三地的爱国志士纷纷举行集会，追悼陈毓祥的壮举。1996年9月29日，五万多名香港市民齐集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六大保钓团体联合举办的烛光集会，追悼在钓鱼台海域逝世的陈毓祥。大会最后通过一篇《团结保钓共同宣言》：“爱国不分先后，保土不分左中右。”保卫钓鱼台，是全体中国人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求大同，存小异”，抛开党派背景，不管政权认同歧见，凡是中国人，皆守土有责。在“保钓”大目标上，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互相支援，默契配合，把海内外中国人的力量集中起来，前赴后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96年9月30日，台湾保钓团体在日本在台协会门前示威，追悼不幸遇难的陈毓祥。
陈毓祥的牺牲，激起更多的热血儿女参加保钓行动。1996年10月6日晚9时，近百名港澳保钓人士，分乘十六艘渔船于基隆万里港率先启航。三个小时后，170多名台湾保钓人士乘坐的十五艘渔船则由基隆深澳港出发。10月7日凌晨，保钓船队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数十艘军舰短兵相接。
保钓船“自立”号于6时14分迅速靠岸，港人陈裕南和台北县议员金介寿立即从船头上跳上钓鱼岛，攀上十来米高的岩石顶端，分别将中国旗帜插在石缝中。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随即爬上岩礁，把中国旗帜拔掉，弃于礁上。中国旗帜在钓鱼台只飘扬短短十几分钟，但这是胜利的一刻，是历史的一刻，是吐气扬眉的一刻。
陈毓祥是七零年保钓一代最年轻的一辈。他经历了七零年保钓运动最典型的历程：认真学习着去理解中国的革命，亢奋、却又艰苦地调换一整套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上转换了生涯轨道。 七零年保钓，是美国人片面把钓鱼台的行政权交给了日本所引起。日本在形式上是「被动」接受，看来比较消极，因此保钓的激情不曾像九六年那样，由於日本是主动、积极、傲慢地宣示它对钓鱼台的主权，深深刺痛了在日本侵华历史中中国人民无告、惨痛的记忆，而引爆了一般中国人民反日、仇日的悲愤，逐渐形成港、台、北美华人的反日风潮。七零年保钓基本上集中在海外三地的学界和知识圈，这是因为七零年保钓中，大陆当局表现了坚强的、文革版反帝保国卫土的立场，而台湾则局促在日美两大恩庇者和「反共盟友」间，立场暧昧懦弱。两岸在主权问题上尖锐不同的立场，引起素来安居在冷战价值的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省，从而展开了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运动。而在文革背景下，大陆中国更被赋予高大的道德形象，吸引了大量真诚的知识分子。但在九六年的保钓中，大陆却奇异地陷入了痛苦的矛盾，有口难言。和七十年代不同，九零年代末叶的中国，因为经济建设挂帅，必然地世俗化了。很少人怀疑中共政府有实力保卫钓鱼岛。但经济、发展、外交、军事的现实顾虑，使她在保钓问题上谨小慎微，令天下志士气短，当年保钓左派尤其苦闷。 七零年保钓，由於在实践上的赤诚，在学问、知识上的提高和进步，左翼在运动中和论述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影响深远。陈毓祥为什麽在行动上急起直追，号召「不分左右先後」，团结保钓，最後纵身怒海，恐怕是深有感於当年保钓左翼历史、政治和思潮的正当性和正统性，在二十五年後沦落逆转的形势，期许独自力挽狂澜所引发的悲剧吧。 一个分裂的祖国，在面对敌人时，也分裂成两个营叠，驯至见死而不救，最後竟让敌人出面「抢救」我们的战士。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永永远远无法容忍的羞耻，只要中国还在！ 只是中国，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中国人如何亏欠了陈毓祥，和他的令人起敬的家属……我们美丽的钓鱼岛呢？今天的我们，还有谁记得陈毓祥，是不是只有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钓鱼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