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窑洞里面出真理——去延安看看
第18章窑洞对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1912年1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3月11日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民主”、“共和”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很想当城府极深的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孙中山只会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领导了2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等等,但结果还是军阀割据。图1；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目标是建立由中国人独立主政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走向了孔子提倡的儒家的最高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孙中山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建立起一支不属于军阀的国民党军事力量。
图2；中国国民党党旗
图3：中国共产党党旗
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在俄共，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促进下，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各地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私有产权，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也就是北洋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需要组成“革命统一战线”。俄共控制的共产国际正式介入中国革命，改组了国民党，希望它成为类似共产党的政党。孙中山也同意俄共“联俄容共”的要求，共产国际还倡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9月，蒋介石访问了苏联，他开始意识到苏联的政治与自己的理想格格不入。除了苏联坚持蒙古不属于中国外，他还发现苏联“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并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蒋介石认定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但他很乐意得到苏联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1924年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建立了黄埔军校，创建革命军，蒋中正，也就是蒋介石为校长。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了教官，许多共产党员入校学习。
图：1924年宋庆龄和孙中山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平政变，邀孙中山北上，但孙中山没到北平就病倒了，1925年3月24日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爆发了权利之争，最终蒋介石获胜。
在国民党“二大”的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有七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陈独秀负责国民党党务。不久蒋介石决定与苏联分手后，解除了毛泽东在宣传部的职务，但仍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
毛泽东在农村的调查中展望，农民运动会像暴风骤雨，把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1925年，蒋介石领导东征，平定广东，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师北伐。之后，英美势力介入中国革命，蒋介石在上海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1927年4月12日与共产党最后决裂，这一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
1927年8月共产党发动了了南昌起义，举行了一系列城市起义，有了属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共产党趁蒋介石忙于北伐，开始在南方建立起了许多根据地。
蒋介石继续北伐，先后击败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孙传芳、张作霖的北洋军阀，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中国的一座座地方军阀的山头被一个个削平，北伐结束后，1928年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开始确立了个人独裁统治。
图：1928年的蒋介石总司令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在1910年吞并朝鲜，日本确定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全东北，清朝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北京戒大烟的张学良的20万东北军没有抵抗两万日军。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专家分析：第一，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企图在东北动武只是寻衅，而不是武装侵略。第二，迷信国联的制裁能力。第三，保存东北军实力。第四，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让张学良担心孤军奋战。第五，张学良害怕日军。
不管是“判断错误”，还是“奉命不抵抗”；东北同胞饱受亡国之苦，千万人背井离乡。
图：1930年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1933年2月，日本逼近河北承德，尽管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全力抵抗，但日军还是控制了整个承德。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于是下野，到上海法租界戒鸦片烟去了。
蒋介石从来就反对共产主义，日寇已经进关，大敌当前， 他还是坚持“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的战略，先“安内”，就是要先剿灭共产党。这种战略古已有之，但亡了国，还有内吗？还需要安吗？盗有盗理，就看谁有话语权罢了。
西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内”，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宋初的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明朝于谦也说过：“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党内有派、地方有山头，都是必然的。蒋介石提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也是一种“攘外安内”。
蒋介石不允许中国存在“异党”，更不容忍存在异党的武装。蒋介石与共产党势不两立，先安内再攘外倒也罢了。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约10万人，从1930年12月开始到1935年10月的五年时间里，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的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每一次蒋介石的大围剿都伴随着红军的肃反。
中国红军大敌当前，面对亡国之险，又面临蒋介石的大军围剿，居然也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移植了苏联的肃反经验，去肃清AB团、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
1933年9月，共产国际的军事代表李德到达苏区，领导了反第五次大围剿，结果红军惨败，败退长征，在贵州遵义，毛泽东才真正开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总计约9.6万人，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
从1928年到1935年，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阎红彦、高岗、习仲勋等人在陕北和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在安定、延川建立了根据地。刘志丹为陕甘边军委主席、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高岗任政委。在陕北，在陕甘边区的红军中，也同样进行着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
这一时期，蒋介石指挥了对陕北、陕甘边、神府红军根据地的三次围剿。
1935年9月16日，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3400多人经过小长征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陕甘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高岗等将领的指挥下，在陕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为中央红军的到来打好了基础。
图：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诞生在陕西保安县金汤镇。
在中央代表指挥下，陕北红军内部进行了肃反，红二十五军逮捕了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等人。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红二十五军的‘肃反’进一步恶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图：红25军三团一连的旗帜
图：1937年时的延安古城。
10月19日，党中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上旬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合编为红一方面军。这时候毛泽东等领导才进陕北，还不了解陕北红军，没有完全否定陕西“肃反”。直到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这时候已经有二百多红军干部人头落地，埋葬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的坑都挖好了。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汇报后，毛泽东等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
毛泽东后来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其实中央救陕北，就是就是刀下留了几个人头，有没有这几个人头，中央一样在陕北落脚。而陕北救了中央，是救了中国共产党，救了毛泽东和他的理想和事业，是新中国。
那一年，习仲勋才22岁。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跟随毛泽东率部东征时，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牺牲，至此在他的档案依旧写着“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等。
陕北的这些领导，太让人了，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牺牲时身上还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罪名。
1943年1月，毛泽东为在陕北肃反中的二百四十个马列主义者平了反。但陕北肃反盘根错节，就像所有的肃反结果一样，迷漫的雾霾长久不散。
而肃反的习气却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所以总有人被掉头，总有人被平反，总有许许多多正直的人，尽管执著于理想、信念，至死不渝，但劫后余生，心有余悸。图：1935年10月6日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在瓦窑堡被捕。1936年4月14日，红军东征北路总指挥兼28军军长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牺牲，4月20日刘志丹在瓦窑堡下葬，
1943年5月,刘志丹将军之遗骨由瓦窑堡迁移至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志丹县.
就像到了1962年，刘志丹的弟妹应出版社约请写了小说《刘志丹》，一贯低调的，从来没有左倾过的习仲勋依旧战战兢兢地说：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不要写高岗……。结果还是因“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的莫须有的罪名，被进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从中南海的副总理贬到洛阳当了副厂长，同时有上万人被牵连。
到了文革，习仲勋又被关了八年。直到1979年，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冤案才基本了结。
现在，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多都已作古，案子翻不翻也就那么回事情了。
刘志丹的墓位在延安志丹县城北的炮楼山和瓦窑山之间的山坡，如果你机会去，别忘了在那里放根香烟，刘志丹喜欢吸烟。
习仲勋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
当红军进入延安的时候，延安只是一个约有一万人的贫穷的集镇。红军就在这片极其贫瘠土地上顽强生存着，发展着。自1942年2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延安、在凤凰山麓、在杨家岭、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持续了约3年时间。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抢救运动的成果是延安清出“特务”1500余人，延属各县共抓“特务”2400余人。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抢救”高潮时有80%以上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康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又是发生在日本人不断向中国内地进犯，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三次围剿的时候。
整风运动的实行，真正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的神圣化开始动摇。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有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是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标志。
图：2012年的延安
图：2012年延安的天主教堂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枣园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八路军总司令部在王家坪领导着各个解放区的抗战。鲁迅艺术文学院设在延安漂亮的天主教堂里，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毛泽东曾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红军在清凉山石窟里，在石刻佛像的陪伴下印刷着边区纸币和报刊…
延安的十年，在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走向延安的潮流。延安容纳了约4万知识分子，他们基于抗日爱国的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考虑走向了延安。冼星海是一名音乐家，他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创作了大量激昂的歌曲，他到延安后谱写了《黄河大合唱》，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
延安是中国红军的复兴之地，也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的蜕变之地，他们和毛泽东一起，在延安整整呆了十年。就像后来成为了“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的老党员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写到：“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图：毛泽东在鲁艺讲话
图：1935年11月7日到1936年6月21日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居住在这里。
图：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的干部作报告。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合力“围剿”红军。张学良实在是性情大少，根本不是玩政治的英雄。1936年，张学良开始和共产党秘密接触。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向红军提供物资，甚至还有他申请加入共产党的传闻。
日记人人都记过，有的是给别人看的，有的是给自己看的，难得没有违心之言。
蒋介石从1919年到1972年一直在写日记，记了50多年。2006年，“蒋介石日记”公开，人们在日记里看到，蒋介石曾发誓“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的策略是，败而不降，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日本。他说：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我们全中国都抗日，日本人绝对没有办法亡我。
蒋介石希望把日本往东南拉下来，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战场，不让日本能够速战速决。为最后战胜日本。在他在日记里写道，希望6年时间训练60个师，就可以跟日本打仗。当然，能在攘外的过程中，剿灭共产党，那是最好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到，只争取到4年时间，就被张学良搅了局，西安事变发生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直接让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路化为泡影，一时间杀蒋之风甚疾。
图：杨虎城和张学良
12月14日，蒋中正给宋美龄留下遗嘱：“余决为国犠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切勿冒险来西安”。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前，曾希望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但苏联希望延安去牵制日军，缓解东北边境之虑，期望看到中国举国抗日。苏联人批评了坚持“抗日反蒋”的做法，西安事变遭到了斯大林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欧美舆论的谴责。在这样的情势下，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斡旋，蒋介石保证停止剿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张学良自觉愧对历史，于是负荆请罪。12月26日，蒋介石与张学良一起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
图：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积极铺就国共联手抗战之路。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盛赞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在南京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随后被特赦，此后被软禁长达55年。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介石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其实意思是大军围困陕甘宁边区，剿共即将全胜，“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将实现，是张学良改变了蒋介石的命运。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话：“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其实，这都是历史的必然。
图：黄河颂（油画陈逸飞1972年画）
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的第29军与日军发生激战，不久天津、北京沦陷。七七事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继续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7月17日，蒋介石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表达了坚决抗日的决心，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也由此而始。
1937年8月22日，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由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番号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3个师，共计4.5万人，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共产党接受了蒋介石的改制和改编，接受南京政府领导。第十八集团军编入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序列，并进入晋北担任游击。国民党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承认共产党合法。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但在两年后，八路军与阎锡山之间爆发了晋西事变，合作开始破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袖在苏联的雅尔塔制定了战后世界新格局和列强利益分配方案，蒋介石被排除在外。斯大林同意在击败德国以后90天内在中国东北对日本作战。苏联战胜日本后，将得到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以及对大连、旅顺及其铁路的控制权，同时让外蒙古独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由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民兵，开辟了敌后战场。国共武装力量总共歼灭日军52.7万，歼灭120万伪军。中国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平民约有900万死于战火。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终于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图：延安的火炬（延安庆祝抗战胜利）（油画 蔡亮 1960年）
美苏是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极其实用主义的国家，在打击共同敌人的同时，为了各自的战略需要，积极地渗入中国事务，都希望扶植一个与自己价值观一致，或者服从于自己的政府，最起码也要达到美苏在东亚地区的利益的平衡。在三国演义般的国际形势下，必须适时地选择一个双人组，哪怕是暂时的。毛泽东是孙子的好学生，他一生都在读三国演义，他一直善于利用美苏之间的缝隙发展自己。
在抗战后期，他敏锐地看到了蒋介石政府日益加深的专制和腐败，看到了美国将军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史迪威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作到”。史迪威称蒋介石“是一个言而无信、动摇不定、诡计多端、不足依靠的老奸巨滑的家伙”，蒋介石的政府是“由盖世太保支持的一党制政府，由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神智不健全的人领导的一党制政府”。史迪威认为美国“必须设法把武器交给愿意打仗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是危机期间的伙伴”，当然使用中共部队目的只在度过目下难关。史迪威的此种言行，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最终导致蒋介石强迫美国召回史迪威，即所谓“史迪威事件”。最后在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是召回了史迪威。史迪威在离华时，拒绝了蒋介石赠送的青天白日大勋章。
于是毛泽东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
民主是美国宣扬的核心价值，1943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引用了莫洛亚的两段话：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1944年《新华日报》的社论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社论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图：1944年8月，毛泽东、朱德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
图：1944年12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美国大使约翰·戴维斯合影，许多曾帮助过毛泽东、赞扬过延安的美国人，在1950年受到反对共产党的麦卡锡案的整肃。
谢伟思是美国的外交官，他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向美国政府提出：美国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援助与合作，同时改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认为：“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的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蒋介石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
所有到延安的美国人都感觉到了延安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差别。谢伟思在后来的报告中说：“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的自信。”
图：共产党最高级领导人在陕北居住的窑洞
图：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干部
图：鲁迅艺术学院，共产党的六大在这里召开。
美国军人和记者们看到的共产党的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而“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一切外部标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坚持它的一切特权”，共产党领导人“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
公元前206年，韩信在汉中的拜将台上为刘邦剖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规划了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的战略，这一次高瞻远瞩的对话被称为“汉中对”。
公元207年，诸葛亮在南阳草庐为刘备展示了未来三分天下的远景，以及出汉中，进秦川建基立业的宏伟蓝图。这一次充满战略构想的对话被称为“隆中对”。
1945年7月4日，又是美国国庆日。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参观了延安。在窑洞中，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史称“窑洞对”。
图：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为黄炎培等人送行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317字的“窑洞对”，出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于黄炎培妻子姚维钧之笔。
图：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到延安来接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张自忠将赴延安。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攻势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战果，外界知道了，延安比重庆更民主，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讲民主，更有奉献精神，更朝气蓬勃。蒋介石政府进入了尴尬和被动局面。
图：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
1944年，罗斯福不满意蒋介石的指挥能力，要他把中国战场的指挥权让给美国人，导致了蒋介石的不满和反抗。1944年11月17日，美国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他立即着手清除欣赏“中国革命者”的“中国通”们。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许多去过延安，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将军们遭到了调查和逮捕。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中国战区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结束。
随着二战在欧洲的结束，和日本的投降，美苏是联盟迅速瓦解，都在努力扩大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国共双方都在美苏的博弈中作最后的冲刺。
苏联开始掠夺日本留下的资源，国民党官员从大后方飞到内地各大城市接收，日伪产业总价值超过四万亿元，许许多多官员迅速腐败，愈演愈烈。共产党迅速开进东北，扩大根据地。美国继续希望国共谈判，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8月，毛泽东在美国大使陪同下到重庆与国民党展开会谈，10月，国共双方签定双十协定，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协议。但从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国共双方边打边谈，在东北、中原、华北等处展开争夺。
苏联从蒋介石那里几乎得到了他在东北所要的全部东西，同时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1946年4月，国共两军在东北四平，长春等地激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但美国不希望在中国东北与苏联利益发生冲突，于是美国中止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半年后，使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攻势和进程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1947年初，美苏在欧洲的冷战开始明朗化，美国杜鲁门政府决心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中国问题上，美苏之间的协调和谨慎变成了紧张和对抗，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苏美的支持下完成了完全对立的战略调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将其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集中重兵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国民党为了摧毁共产党的指挥中枢，集结了25万兵力围攻延安，共产党适时放弃延安。第二天，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延安已是一座空城。
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部队，主动撤出延安，带着小部队转战陕北。八路军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陕北的塬峁沟壑中运筹帷幄，指挥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准备。
图：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将胡宗南第31旅2900余人全部歼灭。左起是参谋长张文舟、司令员彭德怀、副政委习仲勋、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在青化砭战役中。
图：从1947年3月开始，毛泽东在陕北转战近一年
8月，蒋介石来延安，他终于看见了老对手毛泽东的根据地，看见了共产党、毛泽东住过的破旧的窑洞。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他延安行的前后，在公开场合多次说过：我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差的太远，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
图：1947年8月蒋介石来延安
蒋介石在蒋经国陪同下感受陕北起伏的山峦，这天夜晚，蒋介石拒绝了胡宗南预备好的宾馆，住在了王家坪原共产党中央军委大院的窑洞里。夜里，蒋家父子也有过深远的一次“窑洞对”，他们谈到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谈到“同心同德”，谈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蒋介石感慨说：“怪不得马歇尔告诉我，延安如何公平，共产党如何廉洁，官兵平等，长官不搞特殊化，还说不可小看毛泽东。今天我算是明白了”。
但已经是1947年的8月了，已经太迟了。
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始全面反攻。1948年1月1日，林彪和高岗指挥的东北野战军，90天歼灭国民党军15.6万余人，为全歼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虽然1948年11月美国解除了武器禁运，但共产党已经把握住了天时地利人和，蒋介石大势已去。
图：毛泽东在陕北佳县和米脂的山村住了很长时间，这是他很喜欢去的黄河边的佳县香炉寺。
摄影：冯青
毛泽东1937年1月进驻延安，十年后的1947年3月，毛泽东开始在陕北的佳县、米脂等偏远山区转战了一年。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终于要离开陕北了，佳县的李有源唱起了《东方红》。毛泽东恰恰选择了吴堡川口东渡黄河，那里离李自成的家乡很近。这时候的毛泽东有些进京赶考前的忐忑，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进城后的一种历史必然，或者说就是那个难以避免的周期律。
毛泽东第二次东渡黄河，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段艰难的长征，他在河北的西柏坡停留了一年。从1947年到1949年这三年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河北贫瘠的山村里渡过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挥洒自如地指挥了全国战场的三大战役，把自己的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共产党60万正规军打败了拥有420万正规军的国民党，共产党终于获得了全国的胜利。最终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
1949年3月，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一再说起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的文件。毛泽东用甲申三百年明朝灭亡的教训，用李自成的成败历史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弹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1949年4月，毛泽东带着对未来政权的极大担忧走向北京，从佳县到米脂到吴堡到西柏坡…毛泽东不厌其烦地说着李自成、李自成，直到到了保定还在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感激他，但在29年后，毛泽东为厚今薄古，重提郭沫若在1944年左右写的《十批判书》。
1973年7月4日，恰恰又是美国的国庆日，80岁高龄的毛泽东作了他一生的最后的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最直率地，甚至都不再讲求惯例的格律，抒发了自己多少年的被压抑的心底：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窑洞中那一次“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淡去，对话的黄炎培曾两度出任政务院副总理，1965年逝世。他的儿子黄万里因反对苏联人的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被打成了右派，最后在反对三峡大坝的呼声中死去。1968年1月20日，黄炎培的妻子、曾经记录了“窑洞对”的姚维钧，惨死于文革中。
陕西，一个被中国历史充满了的黄土地，见证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三千年往事。毛泽东离开陕西窑洞后的四十多年里，再也没有回过陕北，吴堡的老乡对我们说：毛泽东不走回头路。其实，陕西是落脚点，是起点。毛泽东是路过，因为前面的路还很远，很远。
如今，毛泽东的精神和理想依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图：延安在延安
2012年12月25日，毛泽东寿辰105年的前夕，习仲勋的儿子，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与民主人士的交谈中，特别说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那时候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