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方舟子写了篇《从聂圣哲冒充我的老师说起》，聂圣哲回一篇《方舟子为什么对恩师聂圣哲撒谎》。方舟子说聂圣哲是骗子，聂圣哲称方是民为“爱徒”：方舟子的恩师聂圣哲，究竟为何方神“圣”？不巧，《天才的裂变》有答案。本文选自该书179-182页，西苑出版社2013年1月。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main/product.aspx?product_id=22932610。该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曾给《南方周末》，五审后毙稿（据说共七审，检查大员掌生杀权）。常规的报刊是三审，《南方周末》开创历史，是七审。单单这个，也要向这份报纸致敬！明天有时间的话,继续揭发聂圣哲。
心灵的震颤
蒋泥
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1930年代的上海，想找一位文笔好，又懂得中国文化的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在英语世界出版，她慧眼看中了“林语堂”。这是赛珍珠完全陌生的名字，她仅在《中国评论周刊》上读过他的文章，即认可作者清新幽雅的风格，便设法找到林语堂。这位曾经留学哈佛大学，拿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写家，当时名气尚不大，出版过几部散文随笔集，出生基督教家庭，自小念教会学堂，英文比中文还要好，早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荐至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和书商闲谈时，才发现中国学者都熟知的国学，自己一窍不通，就只能格外关注了。
林语堂是那类长期在英语世界里徜徉，又回头补修本土文化的成年人，这种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自然多自典籍，来自那些深深打动他的文字，不少是闲适精致的绝品。
1935年，林语堂不负所望，写出《My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纽约出版后，四个月就加印六次。《The Importance ofLiving》影响更大。无非赏花、听雨、吟诗、弄月，情调高洁，别具一格，浪漫之至。英语世界完全被这无上的“乐土”吸引：这还是那个辫子拖地、裹脚而行的老大帝国吗？
林语堂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假使生活中有奸诈、有权谋、有刀剑、有血光，他也会视若无睹，把中华民族最闪光的部分抽离出来，向着全世界吆喝。这何尝不是内在的自信和尊严感使然？
他的介绍当然有着很大的盲点。典籍上的中国及其文化，是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难道林语堂毫无意识？并非这般。
一个富藏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理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帮助多苦多难的人们，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当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这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那么也能够安度灾患。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
20年前，我读初中，第一次大量看阅林语堂的书，就不由自主地喜爱，惊奇于原来我们的日子，可以过成这样。它和那些苦大仇深、横眉怒对的主流文艺，多么的天上人间，多么的妙趣横生！仿佛一个浑身受伤的大汉，倒在冰天雪地上产生幻觉，他这时躺在一位闺秀的绣房，躺在那位国色天香的怀中。
谁又能抹杀理想？谁能说这世上没有绣房、没有国色天香？那么多的绣房，那么多的国色天香，都为谁预备？
大汉受过洗礼，爬将起来，从此奋发图强。
奋发图强有类别。一类是励精图治，在一定规范和秩序内把握机会，张扬才力，取得成功。一类是做强盗，杀人越货、拦路抢劫、占山为王。
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实名句践），本是个做强盗的料。他发兵攻吴，被吴王夫差打败，作为人质，囚于吴都姑苏石室，守坟喂马。勾践忍辱负重，“问疾尝粪”，博夫差欢心，三年后归国。卧薪尝胆，徐图复兴。厚利贿赂吴太宰伯嚭，献美女、玩好以娱夫差，派奸细探得情报，散谣言离间君臣，谗夫差杀害忠良，送泡过不能出芽的种子，让吴国颗粒无收，闹饥荒、乱民心。无所不用其极。时机成熟，一举伐吴。最后，颟顸、昏聩、腐化的夫差自杀，乃葬夫差，诛伯嚭。司马迁在为其作传时，借他的谋士范蠡评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天下初定，勾践大杀功臣，赐丞相文种宝剑自裁。
勾践的一生，就是不择手段的一生，就是做强盗而励精图治、复归于强盗的一生。他的本来面貌就是个强盗。强盗的逻辑遵行有奶为娘，遵行弱肉强食。多少的开国帝王，本质上也都承继了勾践家的遗传基因，“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作家杨志军曾说“水网高地，草莽芦苇，让人想起水泊梁山出没的好汉，那是官逼民反、追求自由的模范。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夺命如麻，《水浒》也就难逃杀人文学的诘难。恐怖主义的李逵做皇帝，自然比假仁假义的宋天子更可怕”。然也，却不尽然。因为李逵一夫之勇，做什么都过于显明，他身上没有勾践的“基因”，这样性格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皇上的，在没做到皇帝前，早已引来杀身之祸。
散文家、评论家王干对此也进行阐说，发现中国四大名著都有杀人癖，“《三国演义》不待说，《水浒传》也不少，《西游记》打打杀杀，周星驰说，妖怪的妈妈也是妖怪，可见妖怪也是生命。《红楼梦》被软刀子杀死的人命有多条。有人说它写的是‘阶级斗争’”。奇怪吗？中国人特有吗？好像不成立。《圣经》里的上帝就杀过不少人。从荷马史诗到《战争与和平》到《我的名字叫红》，都写杀人。而把《红楼梦》冠以“杀人癖”，诚然有一点失当，不过《三国》《水浒》《西游》的作家们，确是以“杀人为快”的。
这是另一极，和林语堂理想中的“艺术生活”对称——它们是两个极端的世界。林语堂不看重前者，或许他知道，这些拿不出手，更不能在全世界招摇，否则会遭受唾骂。
其它国家想来差不多。美国通聂圣哲导演，曾对我谈好莱坞大片，评价它们每一部都有提升人性的东西，打动我们的就是包藏在里面的美国文化，那都是内核。《阿甘正传》其实是励志片，证明一切人都会成功，只要不放弃；《拯救大兵瑞恩》传达了美国人的人道精神；《泰坦尼克号》则在绝境里拷问爱情、秩序的力量等等。相反，看看我们的电影，快马、飞箭、人头，主子、奴才、万岁，满眼的鲜血、乳房与权斗。
进而，聂圣哲教授还介绍了自己旅居美国时的生活经历，说很多美国人是从电影里了解中国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酿的酒是往酒里撒尿，以至于所有中国食品都不敢吃；认识我以后才知道这是假的，是一种误解”；留在美国人印象里的中国人“瘦小、病态、颓废、充满仇恨、从不洗澡，还带有点所谓的东方神秘。甚至都认为中国人不会打篮球”。姚明在美国NBA打球，一下子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翻了一个个儿。他伟岸、敏捷，略带腼腆，成为美国人心目里中国人的新形象。姚明代表着一种文化力量。如果说李小龙曾经在美国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正义的形象，那么现在的姚明，“树立的是一个更真实、更亲切、更积极向上的高大的中国人的形象”（《旅美小事》45-47页，外研社2010年7月），这可能比获得多少体育金牌都珍贵。
这么看的话，当初林语堂给美国人写他的《吾国吾民》，模仿《红楼梦》写他的《京华烟云》等等，其可选可舍，的的确确是英明的、富有远见的。他那些艺术不会过时，恰如美国大片，它们永远能震颤我们的心灵。
![[转载]蒋泥：方舟子的恩师聂圣哲究竟为何方神“圣”？](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74847t0177a6feed04608be8.jpg)
2011年1月20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