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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1979年6月22日上午在北京金鱼胡同和平宾馆8楼，由荣毅仁、经叔平、莊寿仓等找记者吃饭，记者除我之外，仅有新华社记者杨继刚和老王（叫惯了老王名字不记得了，记得饭后他突然晕倒我和小杨把他扶住了）席间传达国务院办公厅1979年27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筹建领导小组由荣毅仁任组长————，雷任民、吴志超、肖桐任副组长。成员有12人。
那时刚刚宣布开放，利用外资还是一句口号，成立这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就是落实开放政策，将之具体化，有了操作主体。
自那以后一直到1985年，我一直连联系中信，不断进行报道。其间荣主席多次出国，行前一般都把我找去，发表讲话，对外发消息。1982年在京西宾馆召开投资公司会议时，会务组将花名册中我的名字错印成周维胜，荣主席亲自拿着花名册找到会务组，要他们改正。记得当时我很不好意思，说没有关系，那是我爷爷辈。但是荣主席仍然坚持要求他们改正。这事让我很感动，觉得出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给荣主席添了麻烦。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当时是个新生事物，所以有些事后来看起来很简单甚至可笑但是再当时却十分认真。公司的人物当时明确是接受外商华侨技术设备投资，起媒介作用，从中做促进工作，同时也可以直接同外商联系，洽谈业务，这方面就要进行调查研究，有些可以做但不一定行。要考虑偿还能力，要了解项目能不能增加外汇收入，主要目的就是国际增加积累，保证我们不吃亏，同时也保证外商不吃亏。
公司的性质是个企业，是企业化经营，讲究经营效益，争取时间短一点就能发展起来现已收到国外来信，方案，国内也有省市来谈，数字有大有小，估计消息发表后，筹备期间就要开展工作，队伍要经感谢（荣老板曾经讲过公司发展五、六十人自然后来公司发展规模大大超过预想）。开办咨询业务，主要由经叔平负责，不但要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必要时也可以请华裔华侨外国专家作顾问，国内也有这样的老人，每天上班不可能但是可以作顾问。
国务院文件时这样的：为了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荣毅仁同志负责。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各部门各方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有关法令，一进华侨资金，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荣毅仁在接受我采访时谈了很多重要想法，主要的有：
现在引进80年代的技术困难，国内也告不了。但至少要70年代的。60年代的少要。
补偿贸易现在看来我们是吃亏，来到设备是就的、废的，利用我们人工便宜再轧点油，等于那现汇换废品，表面上是我们拿到一些外汇，实际上是外汇让人家拿走了。
旧机器少买，但要看什么程度。
我们是专业公司，但不是垄断公司要做到他们愿意我们为他们服务，愿意委托我们，为四化服务，沟通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同外商的联系，并派出他们各自同外商联系。
我们上一次当，也就是他们（外商）占一次便宜，上十次当他们就占十次便宜，一个设备，你也要他也要，外商就翘尾巴，抬价。成立公司就好多了。
公司主要赚外国人的钱，不挣国内的钱。
人是越少越好，现在不足20人，今人标准主要是历史清楚，为人正派，态度明朗，有工作能力，外文能直接对话，最终到50-60人。人太多不好办。
公司筹备实际从5月28日住进和平宾馆开始，10月4日正式成立。
那时荣毅仁尽头很大，天天来上班，晚上还要来，一天总结。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忙得不亦乐乎，公司发展蒸蒸日上，建国际大厦、到香港办公司、成立中信银行、建京城大厦、中信大厦。。。。。。公司生逢其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发展蓬勃。除了党中央领导和关心支持外，荣毅仁、雷任岷、毕际昌、经叔平等的实干分不开的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起了直观中央作用。
邓小平找工商界谈了话，谷牧参加，后向中央打了报告，3月中央批准成立中信公司，5月中，荣毅仁出访归来后请示谷牧，谷牧要荣毅仁很快组织起来，早点把牌子打出去，6月11日正式筹组，领导小组也被批准成立，荣毅仁、雷任民抓总，日常工作由吴志超抓。轻工业部、纺织部、冶金部、四机部、都来洽谈，地方上有广东、湖北、安徽、江苏、上海、辽宁、北京也纷纷前来，美国、加拿大、荷兰、西德、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代表人物也来了。
9月17日，我去采访投资公司，王景发拿时在办公室，谈了公司董事会组成，主要是工商界人士，港澳同胞中有王宽诚、何贤、繆云台等，筹备建设公司大楼，20层（现在建国门外的国际大厦）也是热门常说的巧克力大厦。决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莊寿仓当首任代表。
董事会10月4日正式成立。10月6日荣毅仁即到美国访问，那时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他的行程是7号到华盛顿，12日到纽约，18日到23日到芝加哥，30日带洛杉矶，11月6日到渔村港，8日回到中国。活动安排得非常多，在美中贸易委员会发表讲话，会见亲友，会见商界人士等。在他离京之前，我采访了他，回来后，我又采访了他，并在天津出版的《八小时以外》发表了访问记。
以后荣毅仁差不多每次出访前都找记者谈谈，有几次是我对他进行独家采访，
荣毅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成功为我们利用外资提供了经验。以后赵紫阳找王光英成立了中国光大公司，自始我爷跟踪进行了大量及时的报道。在香港，王光英还接待了我，接受了我的采访。那时有一家大报采写他在岗的活动题目是《夕阳无限红》在香港中资企业中招致非议，王光英向我生命有些话不是他讲的，但是他不能推给记者。所以他不说话。正在他郁闷时我的到来使他有一个说话机会，恰好又一美国巨商要和他谈一笔生意，为了谈判气氛的需要，他故意晾他，我的到来恰好给了他机会，他陪我转了半天介绍我和他的一些有北京的员工相识。其情其景，至今不忘。他说我是国舅爷，，国庆节我市要上天安门的，我不在家里享清福，到香港来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
两位工商界人士，一个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