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名医,博士生导师,科普作家,国家教学名师。
这些闪耀着光环的桂冠,能摘取其中任何一顶,都会令人羡慕不已。很难想象,它们竟能冠之于一个人的头上,这个人就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张亚林教授。
张亚林在事业上可谓是春风得意:
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着一只木箱,背着一卷铺盖,从湘西走来;
上个世纪90年代,他怀着三分壮志,夹着七分梦想,飞越太平洋。
于是这期间,他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主治医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一路顺风拾级而上……
2000年,“精神医学”被教育部批准为中南大学的特色专业;
2001年,他主持申报的“精神医学”获湖南省重点建设专业;
2002年,他赴京答辩的“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获国家重点学科;
2003年,他的“绿色的精神家园”获全国精神卫生科普大赛第一名;
2004年,他主编了国家十五规划医学院校七年制教材《精神病学》;
2005年,他主持和主讲的“精神病学”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2006年,他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者实现了我校临床医学领域零的突破);
2007年,他主编的教育部研究生教材《高级精神病学》出版,同时,他又荣获“国家教学名师”称号;……
然而,纵观他已经走过的几十年人生道路,其收获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大半辈子以来,他没放弃过追求,也便圆就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想。
只有初中学历,却一举考上了医学研究生,在乡亲们心中,他是湘西人的骄傲
张亚林出生在湖南湘西一个偏远的小镇。小时候,他很幸运,一口气连蹦带跳地从小学读到初中;由于生不逢时,他又很是不幸,初中毕业,便失去了继续上高中念大学的机会:14岁那年,正在吉首卫校就读的张亚林,因为一次写大字报时写错了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继而被“勒令退学”,随着出身不好的父母一道回到张家界山下的张家峪接受“劳动改造”。5年多的农村生活,天门山烧石灰、张家界挑板子,修水坝、打隧道、开山放炮,白天插秧割禾,半夜车水抗旱,一年365天,张亚林竟挣了400多个工(1个工为10分工,相当于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动量,另外出早、晚工则另加1分、2分不等)!于是在乡亲们眼里,他是一个勤劳安分的好青年;然而有谁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荡漾着一弯不安分的苦水!人们看到的只是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众人眼前闪现的行为轨迹,却不知道,“八小时”之外,他曾多少回一个人跑到大山之巅,抑或深谷之底,凝视着那重重叠叠、漫无边际的高山崇岭,思考着山外是什么山,憧憬着天外有什么天。继而为贫穷落后的湘西百姓做点什么。也就是在这人们视线之外的思考中,张亚林渐渐明白,要使自己将来能有所作为,首先必须使自己丰富知识。
于是,开始他饥不择食,见书就读,爸爸妈妈书架上那几本少得可怜的书:《老残游记》、《冯至诗文集》……他不知读了多少遍;就是连《自行车修理》、《怎样使用沼气》之类的书也不放过。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因为曾经拥有卫校“肄业”的“学历”,他被“落实政策”安排在猛洞河畔的永顺精神病医院当上了一名煎药工。职业的改变促使他改变了求知的方向与目的:他开始读医学的书、心理学的书。书店里一本尘封很久无人问津的《精神病学》,他却如获至宝,二话没说便将它买了下来。虽然这本书足足花去了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可他无怨无悔,捧着书本,几乎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医院,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将自己关在房子里挑灯夜读起来……
就这样,他的专业书籍越读越多,专业知识也越积越厚。以至一天医院的王院长将他招去,一面夸奖他精神病方面的知识比他们医院的医生都学得扎实;另一方面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惊喜:让他脱掉煎药工的劳动服,穿上白大褂当医生!
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时的张亚林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井底之蛙,他还想学习更多的医学知识,以便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立下了一个志愿:他要报考医学研究生!
针对考研这个大目标,当时,他对自己作出的评价与行为策略是:专业方面的知识虽然有了一些,但为了保险,还要再读一些书;英语却是一张白纸(因为只在念初中时学过几天俄语),白手起家,更应严阵以待。当时在湘西能买到的英语书只有一本《英汉小字典》和一本《英语900句》。张亚林决心从26个字母学起,积累基本单词,把这两本书背得滚瓜烂熟。此外,再向朋友写信不断索要英语试卷,争取尽可能地多做一些“模拟题”;向高中老师求教,决心在短时期内使自己的英语迅速达到研究生的应试水平。为了确保计划兑现,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张时间表:8个小时上班,8个小时读书,8个小时吃饭、睡觉,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就这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知,考研的日子临近时,他收到了一张这样的“通知书”:“没有本科学历,不具备考试资格。”面对这一张薄薄的纸,张亚林愤愤不平,提笔给原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后来成了他的导师的杨德森教授写信:“我没有上过大学,但不说明我没有能力上大学。是败絮、是金玉,自然都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为什么花5元钱买一份您的试卷都不行?”后来杨教授给他回信说,他近半年在美国考察访问,不知招生详情,并声明:“唯求真才实学,不重一纸文凭。”读着杨教授的信,张亚林心里又充满希望,决心第二年再报考。第二年的考场设在州府吉首,医院办公室主任给他安排了一个去吉首买水龙头的差事,让他“顺便”考试。第一场“心理学”专业考试,他又遇到“状况”,试卷少了最后一页,只有70分的题目。怎么办,监考老师也没办法,发试卷的远在几百公里外的省城,只能深表同情要他坚持考完。幸亏70分的题他得了68分。英语居然也考了73分,医学专业成绩更是高居其他考生之首。功夫不负有心人,张亚林终于走进了湖南医科大学,成了我国第一位行为医学的研究生!一时间他成了湘西人的骄傲,当时的湘西不像现在这样硕士、博士研究生一大堆,那时谁家考上个中专生、大学生全城人是既高兴又嫉妒,何况是考取了个研究生,还是从没进过大学的!年轻的朋友将他看成英雄,老人将他作为教育孩子的榜样,谁要是不好好读书就会说;你看你,有老师教还不好好读,人家张亚林没老师教,靠自学考上了研究生!他这个典型影响了当时湘西一帮人!
一名昔日的煎药工,竟然开了我国本土化心理治疗的先河,在老百姓眼中,他是“三湘名医”
张亚林后来成为了省城大医院的医生,这缘分还要追溯到他当年在永顺精神病医院当了一段时间的煎药工的经历。
煎药工,顾名思义,其职责就是天天为病人煎药,天天为很多的病人煎药。精神病医院的煎药工,每天到底煎了多少精神病人的药,张亚林当时就没记得太清楚;在医院当煎药工的几年里,共为多少精神病人煎过药,他更是无法统计。他的脑子里留下的只是关于精神病人的一些可怜的个案:
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在战场上精神失常,回国后住进精神病院。整天蹲在病房的墙角,不言不语,吃喝拉撒,就地解决,一住就是20多年,竟然没有走出医院一步。
一位20刚出头的年轻小伙子,病前是京剧团————的武生演员,住院后老是在病房里翻空心斤头,经常摔得头破血流,却依然“乐此不疲”。
一位花季少女,不知何故出现精神障碍,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捡到脏物就往嘴里放,逢人就说:“我是仙姑下凡,来救你们啦!”……
凡此种种,当年身处精神病医院的张亚林见得太多了,只是他无力回天,爱莫能助。不是么,小小一名煎药工,能对病人有多大的帮助;区区一剂中成药,对精神病人能有多大疗效!然而,作为一介平民出身的张亚林,父母们乐善好施的善良秉性养育了他,湘西百姓贫穷落后的现实常常在呼唤着他,他又决心要为这类不幸的人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精神病人个个都在承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与痛苦,张亚林一开始就觉得,要拯救精神病人以及避免更多的人沦为精神病人,必须拓宽医学研究的源头,必须广泛研究精神病人和亚精神病人的个案。
多谢命运的安排,要不是当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卫校,后来他会对治病救人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么?他会被“落实政策”安排在医院当煎药工么?
多谢当年的王院长“不拘一格降人才”,让他这位煎药工一跃而成为精神病医院的“医生”,要不,他哪有机会学到那么多临床经验,积累那么多精神病例个案?
更应该多谢当年湖南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杨德森教授“唯求真才实学,不重一纸文凭”,特别青睐了他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学生,最终让他成为了自己的弟子——我国第一位行为医学的研究生,要不,他怎么能够青云直上,由一名县级医院的准医生迅速成为一名省城大医院的主任医师、中国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华精神科学会社会精神病学组副组长、湖南省精神病学会主任委员?
由于医理深厚,医术超群,尤其是他尊重病人、平等待人,找张亚林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很多病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其中不乏海外华人,以至于看(他的)精神科要半夜排队才能挂上号。
由于他在湖南首开了心理咨询门诊;由于他在国内首先引进行为疗法,主创“中国道家认知疗法”,开创了我国本土化心理治疗之先河;由于他从医20多年给不少的精神病人解除了痛苦,又帮更多的正常人防患于未然;他九十年代便入选“三湘名医”。
一名“三湘名医”,教学艺术却也炉火纯青,在国家的档案里,他是一位国家级教学名师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从成为名医到成为名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前者起了给后者铺垫的作用。虽然,这样的承前启后,这样的两全齐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亚林做到了,在今年教育部授予的国家教学名师中,全国1900多所高校,医学临床教师唯他一人!
张亚林获得国家教学名师称号,除了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外,另有三个根本的原由,这便是他对所教的专业建树颇丰,他对所教的学生特别的关爱,以及他的教学艺术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有了在永顺精神病医院的一段工作经历,张亚林一开始便与精神病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读研,读的是这个专业,后来从医从教从事科学研究,主攻的一直是这个专业。多少年来,他除了自己潜心这方面的学习、研究与实践外,还为“精神病学”学科的发展壮大做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工作。
记得还是在当讲师的时候,他便受导师——当时副校长杨德森的委派,为湖南医科大学建立精神卫生系做了不少案头工作和鞍前马后的跑腿工作。1999年,教育部取消了“精神病学”等“小”专业。当时不少人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张亚林却异想天开,“要把湘雅的精神病学专业办成中国‘精神病学的黄埔军校’,让中国人一提起‘精神病学就会想起中南大学的湘雅’”。于是,他这个“一辈子未曾给领导提过要求、添过麻烦,甚至宁愿让独生的儿子、儿媳待业做临时工也不想向领导添乱求情”的堂堂五尺男儿这一次却“求爷爷拜奶奶,遇到和尚便作揖,见了菩萨就烧香”,不依不挠,反反复复地向有关方面申述着两个方面的事实:
一方面,人类始终在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跟其他无可避的人类疾病一样,现在世界上仍有不少人患有严重的精神方面疾病。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令人琢磨不透、越来越竞争激烈。世界迅速的变化与人个体内部心理的固有势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导致一些人紧张、焦虑、抑郁、失眠等种种心理问题。这些患者大多头脑清醒、四肢健全,五腑六脏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在茫茫人海中,你很难从外表上将他们同常人区别开来。但是,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精神病患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痛苦:有的紧张、焦虑;有的苦闷烦躁,或是无谓的自责,感到已不如人、生不如死;有的无端的恐惧,有如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堂堂正正却羞于见人;有的苦于逻辑梏制了直觉以致于事事追因溯源、步步小心求证、处处作茧自缚,活得辛苦活得累;有的苦于感情失控于理智以致于常常一触即发、情不自禁,以致惹是生非,活得憋气活得烦……
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对于前者,由于世人有目共睹,张亚林点到就止;而后者,由于至今尚被大多数人视为“正常人的行为”,张亚林则讲得很多很细。最后张亚林掷地有声地亮出了自己的结论性观点:这个世界,有精神疾病存在,就有“精神病学”专业存在的必要!张亚林在四处游说的过程中,还特别强调了中南大学设立精神病学专业存在“历史悠长”与“师资力量雄厚”两大特别优势。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学校和各级领导的鼎力帮助下,教育部批准“精神医学”作为中南大学的特色专业被正式纳入国家招生目录!
起死回生啊!国内独树一帜啊!当时,喜讯传来,张亚林着实激动、兴奋了一阵子;可是他并没有躺在成功的功劳薄上高枕无忧,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和他的同事们同心协力硬是将“精神病学”建设成了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精品课程!
张亚林既是一名医生,又是一名教师,同时面对这两个职业,他常用这两句话来解读自己的职业道德:做医生,要视病人为衣食父母;做老师,要视学生为衣食父母。
他说,他对学生有一条16字原则,即从严要求,从宽发落,发掘优点,少找毛病。如此宽容,他的理由是:若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美丽的月亮看上去也会是一脸的雀斑!
基于这一为师原则,招收研究生面试(复试)时,他不看重是否出身名校,甚至不太计较考生明显表现出来的自身毛病。
一次,川北某所名不见经传的医学院的一位男生报考他的研究生,面试时,该生不但不因为自己“出身贫寒”低调处之,反而还表现出了几分傲气。当别人提出非议时,张亚林却认为该生脑子灵活,决定录取。后来,在他的“扬长不补短”的法则的开化与引导下,该生果然出手不凡,在读研期间就在美国的精神病杂志(SCI)上发表了几篇论文!
又一次,某师范大学一位教育学专业的女生报考他的研究生,无论笔试、面试,都明显地反映出医学知识功底的薄弱,当别人提出异议时,张亚林却认为,该生对教育心理学颇有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能壁合珠联,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成果来。果然,该生在张亚林的引领下学有所成,现在在某重点军事院校担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致力于军官职业模型的研究,旨在能预测和选拔合格的军官人才,对军队建设的贡献将无可限量。
张亚林对学生特别关爱,还体现在对学生直接的思想激励与经济资助上:
为了激励学生发奋学习,努力钻研,张亚林和同事们化缘集资十几万元,创建了“精卫”奖学金。“精卫”之名便是张亚林亲自所冠,既是精神卫生系的简称,又取“精卫填海”之寓意,旨在鼓励学生们奋发进取、百折不挠,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为了使每一个贫困学生都能顺利地完成学业,近年来,张亚林为特困学生代交学费近4万元!
……
张亚林对学生不同程度的宽容与善待,几乎赢得了所有学生的拥戴。一位教育家曾经这样说过,一个在学生圈里人气旺盛的教师,也为自己的教学实施与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的,张亚林的如此作为,自然也为他的一次次成功奠定了一块块厚重的基石。
作为国家教学名师,张亚林的功夫当然更直接地表现在课堂教学上。
他常说,我时刻提醒自己,不仅要做一名好医生,不仅要做一名称职的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更要做一名好教师,要让自己的教学艺术千锤百炼、炉火纯青。
张亚林始终认为,多媒体软件虽然给现代教学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仍然应该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因为二者各有所长。
张亚林做课件有一条名为“三七二十一”的原则,即画面不超过三色,文字纵向不超过七行,横向不超过二十一个字。
张亚林上课,从不看讲稿,也不照幻灯片念,然而旁征博引,左右逢源,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从没出现过语塞词穷的尴尬场面。
看看这张幻灯片:“△History,历史沿革△W?Cullen,1769 △H?Bemheim,1884△S?Freud”寥寥数语,竟是NEUROSES神经症一章开篇一课的全部板书;然而;沿着这条时间线索张亚林临场添补的知识化细节却不下洋洋数万言。也许正是为了诠释这“寥寥数语”与“洋洋数万言”之间的微妙关系,张亚林说他虽然对每一本教材都烂熟于心,但从不敢得意忘形、掉以轻心,每一堂课都要精心构思、认真备课:开场白如何才能迅速抓住学生眼球?中间,如何对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细节?向学生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探索性问题?结束语又怎样才能达到余音绕梁的效果?张亚林说:“实不相瞒,这一招一式、一言一语都是我精心设计、反复推敲的结果。”
作为医生,早为三湘名医;作为教师,已为国家教学名师;作为一名科学研究者,他已著作等身,担任着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张亚林作为一位“复合型”专家,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还是听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吧:
我从小就在校园中长大,对讲台、教鞭、粉笔灰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出身。我的血脉里流淌着教书先生的遗传基因。不论是在大洋彼岸的高等学府,还是在简陋不堪的山村小学,凡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都是我心中的一方神圣:令我敬畏,让我崇拜。如今,我已教了20多年书,光荣与自豪始终荡漾在内心深处。熟悉我的同事、学生都不叫我“主任”、“所长”,甚至也不叫我“教授”,他们都叫我“张老师”。因为他们知道,叫我“老师”我最爱听。
“除了老师以外,我还有一个身份,也许是更重要的身份:我的第一职业是医生。作为一名医生,我深深地知道医疗在医院里永远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因为唯有这样患者才能满意,医者才能生存,医院才能发展。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好像在古人眼里医师之地位不亚于做官。清官一定会视百姓为衣食父母,良医自然也要视病人为衣食父母。试想一下,没有病人,我们哪来吃、哪来穿、哪来车子、哪来房子?没有病人我们怎么自尊、怎么自豪,怎么成名,怎么成家?我常说,我的病人哭着进来,如果不是笑着走出去就是我的失职和失败。有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一个追随我十几年的强迫症的病人,只看我的门诊,而且每次都告诉我比上次好了很多,只差一点点了。可就是这一点点,我却无能为力。我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自嘲和自责;他都把我从一个普通医生培养成博士生导师了,我还没治好他的病,我心中有愧啊!”
这便是张亚林作为教师,作为医生的精神境界。境界如此高远,难怪他享有如此之多而且无不崇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