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 张居正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
泪痕春雨
　　
　　我们通常总认为，没有张居正就没有明末的那次改革。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误解；从某种意义上，张居正只是这次改革的代表人物；没有张居正，也会有其它人代表这次改革的；当然了，就算张居正继续活着，相关的改革内容，也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条编（鞭）法，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嘉靖十二年，宁国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以后，逐步由南而北的蔓延开来。”（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张居正的改革，无非是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以政府的意志，把相关的行为全面推广了。事实上，相关行为，既然一直存在于社会中，而且范围越来越广，本身证明，没有张居正代表这种趋势，也会有李居正、赵居正代表这种趋势的。如果张居正连这种趋势也不愿意代表，他就不是张居正了。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一条鞭法最初在哪一年开始实行的，是1530年（嘉靖9年））。换而言之，张居正5岁时，明帝国就已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了。
　　
　　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中是这样写的，嘉靖九年（1530年），户部尚书梁材提出革除赋役制度弊病的方案，其原则、、、、。第二年，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之为“一条编法”。
　　
　　而且这种赋役制度，在嘉靖、隆庆年间，就开始陆续在帝国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并且范围越来越广。
　　
　　到了万历9年，也就是1581年时（一条鞭法出现50多年后），明神宗万历皇帝决定将此法向全国推行，使一条编法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因为当时张居正活着，实际上是由张居主持相关改革的。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这种背景，就应该知道，相关的改革，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而然出现的新事物。有没有张居正，都会在社会上逐步发展起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全面推行的。
　　
　　我无意就此否定张居正的历史地位，我只是说，如果我们总认为，历史是某个强人可以左右的，那无非是把历史当英雄传奇去看罢了。
　　
　　历史常常把张居正的地位抬的很高，而所有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证明，明帝国的灭亡，是因为万历皇帝思想、道德太差劲。因为，在相关的内容中，似乎总是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帝国如何如之何，而张居正一死，帝国遂无可救药的走下坡路了。
　　
　　其实呢？张居正是只是明末的一个官员，他的所有努力，都也无法冲破官僚政治的束缚。
　　
　　比如，被后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一条鞭法，只要我们看到它背景，就会知道，它绝不是某个人天才的发现；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某个地区相关的客观条件具备了，没有张居正，它也会出现；如果某个地区不具备相关的客观条件，就是在张居正的强行推广下，它也无法真正生根。
　　
　　更主要的是，人们一说张居正的成就，就是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比如，太仓库以前每年收入200万两白银，现在每年收入300万两到400万两了；张居正死后，相关入收入又减少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所谓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它可以是一个忠臣的政绩，也可以是一个奸臣的罪证。因为，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是官员一心为公的结果；问题是，从消极的意义说，这就是官员横征暴敛的结果啊！
　　
　　政府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多，是怎么增多的？我们习惯看童话故事形式的历史，所以总喜欢用极具感情色彩的眼光看历史；总而言之，如果是我们推崇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一心为公的结果；如果是我们所厌恶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横征暴敛的结果。事实上，不论所谓的奸臣还是所谓的忠臣，他在让国库银两明显增多时，都可能包含着上述两种倾向。我是说，假如在生产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的背景下。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王安石、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张居正清查土地的结果，就更可以知道了。
　　
　　“这就意味着，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经过张居正的清查，帝国的纳税田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多出1.8亿亩，增多了35.2%。
　　
　　简单的去看，这自然是张居正的功劳啊。
　　
　　问题是，我们再看这种内容，“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各级官吏为了讨好万历帝和张居正，在清丈中多用小弓步丈量”（出自林金树的《万历帝》）。如果顺着这种话去看，那问题可大的去了，因为，这是标准的横征暴敛啊！
　　
　　而且林金树的《万历帝》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用他的亲身见闻告诉人们说：“江陵（张居正）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存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不少地方，先后按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旧有的“虚粮”并除了，新的“虚粮”又跟着来了，受害包赔的还是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
　　
　　如果从这方面看张居正清查出1.8亿亩田地，谁敢说这是张居正的功劳呢？
　　
　　历史，如果我们只看一方面的说词，通常永远也无法看到它的真相。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我想是很难简单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肯定没有童话故事那样简单。
　　
　　张居正死后，受到了明帝国政府的清算，我们通常总是从万历皇帝的个人爱憎上寻找答案。其实，就我理解，这是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的。
　　
　　因为，张居正是正常死亡的，而且死后时，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更主要的是，死人是无害的。万历皇帝和一个死人过不去，又是为了哪般呢？
　　
　　如果继续推崇张居正，对自己有利，一个皇帝真会为了从前的某些细小过节（张居正与他私人之间，以前有一些小矛盾），就不遗余力的打击已死的张居正吗？从童话故事里看，皇帝应该是会的；问题是，在现实社会中，就是傻子，也不会干这种事。
　　
　　明帝国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官僚社会，所以，官员势力再大，也无法对皇帝构成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只看看所谓的权臣、权阉，都是让皇帝轻轻一挥手，就灰飞烟灭可以看出来）。所以，皇帝实在缺乏为了维护权力，就不遗余力打击张居正的动机；更何况张居正已死了。
　　
　　如果说皇帝是为了钱（因为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我们必须得知道，皇帝打击张居正的损失有多大？
　　
　　最保守的估计，皇帝彻底否定张居正，会让自己一年损失600万两白银的收入；如果往大了说，有可能就是接近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从这层意义上，皇帝如果为了钱，就更没有理由打击张居正了。
　　
　　也许有人会说，我说得太夸张了。我们不妨看下面一个事实。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被参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了许多不法的行为。主要是为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
　　
　　上面这一段话出自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相关内容出自《神宗实录》页2378、2530、2732。
　　
　　我们不要认为这道诏书，只是为了否定张居正的功绩，因为这一道诏书，意味着把张居正清查出来的1.8亿亩耕地，大部分都一笔勾消了。
　　
　　而且，明帝国政府在加辽饷时说，每亩纳税一分二厘，可以收650万两白银。只要我们简单的算一下这道算术题，就可以知道。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共有5.4亿亩。从这层意义上，皇帝这道诏书可不是说着玩的，因为，张居正清查土后，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共有7亿亩，现在只剩下5亿多亩，本身就证明张居正清查土地的结果，绝大部分都作废了。
　　
　　而一笔勾消这1.8亿亩耕地，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意味着，皇帝把一年600万两白银，甚至接近一千万两白银的收入，一笔勾消了。
　　
　　明帝国收税的标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我们按最低的标准算，民田三升三合五勺算。
　　
　　一石188斤；一升是多少斤呢？1.88斤。三升三合五勺多少斤呢？6.3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帝国的赋税标准，大约就是每亩十斤左右的样子。
　　
　　我们再推回石的单位，三升三合五勺等于多少石呢？应该是0.0335石。1.8亿亩可以收多少石赋税呢？603万石，折合成银子，也就是相当于603万两。要知道，这都是按最低收税标准计算的。如果取高的标准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万历皇帝否定张居正时，肯定也是咬着牙在说话。因为，这等于让一个公司老板，亲手把公司已到手的、大笔的、固定利润让了出去。你觉得，有几个老板，会用非常轻松的态度做出这种决策？
　　
　　不要说皇帝与张居正并无深仇大恨，最多也就是私人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罢了。就算皇帝与张居正有深仇大恨，如果推崇张居正就可以让自己每年多收600万两白银，甚至接近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皇帝也会推崇张居正的。
　　
　　因为，死人是无害的，推崇一个死人，而能让自己获得好的名声，还能让自己获得这样巨大实利。你觉得，除了圣人和货真价实的傻子，谁会拒绝这样做呢？
　　
　　问题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因为，皇帝账本上掌握的纳税田地越多，官官员收税的难度就越大，而且收黑钱的空间就越小。所以，官僚集团自然会联合起来证明，皇帝手上拿的账本有水份，而且水份大的去了。更何况，帝国政府在清查土地时，本身就是存在许多舞弊行为。
　　
　　说得具体些，当皇帝拿着新账本要求官员交税时，官员自然会用类似的理由去拒绝；总而言之，您拿的账本，都是官员为了邀功，不顾百姓死活，而故意以少报多的结果。如果您拿这种账本，要求我们向老百姓收税，我估计会逼死很多老百姓的；所以，相关的税收任务，打死我们，我们也无法完成。当然了，您如果不顾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非要我们这样往死逼老百姓，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问题是，话说到这个份上，皇帝哪敢逼官员这样干呢？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只要皇帝你不怕逼死老百姓，咱们就这样干。皇帝自然知道，官员这不是在恐吓他，因为你真敢继续逼他们，你就得承担逼死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罪责。逼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许是小事，万一把帝国弄得翻了船呢？
　　
　　而且，官员在证明皇帝的新账本有问题时，理由也是无可辩驳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皇帝喜欢听粮食大丰收，下面就有人敢喊亩产万斤！张居正喜欢听帝国隐藏的田地很多，下面就有人敢把一亩地当两亩地的报；总而言之，一些心肠黑尽官员，为了自己可以讨得上司欢心，从来也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
　　
　　再总而言之，皇帝喜欢听粮食大丰收，下面就有王八旦跟着高呼亩产万斤。结果呢？据说饿死了三千万。张居正喜欢听帝国隐藏的田地多的是，下面就有王八旦跟着高呼，我们又清查出了大量隐藏的土地。问题是，如果你真相信这种数字，肯定也会逼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这种说词，听起来似是而非。
　　
　　如果皇帝就一根筋，在评价官员好坏时，自然会觉得，谁查出来的田地多，谁就是好官；谁收的税多，谁就是好官。问题是，皇帝如果还有一根筋，自然会觉得，一切没有这样简单。
　　
　　就好像我朝太祖，坐在上面，如果一听某个官员说亩产万斤，就觉得这个官员工作认真；一听某地官员说亩产八百斤，就觉得这个官员不好好工作。那可坏事了！因为那个敢报亩产万斤的官员，那个能交上最多税的官员，实际上最是个王八旦，因为他纯粹就是了讨好上司，连做人的底线也没有了。
　　
　　如果坐在万历皇帝的位置上，一听某个官员说清查出一万亩隐藏的田地，就觉得这个官员工作认真，一听某个官员说只查出八百亩隐藏的田地，就觉得这个官员不认真工作。那肯定也会坏事的。
　　
　　帝国政府清查出了1.8亿亩的田地，这些田地是怎样查出来的？如果只是各级官员为了讨好上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三亩地当四亩地的报，这种官员就是拉出去枪毙十回，也是活该。因为，皇帝如果真按他报上来的账本，逼着官员收税，那得逼死多少老百姓啊？
　　
　　就好像帝国的亩产突破万斤大关了。这种亩产是如何突破的？如果只是各级官员为了讨好上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几十亩的产量报到一亩地上，这种官员枪毙十回也不冤枉他。因为，政府真按这种产量收税，死三千万人也是少的。
　　
　　这种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复杂极了。我们常常用一种简单的思维在想问题。
　　
　　所以看明末历史，我们一看某个官员常年拖欠赋税，就觉得他是清官；因为这证明他不逼着老百姓交税，所以才会无法收齐赋税。问题是，我前面说了，拖欠赋税的原因，那多的去了，因为官员收黑钱收得狠的，肯定也无法收齐赋税。
　　
　　所以看明末历史，我们一看某个官员能清查出许多隐藏的田地，还能让国库的赋税迅速增多。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一心为国为民的好官。问题是，这也许是他横征暴敛的结果。
　　
　　关键是，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思维定势。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总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们觉得他是清官，那他拖欠赋税，就是因为他不愿意逼老百姓的结果；如果他能多收出赋税，就是因为他凭劳凭怨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贪官，那他拖欠赋税，就是他收黑钱收多的结果；他能多收出赋税，就是他横征暴敛的结果。如果我们这样看历史，那历史肯定永远也是一个童话故事；总而言之，它肯定永远也是好人与坏人争斗的故事。
　　
　　所以，张居正的历史，表面上很简单，实际上复杂极了。
　　
　　因为，我们习惯用童话故事的思维看历史，所以总会觉得，皇帝后来清算张居正，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事。问题是，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相关问题就已浮出水面了。
　　
　　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折腾的天翻地覆，就是全国清查一次土地，那得折腾出多大的动静？问题是，结果呢？皇帝拿着新编订的账本收税，现实吗？肯定 是不现实的。
　　
　　如果我朝太祖时代，有着强大的士绅集团，亩产万斤也不会喊得震天响；因为，作为统治者，你为了多收点税，就这样胡说八道，你他妈的不怕雷劈啊？
　　
　　在明帝国末期，强大的士绅集团本身就是帝国的实际主宰。帝国在册收税的田地，一直只有5.2亿亩；就因为出了个张居正，就凭空上升到了7亿亩。你说，强大的士绅集团，会认可这个数字吗？肯定是不会的。总而言之，这个数字的水份太大了；再总而言之，这是各级黑心肠的官员，为了讨好上司，不顾老百姓死活，以少报多的结果。虽然这种观点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是谁也不敢说它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总觉得，张居正的改革非常成功。实际上，那是因为张居正死的比较早。所以，他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反扑的力量还没有正式汇集起来。因为，清查土地的运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张居正就死了。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清查土地的工作，直到万历十一年才结束。
　　
　　如果张居正再多活几年，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估计张居正，自己也得承认改革是失败的，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多清查出来的1.8亿亩田地，就会成为张居正永远也无法堵住的大窟窿。
　　
　　1.8亿亩田地，相当于帝国纳税的田地多出了35%。这个数字意味着，帝国政府主管官员，每年向皇帝最少得多交出600万两白银的账。
　　
　　如果张居正活着，皇帝不用找别人，直接找张居正要账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张先生清查出了这样多的纳税田地，相关的收入呢？
　　
　　就好像一个经理人，给老板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预期的结果是，以后每年公司多收入20亿人民币。最后，你以为这20亿人民币，就是一个数字？如果你无法给老板交出相关的钱来，你怎么跟老板解释呢？
　　
　　问题是，张居正是不是有能力，跟下面的官僚集团逼出这笔账呢？我估计难度很大。
　　
　　因为，官僚集团在与张居正博弈时，最拿手的法宝，自然还是老百姓穷、老百姓苦。因为，不管你张居正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最后的结果也是政府一年要向老百姓多收600多万两白银的赋税。问题是，我们无法从老百姓手里，压榨出这样一笔钱。你看怎么办吧？
　　
　　而且相关的舆论就是，政府清查土地时，里面的鬼大的去了。换而言之，本来三亩地，相关官员一量就变成了四亩。说得非常好听，是清查有权有势的人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变着法的压榨老百姓。如果再派一些老百姓组成的上访团一折腾，你说张居正能挡住吗？想当年，王安石就是这样折腾垮的。
　　
　　但是，张居正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张居正能不能抵挡的住。也许张居正能抵挡住。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它永远不会出在狗身上；所以折腾来折腾去，无非是意味着帝国的辽饷提前三十年征收罢了。
　　
　　张居正死了。所以小皇帝突然面对官僚集团排山倒海一样的反扑；自然只有把张居正扔了出去。因为，继续维持张居正崇高的形象，那清查土地的结果，怎样处理呢？
　　
　　帝国突然多出了1.8亿亩的纳税田地，就相当于帝国的税收总额，一下上涨了35%，折合成白银，保守估计都有600万两。基于皇帝的角度，怎么看也是一件好事啊。问题是，这笔银子，好吃难消化啊。
　　
　　如果张居正那种强人活着，皇帝自然还会继续推崇张居正。总而言之，张先生你一定得顶住。只要你能顶住，帝国政府一年就会多收入600万两白银。如果你实在顶不住呢？那也只能怪你命不好了，因为不把你交出去，估计是无法平息天下的怨气。
　　
　　但是，张居正死了，所以小皇帝当时就认输了。因为，这场硬仗，绝不是谁也敢打的。所以，在张居正死后几个月，清查土地的工作还在汇总阶段，皇帝就否定了清查土地的结果。而皇帝一吐这个口子，各种否定张居正的声音马上愈演愈烈。
　　
　　更主要的是，既然张居正清查土地的过程中，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那些积极帮着张居正清查土地的官员，该算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当太祖承认大跃进失败时，曾积极高呼亩产万斤的官员，该算什么呢？
　　
　　因为，大跃进是太祖领衔进行的，所以大跃进虽然错了，但是人们在追究相关责任时，也不敢进行的没边没沿。而明末清查土地是张居正领衔进行的，现在张居正死了，人们在追究相关责任时，自然是追究的没边没沿了。这一通折腾下来，曾被张居正打击的官员，自然都得到了平反；曾积极阻挠张居正清查土地的官员，自然都得到了表彰；在张居正时代得势的官员，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曾积极帮着张居正清查土地的官员，自然都成了奸臣。
　　
　　表面上，这一切是皇帝主导下进行的。事实上，在当时背景下，皇帝也只有被动的接受这种事实。更主要的是，皇帝与张居正也存在私人矛盾，而且积极维护张居正的名声，对自己也未必有多大的好处，所以结果自然是鼓破众人棰，张居正输得一塌糊涂了。
　　
　　张居正被平反，那是张居正死后四五十年的事了。
　　
　　因为，事过境迁，人们再回忆起张居正时，自然会觉得，那样一个铁腕的官场强人，如果他没有早死，大明帝国也许不变得那样无可救药。但是在当时，人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在当时一个官场强人存在，会让官僚集团感觉到说不出的压力。
　　
　　我写这段内容，无意否定张居正；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到，历史的复杂性，政治的复杂性。因为，它永远也不是童话故事。
　　
　　史学界以张居正统计的数字，作为后续历史土地面积估算的基础？
　　
　　要知道，张居正统计的是纳税田地，而且数字仅为7亿亩；而朱元璋活着时候，帝国在册田地就有8.5亿亩。按你的观点，是不是明帝国经过二百年发展，耕地面积消失了1.5亿亩。
　　
　　帝国实际拥有的田地，最保守估计也在9亿亩以上，通常的估计都是10亿亩、甚至11亿亩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与张居正统计的数字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
　　
　　扩大税基的前提是，真正把既得利益集团隐藏的田地清查出来。如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三亩当四亩地算，它不叫扩大税基，这是标准的巧取豪夺。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帝国，已出现了财政危机的苗头。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修补帝国财政的窟窿，成了大家的共识。
　　
　　作为皇帝、太后，他们相当于公司的老板、老板娘（这可是真正的老板娘，因为她就是老板的娘），他们自然会全力支持、甚至强烈要求总经理（张居正）想办法扩大公司的收入。而张居正想稳坐总经理之位，就得帮助老板、老板娘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不论怎么说；相关的利益，不归政府，就归社会；不归国家，就归私人。政府想扩大财政收入的要求，永远需要克服重重的阻力。我是说，假如执政官不能社会生产力有明显的提高，政府却想让财政收入猛增。
　　
　　在现实社会中，老板喜欢的总经理，肯定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总经理，肯定是一个敢严格要求各级员工的总经理；如果这个总经理就喜欢当老好人，甚至就喜欢拿公司利益送人情，老板肯定不会喜欢他的。所以，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奇怪。一个人越有雄心，就会越低估各种可能出现的反扑力量；张居正无疑就是这种人。所以，普通人处于张居正的位置上，打死也不敢为了讨好皇帝、太后，为了保住首辅之位，就放手向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开战。问题是，如果张居正也是这样的人，那他就不是张居正了。
　　
　　但是，很显然，张居正失败了。甚至后来的魏忠贤也含有类似的影子。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维护自己利益时，并不是赤裸裸的在进行；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打着为老百姓谋利的旗号，更故意让自己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混在一起。最后，皇帝或执政官的出发点，是为了削弱权贵阶层的利益，但落实到具体上，就成了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比如，张居正清查土地，这从理论上，绝对打击权贵阶层的行为。但是，在具体落实上，一方面是官员为了讨好上级（想方设法多弄查出田地）；另一方面也是官员在故意使坏（故意侵害底层老百姓的利益，表面上他们配合张居正清查土地，因为他们也查出大量的田地，实际上，这是故意把张居正往沟里带）。清查田地的行为，进行的轰轰烈烈、而且成绩巨大；显然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共同作用。而这两种结果，都让清查土地的行为走了样，换而言之，它严重的侵害了底层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张居正多活一两年，他也得承认清查土地彻底失败了。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清田的结果；底层百姓反对清田的结果，张居正靠什么对抗呢？
　　
　　其实，相关的利益博弈，我们只要看一下王安石变法就可以知道了。就好像王安石制订的政策，从理论上都是为了限制权贵、保护底层利益；但是在执行中都毫无例外的，严重的侵害了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夸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是从理论上论证新法好；贬责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是从实际执行上证明新法害民。所以，当皇帝拿国库收入大增证明王安石变法成功时，司马光说了，在生产力没有实质性进步时，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资，数量是一定的，现在国库收入的东西越来越多，你说他是哪里来的？更主要的是，羊毛永远出在羊身上，它永远也不会长在狗身上。
　　
　　当然了，如果皇帝、执政官非要这样干事。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死死挟持底层老百姓。换而言之，他们会用现实的结果证明，皇帝、执政官这样干的结果，会严重侵害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只要你们不怕帝国翻船，就一直这样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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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党的费：事实上整个明朝只做过两次全国性的土地清丈，目的都是重建税收根基。一次是朱元璋时期的清丈，花了有三年的时间；第二次清丈是张居正主持的，印象中至少有两年以上。首先这件事情就是很麻烦的，一是因为它的目的，而是因为它的规模。其他时期都是在鱼鳞册和黄册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或者地区性的清丈而已。所以张居正清丈之后，在册耕地大幅度增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还有很大部分的新垦土地没有被复查型的调查纳入。
　　
　　这个是可以用清朝来对比的，清朝只做过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清丈，是在顺治时期，这个时期是5亿多亩，其他也是复查和小规模的清丈，再加上康熙乾隆时期的政策，整个清朝的在册土地也就9亿亩，但是民国的耕地统计至少有12亿亩，估算在14亩到20亿亩之间，通常认为清朝的土地面积应该在乾隆嘉庆时期，那个时期至少也在14到20亿亩，比真正在册的土地多很多。
　　
　　张居正的土地清丈是其政策基础，对于明朝的中兴有决定意义，而且在这个事情上他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技巧，他很小心地避开了屯田和皇庄，避免了和高层官员的直接冲突，这个也是有前车之鉴的，看到明朝的财政危机，想做全国性土地清丈的人很多，但是涉及上层利益太多，真正敢做的很少。
　　

　　上一个真正开干的人是刘瑾，那个著名的坏太监。他做了正确的事，却没有正确的做事，他的清丈直接拿军屯和皇庄开刀，结果很快地被官员集体扳倒，落得一世骂名。
　　
　　在帝国初期，因为普遍为自耕农，清查土地自然相对容易。在帝国后期，大地主越来越多，清查土地表面上容易，实际上难到天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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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新恐怖鸟
　　
　　讲一点我的想法，
　　
　　从明初到明末，明朝的耕地总量，应该是增加了，至于具体增加多少，需要仔细考证。
　　
　　但是土地增加了，国库收入却减少了，国用不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从明初到明末，明朝土地的所有权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明初，明朝土地属于大量的小自耕农，地主很少，佃农也不多。一个由小自耕农组成的社会，是皇权统治下的最佳社会，没有人可以抗衡皇权，皇帝的命令可以执行到底。小自耕农缺乏抗税偷税的能力，也没有贿赂官员的需要。因此官场还算清廉，腐败的形式，以直接侵吞政府财政为主。
　　
　　到了明末，明朝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属于大量的地主，由依附于地主的海量佃农耕种，小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地主，特别是大地主，有抗税偷税的能力，也有贿赂官员的需要，因此腐败普遍发生，腐败的形式，以接受贿赂，帮助地主减少税款为主。
　　
　　在这一阶段，最苦的不是佃农，因为他们已经投靠地主，地主既然有能力偷税抗税，自然也就不会把税负全部转移到佃农身上。最苦的反而是残存的小自耕农，他们有地，理论上需要纳税，在实践上，被地主偷逃的税赋，全部转移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出路无过乎有二，拒不出让土地，全家逃荒，或者承认失败，把土地转移给有能力偷税的地主。
　　
　　总之，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税基急剧减少，而税基的减少，又加剧了小自耕农的破产，强化了土地兼并。
　　
　　关键就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变化，对于政府的征税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农业社会下的皇权政府，是无力对大土地所有者按地实征的，大土地所有者有各种方式抗税偷税，最普遍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变成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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