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康腐儒说：“从清初台湾投降到乾隆末年，清朝各次战争，无不以满将督战，绿营汉官备数而已”，扬八旗抑绿营若此，殊不合史实。
甲申之变中满清以二十万八旗兵（含满、蒙、汉八旗）乘乱入关，篡得大位；之后在继续南征中，兵力就显不足；且八旗兵多为骑兵，长于马战，而短于步阵，一待入关，尤其到了江南河汊纵横山峦叠嶂之地所，其威力就大大削弱。故满清乃施以汉制汉之策，以入关后收降的明军为基础，建立绿营兵。
八旗兵和绿营兵，构成了满清的正规军，称经制兵。终有清一代，八旗兵不超过二十万人，且自雍正起，其人数日渐减少；而绿营兵的数量，则基本维持在六十万左右，为八旗兵的三倍以上。
八旗兵分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兵力各占约一半。禁旅八旗是卫戍部队，主要任务是守卫京城；而驻防八旗则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区区十万兵去守偌大一个中国，无异痴人说梦。故又只能驻扎于若干战略要地，顺便起到监督绿营的作用。
驻防八旗按地域又可大致分为东北驻防、畿辅驻防和直省驻防三大类。其中东北作为满清的老巢，占去约三分之一强（近四万）的兵力（同光前，汉人除流人外禁止出关）；畿辅乃环卫京都之要地，又要分去一两万兵力；这样剩下用来驻防真正是满清统治最大问题（即治理汉人）的南中国各大直省的八旗兵，就剩下区区五、六万人左右了。
六十万绿营兵中的绝大多数兵力，则被分成若干军区，置于关外、京师之外的各大直省。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绿营兵，用于分守各地城邑关隘。这对帝国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余下的兵力，又据地理形势之重要程度和作战的需要，分置各地。另绿营中又建水师，巡游于江河湖海，此则为八旗兵所没有之兵种。
自乾隆中期起，闽浙一带沿海海防的重要性日渐增大，因此绿营兵配置的也多，其兵额常在十万以上。其他像陕甘、两广等地，民变易生，因此绿营兵配置的也较多。绿营兵的这种兵力分配，也可以看出它在帝国统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应该说，早期的八旗兵确是骁勇善战，从八旗创制初期的开疆拓土，到康熙前期尤在对沙俄等的多次用兵中，表现都十分卓著。但占得大统后，养尊处优，难免渐安舒习，于是纪律败坏，日趋柔弱，战斗力降低。至三藩乱起，八旗军中竟无一人敢讨吴三桂，以至康熙不得不施激将法以励绿营：“自古汉人之叛乱，俱以汉兵剿平，岂待满兵之助耶？”三藩之乱的平定，主要由绿营来完成，是归降的明兵消灭了降了又叛的明兵。此时去满清入关尚不足三十载，而八旗兵竟不堪再战若此，可值一叹！
此一幕在现在又如再现。几十年前尚是为人民服务官民一家亲举国团结如一人，短短几十年后的今日，竟成了官视民如敌匪民视官如寇仇，乃至于官逼民反，无头路的老百姓竟要扛起炸药包悲壮地去炸官府，与之同归于尽；官民殊途如此，不知该算执政无能，还是感叹历史终于还是逃不出那怪圈圈了。只是几十年就堕落到这般地步，连古人都远不如，也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呵！
康熙二十九年亲征噶尔丹，虽然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彻底击溃了噶尔丹，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八旗将领们在皇帝老子在旁边亲自督阵之时，竟仍上演了一幕幕贪生怕死、临阵退缩的活闹剧，使老康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仍不免于长吁短叹。《清圣祖实录》中记录的一个例子，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可为八旗兵已今大不如昔的一个活例证：
“乌兰布通之战，彼则大惧，故推受署下马。其家人俱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人耶？’扶之上马。色格印复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
胆小如鼠到这般地步，真真是有何面目见其先祖于地下了！
可以说，八旗兵之衰，早在三藩乱前已是基本事实，而非如郑腐儒所说迟至乾隆末。恰恰相反，从那时起，直到乾隆朝止，满清政权的维系，从地方平叛到戍守边防到漕运催护，虽有八旗之功，但主要靠的还是绿营兵出的苦力。这从八旗、绿营兵力对比和分配上，也能看得出。
乾隆末，绿营又渐衰而不能战，以至到嘉庆十八年，林清率领一些未经任何正规军事训练的草民，竟能一路直杀入紫禁城。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康熙有惧于八旗兵之衰，在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就开始搞“木兰秋狝”，并定为清代独特的一种典制。木兰秋狝名义上是围猎，实则试图以此恢复八旗兵入关前骁勇彪悍的野性，戒掉其日渐沾染上的骄奢懒惰之性。康乾之世，木兰秋狝常演不怠，乾隆在位早中期几乎每年要举行，如嘉庆所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但究其原意，主要还是为了重振八旗兵的战斗力（及借此巩固满蒙联盟，稳定战略大后方）。然而，八旗兵之衰，却早在三藩乱起前已成既成事实，大势如此，又岂能靠区区几次围猎演习，就能挽回得了的？
可笑今日昏庸无能的政客，也想效康乾之法，把贪官污吏拉去重走长征路，以为走一走路，就能变善变乖变好了。何等典型的猪思维阿！他们还真以为把猪拉出去遛几圈，就能遛成千里马了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