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赏析
黄浦江面的汽笛声催动新一天繁荣，淮海路上的闪烁霓虹照耀不夜城的眩梦。斜街里弄是其血脉、钢筋水泥是其筋骨。箫管笙歌，唱不尽外滩迷蒙。海上繁华如梦。
养在深闺的弄堂女儿、画报封面的沪上淑媛、盛极一时的上海小姐、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平安里的扎针护士——皆是王琦瑶，平凡里长成，繁华里流连，动荡里老去。四十年，断梦余绪难醒。
而时代，为这座城市的兴衰荣枯推波助澜，却沉潜如黄浦江底的暗涌。而历史，就是在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里，在一个个小人物悲凉无告的命运里，逐渐显露其完整。
《长恨歌》写的是女人、是城市，是女人和城市的纠缠。作者谈及《长恨歌》时曾说：“这个女人就是这个城市的影子，不是通过女人来写城市，而是直接表现城市。”⑴的确，这不仅是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风月故事，王琦瑶40年的传奇人生，就是这城市40年的动荡历史。
梦影长空，鸽哨声声、此恨绵绵。何为长恨？缘何长恨？趁着这悲歌余韵未歇，我在此浅谈一下自己对《长恨歌》的理解。
一、主题内涵探讨：强烈的依附心理
近年来，人们对这本书的探讨大多围绕王安忆在书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他们强调小说所表现的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如徐凌俊在《王安忆<长恨歌>三论》中说：“比较一下《长恨歌》中的几个软弱的男性就知道，王安忆在作品中还是强调了她的女性优于男性的这种女性意识。男人如果有优越感，也是凭借着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与金钱，而女性，一无所凭，只凭借她们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就足以超越男性。”“小说的主角王琦瑶是个女性，王琦瑶的手帕姊妹当然是女性，连在王琦瑶那里厮磨时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腊、长脚、她女儿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小说作者把所有的男性都放逐到历史社会、历史时间里去了。”⑵所以他认为这是女性主义小说的范本。
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一部《长恨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恰恰不是体现在女性的主体地位上，而是体现在女性强烈的依附心理上。整部《长恨歌》隐含了三种依附：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城市对乡村的依附。这三种依附又是环环相扣、因果相承，小说中每个人都被扣在其中一环上。而无论哪一种依附，有一点是相同的：处于这一依附链条上的人都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1、 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
《长恨歌》中的男性大多是被边缘化的。如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蜡、长脚。作者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身份，未花多少笔墨写他们的出身经历，仅仅抓住了他们生命中与王琦瑶有交集的那一段来写。因此他们似乎都有些来历不明、去路不清。
李主任是王琦瑶最初投靠的人。他是国民党高官，权力的化身。但对政治权势的依附也使他沦为政治附庸。“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层层叠叠。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系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牵一发动千钧。外人只知道李主任重要，却不知道就是这重要，把他变成了个活靶子，人人瞄准。”⑶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大势已去，李主任坠机身亡。他是时代的殉葬品。
王琦瑶与康明逊的感情之所以没有善终，是因为懦弱的康明逊最终向家族势力屈服。康明逊是资本家少爷，但他的家族是老派的，主次分明、尊卑有序，他是康家正传，未来的路是被家族设定好的。他最终依附了传统，成为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一个牺牲品。
男性去依附权势利欲，女性又来依附男性，可见注定都是一场空——
2、 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这第二种依附是全书的主线。《长恨歌》里的主人公王琦瑶流浪在男人之间，她先依附摄影家程先生成为沪上淑媛，荣膺三小姐；继而依附李主任，脱离逼仄弄堂过上优裕生活；王琦瑶与康明逊在一起，有一种抓住青春尾巴的意思，她要在青春尚未完结之时找一个托付；依附萨沙是为了把孩子生下来；依附怀旧青年老克蜡则完全是出于对老的恐惧，想找人为自己送终。
然而，王琦瑶到头来仍是无所依附。王琦瑶对于李主任来说，是名利场上退一步的相守——“……女人还是那么不重要……是人生的风景。”⑷对康明逊来说，则是他于传统势力束缚中一次无力的挣扎。对老克蜡来说，她更像是他所崇尚的旧上海的影子，他再憧憬那个时代，也不能抛弃现世人生。王琦瑶生命里的男人匆匆皆过客，将死之际她只有一个核桃木五斗橱。在一无所有的年月里，她看着这个五斗橱，心便定了。女儿婚后去美国投奔丈夫，“王琦瑶心里犹豫要不要给她一块金条，但最终想到薇薇靠的是小林，她靠的是谁呢？于是打消了念头。”⑸可见这橱里的金条是她的底子了，然而这底也不是她自己挣来的，是李主任的赠予。
王安忆通过这一主线，是想表现女性生无所依的人生悲剧。正如小说开篇所说：“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而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个王琦瑶。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⑹她们看似有着独立维持生计的表象、有着精细生活的不服老的心，但她们仍渴求有所依附，她们都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男性双重控制的“上海女儿”。作者借王琦瑶外婆的口说出了这一点：“……男人肩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败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⑺这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两千多年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然而这社会心理却是沧桑巨变中的一点凝滞、保守和冥顽。女性不可能在物质、精神上完全独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当时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深度。
3、城市对农村的依附
王琦瑶在上海解放、繁华梦破后回归邬桥，就是这种依附的一个象征。“邬桥的一切都是最初意味的，所有的繁华似锦，万花筒似的景象都是从这里引发伸延出去，再是抽身退步，一落子女，最终也还是落到邬桥的生计里，是万物万事的底，这就是它的大德所在。邬桥可说是大于宇宙的核，什么都灭了，它也灭不了，因它是时间的本质，一切物质的最原初。”⑻小说开篇时说上海的繁华且是有实用作底的。这“实用”，便是邬桥。王安忆称“邬桥”是“母体的母体”“做的多，说的少的亲缘”“总是个歇脚和安慰”，更直接写出“每一个外乡人，都有一个邬桥”。作者通过对邬桥的大段铺叙强调了城市对农村的依附。
作者在小说中渗透了自己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与小说写作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
80年代中期，文坛上涌起一股以向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开掘为特征的小说创作潮流。这就是“寻根文学”的兴起。“寻根”派们认为传说、民歌、偏远地区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禅宗哲学中有更多文化精华。王安忆的《小鲍庄》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而《长恨歌》中对王琦瑶邬桥生活的描写，仍有“寻根”余味。作者显然持传统的“城市依附于乡村，乡村相对独立于城市”的观点。大量外乡人到邬桥避乱、治疗创伤、休养生息，体现的就是乡村的优越。正如费孝通所说，迁往城市的人，仍是要“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另外，王安忆作知青时曾在乡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强调的这种依附性，可以说是本土之上的直接体验。
二、意境赏析：缓慢、绵长的叙事意味
如果把《长恨歌》比作一幅画，那么它一定是一幅工笔细描的风俗画卷。小说一上来就不吝笔墨地对弄堂、闺阁、鸽子等事物进行专门摹写，老上海市民的生活就在这摹写中变得真实可感，我们能体会到那种细淘时光的生活气息。虽然女主人公经历了大起大落，但故事的情节却不是那么跌宕起伏。这是因为作者缓慢的叙事语调冲淡了情节波折。作者细致————刻画王琦瑶吃菜的种类，穿衣服的式样、花色，与周围人相处时千回百转的心理，慢镜头似的把个体生活放大地纤毫毕现，体现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私密叙事”能力。霓虹灯、鸽哨声、日影的移动、墙壁上的涂鸦，这些事物在作者絮絮陈说中带上了时光流动痕迹。而城市的风貌、思想与精神也就在细腻、琐碎的晕染中逐渐清晰了。我们读之会自然产生一种回溯与怀旧的意绪。
这种叙事意味使整个小说意境平实安详、绵远悠长，如同东方都市缓缓流动的生活长河。从这长河里，我们体会的是民众最朴素的意识——活着。
三、艺术特色：抓小放大的“铺叙”手法
王安忆善用铺叙来摹写事物、渲染氛围。小说原是注重情节安排与逻辑结构的，但王安忆却剑走偏锋，在“铺叙”这一小说大忌上巧设匠心。她的铺叙又不是散文式漫说，是整个小说的底子，有“背景图片”的效用。她的铺叙有两个特点：
1、 大量“A是B的”句型的运用
在小说开头描写弄堂的20页中几乎通篇都是这样的句型。“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余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于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著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告示的。它总是有一点接捺不住的兴奋，跃跃然的，有点絮叨的。”⑼读者几乎要从这单调叙述中心生腻烦。但耐心读下去才会明了这大量的铺叙已经为人物出场设置了特定活动背景，而且包含对人物命运的隐喻和暗示。柴米油盐的个体生活也是通过这种铺叙逐渐凸显的。
2、 集中笔墨的专题式刻画
小说总是以情节发展为脉络，而情节则是由一个个事件构成的。因此，一般小说是以事件为中心，人物是事件中的人物。但《长恨歌》中情节退居其次，人物成为中心，事件是发生于人物身上的事件。这有点像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例的区别。全书大部分章节的题目都是小说中人的名字，如“王琦瑶”、“康明逊”、“萨沙”、“老克蜡”、“还有一个程先生”等。在这些题目下，作者以一个人的生活为中心，牵带出其他与中心人物生活有交集的人，如同织网一样，把每个人的人生织就，故事情节就自然串联完整了。所有人的小传合成的是一个城市的大传，此时人物是血肉丰满的，城市也不仅仅是背景、而是主人公了。这种写作方式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认知。她自己在采访中是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因此，她进入历史的方式，不是把人物置于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宏观驾驭，她笔下的历史正是通过人物的琐碎经历一点一点走入人们的内心，真实可感。王安忆写的是小历史，没有大历史那么辉煌惨烈，却总会在读者的心头魂牵梦绕。这正是她的高明之处。因为历史说到底是芸芸众生的生活史。
《长恨歌》是女人和城市的一场大梦。结局便是梦醒。就像40年后上海的再度繁华已经失去了40年前的精致与优雅，40年后的王琦瑶虽可旧梦重温，却终究成了新时代的旁观者，难追已逝韶华。时代洪流冲刷之下，人与城市皆失去了往日依凭，只有回忆如断萍飘荡——是为长恨。
“一个女人早年的辉煌、中年的落寞和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盛衰荣枯的历程恰好构成奇妙的同步，成了上海命运的活生生的隐喻。”⑽王安忆的笔底，流露出历史与时代风云中生命的大无常、大苍凉。这，便是那长恨的根底。
参考文献：
⑴王安忆 《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年
⑵徐凌俊《长恨歌》三论 2002年
⑶~⑼王安忆 《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 2003年
⑽宋来莹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主题内涵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