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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正当年轻的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圆着他的美满的梦时，他目睹了一张关于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在画面上，他“忽然会见他久违的中国人了”。“一个绑着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的强壮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人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此，这一幕便深刻的刻在了年轻的鲁迅的心上，虽历久而弥深，成为他日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情结——姑谓之“看客情节”。它象一个噩梦一样，死死地纠緾他，统治他，并最终导使他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萌芽和成熟。
这个看客情结蕴含着巨大的心理能量（弗洛伊德谓之力比多），它通过鲁迅的笔不断地向外释放和转化。扫瞄一下鲁迅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看客情结的力比多的始动下，鲁迅沿着看客这一独特角度，切入国民性，进行了艰苦的长期不懈的探索，塑造了一系列的看客形象，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看客系统，寄寓了鲁迅“提出病苦，引起疗救者注意”的希冀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
一、看客群像：作为思想上和创作上准备
《呐喊》中的小说，在《阿Q正传》之前，除了《一件小事》和《故乡》外，几乎篇篇都有看客的身影。他们围观鉴赏革命者，作践嘲笑苦难者。
狂人，作为反封建的斗士，他的异乎寻常的言行，不仅遭到封建卫道者的压迫和反对，而且也受到了麻木无聊的看客的围观。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她的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中才出气！”她眼睛却看着我。我吃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看客形象在鲁迅笔下的最初的曝光，青面獠牙的一伙人围哄笑革命者，怎不让他感到奇怪！
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的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这是小说《药》中革命者夏瑜就义前被看客围观鉴赏的场面。革命者的鲜血没有让他们从麻木愚昧的梦中醒来，相反，却成了他们茶楼酒馆里的谈资和笑料，却成了他们治病的偏方和良药！
如果说革命者“离经叛道”的言行和牺牲，是看客们无聊生活中的兴奋剂的话，那么，社会底层人的病苦便是他们无聊生活的一点味精。虽然不够刺激，却也有些鲜头了。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鲁迅说过，《孔乙己》一文，“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咸亨酒店里的这帮无聊的看客，他们已不仅仅在鉴赏别人的痛苦，而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搓盐以取乐了。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里，关于孔乙己被人寻开心的详细描写就达三处之多！
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这时候红鼻子老拱的小曲，也早经唱完；踉踉跄跄出了咸亨，却又拔尖了喉咙，唱道：“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蓝皮阿五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
一边是“寡妇门前是非多”的丧子的苦楚，一边是看客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无耻调戏。《明天》中单四嫂子丧夫丧子的悲痛又何尝不是看客取笑的素材！
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起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
张勋复辟，引起了七斤家中的一场“风波”，围观的村人们非但没有劝解，反而个个觉得心里畅快。好一群幸灾乐祸的看客，他们觉得又一出杀人的好戏就要到了！
从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记》，到一九一九年的《孔乙己》《药》，再到一九二0年的《明天》《风波》，两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没有中断对国民看客性的揭露和批判。但是，由于这些小说承载过多的反封建的任务，因而使得作者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小说政治主题的附庸。看客形象在这些小说中多以群像式出现，看客的典型化程度不高。但是，这只是看客情结力比多能量释放的初发期，就象一座火山一样，一个能量释放的高峰期即将到来。因为这前期的看客群像已为看客典型的诞生作好了思想上、创作上的充分铺垫和必要准备。
二、阿Q：作为看客的典型
毫无疑问，阿Q是鲁迅着力“写出的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是他20年间对中国国民性研究的伟大掘进和辉煌收获。阿Q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又是一个看客的典型。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他摆摆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
革命党的鲜血，在《药》里是愚昧群众的“药”，在《阿Q正传》里，又成了博得未庄人敬畏的谈资。他醉心于那个场景的复述和再现，他满足于未庄听众对他的专注和敬畏。他毕竟是在城里见过大世面的，他讲得眉飞色舞，唾液横飞，手舞足蹈，以至不慎将唾液飞到了赵司晨的脸上，而赵竟也没有反应；以至被阿Q当作道具的王胡，竟也“从此瘟头瘟脑了许多日”。
鲁迅不仅通过形象的刻画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典型的性格倾向，而且还从叙述人的角度，明确地对阿Q的进行了性格界定。
脱下衣服的时候，他听到外面很热闹，阿Q本来平生最爱看热闹，便即寻声走了出去。……赵府的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下房来。
这一回，阿Q忘记了吴妈是被他调戏以后没脸见人才自寻短见的，直到看见赵太爷“捏着一根大竹杆向他起来”。对热闹的痴迷掩盖了自己刚刚蒙受的耻辱，故而作者用“寻声”而非“循声”。一个“寻”字，道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他忽而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黑暗中直寻过去。
“寻”，且要“直寻”，况“在黑暗中”。寥寥一语，其看客性格和嘴脸便已入木三分，昭然若揭。
在一定意义上说，《阿Q正传》是一个关于看客的文本。对看客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构成了《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作者的这种自觉的努力，不仅从阿Q这一看客的典型身上可以看出来，而且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这另一方面就是：阿Q作为被鉴赏者，时时被他周围的看客们鉴赏。
他调戏小尼姑的时候被鉴赏——
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与小D发生龙虎斗的时候被鉴赏——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 胜败，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都没有发什么议论。
他被示众和行刑的时候仍被鉴赏——
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蚂蚁似的人。······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咀嚼了他皮肉以外的东西。······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魂灵。
在这里，典型阿Q与他周围的看客乃至我们前文论及的看客群像构成了一个“镜城式”的系统，这个系统有点象卢卡斯·萨马拉斯的名画《镜子反映的房间》。阿Q是这个镜城里的主体，他被周围的看客群体所包围所反映，即看客系统中的其他元素作为虚的群体反映着作为系统核心元素的实的主体阿Q。虚因实而清晰，实因虚而宏壮。虚作为一种巨大的深厚的雄浑的背景烘托着实，使得作为看客典型的阿Q的性格内含更为丰满和充实，典型的审美意义和文化意义也就更为深远。这不能不说是艺术辩证法的魅力所在，也不能不说是看客系统的功能和意义之所在。
阿Q临死前感到了周围看客目光的可怕，但他自己也曾用同样可怕的目光去鉴赏过杀革命党。鉴赏别人的人，注定要被别人鉴赏。这就是一代一代前后承递的因果报应。但这种报应不正是特定历史时期看客们的历史宿命吗？阿Q的大团圆，是他对看客系统的一大贡献，是他被认为是看客典型的又一有力佐证。鲁迅下是通过他的大团圆，让我们看到了看客系统的未来与发展，看穿了古典文学中“大团圆”结局的“瞒”和“骗”的谎言，看透了国民劣根性中的怯懦和自欺，严正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肉筵席上，看客的历史命运就是阿Q式的大团圆——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之间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三、无戏可看：作为别无选择的疗救
从一九0六年看客情结的诞生，到一九二二年看客典型的完成，十六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鲁迅，作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先知者和改革者，在不断地摸索着、观察着、思考着、呐喊着。但这一切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效果，反倒让他本人陷入了极端绝望的境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鲁迅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了上述的见解和主张。这实际上是先觉者启蒙无望后的绝望，是改革者期待国民完成“人的自觉”而趁于偏至的文化心态。它使鲁迅对待国民看客性的态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由前期热烈深沉的“哀其不幸，怒其不角”，转向后期冷峻犀利的批判挞伐。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鲁迅这样诠释了《复仇》的创作动机。《复仇》体现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的“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的主张。十年后，即在鲁迅逝世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又回忆起了这篇文章：“我在《野草》中，曾记得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竟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们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
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臂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个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示众》也是一篇旨在批判无聊看客的小说。小说的构思很巧妙，借“示众”的事件，来将看客的行为和灵魂拿过来示众。与以往的小说与同，鲁迅在这一篇小说里，没有着力塑造典型人物，而是描绘了一个群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工人学生，老板伙计，他们鉴赏犯人示众，鉴赏车夫跌跤，鉴赏狗肚子起伏。短短的三千字，塑造了十八个看客形象。看客阵容如此之大，举动如此无聊，灵魂如此麻木。《示众》流露出了作者异常深沉的忧患、愤激和嘲讽。
当“揭出病苦”已唤不醒看客们觉醒的迷梦时，“复仇”“示众”就被迫成为了一种别无选择的疗救了。
从一九0六年“看客情结”的诞生，到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二十年漫长的岁月，鲁迅将灵魂的解剖刀深深地扎进了国民的灵魂，翻检着、剔除着国民的劣根。专制性、奴隶性、瞞骗性、中庸性、十景病、看客性、精神胜利法等等，不一而足。但他对国民看客性似乎更“钟情”，以至他在如此众多的小说、杂文、散文诗等篇目中，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种努力——描绘看客的群像，塑造看客的典型，揭示看客的灵魂，指明看客的归宿，开出看客的疗方——或明显或隐讳，或正面或侧面，极尽揭露挞伐之能事，不遗余力。但是，时代似乎注定了这种努力的悲剧性——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思想性格的成因应当到影响人思想性格的物质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中去找。看客，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爱看热闹的癖好，是由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麻木和由小农经济带来的闲散、无聊造成的。很显然，要彻底清除中国大地上的看客，这就不是一个文学家力所能及的事了。它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方位的变革，它需要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它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史过程。不是吗，时至今日，在许多地方，我们国民热衷于围观的劣根性仍一脉相承，不绝如缕，让我们不时地重复体验着先生的无奈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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