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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小学生作文”令我感慨
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我只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听说过。近年有些学者和教师开始关注“民国小学作文”，这是很有趣的事。之所以引起关注，是重新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无论从了解传统还是从返回教育教学常识而言，这种关注都是有意义的。
据说最近几家出版社都在弄“民国小学生作文”，我没能力收集，只翻看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这套《民国学生这样写作文》。这套书是由1922年上海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全国高小国文成绩新文库（甲编）》翻印的，原书收414篇，由蔡元培先生亲自鉴定，文言白话，语体不拘，“惟精神思想是取”，的确是蔡元培的眼光。
读这些90年前小学生的作文，非常感慨。今日要编这样的文库，纵有蔡元培再世，也难觅那样的“小学生”了。
感慨之一，是当年的小学生像是没有什么顾忌，什么都敢“论”。读史说经，国计民生，想什么就写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写，没有禁区。比如，“论事类”中有沈启亚的《外债亡国论》，认为借外债与国之存亡无关，称“若不善用，如我国今日，谋国事者，日以借债为事，徒增其权力，顾目前之乐，不虑后日之患……”批评的矛头直指北洋当局。而王统臣评论时局的《论国民大会真正民意之代表》则直言：“夫中国之弊，不在无立法之人，而在无公正之人以行法耳。”对权倾一时的吴佩孚也照样点名。——这样的作文，可以算得上有“胆识”了。试问今之教授学人，有几位能这样放言无惮？1922年的北洋时期，尚无后来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学校没有什么思想钳制，教学比较自由。我注意到这两篇作文的作者都是“江苏邳县峄阳高小校”的学生，这就不禁令我想象：那所学校当时执教的是些什么样的教师？他们是如何在课堂上开启学生自由写作的天地的？当今教学，思想一统，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一个问题，只能写到什么“分寸”，禁锢太多，桎梏了儿童少年的自由思想。其后果从我们上一代人、我们这一代及至我们下一代身上，都能看到明显的印痕。
感慨之二，是全部选文，都有“功架”，有模有样，郑重其事，继承了中国语文传统。90年前的小学写作教育，大约很强调文体意识，这样的要求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遏制自由表达，但文章的形式之美，符合90年前的审美文化，至今看来，仍旧有学科教学的意义。小学国文教育，既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又能让学生敬重传统，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能这样协调矛盾，启人深思。现今常听到一些人文学者老老实实地承认“底子不足”，特别是在两岸交流时，同样是教授，在文化涵养和语文的表达方面，是能看出差距的，这与早期教育中没有经历严格的章法练习，不讲“规矩”，可能有些关系。
这些小学生作文，“底子厚”。扎实的功底，在于阅读积累。特别是“说经”、“论史”两类，虽时见模仿套写的痕迹，但小学生学“体”以致用，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他只不过是借个“架子”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这样的文体实践，也并非没有实用的意义。1992年，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台湾知名出版家萧孟能发现了55年前由他主编的《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37届初中振宇级毕业纪念册》，纪念册有全班同学小传，均用文言写成，几十个字，便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大有史汉遗韵。我看过这本纪念册的复制品，当年初中生的文言功底比现今很多大学文科教授强多了。今之课改，声势浩大，然高中生选修了《史记》，竟不能用文言为人写个二三百字小传，读了不用，也不会用，殊为可惜。
关于当今中小学生的作文，我说过不少话，但在应试教学的环境下，说了也没有什么用，不仅教师难有作为，一些学生的学习也相当的功利。我在教学中，对读书多、有见解的学生，总是竭力网开一面，想方设法，不让他们在考评中吃亏。然而考试制度既落后也无情，中考高考作文阅卷，遭打压的往往正是读书多、有独立见解的学生，而每年那些被推荐给中学生的“高考满分作文”，往往才是真正“小儿科”！
民国的教育有许多值得关注之处。小学毕业生成就大事的，多有所闻；小学毕业就能去做文案，做账房，能养家立业，似乎天经地义；小学教员成了学者教授的，也屡见不鲜。现在，教育界常常感慨，没有蔡元培了，也就不可能有蔡元培式的教育。我并不这么看，——为什么非得指望有个蔡元培呢，如果中小学教师都敢学蔡元培，比有个蔡元培更好。
很多事，不怕做不成，就怕不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