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令人长叹的“郭挺一案件”
除了山西省做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恐怕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郭挺一这个人。
但是，在二、三十年代的山西，郭挺一无疑是一个颇有份量并进入了历史的人物：他既曾是中共地下党山西省委委员、省委驻河东特派员；抗战开始后，又做过阎锡山任会长的“自强救国同志会”旗下的工人委员会主任、“工人抗日自卫旅”旅长兼政委。并且，在1937年9月薄一波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一事中，郭挺一为此还做过特别的贡献。
但是，1940年1月，他却被中共晋西北的组织，秘密予以处决了。
由此，郭挺一在中共党史上，便长期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然而，在郭挺一死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有人对这桩杀戳，持有怀疑，认为是件冤案。特别是原“工人自卫旅”（“工卫旅”）中的一些干部、以及一些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很为郭挺一抱不平。因此，在文革后平反历史冤假错案开始之际，便分别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郭挺一案件，要求为郭平反。
郭挺一，又名郭巨才、郭挺乙，化名马全五，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王进村，其父从事锻造业，中年早逝。
郭挺一小学毕业后辍读，曾在本村学校代教，不久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在校期间，郭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至1928年2月，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驻河东地区特派员，从事山西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活动，并进行农民运动的工作。
至此，郭挺一的人生轨迹，就如当时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一样，站在中共的旗帜下，不屈不挠的在与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按此轨迹的延伸，郭挺一的人生之路的终点，很大可能就是这二者之居一：不是以中共的革命烈士身份进入史册，就是得以活到1949年后，成为一名中共的高级干部。
然而，没想到，一次会议，却改变了郭挺一的命运。
1928年2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召开了霍州会议。预定参加者18人，5人缺席。会议由省委书记王鸿钧主持，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决定在全省实行武装暴动。同时会议对省委组织部长崔锄人、国民三军地下党的负责人李毓堂及省委驻河东特派员郭挺一等20余人分别以“工作消极”、“动摇不定”或其它强加的原因，给予开除党籍处理。
这次会议传达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实际就是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因此，对党内凡被认为是“工作消极”、“动摇不定”者，采取了极端措施，动则开除党籍。
此事，后来中央批评了山西的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当时，周恩来批评党内这种错误倾向时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
当时，郭挺一被开除党籍，有二个原因：一是他在赴霍州参加会议途中，经闻喜县时被捕，故没能赶上参加会议，可能被会议主持人视为了是“动摇不定”而不来与会；二是因郭挺一未能与会，因而他与安邑县的刘福献谈恋爱的事，便被会议主持人作为了“工作消极”的证据，并以此便开除了郭的党籍。
1957年“反右”期间，上面下达了打右派的指标，不管怎么样，一个单位总得弄出若干名右派分子来。因而，据说有人因为在讨论谁是右派的会议中，出去小解了，结果，便在此小小缺席之际，被与会者“评”为了右派！
可见，有些会，是缺席不得的。
当年，郭挺一也是因没赶上省委召开的会，结果缺席被开除了党籍。
但是，很长时期内，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被国民党关进了大牢。只到后来有一些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人也进了监狱，与郭挺一见了面，郭才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共产党员。
郭挺一在入狱之初，还很坚决与国民党当局对抗，受酷刑也不屈服，骂过典狱长，还作为犯人代表愤然绝食，要求允许看书看报、允许与亲友通信，要求亲友能探望，并最终迫使监狱当局让步。但是后来陆续进监入狱的共产党员，早已接到过上级通知，知道郭挺一已被开除党籍，不是共产党了，因而，他们在狱中便冷淡郭，甚至还与郭发生纠葛，迫使郭挺一曾气愤地说：“你们如果危害到我的人身安全，我就揭发你们。”
对于自己无端被开除党籍一事，郭挺一当时无疑是很难过、很悲愤的：国民党当局将他视为共产党死硬人物，而共产党组织却又无端将他弄成了一名异己分子！
但是，国民党却并没有因为共产党开除了郭挺一，就对他额外开恩，相反，判了郭挺一16年重刑，直到入狱6年后，才转入到“反省院”。在“反省院”被关了近二年后，无奈的郭挺一，只好于1935年7月，按山西当局的定例，履行一个莶注反共启事的手续，才由朋友具保获释。他出狱后，因生活无着，由朋友介绍给《明星文艺日报》抄稿维生，后又经人介绍回家乡的小学当教师。
时年，郭挺一还只有30岁。
十年间，做了不到三年的共产党员，而却坐了国民党的七年多大狱。
现已查明，除了为出狱而履行了在统一的“反共启事”上莶字一事外，郭挺一在被捕后入狱近 8年期间，从没有过出卖共产党员的行为，即便在狱中他与某些共产党员相处关系很僵之际，也没有在政治上出卖他们。郭挺一知道的一些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牢友，也没有因他而在狱中暴露。
显然，虽然共产党不认他为同志了，但郭挺一却终究也没有因此就与共产党交恶。
一个人在年轻时的追求，不论这追求价值如何，却始终会在这个人一生中保有某种地位。也许，郭挺一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似乎表明，郭挺一即便被开除了党籍，即便在狱中饱受了以前同志的白眼，但他却始终不会将共产党当成自己的敌人。
1936年春，面对日本人随时可能犯晋的威胁，阎锡山便广纳各方人才，以图打造强盛山西的局面。由阎锡山身边的秘书、中共特科系统人员、而又是郭挺一的同学牛佩琮引见，郭挺一便得以被阎锡山先后聘任为阎锡山任会长的“自强救国同志会”旗下的工人委员会主任、工人抗日自卫旅旅长兼政委、山西“训导院”的实际负责人等职，委以重任。
这时，郭挺一无疑已是阎锡山的重要干部，而不再是为共产党工作了。
然而，毕竟郭挺一曾经是热血沸腾的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一切，他不是那么容易割舍得了的。所以，台湾作家李熬说：一个人20岁时不参加共产党，那是他没有血性。
1937年8月，当他从同学胡锡庵（当时也是中共特科秘密党员）处得知，他们正在为营救薄一波出狱一事需要大笔钱，并请郭伸以援手。郭挺一便以薄是“山西的人才”为由，说服阎锡山，要阎帮助薄一波出狱。这阎锡山居然也同意了，不仅亲批了5000元大洋，还派郭挺一专程亲赴北平活动，以救薄一波出狱、并聘请薄回山西工作。
郭挺一与薄一波既都是定襄老乡，也是太原国民师范的同学，还曾是共产党同事。但狱中的薄一波已知郭挺一不再是共产党，而是为阎锡山做事了，所以，他开始婉拒了郭营救他出狱的计划（其实郭挺一的行动，是山西中共特科人员的策划，但薄一波当时不知道）。幸好当时中共北方局已获中央批准，指示关押在北平反省院监狱中的薄一波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均可采取假自首的方法出狱，因而，薄一波便出狱并随郭挺一回到了山西。此后，便是薄一波代表中共与阎锡山商谈统战合作事宜，谱写了轰轰烈烈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
后来，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在1938年春，经阎锡山同意，搞起了抗日的山西“新军”，即“青年决死纵队”，组建了四个纵队（高峰时有50个团）。由此，郭挺一告知薄一波说，他也要组建新军，搞一个工人抗日自卫纵队（后改为“工人自卫旅”）。中共太原市委原想由一名共产党员任政委，但阎锡山不同意，而任命郭挺一做了“工人自卫旅”（“工卫旅”）的旅长兼政委，对此，中共北方局最后也同意了。
从1938年2月到1939年5月，“工卫旅”在郭挺一的领导下与日军作战30余次，不少次战斗中他还亲临前线指挥，也取得过一些胜利。
“工卫旅”虽然挂的是阎锡山的“新军”旗号，但实际上，郭挺一已将许多共产党员安排进了工人自卫纵队（旅），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起初下属的2名总队长，都是中共党员；10名连长指导员中，有8名是共产党员，营、连干部中更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后来的属下主力团21团，共产党员人数竟达到15%~20%。并且，让共产党在“工卫旅”有近乎公开的组织系统。
同时，郭挺一还找了当时在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程子华（原红军十五军团政委），请程子华派八路军军事干部来“工卫旅”任职，帮助提高“工卫旅”的军事素质。
大概，当时郭挺一虽然已不是共产党，但对共产党显然仍是很欣赏的。只是，他没有想一想，阎锡山也欣赏共产党的人，但对共产党的组织，阎却永不会欣赏的。而他郭挺一时既已为阎锡山的部属，他这种认识与心态，无疑难免埋下祸根。
实际上，自1938年成立“工卫旅”后不久，“工卫旅”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便对郭挺一很为不满，认为他完全是阎锡山的人。于是，“工卫旅”中的中共党委某些负责人，便不断向上级汇报郭挺一的问题，最终导致时在晋西北活动的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120师师长贺龙、延安的毛泽东，都对郭挺一没有了好评价。特别是1939年底阎锡山默许旧派军官发动反共摩擦、限制八路军活动范围、清洗新军中的共产党干部后，郭挺一便被晋西北的共产党组织视为“不可靠”的反动人物了。
最后，根据晋西北区党委报告，1939年12月2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签发指示电：“对郭挺一及其同类人物应严防其背叛新军的阴谋，对之应采取监视态度，一遇可能机会则换人或取消其指挥权。”
不过，实际上，即便郭挺一不会带部队投奔八路军，但他却对旧派军官发动的反共摩擦是坚决反对的。
也是12月28日，郭挺一率“工卫旅”干部及晋西北牺盟会干部31人联名电请阎锡山惩处搞反共摩擦的旧派军官王靖国、陈长捷，电文指控王靖国、陈长捷是汉奸、是破坏抗战、瓦解新军，是“毁灭（阎）长官之革命事业。”请阎锡山“将王靖国、陈长捷先行撤职，派员查办”。
此电报在1940年1月19日，公开发表于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抗敌报》。
可惜，郭挺一的这份通电，没能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或者电文公开发表之时，郭挺一已经被解决了。
郭挺一的死法，是很让人震惊的。
1940年1月3日凌晨，“工卫旅”中的中共党组织奉命，宣称郭挺一叛变了，调集部队，包围了旅部，将郭挺一抓--捕、软禁。第二天，郭挺一主动要求开会交权。他对他请去开会的旅部的共产党员说：“有什么不可商量的，何必采取这种作法？”他提出：“专员（第二专署督察专员）我还挂个名吧！至于部队的旅长政委我不干了。”他还提议侯俊岩（中共党员）任旅长兼政委。
但郭挺一仍被软禁十多天，到1月下旬，一天，“工卫旅”内的中共党委书记康永和对郭挺一说，让他到临县去由牛荫冠（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行署常务副主任、“牺盟会”总负责人、中共党员）解决他的问题。郭挺一对此议很高兴，同意了。但是，第二天，郭挺一与康永和等人走到岢岚到岚县东村之间的黑龙沟时，康永和却指示随从人员趁郭挺一下山坡的时候，从后面用枪将郭打死了。而且，郭挺一死后，他的衣服、怀表等物，全被剥光拿走，全身只剩裤衩及背心，然后被草草掩埋在小河沟旁。
时年，郭挺一还只有35岁。
此后，康永和等人却对外宣布，他们一行是在路上遇到阎锡山的散兵，被打散了，而郭挺一则“失踪”了。
3月，“工卫旅”正式脱离阎锡山的“新军”体制，而进入八路军序列，属晋绥军区领导。
郭挺一的悲剧，表面看来，是当时政治角逐与较量的原因所致。
郭挺一既已是阎锡山的部属，却又在“工卫旅”内容允共产党组织近乎公开的活动，但并不是投奔共产党，而只求团结抗日。从而，他将自己处在了一种两面都难讨好的境地。因此，他的归宿，从政治格局上已注定了危险。
然而，在当时那种异常复杂的政治状况下，为应对起伏不定的政治风云，作为个人，虽立于某种政治领域，但仍保持与相关方面的往来，以求得能有一种最隹政治归宿，或个人的较好人生境遇，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那时候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选择。连阎锡山本人都在日本人与共产党二者之间，选择的是与共产党结盟啊！因此，郭挺一当时的做法，似也不能就说是不明智。何况，郭还曾经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共产党员。
悲剧的主因是什么呢？
是遇人不幸。
宏大的政治格局，也并不就是让人际关系，只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演绎。因为，政治是也是由人来制造的，而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没有超脱政治之外的相互关系。而有时候，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可以超脱政治的束缚与影响。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不论你参与的是什么政治行列，不论你站在什么样的旗帜下，有时，你最大的幸运、或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你遇到的是些什么品位的人！
纵观郭挺一风风雨雨短暂的一生之中，可以发现，影响与决定他命运走向的，经常不是其政治取向，而是他遇到的人。
1928年他被开除党籍那一次，如果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对郭挺一能抱以宽宏，显然，就不会因郭挺一在谈恋爱，不会因为情况还没弄清，就视没能参加会的郭挺一为“动摇不定”分子，而轻率开除了郭的党籍，使郭无端遭受人生打击，导致他为共产党的事坐了牢，却还要数年饱受狱中共产党员们的讥讽冷淡。
而1935年，正当他出狱后生活艰难之际，仍是中共特科人员、并已身居阎锡山秘书的同学牛佩琮，却并不因为郭挺一不在共产党内了，就岐视他、冷漠他；相反，正是牛佩琮，热心为他郭挺一到阎锡山处，谋到了一个官职，从而使郭挺一得以摆脱生活与精神的困境。而也正是这位牛佩琮，在文革后热心奔走，欲为郭挺一的问题平反。
1937年9月薄一波从北平狱中出来后，虽然他已知道郭挺一已在为阎锡山做事，不是共产党的人了，但他仍感念郭挺一与他之间的友情，回到太原后，并不避嫌，就住到了郭挺一的家中。
1982年6月，薄一波在接见郭挺一的儿子时，对其说：“你父亲是个人才，晋西事变时他如果在我这里的话，那是不会有一点问题的。”
薄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诚的。因为，起初郭挺一欲搞工人抗日自卫纵队的想法，就是与薄一波商量了的。薄一波还找郭挺一谈话，说：“你用政治干部必须用牺盟会派去的。”郭挺一听了他的话。从政治主任、一直到团、营、连、排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部由牺盟会派去，郭都接受了，而且重用了。1938年间，薄一波率新军第一纵队去了晋东南抗日前线，并出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而郭挺一则时在晋西北。对于郭挺一在“工卫旅”的情况，薄一波确不很了解，不便说话，但他始终是相信郭的为人。如果郭在薄处，即便因政治格局不同，难以避免产生矛盾，但可以说，无论如何，郭挺一都绝不会死于非命。
最能证明是遇人适当的事例，就是八路军120师锄奸部部长卓雄对郭挺一的态度之转变。
文革后曾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卓雄，是应郭挺一的要求，1938年初由八路军120师派到郭挺一身边的军事教官。卓雄到“工卫旅”不久，由于“工卫旅”的中共组织经常向晋西北区党委及120师贺龙、关向应处汇报郭挺一的负面情况，因此，120师有关部门就秘密向卓雄下达了指令，要卓雄借某次抗日作战之机，“在战斗中相机把郭打死，并让我也‘负伤’。后来没有实行，倒不是怕在自己腿上打一枪，而是因为我意识到不仅对郭没有理由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也不利于革命，因此中途停止了执行这次命令。”（卓雄的回忆）
卓雄还回忆说：“我的公开职务虽是军事教官，但实际上他（郭挺一）是让我参加旅的领导工作的，如部队的行动、作战，一般都让我参与决定。……此外，都是通过他从阎锡山那里要了不少武器粮饷，通过他发展了队伍”，他“自从同我们合作以来，关系是比较好的。”
所以，卓雄不仅没有暗杀郭挺一，相反，还为郭挺一说了不少好话，因此，一直到1939年7月，郭挺一都没有遇到内部来的危险。
卓雄是一位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红军干部，他曾任红三十二军保卫局局长，在八路军120师又担任锄奸部部长，无疑，他的政治嗅觉是极敏锐的，如果郭挺一真有什么实质性反共举动，卓雄不会不知道的。然而，他却能与郭挺一友好共事。
但，卓雄却在1939年7月调走了。晋西北党委与120师能听到的报告，就只有“工卫旅”党委书记、“工卫旅”政治部副主任康永和的一面之词了。
显然，遇到康永和及“工卫旅”的中共党委某些人，是郭挺一的最大不幸。
无疑，在康永和的内心中，是视郭挺一为反动分子，而欲置郭于死地的。否则，他不会一而再、再二三向上级片面报告郭挺一的情况，不会跑到晋西北党委书记赵林处，汇报说情况紧急，要对郭挺一采取措施，促使晋西北党委便作出了抓捕郭挺一的决定。
然而，不论从现在查到的延安毛泽东的指示电报，还是120师贺龙、关向应的指示电报，均都没有任何要处决郭挺一的内容，顶格惩处也只是剥夺郭挺一的职权而已。
在1982年华北五省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说，处决郭挺一的决定，是在听了康永和的汇报之后，区党委按解决"决死四纵队"反动军官的做法——“扣起来后，枪毙了几个”，集体作出的。
而据参加了那次晋西北党委会议的党委成员罗贵波（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对人说：那次会议，并没有要处决郭挺一的内容。
最终，在执行中，康永和还是指示随从人员暗杀了郭挺一，而且，竟还残忍的剥光郭挺一遗体上的几乎所有衣服、财物，草埋于山野。
郭挺一惨矣！
康永和的做法，已不纯是政治性质了。
即便杀了人家，为什么却要对外谎称郭是被阎锡山的散兵杀的？康永和及支持杀郭挺一的人，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敢堂堂正正处决郭挺一呢？
最后，剥光一个死者的所有衣物的行为，便已充分表露了杀人者的人品！
文革后，山西“工卫旅”的一些老人，以及山西的党史研究者，均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要求为郭挺一案件平反，认为是属于错杀性质。
薄一波在1982年也曾表态：要平反，开个会，报上要发表文章。
但是，7月，在太原召开的“华北五省市党史座谈会”上，此事遭到一些当事人的反对，因而平反之事就被搁浅起来。薄一波因为的确不完全了解晋西北的情况，所以，面对不同意见，最终他也不便说话了。
反对为郭挺一平反的当事人，主要是原晋西北党委书记赵林与“工卫旅”党委书记康永和。
1949年后，赵林曾任四川省委副记、吉林省委代理书记、山东省人大主任，中顾委委员，2003年病世。康永和在1949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
由于赵林、康永和等人的反对，有关部门拟甄别郭挺一案件一事，便被搁置了。
但是，山西方面以及郭挺一的亲属，仍不断向中央申诉，请求中央解决郭挺一遭错杀一事。
1994年后张全景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就这个情况作了个批示，批给山西省委组织部，要求对郭挺一这个案子进行调查。山西省委组织部也组织专案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调查结论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了。
但是，没有了下文。
中组部一个副局级的调研员，曾对这个调查报告作了一次谈话。他说：从现在的事实看，认为郭挺一是叛徒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郭挺一被杀案呢？
有关方面也始终没有下达批示。
于是，郭挺一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201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