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长叹的“郭挺一案件” 令人发指的案件

令人长叹的“郭挺一案件”

除了山西省做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恐怕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郭挺一这个人。
令人长叹的“郭挺一案件” 令人发指的案件
但是,在二、三十年代的山西,郭挺一无疑是一个颇有份量并进入了历史的人物:他既曾是中共地下党山西省委委员、省委驻河东特派员;抗战开始后,又做过阎锡山任会长的“自强救国同志会”旗下的工人委员会主任、“工人抗日自卫旅”旅长兼政委。并且,在1937年9月薄一波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一事中,郭挺一为此还做过特别的贡献。
但是,1940年1月,他却被中共晋西北的组织,秘密予以处决了。
由此,郭挺一在中共党史上,便长期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然而,在郭挺一死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有人对这桩杀戳,持有怀疑,认为是件冤案。特别是原“工人自卫旅”(“工卫旅”)中的一些干部、以及一些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很为郭挺一抱不平。因此,在文革后平反历史冤假错案开始之际,便分别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郭挺一案件,要求为郭平反。

郭挺一,又名郭巨才、郭挺乙,化名马全五,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王进村,其父从事锻造业,中年早逝。
郭挺一小学毕业后辍读,曾在本村学校代教,不久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在校期间,郭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至1928年2月,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驻河东地区特派员,从事山西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活动,并进行农民运动的工作。

至此,郭挺一的人生轨迹,就如当时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一样,站在中共的旗帜下,不屈不挠的在与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按此轨迹的延伸,郭挺一的人生之路的终点,很大可能就是这二者之居一:不是以中共的革命烈士身份进入史册,就是得以活到1949年后,成为一名中共的高级干部。

然而,没想到,一次会议,却改变了郭挺一的命运。

1928年2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召开了霍州会议。预定参加者18人,5人缺席。会议由省委书记王鸿钧主持,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决定在全省实行武装暴动。同时会议对省委组织部长崔锄人、国民三军地下党的负责人李毓堂及省委驻河东特派员郭挺一等20余人分别以“工作消极”、“动摇不定”或其它强加的原因,给予开除党籍处理。

这次会议传达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实际就是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因此,对党内凡被认为是“工作消极”、“动摇不定”者,采取了极端措施,动则开除党籍。
此事,后来中央批评了山西的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当时,周恩来批评党内这种错误倾向时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

当时,郭挺一被开除党籍,有二个原因:一是他在赴霍州参加会议途中,经闻喜县时被捕,故没能赶上参加会议,可能被会议主持人视为了是“动摇不定”而不来与会;二是因郭挺一未能与会,因而他与安邑县的刘福献谈恋爱的事,便被会议主持人作为了“工作消极”的证据,并以此便开除了郭的党籍。

1957年“反右”期间,上面下达了打右派的指标,不管怎么样,一个单位总得弄出若干名右派分子来。因而,据说有人因为在讨论谁是右派的会议中,出去小解了,结果,便在此小小缺席之际,被与会者“评”为了右派!
可见,有些会,是缺席不得的。
当年,郭挺一也是因没赶上省委召开的会,结果缺席被开除了党籍。

但是,很长时期内,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被国民党关进了大牢。只到后来有一些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人也进了监狱,与郭挺一见了面,郭才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共产党员。

郭挺一在入狱之初,还很坚决与国民党当局对抗,受酷刑也不屈服,骂过典狱长,还作为犯人代表愤然绝食,要求允许看书看报、允许与亲友通信,要求亲友能探望,并最终迫使监狱当局让步。但是后来陆续进监入狱的共产党员,早已接到过上级通知,知道郭挺一已被开除党籍,不是共产党了,因而,他们在狱中便冷淡郭,甚至还与郭发生纠葛,迫使郭挺一曾气愤地说:“你们如果危害到我的人身安全,我就揭发你们。”

对于自己无端被开除党籍一事,郭挺一当时无疑是很难过、很悲愤的:国民党当局将他视为共产党死硬人物,而共产党组织却又无端将他弄成了一名异己分子!

但是,国民党却并没有因为共产党开除了郭挺一,就对他额外开恩,相反,判了郭挺一16年重刑,直到入狱6年后,才转入到“反省院”。在“反省院”被关了近二年后,无奈的郭挺一,只好于1935年7月,按山西当局的定例,履行一个莶注反共启事的手续,才由朋友具保获释。他出狱后,因生活无着,由朋友介绍给《明星文艺日报》抄稿维生,后又经人介绍回家乡的小学当教师。
时年,郭挺一还只有30岁。
十年间,做了不到三年的共产党员,而却坐了国民党的七年多大狱。

现已查明,除了为出狱而履行了在统一的“反共启事”上莶字一事外,郭挺一在被捕后入狱近 8年期间,从没有过出卖共产党员的行为,即便在狱中他与某些共产党员相处关系很僵之际,也没有在政治上出卖他们。郭挺一知道的一些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牢友,也没有因他而在狱中暴露。

显然,虽然共产党不认他为同志了,但郭挺一却终究也没有因此就与共产党交恶。
一个人在年轻时的追求,不论这追求价值如何,却始终会在这个人一生中保有某种地位。也许,郭挺一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似乎表明,郭挺一即便被开除了党籍,即便在狱中饱受了以前同志的白眼,但他却始终不会将共产党当成自己的敌人。

1936年春,面对日本人随时可能犯晋的威胁,阎锡山便广纳各方人才,以图打造强盛山西的局面。由阎锡山身边的秘书、中共特科系统人员、而又是郭挺一的同学牛佩琮引见,郭挺一便得以被阎锡山先后聘任为阎锡山任会长的“自强救国同志会”旗下的工人委员会主任、工人抗日自卫旅旅长兼政委、山西“训导院”的实际负责人等职,委以重任。

这时,郭挺一无疑已是阎锡山的重要干部,而不再是为共产党工作了。
然而,毕竟郭挺一曾经是热血沸腾的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一切,他不是那么容易割舍得了的。所以,台湾作家李熬说:一个人20岁时不参加共产党,那是他没有血性。

1937年8月,当他从同学胡锡庵(当时也是中共特科秘密党员)处得知,他们正在为营救薄一波出狱一事需要大笔钱,并请郭伸以援手。郭挺一便以薄是“山西的人才”为由,说服阎锡山,要阎帮助薄一波出狱。这阎锡山居然也同意了,不仅亲批了5000元大洋,还派郭挺一专程亲赴北平活动,以救薄一波出狱、并聘请薄回山西工作。

郭挺一与薄一波既都是定襄老乡,也是太原国民师范的同学,还曾是共产党同事。但狱中的薄一波已知郭挺一不再是共产党,而是为阎锡山做事了,所以,他开始婉拒了郭营救他出狱的计划(其实郭挺一的行动,是山西中共特科人员的策划,但薄一波当时不知道)。幸好当时中共北方局已获中央批准,指示关押在北平反省院监狱中的薄一波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均可采取假自首的方法出狱,因而,薄一波便出狱并随郭挺一回到了山西。此后,便是薄一波代表中共与阎锡山商谈统战合作事宜,谱写了轰轰烈烈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

后来,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在1938年春,经阎锡山同意,搞起了抗日的山西“新军”,即“青年决死纵队”,组建了四个纵队(高峰时有50个团)。由此,郭挺一告知薄一波说,他也要组建新军,搞一个工人抗日自卫纵队(后改为“工人自卫旅”)。中共太原市委原想由一名共产党员任政委,但阎锡山不同意,而任命郭挺一做了“工人自卫旅”(“工卫旅”)的旅长兼政委,对此,中共北方局最后也同意了。

从1938年2月到1939年5月,“工卫旅”在郭挺一的领导下与日军作战30余次,不少次战斗中他还亲临前线指挥,也取得过一些胜利。

“工卫旅”虽然挂的是阎锡山的“新军”旗号,但实际上,郭挺一已将许多共产党员安排进了工人自卫纵队(旅),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起初下属的2名总队长,都是中共党员;10名连长指导员中,有8名是共产党员,营、连干部中更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后来的属下主力团21团,共产党员人数竟达到15%~20%。并且,让共产党在“工卫旅”有近乎公开的组织系统。

同时,郭挺一还找了当时在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程子华(原红军十五军团政委),请程子华派八路军军事干部来“工卫旅”任职,帮助提高“工卫旅”的军事素质。

大概,当时郭挺一虽然已不是共产党,但对共产党显然仍是很欣赏的。只是,他没有想一想,阎锡山也欣赏共产党的人,但对共产党的组织,阎却永不会欣赏的。而他郭挺一时既已为阎锡山的部属,他这种认识与心态,无疑难免埋下祸根。

实际上,自1938年成立“工卫旅”后不久,“工卫旅”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便对郭挺一很为不满,认为他完全是阎锡山的人。于是,“工卫旅”中的中共党委某些负责人,便不断向上级汇报郭挺一的问题,最终导致时在晋西北活动的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120师师长贺龙、延安的毛泽东,都对郭挺一没有了好评价。特别是1939年底阎锡山默许旧派军官发动反共摩擦、限制八路军活动范围、清洗新军中的共产党干部后,郭挺一便被晋西北的共产党组织视为“不可靠”的反动人物了。

最后,根据晋西北区党委报告,1939年12月2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签发指示电:“对郭挺一及其同类人物应严防其背叛新军的阴谋,对之应采取监视态度,一遇可能机会则换人或取消其指挥权。”

不过,实际上,即便郭挺一不会带部队投奔八路军,但他却对旧派军官发动的反共摩擦是坚决反对的。
也是12月28日,郭挺一率“工卫旅”干部及晋西北牺盟会干部31人联名电请阎锡山惩处搞反共摩擦的旧派军官王靖国、陈长捷,电文指控王靖国、陈长捷是汉奸、是破坏抗战、瓦解新军,是“毁灭(阎)长官之革命事业。”请阎锡山“将王靖国、陈长捷先行撤职,派员查办”。

此电报在1940年1月19日,公开发表于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抗敌报》。
可惜,郭挺一的这份通电,没能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或者电文公开发表之时,郭挺一已经被解决了。

郭挺一的死法,是很让人震惊的。
1940年1月3日凌晨,“工卫旅”中的中共党组织奉命,宣称郭挺一叛变了,调集部队,包围了旅部,将郭挺一抓--捕、软禁。第二天,郭挺一主动要求开会交权。他对他请去开会的旅部的共产党员说:“有什么不可商量的,何必采取这种作法?”他提出:“专员(第二专署督察专员)我还挂个名吧!至于部队的旅长政委我不干了。”他还提议侯俊岩(中共党员)任旅长兼政委。

但郭挺一仍被软禁十多天,到1月下旬,一天,“工卫旅”内的中共党委书记康永和对郭挺一说,让他到临县去由牛荫冠(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行署常务副主任、“牺盟会”总负责人、中共党员)解决他的问题。郭挺一对此议很高兴,同意了。但是,第二天,郭挺一与康永和等人走到岢岚到岚县东村之间的黑龙沟时,康永和却指示随从人员趁郭挺一下山坡的时候,从后面用枪将郭打死了。而且,郭挺一死后,他的衣服、怀表等物,全被剥光拿走,全身只剩裤衩及背心,然后被草草掩埋在小河沟旁。
时年,郭挺一还只有35岁。

此后,康永和等人却对外宣布,他们一行是在路上遇到阎锡山的散兵,被打散了,而郭挺一则“失踪”了。
3月,“工卫旅”正式脱离阎锡山的“新军”体制,而进入八路军序列,属晋绥军区领导。

郭挺一的悲剧,表面看来,是当时政治角逐与较量的原因所致。
郭挺一既已是阎锡山的部属,却又在“工卫旅”内容允共产党组织近乎公开的活动,但并不是投奔共产党,而只求团结抗日。从而,他将自己处在了一种两面都难讨好的境地。因此,他的归宿,从政治格局上已注定了危险。

然而,在当时那种异常复杂的政治状况下,为应对起伏不定的政治风云,作为个人,虽立于某种政治领域,但仍保持与相关方面的往来,以求得能有一种最隹政治归宿,或个人的较好人生境遇,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那时候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选择。连阎锡山本人都在日本人与共产党二者之间,选择的是与共产党结盟啊!因此,郭挺一当时的做法,似也不能就说是不明智。何况,郭还曾经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共产党员。

悲剧的主因是什么呢?
是遇人不幸。

宏大的政治格局,也并不就是让人际关系,只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演绎。因为,政治是也是由人来制造的,而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没有超脱政治之外的相互关系。而有时候,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可以超脱政治的束缚与影响。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不论你参与的是什么政治行列,不论你站在什么样的旗帜下,有时,你最大的幸运、或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你遇到的是些什么品位的人!

纵观郭挺一风风雨雨短暂的一生之中,可以发现,影响与决定他命运走向的,经常不是其政治取向,而是他遇到的人。

1928年他被开除党籍那一次,如果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对郭挺一能抱以宽宏,显然,就不会因郭挺一在谈恋爱,不会因为情况还没弄清,就视没能参加会的郭挺一为“动摇不定”分子,而轻率开除了郭的党籍,使郭无端遭受人生打击,导致他为共产党的事坐了牢,却还要数年饱受狱中共产党员们的讥讽冷淡。

而1935年,正当他出狱后生活艰难之际,仍是中共特科人员、并已身居阎锡山秘书的同学牛佩琮,却并不因为郭挺一不在共产党内了,就岐视他、冷漠他;相反,正是牛佩琮,热心为他郭挺一到阎锡山处,谋到了一个官职,从而使郭挺一得以摆脱生活与精神的困境。而也正是这位牛佩琮,在文革后热心奔走,欲为郭挺一的问题平反。

1937年9月薄一波从北平狱中出来后,虽然他已知道郭挺一已在为阎锡山做事,不是共产党的人了,但他仍感念郭挺一与他之间的友情,回到太原后,并不避嫌,就住到了郭挺一的家中。

1982年6月,薄一波在接见郭挺一的儿子时,对其说:“你父亲是个人才,晋西事变时他如果在我这里的话,那是不会有一点问题的。”

薄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诚的。因为,起初郭挺一欲搞工人抗日自卫纵队的想法,就是与薄一波商量了的。薄一波还找郭挺一谈话,说:“你用政治干部必须用牺盟会派去的。”郭挺一听了他的话。从政治主任、一直到团、营、连、排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部由牺盟会派去,郭都接受了,而且重用了。1938年间,薄一波率新军第一纵队去了晋东南抗日前线,并出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而郭挺一则时在晋西北。对于郭挺一在“工卫旅”的情况,薄一波确不很了解,不便说话,但他始终是相信郭的为人。如果郭在薄处,即便因政治格局不同,难以避免产生矛盾,但可以说,无论如何,郭挺一都绝不会死于非命。

最能证明是遇人适当的事例,就是八路军120师锄奸部部长卓雄对郭挺一的态度之转变。

文革后曾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卓雄,是应郭挺一的要求,1938年初由八路军120师派到郭挺一身边的军事教官。卓雄到“工卫旅”不久,由于“工卫旅”的中共组织经常向晋西北区党委及120师贺龙、关向应处汇报郭挺一的负面情况,因此,120师有关部门就秘密向卓雄下达了指令,要卓雄借某次抗日作战之机,“在战斗中相机把郭打死,并让我也‘负伤’。后来没有实行,倒不是怕在自己腿上打一枪,而是因为我意识到不仅对郭没有理由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也不利于革命,因此中途停止了执行这次命令。”(卓雄的回忆)

卓雄还回忆说:“我的公开职务虽是军事教官,但实际上他(郭挺一)是让我参加旅的领导工作的,如部队的行动、作战,一般都让我参与决定。……此外,都是通过他从阎锡山那里要了不少武器粮饷,通过他发展了队伍”,他“自从同我们合作以来,关系是比较好的。”

所以,卓雄不仅没有暗杀郭挺一,相反,还为郭挺一说了不少好话,因此,一直到1939年7月,郭挺一都没有遇到内部来的危险。

卓雄是一位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红军干部,他曾任红三十二军保卫局局长,在八路军120师又担任锄奸部部长,无疑,他的政治嗅觉是极敏锐的,如果郭挺一真有什么实质性反共举动,卓雄不会不知道的。然而,他却能与郭挺一友好共事。

但,卓雄却在1939年7月调走了。晋西北党委与120师能听到的报告,就只有“工卫旅”党委书记、“工卫旅”政治部副主任康永和的一面之词了。
显然,遇到康永和及“工卫旅”的中共党委某些人,是郭挺一的最大不幸。

无疑,在康永和的内心中,是视郭挺一为反动分子,而欲置郭于死地的。否则,他不会一而再、再二三向上级片面报告郭挺一的情况,不会跑到晋西北党委书记赵林处,汇报说情况紧急,要对郭挺一采取措施,促使晋西北党委便作出了抓捕郭挺一的决定。

然而,不论从现在查到的延安毛泽东的指示电报,还是120师贺龙、关向应的指示电报,均都没有任何要处决郭挺一的内容,顶格惩处也只是剥夺郭挺一的职权而已。

在1982年华北五省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说,处决郭挺一的决定,是在听了康永和的汇报之后,区党委按解决"决死四纵队"反动军官的做法——“扣起来后,枪毙了几个”,集体作出的。
而据参加了那次晋西北党委会议的党委成员罗贵波(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对人说:那次会议,并没有要处决郭挺一的内容。

最终,在执行中,康永和还是指示随从人员暗杀了郭挺一,而且,竟还残忍的剥光郭挺一遗体上的几乎所有衣服、财物,草埋于山野。
郭挺一惨矣!

康永和的做法,已不纯是政治性质了。
即便杀了人家,为什么却要对外谎称郭是被阎锡山的散兵杀的?康永和及支持杀郭挺一的人,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敢堂堂正正处决郭挺一呢?
最后,剥光一个死者的所有衣物的行为,便已充分表露了杀人者的人品!

文革后,山西“工卫旅”的一些老人,以及山西的党史研究者,均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要求为郭挺一案件平反,认为是属于错杀性质。
薄一波在1982年也曾表态:要平反,开个会,报上要发表文章。
但是,7月,在太原召开的“华北五省市党史座谈会”上,此事遭到一些当事人的反对,因而平反之事就被搁浅起来。薄一波因为的确不完全了解晋西北的情况,所以,面对不同意见,最终他也不便说话了。

反对为郭挺一平反的当事人,主要是原晋西北党委书记赵林与“工卫旅”党委书记康永和。
1949年后,赵林曾任四川省委副记、吉林省委代理书记、山东省人大主任,中顾委委员,2003年病世。康永和在1949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
由于赵林、康永和等人的反对,有关部门拟甄别郭挺一案件一事,便被搁置了。

但是,山西方面以及郭挺一的亲属,仍不断向中央申诉,请求中央解决郭挺一遭错杀一事。
1994年后张全景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就这个情况作了个批示,批给山西省委组织部,要求对郭挺一这个案子进行调查。山西省委组织部也组织专案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调查结论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了。

但是,没有了下文。

中组部一个副局级的调研员,曾对这个调查报告作了一次谈话。他说:从现在的事实看,认为郭挺一是叛徒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郭挺一被杀案呢?
有关方面也始终没有下达批示。
于是,郭挺一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20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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