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比较文学形象学
主编：孟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0
编者的话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只是针对在特定的语境而言，因为，形象学，就其本义而言，在很多学科领域都有研究。）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代序）
比较文学，即从国际的视角，采用跨（学科、语言、文化）的方式来警醒的文学研究。
不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可称之为“形象”的东西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队“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
他者形象：“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原载：《比较文学概论》布吕奈尔、谢夫莱尔主编，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135页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中，即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队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亨利巴柔《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阿高兰出版社，1994,60页。
“‘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巴柔。P4
作者与社会集体想象间的关系确实构成了形象学研究的重要层面。
正因为文本所包含和传播的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就不能使阅读简单化，就一定要从文本中走出来，要注重对创造了一个形象的文化体系的研究，特别要注重研究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imaginairesocial）。 P7
研究文学形象，必须研究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和异国人体貌特征及一切人种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总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研究这种看法是如何文学化，同时又是如何社会化的。
接受美学
一个作家笔下的形象，主要不是对异国社会（缺席的客体）的表现，而是对本国社会（在场的主体生活于其中）的表现。
文本内部研究是形象研究的基础，它要回答的是形象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即一部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是怎样的”？
总之肖像研究，甚至更宽泛的艺术研究（到了当代，自然还要包括影视传媒研究）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有机组成成分，或至少是一个天然的盟友。
除了这些研究之外，尚有无穷尽的新课题有待开发，所涉的作品面也极为广泛：文学作品自不必言，各种报刊杂志、民歌民谣、广告、小人书、招贴画……凡此种种，均可以成为形象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孟华 2000年
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
作者：[法]让-马克莫哈 著 孟华译
出处：原载法国《比较文学杂志》，第3期，1992
文学形象学的定义是研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异国。
（本文是在概述形象学学科发展史，然后指明了理论特质。）
1、学科史
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因为文学作品是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上形成的，形象学研究就必须按照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P18
“文学是社会的表现。”——博纳尔《法兰西水星》，1802 P19
“不再追踪研究使人产生错觉的一般影响，而是力求更好地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基亚《比较文学》111页 如果说当时尚未明确使用“性现象学”这个词，那么，这一研究的基本原则已经被提出来了。
尽管形象学被轮流疑为实证主义或虚妄的百科全书主义，它毕竟还是得到了发展，且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概念，这使它后来能在下述两个方向上显示其特征：
跨学科性：
形象学研究处于“文学史、政治史和民族心理学几个领域的交叉口上”。P21
使用诸多新文学理论，特别是符号学和接受美学。这使我们可以明确形象学的研究方法。
这些工作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为了简要二忠实的说明问题，我们将此定义具体为：1/定义形象自身，2/在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中的关系中来定义它，3/按照能在具体文本中分析形象的适当方法来定义它。下面我们逐一予以说明：
1/形象被理解为“在文学化但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总体认识”，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异国的固定模式，他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性表现”，即使是在文学文本中，这种固定模式也与大量的意识形态问题相联。
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做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而这些都是主观向往相异性所特有的。因此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或赞同、宣传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空间”。
2/这一形象“源自一个宽泛且复杂的总体：整体想象物。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整体想象物”。而社会整体想象物是“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是双级性（同一性/相异性）的阐释”。
3/分析形象采用的方法依托于形象与社会整体想象物的关系。
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们仍可指出分析文学作品的三个主要（和非常传统的）阶段：文本主要结构的定位（它们经常是对立的）、大的主题单位、最后的词汇层面（通过这些词汇来描写相异性）。
与形象关系密切的哲学传统（特别是保尔 利科的阐释学）将使我们能够同时指出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和使用范围。
2、理论成分
形象
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
事实上，所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一般都注重第二点，即注重研究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这样，形象学概念就被纳入有关想象的哲学传统中了。我们当然知道对想象问题进行哲学探究困难重重，不过，保利科仍明确地指出了其规律。我们可将形象学与他提出的两根轴联系起来：“在客体方面，是在场和缺席轴；在主体方面，是迷恋和批判的意识轴。”《从文本到行动》瑟伊出版社，1986.214页P26
此即是说，形象学研究的是想象的创造者们。P27
（参考系？）
一个作家（或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并非直接的，而是以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想象作品为传媒的。
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综合（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而集体描述是由产生形象的社会制作的。因此，只有在对社会集体想象物进行了必要的检视后，形象的文学性方能显示出来。
社会集体想象物
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研究代表了形象学的历史层面。
从哲学、历史观念来看，社会集体想象物基本上被理解为“对（在社会——历史和心理方面）基本上不确的面目/形式/形象的不断创造。只有从这些面目/形式/形象出发，才能研究‘某物’。我们称之为‘现实’和‘理性’的东西为其研究对象”。高尔内留卡斯多里亚蒂，《社会想象的规律》,瑟伊出版社，1975，7-8页。很可能所有对异国的描述都处于这一层面。
然而，文学史家仍可将社会集体想象物等同于文化生活范畴，
在研究社会集体想象物时，有诸多层面需予以关注：舆论层面；精神生活层面；（文学和副文学）象征描述的层面。事实上，这种研究总是通过分析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不同层面，使制作了异国描述的社会群体显现出来。
因此，对每部作品都应具体考察作者的处境及其创作方式，以便证实那些是个性化、情绪化的表现，哪些则源自集体想象出的形象。
异国描述的类型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在《阐释学论文集》一书中，保利科首先论证了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可在两极间来理解：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意识形态与“任何自塑自我形象、进行戏剧意义上的‘自我表演’、主动参与游戏和表演的社会群体的需求”相连.
这个证明使我们可设想建立起一种异国形象的类型学，其总原则是区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
因此，意识形态形象（或描写）的特点是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作用。它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将异国置于舞台上。这些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
相反，乌托邦的描写则具有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而对异国的表现①，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还异国以相异性。
但这两种现象是辩证的互相包含的。最不规则的乌托邦（ALIUs）具有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反模式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归并在群体文化中；而重复最多的意识形态（ALTER）可使相异性甚至就在颂扬群体普遍接受的观念时凸现出来。
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两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P39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形象学视为关于异国的幻象史。只要观察一下这些幻象都是自我幻象的反面，我们即可懂得在这里形象学甚至触及到了整个文学的核心问题。P40
在话语和行动中的想象
[法] 保尔 利科 著 孟华译
想象的一般理论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以革新语义为核心的隐喻理论使用了想象的概念，这一概念原属话语范畴，但它能否超出该范畴而具有普遍意义呢？”
1、在话语中的想象
在理论与实践连接处的想象
1、虚构的启示力
2、虚构与叙事
3、虚构与行为能力
4、虚构和主体间性
社会集体想象物
人们所看到的外国
[法] 基亚 著 颜保 译
一种新观点
在显示出一个作家作品中某些“外国来源”时，最起码的收获应该是能使人更了解这个作家。比如能体现他的一些爱好，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等于描述他本人了。
人们可以无限德增加这些不可协调的矛盾——生活将会负起责任，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要把它们溶化到所谓民族这个复杂的机体中去。
不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这就是近五十年来法国的一种远景变化，它使比较文学产生厂真正的更新。给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如果许多比较文学工作者已经向这个方向迈进，我敢说，这个领域是宽广的，许多问题都尚未被研究过。
局部研究
罗伊的《泰纳与英国》（1923）
总体研究
阿斯高利《从百年战争到十六世纪末在法国舆论面前的大不列颠》1930年
《17世纪在法国舆论面前的大不列颠》。这两本书为民族传说历史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开创了崭新的途径。
《在法国舆论面前的美国》1815、1852
在法国作家眼里的大不列颠
我们的德国
卡雷《法国作家和德国幻想》
卡雷对延至1940年的这种政治和文学、感情和理智的相互作用在我们树立德国形象过程中的影响问题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如下的认识是必要的：很少有什么作家愿意从德国本身来了解和认识德国。1936年也和1840年一样，人们只愿根据世袭的偏见，根据意识形态的考虑——一种能取得使人激动的形象的偏好，来评价它、想象它或观察它。比如它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士、一个头戴钢盔的德国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英雄、一个音乐家、一个欧洲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德国人，但没有一样是德国的。每一个都是勒南式的、罗曼·罗兰式的、儒勒·罗曼式的德国人。
其他国家
一位美国学者卢伊拉尔曾经研究过16至17世纪间“土耳其人”在法国(1)，还要出版自己研究成果的下半部。居伊描写了法国人脑海中的中国形象②；洛托拉利指出了《18世纪俄国幻影在法国》(1951)；卡多描述了“从居斯蒂纳俄国之行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期间法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俄国形象(1967)。西蒙·热纳研究了从托马斯·格林道治到巴纳布思的《法国戏剧和小说中的美国典型》①在<法国历史中的上耳其人，思想和文学②(伏尔泰前期和后期法国人脑海中的中国形象)
未来的领域
人们可以按照一定的方法，准确地把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某个形象或某些形象的流传情况描述出来。这里，调查工作要依靠确凿的文学事实来进行。解释这些事实确宴是很棘手的，比如当作者传播一种旧的传统(英国绅士、神秘的俄国人)时，这会是一种信念、一种嘲笑，抑或两种都是呢?要确定这种传统是如何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或在一个群体中确立起来的，也是棘手的。起点往往是偶然的、与文学无关的，但一本书却又能起一种决定性的和持久的作用，如斯达尔夫人的《论德意志>；一次肯定带有偏见的旅游如泰纳在英国等。不过，要再说一遍，基础是司靠的：只要对一些文章找一找、读一读、比较比较，就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地方，显示出个人细微的差别来。
另一个外国的形象的著述则还比较少。这里可以指出一些论文和集子，如S．马朗冬的论文(19世纪下半叶英国意识中的法国形象>劳瑞的集子<英国文学所反映的瑞士>。
一个广阔的天地正向研究者们敞开着。把它开拓出来以后。可以帮助各民族在承认各自的幻想的基础上更加互相了解。
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
[德] 胡戈 迪赛林克 著
王晓钰译
它就是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异国形象的研究，即有关所谓的“形象”和“幻象”的研究。
《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947年）让－玛丽·卡雷
总而言之，在这部所涉面绝非深刻广的论文中，文学本身的因素仅居第二位。
美国比较文学界领袖勒内韦勒克
首先，我们要指出一个显明的实的存在，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幻象”和“形象”起了所谓“作品内核”的作用。
乔治·贝尔纳诺斯的《一个乡村神甫的日记》
（Journald'unCurédeCampagne）
文学社会学
进行这项工作时，应首先着眼于“幻象”的文学范畴以内的意义，再探究其文学范畴以外的影响。就文学“形象”及“幻象”对社会观念形成的实际影响来说，它完全可作为文学研究范畴之内的合理的研究对象，因为这毕竟包含了文学及文学家的作用这一主题。但是，在这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任务还包括了求证其影响方式，它不能像材料历史学那样，单纯地罗列出“形象”及“幻象”，而不去考虑其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不是。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一研究工作正确提出有关影响的问题且力求寻出答案，它才能真正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之内，从而与单纯的材料收集区别开来。
但是，最近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成果表明，研究者们完全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条不出轨的研究道路。此处我们是指近来罗伯特·埃斯卡皮采用的方法。
即“形象”和“幻象”因其对读者的影响而对民族文学在异国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
我们做一个总结。关于今后的“形象”和“幻象”的研究，以下三点不可或缺：
1．它们在具体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2．它们对译作或原作在本范围之外的传播所起的作用；
3．它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内的消极影响。
模式·形象·比较
[罗马尼亚］亚历山德鲁·杜图著
李华川译
将艺术作品植入到它们所出现和活动的领域中去，这使我们得以准确把握在各个社会和各个民族间推动和阻碍交往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理应为集体描述保留重要的位置。不过，文学比较研究不能忽视心理形象的机理，这种心理形象常使相距遥远的民族彼此靠近，或在相邻者间制造看起来遥不可及的距离。国际关系研究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最好的文献资料，因为它指明了在群体中一种思想态度，一种舆论流派，甚至一个神话是如何构建起来的③。况且，心态史学家们分析的结论，应该定期被比较学者运用到他们的研究中去，这些结论或许与从文学文本中得到的精神状态相参照，或许捕捉到了形象，而这些形象事实上检验了传统称谓所说的作品的命运、影响和接受等③。
③如可参阅哥特尔德·罗德，《魏玛共和国时代东欧的德国形象》（DasDeutsch-landbildinOsteurope:zurZeitderWeimarerRepublik），载《20世纪德国史的国际研》1975,101—116页。
形象研究
［法］米歇尔·卡多著
李广利译
《在民族主义时代——面对陌生俄国的法国舆论（1799—1894）》
1976年，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内涵，尤其是文学和其它学科（包括电影、哲学、思想史、人类学、宗教，甚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各种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已经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以至它们可被看做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的一部分，当然这是有争议的一部分。
几年以前，胡戈·迪塞林克写道：“研究异国的文学形象，能……在很大的范围内使文学学非意识形态化。”我们还要平心静气地加上一句：“它同样会使文学本身也非意识形态化。”
“比较文学能够而且应该扮演一种矫正器的重要角色，来中止文学脱离历史社会语境而孑然孤立的状况。”①十年之后，巴柔在其重要论著《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视角：文化形象》中提出了与此极为相似的观点：“形象……要求研究者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体系，思考这个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绘制出来的他者。形象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文化实践和道德反应采取一种批评的意识。”
“各国文学间的比较研究不能避开一种精神形象的机制，这些精神形象过去经常把相隔甚远的各民族相互拉近，或在相邻的两个民族间制造似乎天文数字般遥远的距离。围际关系研究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因为它揭示出了在一个群体中，一种精神态度、一种舆论思潮，甚至一种神话是怎样形成的。此外，心态史学家们的各种分析要得出结论原本也需要经常深入到比较学者的研究工作中来，它们或参照了从文学本文中显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或利用了形象而这些形象实际上掌握着我们通常在传统研究中所说的作品的命运、影响和接受，等等。”
形象与人民心理学
［法］布吕奈尔等著
张联奎译
卢梭就瑞士尤其是诺沙代尔对卢森堡元帅说：“我们赋予事物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有变化。……这个国家在我不同的年龄时对我产生的不同印象使我总结出我们的关系依靠我们胜过依靠事物，正如我们描写我感觉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事实存在的东西一样，为了评断有多少画面是这里或那里的事实，必须懂得写作着的一位游纪作者怎样受到感动。”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研究一位作者，根据他个人的经验，他的关系，他读过的作品，对一个外国产生的印象是有趣的，当这位作者是有代表性时，当他在自己的国家对于文学和公共舆论产生了影响时。一种文学显示出的这种形象对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国家的人民心目中形成的总形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回答下面这样的问题：文学对公共舆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处在文学、社会学、政治史和种族人类学的交叉路口。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著
孟华 译
当这种跨学科性尚未正式确立时，形象学研究，特别是在法国，曾受到了来自两种极端行为的损害：一方面，是过分使用历史和文化分析来研究的文学文本；与此相反，另一种是过于简化了文学文本的阅读，将之转化为外国形象的清单。任何人读了艾田伯（几乎是）以嘲讽的口吻描写过的那些“论文”或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就能知道此类研究的主要弊端，如：开列主题学目录，平庸处理所引文本，引文过多，恣意发挥。
这并不是为了忘记文学研究，把自己的领域无限扩大；而是为了，将自己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对照，特别是将“文学”形象与其它平行的、同时代的证据（报刊、副文学、图片、电影、漫画
等）进行比较。这里涉及到的显然是将文学思考重新置放于对一个或多个社会的文化进行的总体分析中。
如此设计出的“文学”形象被视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这一新的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的条件，且要考虑到人们写
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此类工作将研究者导向了一个或然问题的十字路口，而形象在这里就像一个启示者，它把意识形态（如种族主义，异国情调等；这里仅举此两例，以使所讨论的问题紧扣住“人们看到的异国”）的运作机制特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因此，不可想象比较文学研究者会否认文学现象的特性（最常见的是通过游记、散文、小说、虚构作品、戏剧，而较少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然而，对重新定义我们的研究领域（形象学）及重新定义本学科来说，这种双重要求以及在形象研究中的这种视野的改变部不会不产生后果。
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
（représentation）。在此条件下，我们必须明确定义比较文学所理解的“形象”。该定义中的某些成分可f使我们随后确定研究形象的原则，并给出形象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标榜该领域有什么自主性。已采用的方法论原则均是普遍通用的；更有意义的是那些也对形象问题进行质疑的其他不同领域。只有在审视了这些领域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勾勒出与我们有关的这个“想象物”的轮廓来。
最宽泛意义上的形象之概念，并不要求对研究工作进行定义，而是要求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或可这样来表示：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
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形象因而是一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或还可这样表示：形象是对一种文化
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了，宣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我们看到，下文将要讨论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带有一种深刻的双极性：认同性和与此相辅相成的相异性，相异性一词在这里被视作身份认同的对立和补充。我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想象物”一词，是在一个社会、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的总体范围内，对作为研究基本原则的双极性的表述。我们要研究的想象物是一个剧场、一
这些建议可能既显得很一般、平庸，又高深莫测；然而它们毕竟从一开始就摈弃了那些长期以来使“形象”问题模糊不清的研究视角。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从大众心理学或人种心理学，性格学或
人种人类学等学科切入的视角。
比较学者们的某些研究多少依靠了这些学科，且发展出一种定性的和描述的社会学，其结果是产生出一个标准的异国形象。从方法论上讲，这是“个人类型”或“基本性格”的对应物，而这两者则是上述各学科的先决条件。然而，问题不在于寻找出一个与一切可能的系列套话都保持等距离的异国的“普遍”形象；问题也不在于优先考虑心理现象或某某具体国家心理现象的基本特征。相反，形象学应该鉴别出的是那些共处于司一种文学、同一种文化中的形象。这就是在思想史方面，在“舆论”史方面，可被称作精神选择的东西，文化形象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并被合法化的。研究文化形象即可理解精神选择，反之亦然，而从何角度切入则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说思想史是形象学的必然补充；也是对我们此处讨论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进行各种调查的基础。
上述建议同样可使我们排列出一整套光学方面的词汇表来（如感觉、注视、棱镜、阅读、视觉等）。毫无疑义，出于习惯或为了方便起见，这些词汇已进入了某些研究领域，我们同样也将使用这些词汇。我们在下文还将获知：形象是描述，它是感情和思想的混合物，必须抓住其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反响。以上这些建议的直接后果是取消了一个伪问题，形象研究经常陷入其中：讨论一个形象与“被注视”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就好像形象是现实的一个“相似物”一样 （由此而来的是“感觉”的诸种错误）。这就跌入了参考系错觉的陷阱之中，而此类幻觉是经常被揭露的。我们以何客观条件为准来判断形象是否忠实于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呢？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在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因此，我们就必须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形象是语言（关于他者的语言）；在此意义上，形象显然反射出了它所指称的、表示的现实。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形象的逻辑性，在于其“真实性”，而非其“错误性”。因而研究形象，就是要弄清楚构成它、认证它的因素；如有必要，还应弄清使其相像于其他人或原始形态的原因。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文学形象学是怎样紧密地与“思想”史、“心态”史相连，因为与思想或意识形态体制相比，异国形象处于次要的地位，前者是在各国间、在各种文化间，甚至就在同一种文化中建立起来的。他者就是可使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东西。这样，我们便了解了“形象”的复杂特性之一，它要求研究者必须给某些过于文学性的分析重新定位。异国形象也可说出关于自身文化（“注视者”文化）有时很难设想、解释、承认的东西。异国形象可将本民族的一些现实转换到隐喻层面上去，这些现实尚未被明确确定，因而它可属于某些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形
象学远非仅仅执拗于文学的“转换”原则，它迟早应该注重研究支配了一种文化的所有动力线，研究一种或各种价值体系。在这些价值体系之上，可以建立起描述的机制，也可说是一些意识形态的
机制。研究一个异国的不同形象是怎样写出来的，这也就是研究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和运作机制；而在此之上，建构出了相异性的公理体系，关于他者的话语。
让·斯塔罗宾斯基在《活的眼睛》（L'Oeilvivant）一书的头几页里说：“目光确保我们的意识在身躯所占之地以外有了一个出口。”他这种观点或可转换成一对比较文学喜用的术语来表述：注视者文化和被注视者文化，但在转换时需加小心，并注意细微的区别。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一种“舆论”）的层面上，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我也以某种方式同时说出了围绕着我的世界，我说出了“目光”来自何处及对他者的判断：他者形象揭示出了我在世界（本土和异国的空间）和我之间建立起的各种关系。他者形象如同一种次要语言，它平行于我所说的语言，与其共存，又在某种意义上复制了它，以说出其它的东西来。
形象惊人地具有语言所有的特性。只须回忆一下埃米尔·本韦尼斯特给语言所下定义中的所有基本要素，不必作任何简化工作，就可全部用之于形象：陈述（言说，也就是言说什么）；由不同的单位构成，其中每一个单位都是符号；是同一社团所有成员的参考系；惟一能实现主体间交往的手段。形象显然是一种次要语言，一种“言语”。在一个社会支配的可用来自我表述和反思的言语中，在所有象征言语（想一下罗兰·巴尔特研究过的“时尚”）中，形象都是其中之一，它具有原初性，其功能在于说出跨人种、跨文化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不是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实际存在的，而是经过重新思索、被想象出来的关系。
形象因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此外，我们说的也是文化的集体形象。它应被当作一个客体、一个人类学实践来研究。它在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且具有功能，我们在这里把这一象征世界称之为“集体想象物”。它与一切社会、文化组织都无法分开，因为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它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反思和想象的。
现在再从形象是“描述”的想法谈起，所谓描述，即是说对某人而言，某物代替了某物……代替了他者的某物。描述并非造型艺术意义上的“形象”；它不是一副“肖像”，按照研究者所使术语不同，我们不如说它是一种思想，或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可以补充说，它有时是一个纯粹的“信号”。让我们再进一步明确一下：形象不是在类比意义上（它或多或少像……），而是在参考系意义上的形象（按照先存于描述的一种思想，一个模式、一个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的形象）。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何作为描述的形象，可用一种极大地依靠了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这不仅因为符号学属于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描述的范围，恰如查理·皮尔士在其经典著作《符号论文集》
（Ecritssurlesigne）中所指出的那样；同时也因为这个描述是进行交往的可能媒体（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次要言语）。用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Elémentsdesémiologie）一书中的话来说，形象具有一种“符号功能”。因为形象是描述，因此它也就是代替了其它事物的一个代用品。从理论上说，（与某些图像形象或诗化形象不同）它不可能具备多义的特性，多义性是一切艺术或美学作品所具有的。换言之，在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在一特定的文化中，对于他者，就不可能任意说、任意写。形象学文本是部分被程序化了的，其中某些甚至立即就会被读者解读、破译出来。因为有关他者的话语并非无限多，借用史学家们的术语来说，它的数量是可定位的、成系列的。清点、拆解和解释这些话语类型，展现和论证整个形象怎样就变成了一种象征言语的成分（而这种象征言语是须被当作意义体系来研究的，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意义体系也就Sinnzusammenhange），这甚至就是形象学研究的目标。
尽管已有了这些定义，形象仍然是一个到处都可通行的词，一个模糊物。因此，思考形象的一个特殊形态：套话就是有益的。套话被视作形象的一种基本形态，甚至是漫画了的形态。对套话进行的研究同样也被其虚假性及在文化层面有害的作用等问题搞得模糊而费解。或许还有更好的解释法和做法。
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这等于是将整个文化现象都设想为交往过程，而一切文化过程在其运作中和在其功能中一样均为多价的）。如果大家同意这一点，那么套话就不表现为符号（如同从符指意义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可能的描述），而是信号。这个信号自动指向一种可能的诠释。套活是单义交，主的表征，是一种正在凝固的文化的表征。在这种文化中，或在这种或那种社会文化领域内，或在任意一文本中，想象物，也就是一切文化或文化表现所要求的形态诗学的能力，都被简化成一个惟一的信息：套话是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然而，很难说比方广告套话只有一个信息可释放。因而更确切地或应说（且是用比上面使用过的方法更简单的方法）套话实际上释放出的是一个“基本”信息；而这个具像散布的是一种基本的、原初的、第一和最终的形象。
倘若我们对套话的生产进行思考，我们就会看到它服从于制作的简单过程：句子中表语和基本成分的混淆，使人有可能不断进行由特殊到一般、由个别到集体的外推。在一个文本中，套话经常
处于修饰语、形容词化的地位：而正是这些从属的、表示性质的表语变成了本质的部分。当（按理想的方式构思的）交往以能产生多义的象征化为前提时，通过套话进行的交往就处于分配的过程当
中。由此产生出最常见的公式：什么民族是……什么民族不是……什么民族知道……什么民族不知道……作为现在时的陈述（同时，最常见的是，与过去时的叙事时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套话
甚至表述的就是一个凝固的时间，本质的时间。由此就可能产生出套话的标准化问题，在所有批量生产的文化表述中的扩散问题（如19世纪的“工业”文学：连载小说、情节剧、张贴画、宣传品等）。在这种情况下，套话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释放出信息的一个最小形态以进行最大限度的、尽可能大的交往。它直指事物最主要的部分。因此它是一种摘要、概述，是对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标志的表述。它在一种简化了的文化表述和一个社会间建立起了一致的关系。将表语提升到本质的地位要求尽可能广的社会文化协调。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对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希望有效的所谓集体知识的陈述。套话不是多语义的；相反，它却是多语境的，可在每一时刻反复使用。还需补充一点：倘若意识形态的特点之一是在一种（道德、社会）规范和一个话语间产生混淆，套话则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种合成，一种特别成功和有效的混淆。
事实上，套话是以隐含的方式提出了一种恒定的等级标准，一种对世界和一切文化的真正的二分法。说法国人嗜葡萄酒，这是一个自我定义，它以首要的、基本的方式与英国人嗜茶，德国人嗜
啤酒相对立，在此意义上它就是一个套话。而事实上这一对立的目的是要在“法国”文化内部提出一种有利于法国人的等级标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例子是否会使人以为我们在利用阿斯特里克司
（Astérix）系列和众所周知的高卢人的优越？这样说就是忘记了在1870至1914年间，法国的复仇文学，特别是莫里斯·巴莱斯，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了这种平庸的对立来证实文明和野蛮间横亘的
对立。这是因为套话提出来寸就具有对立性了；它在陈述当中就已表现出了这种对立。套话是对精神、推理的惊人的省略，是恒定的预期理由：它表现（和证明）的是它本应证明的东西。它不仅是
一种停滞文化的表征，甚至还揭示出了一种重言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为了确认那种本质的、歧视性的类型，一切批评均被排斥。吉罗·道伏莱在《新的习俗，新的神话》（Nuovirite,nuovimiti）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恰当的区别，用他的话来说，套话可能不属于神话诗
学，而属f输送神话的范畴（束缚人的或非理性的成分）。我们还应看看以套话为载体的定义是怎样构成的。它在自然与文化，存在与行为这两类互为补充，但却有区别的事物间制造了混乱。在陈述套话时，人们不应对身体、生理词汇（犹太人的鹰勾鼻，一笑就露出白齿的黑人）所占的重要比重感到惊：自然解释担保了一个文化情境：某个民族知道……不知道……。套话在描写性词汇（我们可叫着话语，如某个民族是……）和标准性词汇（我们可叫着规范，如某个民族不知道……）间进行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混淆。描写性词语（身体表语）混淆在标准性范畴内（某个民族、某种文化是劣等的）。（具有多种变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错误地将他者（与陈述套话的我的标准相比）的体貌表现为低下的或不正常的。
掩饰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思考得益于人文科学（人类学、史学、符号学……）是徒劳的。这是因为必须为文学形象研究（形象研究之一种）重新定向，必须将它重新置放到社会、文化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是形象研究本来就从不应抛弃的方法。借用罗兰·巴尔特在其纲领性的论文《历史还是文学？》（Histoireou littérature?）一文（载《论拉辛》：SurRacine,1960）中提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公式，一个被他的诸多弟子普遍忘却的公式，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既是“一段历史的符号”，又是对“这段历史的抵制”。当当我们质疑那些使形象学感兴趣的文学文本时，即使有些犹豫或笨拙，我们也仍然要问，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对异国的描述会依靠某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依靠这种可在历史上定位的思想和情感的复杂混合？让我们在文本内部，或者，如有可能，通过历史调查，识别出所有大的社会文化类别来，这些类别赋予某一文本以形式，能够既非模式化，又
不泛泛而言地将之归f一个重要的舆论“族”，而舆论的总和则构成了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比如，我们就会要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一个作家标榜自己信奉天主教，那么这种归属能否改变他对某种文化，如对伊比里亚半岛文化的“看法”；或者，按照一个特定国家与某一作家的意识形态是否和谐一致，在那些标明政治倾向的作品中，我们是否就可辨别出对这一特定国家文化描述的特点。
当此类问题增多时，比较学者就有可能仅仅从某些文学文本出发，去重新建构起某一时期、某一社会在舆论、心态方面真正的、带有某种对照性质的历史年表来：形象就很清楚地揭示出了横贯和结构了一个社会的所有选择，甚至所有的划分。而当我们离开这种共时性层面和剖面图时，再让我们对取白百年，甚至数百年过程中的文本进行质疑，让我们根据具体事实来看一看，对异国的描述是怎样按照一个意识形态观点正式认同和定义的不同心态组织起来的。在将长时段引入我们的研究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对异国的扰乱人心或令人放心的看法是怎样表现出来和变得模糊不清的，一些传统的选择是怎样通过重言而深入人心，而一种次要历史又是如何能写就的。同时，在漫长、平静的海滩上，新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言语断续症使之交替着出现了这样一些情景：在那里，陈词滥调、被套话化了的看法接踵而至；在那里，（并在其笔下）预报着各件时刻：审视、更新的时刻，一代或几代人记忆断裂的时刻等；最后，在那里，关于异国的同样的话语，在不断从一代人转到另一代人口中时，逐渐变质。在这过程中，让我们将被质询的文本排不是按它们在文学方面可能引起的关注，亦非按其美学价值，而是按它们对一群特定公众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让我们从关于异罔的一大堆混乱不堪的见证中，找出能够支配或巩固关于异罔的“舆论”的文本，那些能够造就出一种心态或那些仅限于复制一个已知的、被认同的形象的文本（这是最大量存在的！）。让我们再深入一层来谈：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学文本，而是看看在其他领域（报刊，私人信件，半理论化文本——序言、声明、论文、教材，这些对复制描述有着重要意义的东西）中，那些原先孤立地存在于虚构文学中的形象是怎样重复和变化的。从这种对比中，不仅会强化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使人读出其中细微的差别来，而且此一工作还将引导比较学者去思考史学家们目前提出的那些基本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人们会在一特定时期的文化产品和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来；人们怎样才能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关系的运作机制，或，换言之，社会现实层面怎样在其形式、结构中与意识形态描述层面相铰接；或，借用乔治·杜毕和费尔南·布洛代尔常用的一个词来思考：精神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在物质层面上产生出反响？
请不用怀疑：正是以对这些问题和研究的重大扩展为代价，文学研究，或者说，主要是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才能从那种简化的阅读中解脱出来，而这种阅读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从文本中走出
来。在涉及到我们研究的“形象学”文本时，没有什么比采取这种立场更错误的了，因为这些文本所包含和传播的形象与已知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们明确召唤文学中的他
者时是不会使其免受损害的：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简单的方式，但这种简单显然是一种假象，对此应做深入研究。但如何进行呢？
让我们再回到形象是程序化了的文本，程序化了的交往的定义上，以便从理论上来区分形象的三个建构成分：词汇、等级关系、故事情节。为了明确和有效起见，我们将由简入繁地来论述它们。而在每一层次上，我们的探讨都会使用某些分析方法，研究者可对这些方法随意组合或颠倒使用顺序。
在我们试图重建的形象中，我们首先要鉴别出累积下来的数量或多或少的一批词汇，这是形象的第一种构成成分。这些词在一个特定时代，在一种特定文化中可多少直接地传播他者形象。这些词汇，若在文本中，也就是这些语言群、词汇场，它们组成了概念的、情感的词库，它原则上是为作家和读者大众所共有的。我们将从中辨析出一些关键词和幻觉词，以及两类词汇来：一类是源自
注视者国家、用于定义被注视者国家的词汇；另一类是取自被注视者国家，未经翻译就转入到注视者国家的语言、文化空间及文本中的词汇。当然，后者也就转入到了注视者国家的集体想象物中。
让我们随便列出一些词来举例说明第一类词汇，同时探讨一下法国人塑造的西班牙人形象：“骄傲”、“高贵”、“荣誉”、“激情”。自17世纪以来，这些词一直是用来修饰法国文化所“看”到的西班牙人的。这样一份词汇表可引发出一种历时的研究（史学家们所说的长时段），并可精确说明数百年间在法国人集体想象物中的西班牙人，他们的在场、天性和作用。这个西班牙人是被想象出来的，是用形象，也就是用词汇构建的。相反，另一些词，如“吹牛”，甚至“荒谬”或“浪漫”，则基本上是16至18世纪使用的词。辨析出这样一些词，重新组合成一些语词网，这也是我们思考的对象，它同样也需深入到这个社会文化的集体想象物中。再加上那些未经翻译，也就是无法翻译的词汇，如：“西班牙末等贵族”、“凡丹戈舞”、“阔边毡帽”，响板、头纱等，我们的调查内容就会更加丰富了。因为这些词传播了和表现出一个绝对的异国事实，一个永不会变更的相异性成分，将这些词法国化不如保持其西班牙的原汁原味。
这里使用的“西班牙味”一词是向罗兰·巴尔特学来的，他从一张广告画谈起而发挥出了意大利味的问题（见《形象的修辞学》：Rétoriquedel'image，载《交流》：Communications，第4期）。既然我们要探讨的是书写相异性，以及关于相异性的书写，因此就要关注能够区分（与我相对应的他者）和同化（相似于我的他者）的东西。在这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个从词汇出发的研究可从如同位性等操作概念中获得的全部好处。若泛泛而言，我们也就看到了一切能够从一个语词系列、一条语义轴过渡到另一个系列、另一条轴的东西。比如，很明显，在17和18世纪的众多文
本中，在当时许多法国文人的舆论中，傲慢的卡斯蒂利亚人，过分爱嫉妒，难以抑制的懒散，（近似于疯癫的堂·吉诃德的）西班牙人的浪漫，这些都逐一与一个法国“形象”相对立，而法国人的形象则建立在（真的、像真的）谨慎、有节制、勤奋、理性的基础之上。
在被研究的文本中，语词分析将关注所有的重言和反复，考虑到某些情况，还要关注在对下述内容的词汇进行选择时一切有规律的表现这些内容包括：地点的标注（异国空间）、时间的显示（对他者做编年的、历史的、现时的或时代错位的表现），对人物外表和内心的描述，人名地名的选择（所偏爱的名字的象征体系），简言之，在词汇层次上所有能够在他者和我之间建立起一套等值体系（取该词的中性意义）的东西。我们还应该关注形容词化的问题，它能使我们理解某些修饰语的形成过程。同样地，我们还将研究整个比较过程的方法和词汇，它能够抓住从一个语义系列向另一个系列的过渡，理解将异国据为己有（将未知简化为已知，简化为“本民族的”成分）的过程，或疏远、异国情调化的过程是如何书写下来的；理解将他者文化归并的过程，或相反，排斥他者文化、将其边缘化的过程又是如何书写下来的。最后还要确定解释性注释的在场或缺席。这些解释性注释多少按照习俗来定义一些对读者大众而言应该是“已引进的”的异国成分。
在这一阶段，这个用词汇构成的形象或这个想象的词汇表所反映m的集体想象物就是一种形象汇编或辞典：这是一代或几代人，一个社会阶级或多个社会文化阶层共有的观念、情感的工具。
使用某个同就将首先反映出某种宗教、政治、哲学的选择，这种选择还具有可合并和可互换的效应：谁会去谈“古拉格”（goulag）一词儿十年后在法国和在西方的机运呢？这种机运或许是文学的，但肯定是意识形态的。西班牙人的“残酷”，这是已转为本质的表语，它毫无区别地为16世纪的新教观点，17世纪的有教养之人，18世纪的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19世纪的异国情调浪漫派作家和20世纪的反佛朗哥派服务（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仍有些微的差别）。在此阶段，形象学就是思想史的积极补充，但仅到一定程度为止，因为它并不是对在哲学和政治派别或体系中的思想进行定
位，而是在人们可称之为想象物的心态世界中的一些描述行定位。在严格的比较文学领域内进行接受研究，要想从某些词语出发，去理解一个关于他者文学的批评话语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就很难避开这些对词汇的定位。
一般来说，与这些语词成分或语词网相对应的是一些相当简单的语义化过程：一个词的性质及运作过程与套话很接近。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