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言
气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的瑰宝之一。
气功，是以东方文明整体观为指导，从亿万中华先人数千年生存实践中体察到的关于人体生命真谛的知识体系。
世界医学气功学会（以下简称“世气会”）的成立，对人类这份濒临灭绝的文明遗产，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保护作用；为即将到来的席卷全球的更为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20年来，世气会已在以下方面取得累累硕果：
（一）厘清了气功发展上下五千年的法脉和价值。
（二）总结了建国60年来气功研究的经验与教训。
（三）阐明了医学气功的研究领域和历史贡献。
（四）推动了气功跨学科的现代研究。
（五）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医学气功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已在全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推广，并取得可喜成绩。
（六）提高了人类生存质量，为传统西方医学感到棘手的某些疑难病患者带来新福音。
厘清上下五千年（一）
近三十年来，气功学界的最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厘清上下五千年的法脉、源流、门类、原理与价值。
中华气功源远流长。可以上溯伏羲，悠悠七千年；可以追述炎黄，漫漫五千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汗牛充栋的古老经典处处留下气功研究的学术踪迹。粗略统计历代医家文献，经、史、子、集，所保存的文字资料不下三千万字。
气功的发生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不可分割。作为一门学术，气功学术有自己的孕育和羽化过程，整个中华文明却是气功学孵化的唯一温床；同样，气功学术的成就又是构成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
诚如所述，气功的文化来源极杂。多数认为，有儒、释、道、武术、医之分。修炼目的各不相同：儒之目标在于“正心”，也就是说提高修炼者的道德水准。例如宋朱熹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为的是“格物致知”。明王阳明“学而时习之”，结果不仅没有达到“致知”的目的，反而害了一场重病。王阳明随后修正了修炼方法，于是悟到了“致良知”的境界。佛门的禅修为的是成佛而“明心见性”拯救“来世”，和儒家一样，目的都与医学无关。道教的修持是为了“成仙”，似与医学有点靠谱，但是，同佛教一样，追求的是宗教的修持目标。二者所不同的只是修“来世”和修“今生”的区别。目的既不同，评价体系也不会一样。反过来，评价标准不同，修持的方法也不会一样。所同者，均以“修心”为进取的阶梯而已。医学气功所追求的是通过“修心”以达到身心协调，“平秘阴阳，度百岁乃去”。追求的是可以达到“益寿延年”的实在目的。而不是道教的“长生”或“永生”。更不是佛教的灵魂永恒。鉴于此，我国古代医家，早已将以健康为目的的“气功”学术同其他气功文化剥离。事实证明，这种剥离极有益于医学文明的升华。世气会20年来重要成就之二，就是继承和发扬了医学气功的纯正目标，避免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气功文化“杂而多端”的干扰。界定了医学气功的研究领域和目标，并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实在的贡献。
气功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始终未被普遍采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经刘贵珍先生提倡，气功一词才开始流行。同“导引”、“吐纳”、“养生”相比，气功一词似乎更通俗一些，但却引起了更多的误会。
首先是由“气”的概念引起的麻烦。现代人不少把“气”理解为空气之“气”，因此，把气功误解为深呼吸运动，或者呼吸训练法。在古代，“气”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有人认为“气”是物质的精华，《管子》说：“凡物之精，比则为主，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显然，这个“气”的概念，对气功之“气”来说范围太宽。有人认为气功之气是指“真气”而言，《内经·灵枢》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对气功来说，这气的范围又嫌太窄了些，因为高层次气功训练所涉及的气的范围较此广得多。
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即使弄清气的概念，也很难表述气功的涵义。顾名思义，所谓气功，就是“练气的功夫”。于是，不少人认为：气功就是“银枪刺喉”、“头撞石碑”、“脚踩气球”、“口吞宝剑”；或者认为：气功是“内气外放”、“千里决脉”。然而，就本质而言，气功并非“练气”的功夫，而是“锻炼运用意识”的功夫。“达摩西来无一字，全凭心意用功夫”，这句名言道破了气功锻炼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无论哪家哪派的功法，没有不在“心意”方面下功夫的。因此，“气功”似乎可以定义为：通过意识的运用，使身心健康优化的锻炼方法。这里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方法，即通过意识的运用。当然，气功锻炼除了运用意识之外，尚包含其他要素，如形体的调整和呼吸的控制，不过，对气功而言后者的作用远不如前者重要。这是气功与其他体育锻炼的主要差别。通常的体育锻炼也包括三调（调心、调息、调形），但以调形为主导，调心、调息则为保证竞技状态优化的措施。
第二层意思是目的，即，使身心健康优化。这是区别它与运用气功进行杂技表演的“硬气功”的分水岭。气功锻炼的目的是使身心优化，而“硬气功”是为了演出效果优化。近年来由于宣传欠妥，造成某些群众崇拜外气，甚至以是否掌握这些技能作为进入“高层次”的标准，这是极大的误会。诚然，“气功外气”是客观存在的，在特定条件下，人体某些感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常人敏感，但从气功的角度看，这些功能的超常发挥应以不影响自身身心健康为前提。发放外气，即使在古代也是习练气功者的忌讳，认为这是与炼丹过程相反的“倒丹”行为。
第三层意思是方式，即强调自我锻炼。其实，古今练功家无一不强调自我锻炼。可惜，偏有不少人轻信江湖术士的谎言，误服“仙丹”而丧命。据统计，唐王朝三百年中，二十一个皇帝就有半数以上因服用由矿石冶炼成的“仙丹”中毒而升了“天”。公元十一世纪的大气功家张平叔明确指出：“休炼三黄与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四神”系指金、石、草、木，“三黄”即硫磺、雄黄、雌黄等矿物。意思是说，气功要自己练，而不是服食矿石药物冶炼的什么“丹”。张平叔还特别指出：“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与水银。”在古代练功著作中，常用铅、汞比喻人在练功过程中元气和元精的结合。为防误解，特别指出了练功术语中的铅汞不是普通的铅汞。那么练功所指的“汞”和“铅”是什么呢?张平叔在《悟真篇》中暗示说：这是家家有的东西，是元气——元精的暗喻，它就在自己身上，只要坚持练功，人人皆能有所得。
近来时兴的发气治病，并非气功的根本，因为发气治病充其量是如同送人鱼吃，是一次性的，而教人自我锻炼则如同送人一张渔网，学会撒网技术，就永远有鱼吃。
中华大地是气功的故乡，但是，关于其起源，则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气功的发现纯属偶然：即当人们神倦体乏之时，伸个懒腰、打个哈欠，闭目安静片刻，顿感精神愉快、疲劳减轻；或者当人们腰酸腿痛之时，对腰背“自摩自按”，或轻轻拍打一番，马上感到酸痛减轻甚至消退，久而久之，人们从中悟出一套经验，于是气功就萌生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推测也有缺陷，因为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想必也都有“神倦体乏”或者“腰酸背痛”的时候，想必他们也曾“伸过懒腰”或“打过哈欠”、“自摩自按”过，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民族及其后代没有从中悟出养生之道而直到今天仍停留在“伸懒腰”、“打哈欠”、“自摩自按”的水平上呢？
还有人认为气功是由舞蹈演变而来的。理由是《吕氏春秋》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状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瘀而滞着，筋骨瑟索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气功来源之一是舞蹈是不错的，因为气功中的“三调”（调神、调息、调形）中的“调形”就有许多优美的动作，而在自发功中更是往往可见难度很高的舞步。《庄子·刻意》写道：“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熊经”和“鸟伸”就是极优美的仿生舞蹈动作。舞蹈能愉悦身心，甚至可祛病延年，这都是事实。但此说也有缺陷：世界各国各地区中同中华民族一样能歌善舞的民族何啻千百，他们从春舞到秋，从夏舞到冬，千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也没有舞出个“初步气功”的概念，而为什么只在世界的东方产生了气功学呢?
中华气功学是一门从宇宙整体观、天人同一观、人体生命整体观出发，把人作为整体，把人的“生、长、壮、病、已”整个生命长河作为一个整体，把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把人这个小宇宙与自然界大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如何使人体生命处于最佳状态的学说。因此，中华气功学的诞生只能是中华古文明滋润的结果。以“阴阳”、“五行”、“八卦”模式为代表的中华古文明整体观是古人在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的生命运行）发展、变化规律的长期观察中总结出来的。它指导、推动了中华气功学的发展，而气功学的丰富实践反过来充实、完善了中华古文明整体观的内涵。因此，中华气功学的发生和发展并非偶然事件，它之所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因为这里是中华古文明整体观的发源地。
有人以为中华气功发源于中国的宗教。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虽说中国最早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典籍富含气功文献，成为不可多得的保存中华气功资料的宝库之一。但是，道教的形成甚晚。原始道教最早的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五斗米道为后汉顺帝（公元126年——144年）时的张陵所创，流行于陕西南部汉中、四川北部巴郡一带。太平道传播者为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流行于山东、河北、河南各地。这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民间宗教。原始道教的经典《太平经》在这一时期流行。此书内容庞杂，其中一部分涉及气功，但十分隐晦、神秘。其学术价值远不如大约同期的魏伯阳所著之《周易参同契》。而远在此前的几百年，中华气功研究就已经相当纯熟。秦汉之前，广大华夏地区虽然有过原始的巫教，且巫教的首领巫师也有过很大的权力，但是，巫教始终未能成为华夏族地区的流行宗教。这一点要归功于古代的道家、儒家所代表的“史官文化”。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是周史官，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也是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简直把“鬼神”对大自然的造化作用都排除在外了。孔子说：“道无鬼神，独来独往”，认为客观规律（道）同鬼神毫不相干（独来独往）。当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如何“事鬼神”时，孔子训斥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闭口不谈鬼神，赢得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名声。正是老子的《道德经》和经孔子整理的《周易》，奠定了中华气功的理论基础。
也有人认为中华气功来源于佛教，是“舶来品”。理由是古印度也有数千年的气功研究历史。然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于公元前五世纪，约与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同时，晚于“文王衍《周易》”（公元前十二世纪）五百年。佛教创立后，只是到了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一说永平十年）才传至中土，南北朝（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才广为传播。而此时中华气功已相当成熟。佛教的东渐和信徒的西游，促进了中印两国文化的交流，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气功宝库，但，这只是“流”而不是“源”。
珍藏于长沙马王堆博物馆的一号汉墓帛画，已有“龙登、鸟伸”种种练功方法，姿势栩栩如生。马王堆汉墓相当于文景之际（公元前二世纪），所处时代远在道教创建前300～400年，佛教东渐前200年。珍藏于天津文物管理处的《行气玉铭》记录着战国初期古人练功要旨45字，更远在马王堆帛画之前200年。
其实，年代更加久远的《老子》早已深刻地讨论了气功的理论和实践。直到今天，《老子》依然是公认的研究中华气功的纲领性文字。但是，被后世气功家、医学家研究推崇的《易经》，比《老子》的历史更为久远。《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拘而衍《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关押的故事，约发生在公元前1100多年，因此，气功的文字史迄今起码也有3000年了，远早于道教的形成和佛教东渐。因此，气功的“宗教起源说”不可靠，气功起源的“舶来说”则更加荒唐。中华气功的发源地就在中华。
现传《周易》，包括三部分内容：一为八卦，传为伏羲所作；一为六十四卦卦词和三百八十四爻辞，文王所作；第三部分据说为孔丘注《周易》所作之《十翼》（或认为是孔丘弟子根据孔丘之讲演整理）。看来，周文王只是发展了《易》而不是最早的作者，所以，司马迁强调说：文王“衍”《周易》，而不说文王“作”八卦。“作”是创造，“衍”是发展。《史记·日者列传》说得更清楚：“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西汉末扬雄说：“《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盖可知也”（《言法·问神篇》）。东汉末，王充也说：“《易》伏羲作八卦，是尚未有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论衡·对作篇》）。看来伏羲才是《易》的最早作者，经历代的充实、发展、提高，夏、商两朝的深化，至周文王而集大成。由于《易》对中华气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慧命经》说：“疱牺（即伏羲）上圣画八卦以示人，使万世之下知有养生之道”（《大道说》）。由此看出，约公元前5000年的伏羲，才是中华气功的鼻祖，而“八卦”则作为最古远的养生之道的模型被推崇。
诚然，佛学和道学曾对气功学的发展有过积极贡献，但早在数百年前，一些著名的气功研究大家就已经指出，出于宗教信仰的需要，道教和佛教对气功的认识有失偏颇：“禅家（即佛家）颛以神为性，以修性为宗，以离宫修订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玄门（即道家）颛以气为命，以修命为宗，以水府求玄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性命圭旨》）。因此，应予纠正。其实，只要认真翻阅历史，就不难看，历代气功名家大多并非宗教徒。为后世气功家推崇为“万世丹经之王”的两本经典著作《参同契》、《悟真篇》的作者魏伯阳、张平叔都不是宗教徒。
退一步说，即使气功学源于佛、道，这也不能成为学功必须迷信的理由。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过程在春秋之前曾有过一段“医、巫同源”的历史，即医和巫是一家。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仅分了家，而且“道不同不相为谋”。战国时期的医学大家、同时也是大气功家的扁鹊就曾经说过，有三种人的病不能治，其中之一就是“信巫不信医”的不能治。2000多年前的扁鹊并没有因为医源于巫而崇巫，毅然同巫决裂，从而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欣赏道家（而不是道教）和佛家（不是佛教）文献中的科学价值，但没有必要因此而去膜拜“玉皇大帝”或出家当和尚。
气功的发生和发展同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是相依共存的。因此，很难将气功学的发展史同中华古文明的发展史截然斩断割裂。例如，古伦理学——孔门儒学的核心，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和修养的协调；法家也研究人，研究的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道家也在研究人，研究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三种学说的观点都强调协调、整体，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每种学说所侧重的范围却不相同。孔门伦理学着眼于将人作为一个系统；法家将社会作为大系统，人作为其中的子系统；道家则把系统扩大到大自然。对气功学而言，气功训练强调的是三个系统总和的协调。因此，从儒、法、道三家，我们都能看到气功学理论模式的影子，但并非气功学本身。儒、法、道诸家哲学为气功发展提供了极可贵的营养，反过来，先秦诸子也从人体生命最可贵的实践——气功中提炼出各自需要的哲学精髓。但气功学的内涵远非各家之说的简单总和所能概括。例如，以研究人自身的思想、行为著称的儒家学说，其修养的目的旨在控制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这只是气功学中所包含的“识神”部分。虽然，气功学也研究“识神”的规律，但气功锻炼的最终目的是恢复人的先天“元神”——自我控制功能，继而充分发挥其潜力。概言之，如果先秦诸子的学说如同色调斑斓的彩布，那么，气功学就是一袭五彩缤纷的霓裳羽衣。虽然它的色彩来自各种布料，但由于“裁缝”们的巧夺天工，便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美。
当然，诸子百家并非中华气功的源头，《易经》才是公认的气功学祖典。虽然，周文王发展了周易，但在此前，早已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存在。《三字经》说：“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即指此。夏商二易虽已佚，但从残存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可知亦系演八卦之作。当然，八卦的作者却是远早于他们的伏羲。
传说中的伏羲约生于公元前五千年前的河南、山东一带。相传，河南淮阳即为“太皋之丘”，而太皋与伏羲向来被当作同一个人的名号。八卦的创作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周易》原是卜筮之书，但却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孔子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将顺性命之理以立天道。”他还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就是说，《易经》是作者通过对宇宙万物乃至人体生命的观察来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著作。由于《周易》深刻揭示了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以及观物取象的原理，因此，历代医家均奉为圭臬。明朝名医张景岳说：“《易》者，医之理，医得《易》之用，”“《易》之变化参乎医，医之运用赞乎《易》。”意思是说《易经》所总结的万物变化的规律部分是从医学中来，医学的实践结果反过来又证明《易经》道理的正确。由于《易经》对中医发展有非常深刻的指导作用，因此，唐初大医家孙思邈更直接了当地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也就是说，《易经》应该是中医的必修课。当然，《周易》更是历代气功大家所推崇备至的经典。号称丹经之王的《周易参同契》为气功内丹学派最推崇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魏伯阳以《周易》为指导，以练功实践为基础，并以其所掌握的丰富的化学知识（炼丹术）作类比，总结了养生和服食的规律。宋代朱熹考证说：“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以《周易参同契》作书名，就是与《周易》理通义合的意思。
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乃至兼并，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逞其说，使中华气功学的理论水平得到升华。“坐忘”、“导引”、“养生”、“吐纳”、“全形”等气功实践活动的普遍开展与理论水平的提高，将中华气功学推向了新的高峰。战国时期镌刻的《行气玉铭》是气功学文献不可多得的珍品，其45字铭文说明那时气功修持已达到高深的境界。最值得称道的是，虽然此阶段气功的理论和实践已达到精妙程度，但是毫无宗教迷信色彩，为气功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秦的建立，造成了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稍后的项羽纵火咸阳，给中华古文明造成了重大创伤。前者烧尽了民间藏书，后者连秦宫藏书也都付之一炬。幸好马王堆汉墓为我们保存了10余万字的竹简帛书，这批秦火余烬中的《导引图》、《养生方》、《却谷食气》、《德道经》、《周易》等，对气功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就学术活跃程度而言，秦、汉远不及春秋、战国。秦始皇自不待言，汉高祖轻视文化，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故文化禁锢日重。《黄帝内经》虽成书于此时，但实系集先秦医学之大成的经典著作。它既是中华医学的圣经，也是中华气功学的宝典。
《黄帝内经》用形气学说阐发病理病因，说明致病因子的物质性。同时也用形气学说解释许多自然现象乃至天体演变、宇宙结构问题。从形气学说出发，《内经》还探讨了世界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鬼神”创造的，结论是：“道无鬼神，独来独往。”表现出强烈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内经》还将自然现象、人的生理现象、精神活动都统一于共同的物质基础，阐明了气功养生原则，论证了精、气、神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完善了气功学的理论基础。
除《黄帝内经》外，秦、汉时期缺少气功力作。《淮南鸿烈》中虽有杰作，但就总体而言，更多的是平庸之说。汉末，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继承《周易》、《老子》、《内经》的优良传统，迷信色彩极少，学术水准远高于同时代的道教经典《太平青领经》，为历代气功名著之佼佼者。
两晋时期，社会动荡，佛、道二教兴起。佛教虽东渐于汉明帝，但到此阶段才完成“中国化”进程，为民众所接受。佛教东渐，客观上推动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把印度气功（瑜珈）的精华介绍到中国来。东汉末年产生的原始道教在此阶段已摆脱了太平经时期的幼稚状态。《黄庭经》、《抱朴子》、《养性延命录》的相继问世，对后世气功研究有一定影响，但就深度而言，远不及《参同契》，且迷信色彩浓重。
与此相反，气功养生学派却取得很好成绩。隋代大业中（公元6l0年），太医令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发表，书中有辩证施功导引方法289条共213法。从中不难看出，在隋代，气功已成为临床通用的治疗方法之一，而且已经从民间进入皇宫。随后，唐代大医家孙思邈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介绍诸多实用气功养生法，为中华气功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果说，佛教鼎盛于两晋、隋、唐，那么，残唐、五代后，佛教已经日薄西山，两宋以后则日渐没落。故就气功学而言，佛家气功既缺智顗（隋）务实之气功佳作，也少见惠能（唐）之颖悟透彻的理性灼见。教外别传的密宗主张“即身成佛”，兼重心、身双修，但在汉地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归于沉寂。相形之下，道教自唐代以来，却逐渐完善其宗教理论，因此入宋以后的一段时期，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宋徽宗迷信道教，自称道教皇帝，然好景不长。随着宋徽宗、宋钦宗的被俘，北宋王朝覆灭，道教威信一落千丈。道家有识之士前此已痛感“道家之学、杂而多端”，早萌改弦更张之志。以陈抟为先导，张伯端集其大成，并著《悟真篇》行世，倡导炼养、推崇《参同契》，完成了道教改革的理论准备。王重阳秉陈、张之学说，摒除“服食”、“符录”诸派之弊端，独倡“摒除幻妄、独全其真”，一反旧道教中烧香磕头、祈祷鬼神、瞻星礼斗、画符念咒之积习。这次改革，从气功的角度看，颇为成功。正如《遗山集·紫徽观礼》所说，王重阳的全真派“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礻会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绊之苦……。”明代王世贞在《跋王重阳碑》中说：“其说颇类禅而稍粗，独可破服金石、事铅汞之误人与符录之怪诞”。全真内丹术的研究，不仅对破除世俗迷信有重要意义，而且使气功学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提高一大步。
与佛教的没落、道教的由盛转衰相比，宋代新儒学风起云涌，在思想界取前者而代之，故著述之丰也大大超出佛、道二家，其中与气功有关的论述也很可观。虽然其代表人物如邵雍、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均为静坐实践家，但并无“儒家气功”传世。直至明末，方有王阳明、高攀龙倡导静坐之具体方法传世。儒门功法出于佛、道二门，并无独创，这一点，儒门人士也直言不讳。但其历史功绩却是显而易见的，即盛唐以后、南宋以前宗教独家垄断气功学术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医学界竞相采用气功作为治疗手段就是明证。
《圣济总录》为北宋后期医学名著，由官方组织名医编纂而成，内中专列“导引”、“服气”两部，记载历代气功文献甚详。南宋的蒲虔贯、张锐，著名的金元四大医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都将气功作为医疗常规方法之一列入各自著作。
如果说宋、金、元时期已经出现医学气功走向普及的趋势，那么，明、清两朝实用气功的研究更呈如火如荼之势，几乎没有一位名医不被卷入的。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张景岳，针灸大师杨继洲，眼科专家王肯堂、傅仁宇，养生专家曹元白、沈嘉树、陈继儒，痨病专家龚居中，温病学派创始人叶天士和吴鞠通，都成为医用气功的热心推动者和实践者。
医用气功的开创并非始于明、清，两千多年前的医中圣典《内经》早已阐明气功治病方法的原理、意义。历代医家多兼修气功，医圣张仲景本人就是气功专家，一代神医华佗更是脍炙人口的五禽戏创编者之一，名医陶弘景、孙思邈在气功上也都各有建树。但就普及程度和规模而言，远不如明、清时的声势。
随着练功的普遍，练功出偏时有发生，医学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清代张璐认为出偏的原因是“良由役心太甚，神心舍空，痰火乘凌所致”，症状是“壮火飞腾，头面赤热，隔塞心仲，喘逆蒸汗而成上脱之候；并有阴气消亡，强阳不制，精髓不固，二便引急而成下脱之候”。他建议必要时可辩证施用中药，如黄芪建中汤、天王补心丹调理。用中药纠偏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
自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派以来，丹道气功理论和实践皆有创新，人才辈出。但明、清两朝少有佳作。《性命圭旨》和《伍柳仙踪》为其中佼佼者，二书皆力图综佛、道二家气功之长，而避其所短。从气功普及角度看，前者优于后者，从学术角度看，后者似较前者深刻、系统。晚清以来，随着国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气功学在封建迷信、洋奴哲学的双重摧残下，渐趋衰落。民国初年虽有《大成捷要》一书编集出现，然内容庞杂，整理紊乱，且引入许多荒诞不实的宗教迷信内容。书中所集功法虽多属丹功范围，但可以看出，作者并未亲自实践过，因而所摘内容莨莠不分，成为一大缺陷。作为气功著作，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不失为民初优秀代表。蒋氏身体力行，经验颇丰，且所著语言通俗，简单易行，故甚受广大读者欢迎。虽然与蒋氏同期尚有无数气功资料出版，然可观者甚为稀少。气功作为一门科学，同其他国粹一样，在这一时期已经是“气息奄奄、日落西山”了。
中华气功，既作为“通过意识之运用，使身心优化的锻炼方法”，自然无所谓“家”、“教”，也无所谓“宗”、“派”，本不应“杂而多端”。但是，由于气功所涉及的乃是人体生命最难以认识的“精神——物质”关系的奥秘，再之参与研究者的目的不同，以及历史渊源的区别，文化背景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今日气功功法千宗万脉、五彩缤纷的格局。仅以目前流行的功法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即有700种之多。如何将这些丰富多彩的功法归纳成门类，实在困难。现代关于气功流派的划分原则，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以功法形成的文化背景划分；一种是以功法的意识运用程度和形体调动水平划分；一种是以功法习练目的划分。三种划分方法，各有千秋。
一般认为，按文化背景的不同，气功功法可以分为四大门类，即道、儒、释和医家。也有人认为气功运用于武术而形成风格迥异的“武术气功”，因而主张分为五个门类。还有少数人认为：有些功法并没有明显的上述五个门类的文化背景，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存在着民间气功一门，故应划为六个门类。
应该说，这样的分类法并不十分恰当。如前所述，气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秦汉之前，并无宗教、派别的区分，而只有哲学观点的不同。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形成了诸多的哲学派别。为了标榜自己一派的高明，往往采取“仰观天文、下察地理、中通人事”的办法，广征博引以证明本派别的理论正确。虽然各家在宏观宇宙的认识乃至社会治理的主张方面千差万别，形成鲜明对照，但对人体生命的哲学认识，却有许多相近之处。无论道、儒，抑或墨、法，均有相当精彩、发人深省的见解。既无一家独秀的势头，也不见有以哪“家”、哪“派”标志的气功功法出现的苗头。
气功形成门派，大约在三国前后，大概与当时宗教的形成与发展有关。特别是南北朝、隋、唐、北宋的五六百年之间，宗教对气功领域的影响加深。随着佛、道二教之间的争夺，以及二教内部派系的纷争，作为以精神——物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气功，自然成为各教、各宗、各派标榜“正宗”的渗透目标。于是，气功研究不再成为纯粹以实现“身心优化”为目的的手段。
出于宗教目的而研究气功的道、释二门，固然兴盛于一时，但学术界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自公元十一世纪以来，不断有名家批评宗教气功对人体生命的认识有失偏颇。特别是朱熹，从儒学的哲学观痛斥二教的非是，并提倡非宗教的气功锻炼法，主张所谓“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此后高攀龙、王明阳等儒学宗师均对功法有所研究和发展，遂成为后世所谓儒门气功的发端。
远在宗教渗透气功学术之前，医学界已积极将气功运用于医疗。如前面所述，自《黄帝内经》以后，许多名医都将气功列入医疗方法之一。历代名医中的多数人也都是气功训练有素者，如先秦的扁鹊，经方派创始人张仲景、神医华佗、“药王”孙思邈、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始祖叶天士、吴鞠通等均为气功训练有素者，特别是明、清以降，医家更是竞相采用气功作为医疗手段。
可见，将气功功法按其文化背景分为四门（儒、释、道、医）或五门（加武术）乃至六门（再加“民间”），虽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儒、释、道是按各自哲学观点（以后又发展为宗教派别）作为气功门类的划分标准。但是“医学”和“武术”则是以应用范围作为门类划分依据。以不同标准作为同一体系的分类依据是不够科学的。第二，学术特征不明确。佛教的教义以“修来生”为宗旨，道教的教义以“修今生”为目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断地“中国化”，从禅宗的“我心即佛”到密宗的“即身是佛”，与印度佛教原貌相距甚远。作为“教外别传”的密宗修持方法，反与道门修持方法原理相近。同样，道教无论在经典或者修持方法上都汲取了佛教的许多成分，因此何谓佛门功夫，何谓道门功夫，终究讲不清楚。道教全真派创始人说：“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后人在评价全真派道教的修持法时也说：“其说颇类禅而稍粗。”佛门修持法掺杂道门内容，道门修持法借鉴佛门心得由此可见一斑。甚至于出自佛门大师（如智顗（yǐ））之手的修持著作（如《止观心法》、《六妙法门》）却是一派道门风格；而纯属“道门”的内丹术传人，有的竟是和尚（如龙门派八传柳华阳、九传了然，了空）。当然，道家同道教、佛家同佛教非同一概念，作为哲学体系，道家和佛家自有其深刻内涵，但与气功功法的门派划分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儒学在哲学上对佛、道二教多所批判，但就传世的“习静”方法而言，与佛道二门的功法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连儒门气功的主将——明代高攀龙也承认他介绍的功法是“取释老二家参之”，也就是说是从释和道两家搬来的。至于“民间”一家，学术特征更模糊，如果深加推究，其功法几乎没有不是源于以上三门的。“武术”和“医学”二门的气功是“拿来主义”，只要有用，我就“拿来”，并不管什么儒、释、道。因此，以宗教或哲学派别的文化背景区分气功门类的分类法，面对数以千百计的流行功法，根本无能为力。
以功法的意识运用程度和形体调动水平划分功法门类的历史并不长，但却有简单、明了的长处。据此原则，功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曰静功；二日动功。一般地说，所有气功锻炼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呼吸的调整与配合。这就是所谓的“调心”、“调形”和“调息”了。凡取坐、卧、站等静姿态而以运用意识为主、呼吸协调为辅的气功方法，统称之为静功；凡是以意识的运用结合肢体运动、自我按摩、拍击并辅以呼吸的调整则属动功范畴。据此原则，古代气功文献中的吐纳、行气、坐忘、心斋、守一、禅修、胎息等均可划属静功；而导引、五禽戏、八段锦、内家拳、易筋经等则可划属动功。根据同样的原则可知，目前流行的功法，大多数是动功，少数是静功。不过，这种划分也有其不足：调心、调形、调息三者不可分割，以练功的程序而言，初习时大多以形体的姿态调整为主，意念运用极为清淡，随着练功逐渐深入，外形的调整已不再起主导作用，反之，意念运用和呼吸的运用（文武火）成为主要的调节内容。也就是说，先前是以“动”为主，而后面则以“静”为主（外静而内动）。那么，这究竟是算“静”功还是算“动”功呢？有些功法亦动亦静，或动多静少，或动少静多，那么这些功法究竟应划归哪一类呢？以功法习练的目的来划分气功门类虽然不太普遍，但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气功锻炼的目的，一是为了治病疗疾，恢复健康；一是为了开聪益智，延年益寿。据此，可以分为治病功法和养生功法两大类。养生功法又可分为“吐纳气法”、“存守内视”、“胎息法”三类。凡吐纳法、行气法、食气辟谷法、淘气法、调气法、存神炼气法、服元气法、养生气法等，均属吐纳气法，其特点是均以呼吸锻炼为主。存守内视也是古代气功功法的主要类别。“存守”亦称“存思”，即把意念集中到某一部位或穴位，或意念默思体外某一景物，以“一念代万念”将杂念排除，达到入静的目的。“内视”即“返观内照”，就是在练功时，微闭双目，观想体内某一部位或经络、穴位的动态布局，久而久之，不少练功者会出现“返观”现象，即察看到体内气机运行规律和循行路线。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察照之”，即指此。“存守”与“内视”之法基本相同，但前者多守静物，内外均可。而内视则多守动态，且仅限体内。两者均有降低识神对元神干扰而达到“入静”和活跃气血的作用。“胎息法”也是气功中的大类。顾名思义，这类功法是从呼吸的调整入手。古人认为，胎儿的呼吸是最完美的呼吸状态，为了达到“返先天”的目的，练功必须模拟胎儿的呼吸。其要领是：“吸惟微微、吐惟绵绵、若无若存”。道、儒、释、医均有各自特点的胎息法，但要领和理论则是共通的。此法对培育元气、涵养精神有良效。
气功对疾病的治疗主要是通过意识的运用，使身心优化，从而调动自身内在的积极因素，提高人体免疫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许多气功功法对疾病的治疗都有益处，有些功法对治疗某些疾病还特别有效，因而可以通过“辩证施功”来选用最合适的治疗功法。公元七世纪初，隋朝御医巢元方就汇集了213种适于“辩证施功”的功法，用于治疗289种病。实践证明，气功锻炼对某些疾病确有一定疗效。
以上几种气功分类法均有一定的价值，但也有各自不足之处。随着气功研究的逐步深入，相信将有新的、更完善的气功功法分类学诞生。
道——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的一切历史成就包括中华原创医学无一不闪烁着整体观的光辉。作为中华原创医学的重要组成——医学气功，自不例外。
气功是通过意识的运用使身心优化的自我锻炼方法。古称养生、导引、吐纳、守一等等，称谓不下30种。其中“导引”和“养生”最为贴切。导引，意为“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之意，比较全面地反映气功锻炼的内容，使“气”更平和，使“体”更柔软。养生，则更强调锻炼的目的。为了呵护自我健康的导引和养生方法已经风行数千年，但是正式作为医疗手段之一而由中央政府权威机关颁布的则是公元610年。是年（隋大业六年），太医令巢元方（中央医院院长，相当于国家卫生部部长）发表《诸病源候论》一书。书中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及症候变症，是中华医学史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中医病理学专著。全书共分五卷，六十七门，二千零三十九论。为张仲景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以来最重要的医学著作。此书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全书基本不涉及方药，只在每论末尾写上“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一笔带过。相反，全书共载“养生方”或“导引法”289条，213种具体方法。可以说巢元方是集前此数千年医学气功成就之大成者。也是今日“医学气功学”最早的领路人。《诸病源候论》的问世，标志着气功在医学上的应用已进入成熟的阶段。“辩症施功”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全书所介绍的213法绝大多数是根据不同症候选用。五脏六腑诸病候均有不同方法。例如标明“肝病候”条目下的方法是“肝脏病者，愁忧不乐，悲思嗔怒，头眩眼痛，‘呵’气出而愈；“心病候”条目下导引法是：“心脏病者，有冷热，若冷‘呼’入；若热‘吹’气出”；“脾病候”导引法是：“脾脏病者，体面上游风习习，痛，身体痒，烦闷疼痛，用‘嘻’气出。”“肺病候”导引法：“肺脏病者，咽喉窒塞，腹满耳聋，用‘口四’气出。“呵”、“呼”、“吹”、“嘻”、“嘘”、“口四”六字用以治五脏病并非始自巢氏，五代梁朝之陶弘景（公元452-531）已有记述，但作为政府颁布之医疗方法则是巢氏的功劳。巢氏著作的另一特点是简明扼要。巢氏所介绍的各种方法均非常简单，便于日常实 施。例如“风旋”，其养生方只有一个动作：“以两手抱右膝，着膺，除风旋。”仅八个字。治“大便不通”：“龟行气，伏衣被中，覆口、鼻、头、面，正卧，息息九道，微鼻出气。”寥寥14个字，把调形、调息要领剖明无遗。巢氏之法简明扼要，使得有志传播医学气功者易于效法和借鉴。术式复杂，不见得效果就一定好，相反，术式简明，却一定能开“方便”之门。
隋巢元方虽为医学气功之集大成者，但并非始作俑者。气功之用于呵护百姓健康早在远古就已盛行。马王堆汉墓文物的出土，张家山汉墓《引书》的复出，揭示了它曾经辉煌的一段历史。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得窥西汉以前经济、文化成就于一斑，而且从中更进一步认识到远古时期医学气功的伟大成就。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中除《五十二病方》、《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医书外，尚有关于经络文献三种：《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种（甲乙本）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种，说明经络研究与医疗气功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曾指出：奇经八脉为训练有素的气功家所发现。因为“经络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马王堆《导引图》和竹简《养生方》更直接反映汉初医学气功的研究成果。《导引图》所载的是各种医疗气功的“功法大全”。其中的辩证施功更早于巢元方的时代七百年。《却谷食气》篇是写在出土《导引图》的同一幅帛上的另一篇医疗气功文献。此文是写在《导引图》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之后，说明三种文献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却谷食气》是医疗气功的有效手段之一，包含两方面内容：“辟谷”和“食气”，即通过一段时间的不吃粮食以达到治疗某种疾病为目的。《史记》说：张良“性多病，即导引不食谷。”看来“辟谷”治病至少在汉初上层有一定影响。“食气”又称“服气”、“采气”。此文正是介绍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食气的各种注意事项及其原理。马王堆出土的《养生方》竹简木牍共两百余枚，主要阐明（1）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客观规律。（2）关注日常的饮食与卫生。（3）关注性生活的健康方式。《养生方》失传已久，它的再现，弥补我国传统医学性保健方面的空白。
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第二七四号汉墓出土大量文物。其中竹简1236枚。记载导引、医学、法律、算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内中《引书》为导引学之专著，共有竹简112枚。墓葬时间当为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或稍后不久。比马王堆汉墓还早18年。书名《引书》为原题，意即导引之书。《黄帝内经》注说：“引谓导引”，“引”为“导引”的略称。全书由三部份组成：第一部份述养生之道，与马王堆汉墓《养生方》极相似；第二部份记载导引术式以及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前者与马王堆汉墓帛画《导引图》有珠联璧合之妙。《导引图》有图无文字说明，虽有寥寥数字题图名，但难以窥全豹，《引书》丰富的文字解释，使人一目了然。后者的文字表达，与七百年后巢元方专著的叙述几乎一模一样，可见隋代医学气功的形成应发端于汉初甚至更早。《引书》的再现，使我们更加明确：第一，作为学术，医学气功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并未受道教、佛教、儒教的影响，更与武术不相干；第二，后世道书如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中虽有导引的记载，均为“流”而非源；第三，医学气功作为自康复的养生手段，已在社会中相当普及。
虽然如此，医用气功进入主流医学则仍应归功隋太医令巢元方。尽管隋以前诸多名医都兼修气功。其中医圣张仲景本身就是精通导引的专家；一代神医华佗更是脍炙人口的五禽戏编者之一；梁名医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上卷为教诫、食诫、杂诫、祈禳，下卷为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概述益寿延年的方法，在医学气功的研究方面多有成就。但是，隋以后的唐、宋、元、明、几乎所有名医都将医学气功视为必修且颇有心得。一代药王孙思邈造诣尤深。他身体力行，寿至141岁无疾而终。所著《枕中方》一卷言修身养生之道，内容有：自慎、禁忌、导引、行气、守一及药饵诸法。用以却老全形、延年益寿。有宋一代，医学气功继续前朝成为主流医学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国家背景编纂的医学专著都列有医学气功内容。其中《圣济总录》为北宋后期官方组织全国名医编纂而成。内中专列导引、服气两部，记载历代医学气功文献甚详。风气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医学界，社会上层修习者亦比比皆是。思想界中周敦颐、邵康节、程颐、程颢兄弟、朱熹均为修习气功之佼佼者。士大夫习气功者也极为普遍。文学家如欧阳修、苏东坡及其弟苏辙、陆游等均成为积极分子。欧阳修在《删正黄庭经序》中评价医学气功时说：“其术虽本于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苏东坡一生对中医和气功都十分热心提倡，且处处身体力行。《苏沈良方》记载他和科学家沈括的医学与气功研究的成就。至今在苏州一带尚流传由他创编的“香泉气功”（因苏东坡号香泉居士而得名，又称坡仙功，盛行于江南，特别是水上船民之中。）陆游为文学家中之长寿者，由于习练气功，年近九旬仍精力充沛。一生写诗万余首，其中不少关于气功意境的描绘。一代名相苏颂、范仲淹在卓有成效的参政同时，于气功锻炼亦颇有心得。苏颂历仕五朝，政绩极佳，同时既是中医学家（著《图经本草》），科学发明家（发明极为先进的水动力钟），且勤于气功锻炼。范仲淹所写《鹧鸪天》三首，言其练功体会，颇有心得。现录其中一首，以见一斑：
人人都说水中金
尽向凡铅池内寻
谁识全凭真火制
水重半斤火半斤
一昼夜十二辰
风火连天不暂停
太上当年说分明
练铅如粉又如尘
南宋医学家蒲虔贯、张锐；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都将医学气功作为医疗常规方法之一列入各自的专著。其中刘河间推荐用“六字诀”治病的心得；张子和创汗、吐、下三法而为李时珍所推崇。张子和指出：“…导引、按摩、推拿、凡鲜表者皆汗法也。”李东垣擅长脾胃治疗，著有《脾胃论》。在论及“木旺乘土”之症时说：“当病之时，宜安心静生，以养其气。”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写道：“气滞痿厥寒热者，治以导引。”张锐在其所著《鸡峰普济方》中推荐两种很实用的医疗气功法；名医蒲虔贯也在他所著之《保生要录》中郑重介绍一种行之有效的医疗气功法，他因不满当时功法之繁杂，而自创了一套“小劳术”的保健功法，此即后世立式八段锦之源头；元·邹铉编《寿亲养老新书》向老年人推荐“六字诀”，并对方法作了介绍。
明清两朝，医用气功命运极不相同。有明一代，气功的研究和医学应用如火如荼，几乎没有哪位名医不参与其中的，其深度及广度均得到空前的拓展。盛唐以后宋、金、元时期，宗教独家垄断气功学术研究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医家珍品《景岳全书》的作者张景岳、针灸一代大师《针灸大成》作者杨继洲、眼科专家王肯堂、傅仁宇、养生专家曹元白、陈继儒、痨病专家龚居正、温病学派的奠基人吴又可、都成为医用气功的热心推动者和实践者。
明医药学家李时珍特别推崇北宋气功大家张伯端的《八脉经》，因作《奇经八脉考》，强调任督二脉的重要意义时说：“任督二脉，人生之子午也，乃丹家阳火阴符升降之道，坎水离火交媾之乡…人能通此二脉，则百脉皆通。”又说：“鹿运尾闾能通督脉；龟纳鼻息能通任脉。故两物皆长寿。此数说，皆丹家河车之妙也。”同时指出：“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表达出李氏对气功的极深造诣。针灸学家杨继洲将气功修为引入针灸学术，并将其列入针灸的必修课程。他指出，只要默想丹道的“黍米之珠”在任督二脉的前降后升，络绎不绝，久而久之，就能“百病不作”。表现出对气功的医疗价值深刻的体会。明·徐春圃于1556年推出《古今医统大全》一百卷，该书气势磅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书中将以气功为主的养生科列为十三科之一而与其它医学方法并立，作为医疗保健有效措施之一。由于徐春圃在太医院供职，因此，大全又增添几分准中央政府编纂色彩。明·李中梓（1588-1655）大医家，著《医宗必读》、《内经知要》等将导引、养生内容列入医家带徒必读的著作。李中梓壮年学道，晚年学禅。根据自身丰富经验，悟出“医道通仙道”之理，并据以改正内景脏腑图说，同时指出医家气功具有调摄营卫之功。
明末文学家、戏剧家高濂（1573-1620）善养生之道，1591年著《遵生八笺》。书中汇集练神导引、却病防病之法近千种，在文人学士阶层影响深远。明·江西大医家龚廷贤（1522-1619）在临床医学方面有很高成就。同时，他所著之《种杏仙方》、《万病回春》中也提倡导气养生以保元气的锻炼方法。其中特别推荐古导引法“六字诀”。明著名文学家、画家陈继儒（1558-1639）在所著《养生肤语》中强调练功要辨明虚、实、寒、热，辩证施功。表现出对气功医疗应用中的深刻理解。袁了凡（1533-1606）政治家、军事家，精于水利算学，曾任尚书。《了凡四训》曾影响数代人。所著之《静坐要诀》，为医学气功之佳品。高攀龙（1562-1626）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与王阳明等倡导新儒家静坐法。摒弃传统佛、道之迷信色彩，极有特色为当代知识界所推崇。
医学气功的发展，到了明代，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倡导者均为极有影响力之上层人士。其中有太医，如前述之李时珍、龚廷贤、徐春圃等。文学艺术家如高濂、陈继儒、高攀龙等。政治家如习练静坐达30年之久，出将入相的王守仁；曾任尚书等高官的袁了凡等。这说明有明一代医学气功曾作为正统医家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主流社会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