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刘小青
1940年初，结婚一年多的端木蕻良与萧红由重庆抵达香港。萧红到香港是想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从事写作。正是在这个“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碧澄的海水”的环境中，萧红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在创作中的萧红虽然可以得到某种慰藉，而一旦回到现实则不免感到孤独和寂寞，这是由于萧红的身体虚弱多病，端木又忙于自己文学事务而无暇顾她的缘故。于是，端木与萧红的情感之间发生了微妙变化。
萧红和端木并不是没有感情，关键在于两人性格方面的不谐调，非常熟悉他们情况的周鲸文先生曾经分析过：“两人的感情基础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候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份；而萧红小时候没有得到母亲的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要支持和爱。这两种性格凑在一起，都再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
这样，他们的感情难免不冷漠。也许是同情弱者的缘故，当时熟知端木和萧红的圈内人往往总是把感情的筹码放在萧红这一边，周鲸文先生在《忆萧红》中如是说“：一年的时间，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我们也有种解释：端木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虽系女人，性情坚强，倒有些男人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端木与我们往来较频，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
端木与萧红后期在香港的感情现状，用萧红自己的话：“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萧红比端木大一岁。在认识端木前，与萧军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当她离婚后，再次选择端木时，应该比较理智。她当初也很清楚地看到端木的弱点，但她还是与他结婚，这就意味着她可以原谅并且容忍端木的弱点。但事实上，由于萧红特殊的性格和经历，她又无法做到。
走在人生最后旅程上的萧红的感情是脆弱的，也是依附形的。在后来战争的环境下，她更是常常被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恐惧感所包围，于是更迫切地需要一种情感依托。这样，当她最后对骆宾基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特殊感情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一篇:萧红感情的最后驿站
“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这是萧红著名的诗作《沙粒》中的最后一句。萧红在香港的这段生活，就处于这种最痛苦之中。她与端木抵港不久，感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种令她如痴如醉和梦萦情牵的感觉没有了。与她此时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她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强烈。她太需要爱，太需要一种依附和寄托。于是，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她的视野和生活，他就是骆宾基。
曾经有一本书中这样说道：“香港是萧红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骆宾基则是她姻缘路上的最后一个情人。”不管此说是否公允和准确，但在萧红人生的最后旅途上，骆宾基确实是她感情的最后驿站。
骆宾基是萧红胞弟张秀珂的友人，他到香港后经人介绍结识萧红。他给萧红的最初印象是“中等身材，有着北方农民的魁梧，一张同属于北方农民的紫铜色长脸上，常常写着质朴和沉思。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不大却充满活力和热情的眼睛。”萧红不否认，对这双眼睛充满好感。由于萧红的介绍与推荐，端木将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大时代》停下来，发表骆宾基的《人与土地》。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骆宾基常去看望萧红夫妇。因端木忙于事务，来去匆匆。这样，骆宾基的频繁到访则减轻了病榻中萧红的孤寂感。不久，萧红病重住院，骆宾基更是长时间厮守她身旁。
病中的萧红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思乡之情，骆宾基那一口浓烈的东北口音，配上娓娓动人的语调，对萧红不啻有饮甘露而止渴的作用。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于日军炮火之中。病中的萧红非常害怕，有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空虚感。此时，端木忙于香港的文化事务，干脆请骆宾基多照顾萧红。骆宾基亦感到责无旁贷。
一日，疲惫已极的萧红在 病榻上紧紧握住骆宾基的手，慢慢地阖上眼皮。骆宾基默默地陪伴一侧，须臾也不离开。醒来后的萧红以一种复杂的感情对他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人。”萧红显得有些动情“，我是非常矛盾的，常常陷入与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许这是命吧。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骆宾基很清楚萧红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及深深感受到她那种心灵的孤独和企望被别人关心的焦渴。环境的恶化和病情的趋重，致萧红情绪很不稳定。她要求骆宾基将来把她送回东北老家，并在一种凄楚和苍凉的神情中对他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霎时，骆宾基感觉一种心灵的震颤，他猛地拉着她的手，紧紧地攥住，头低俯在她胸前。不久，萧红带着她最后一丝感情的依恋，静静地走完了她崎岖又辉煌的人生之路。骆宾基则用他的深情和热泪凝结成了《萧红小传》。
转自《香港野史》东方出版社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