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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如同影视界大演帝王戏一样，报刊及图书业突然对民国人物热中起来。这其中，有遗老遗少，大小政客、留洋教授、宪法学者，考据家、收藏家、美食家、玩家，各种形相，层出不穷。因这等人物，连带鼓吹一种侍从文化、风雅文化、闲适文化。由于美化倾向明显，于是网络传之为“民国范”。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即清末民初时期，王纲解纽，新学西来，推移激荡。所谓社会精英，当时有开明士绅，士大夫及新兴知识分子，开一时风气；由渐进而激进，由改良而革命，骎骎乎直达于五四。及至国民党北伐成功，实行“党治”，基本上结束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受到严重的遏制，拒绝“党化”的个体难以获得独立的表现空间。所以，至今的“民国范”中人，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政治文化的产物，其中多是大儒、雅人，即使涉足政治，也是半吊子政治家，为权门豢养的智囊之士，顶多是“诤臣”，而不是叛徒和猛士。
民国结束帝制，实行共和，天地为之变色。民国的精神，一面批判、破坏、颠覆，一面开拓、创造、建设，代表的是东方现代转型国家的一种革命精神。“革命”一词后来被滥用了，人们觉得讨嫌，其实无非相当于生物学上的“变异”，平常得很，只是把平常的事物以非常的形式在某个历史瞬刻集中呈现出来，让惯于奴隶生活的人们猝不及防，觉得惊心动魄罢了。
所谓“民国范”，身上当寄寓着民国时代的精神。这类人物，多见于开国的一代，至二十年代中期已是日渐式微了。民国经历了许多劫难，有过许多变化，前后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富于特色的知识群落：春秋时期的游士，魏晋时期的狂士，晚明的文人社团，再就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后者既有个人意识，国族意识，又有人类意识。打破传统地域的文化观念而与世界大潮相连接，这是突破性的时代成就。这代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勇于实践，主要指政治实践，他们直接参与革命活动，头颅有价而真理无价，往往为了理想，便轻掷生命。他们从士大夫那里脱出，成了新知识者，却夹带了侠义之风。亦古亦今，亦文亦武，慷慨悲歌，世所罕见。
倘若要举代表清末民初风气的人物，秋瑾最为合适。不过，说起这位革命先驱者，恐怕今天知道小凤仙，甚至赛金花的人会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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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浙江绍兴人，1877年生于福建，十七岁时随父赴湖南，二十岁结婚，二十七岁随丈夫北上进京。直到这时，用她的话说，过的都是普通妇女的“篱下”生活，没有独立性可言。此后，东渡日本，从事革命，谋划奔走，率众起事，至1907年6月牺牲。完成这所有一切，仅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可见其后期激进的程度。
秋瑾是一位诗人，一部《秋瑾集》，前后时期的作风很不相同。前期近于《花间集》，多写闺阁事，文辞清丽，唯反复出现“知己”一词，隐含某种精神渴求。秋瑾原名闺瑾，留日时去掉“闺”字，易名瑾。透过名字革命，她清楚地表示了作别“第二性”的决心。后期的作品满纸铁血，慷慨豪迈，简直判若两人。
这种变化，与秋瑾进入北京大有关系。
北京是一个政治城市，精英群集，书报多，消息多；因为是国家的心脏，在这里，可以直面政府的专制、腐败与无能。年少在厦门，她见过“红毛人”的骄横之态，居湘期间，正值陈宝箴、黄遵宪等大力推广“新政”时期，维新思想对她有过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当她艰难筹措学费准备留日时，闻说戊戌党人王照入狱，竟将部分学费托人送至狱中。其实，此时她已经萌生了革命思想，并非改良主义的信徒了。
她写下《宝刀歌》、《宝剑歌》，一时和者甚众。
《宝刀歌》：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涕泪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留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
《宝剑歌》：
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一匣深藏不露锋，知音落落世难逢。空山一夜惊风雨，跃跃沉吟欲化龙。宝光闪闪惊四座，九天白日暗无色。……除去干将与莫邪，世界伊谁开暗黑。斩尽妖魔百鬼藏，澄清天下本天职。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
用《水浒传》里的话说，这已是明目张胆的“反诗”了。
在北京，秋瑾开始社交活动，寻找“知己”。她结识了吴芝瑛，日夕过从，以传统的形式结拜为姊妹，还认识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知识者，第一次参加由吴芝瑛等发起的“妇女谈话会”的集会。同外界的接触，益增了她对家庭生活的不满，而深感自己是“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即使膝下育有儿女，终至于与家庭决裂。个人的遭际，使她对女权问题倍加关注；而且，自始至终把女权运动置于民族和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秋瑾变卖首饰，筹备留日学费，中途因资助政治犯而告绌，回到老家绍兴再行筹措，并告别家人。1904年6月，她登上“独立号”商船，前往日本。船上，有日人索诗，有作云：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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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国力大增，在战争中先后战胜中、俄等大国。在战胜国面前，中国知识青年满怀耻辱感，又不能不视之为师法的对象，于是纷纷东渡，人数逐年激增。戊戌政变后，日本成了中国政治的演兵场。这里集中了众多的精英分子，他们在日后推翻大清王朝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动员方面，他们固然发挥了知识人的能量；在争取会党和改造“新军”以壮大军事力量方面，同样建立了一等的殊勋。近年来有论客夸大地方士绅的历史作用，其实，他们与政府之间有着太密切的联系，本质上是敌视革命的。“光复”前后，这种两面性暴露得相当充分，有些士绅参与迫害革命者，在新政权内部，继续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
秋瑾到东京后，先在一所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次年考入青山实践女学，学习教育及工艺等科学。事实上，她把更多的心力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工作中。她以过人的勇气、见识、意志力和行动力，赢得众多留学生的敬佩和信任。
补习日文时，秋瑾即已发起组织共爱会。这是近代中国妇女最先成立的爱国组织，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主张女子从军，救护战地伤员，又与国内女学联系，要求推广。秋瑾对于看护工作颇为重视，曾经参考日本书籍，译写了一部《看护学教程》，除详细介绍看护的理论与实践之外，还批判了当时社会普遍把看护当成贱业的看法。
经介绍，秋瑾加入冯自由等人组织的秘密团体“三合会”，这是她最早参加的反清革命组织，此后，又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在三合会里，她受封为“白扇”，即俗称的军师，从此逐渐充实了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平时，她喜欢穿日本和服，携带一把倭刀，除了在校学习，经常到东京麹町区一家武术会练习体操、剑击和射击技术，还曾去横滨学习炸药技术。这些行动，说明她很早便已经为日后的武装斗争暗暗做着准备。为了唤醒国民，她致力于革命宣传工作。在东京，她倡办《白话报》，并亲自撰文，如《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白话报》为杂志性质，共出版了六期，从内容看，鼓吹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明显是与当时广有影响的保皇派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相对立的。此外，秋瑾又参与组织了“演说练习会”。她曾经撰文鼓吹演说的好处，实际上是要求更多一种通俗的普及的形式，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
1904年年底，因资助长沙起义失败东来的同志，秋瑾倾尽所有，只好回国筹集学费。在路上，她继续联络同志，从未中辍革命工作。春初，只身再次赴日。此行乘坐三等舱，与穷人苦力挤到一起，可见她的平民意识和俭朴生活。
次年冬，清政府驻日公使为了消弭留学生日趋激烈的革命活动，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所谓“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粗暴侵犯留学生的人身自由和相关权利。留学生对此十分愤怒，群起罢课；湖南学生陈天华投海自杀，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在浙江同乡会的集会上，留学生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忍辱力学，一派主张回国革命。秋瑾力主归国，有记述说她发言时，随手从靴筒拔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政府，卖友求荣，吃我一刀！……”
1906年初春，秋瑾归国，全力投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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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绍兴，秋瑾在一所女学代了几天体育课，随即转任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教习。据女学学生徐蕴华说，这是浙西的一个富庶大镇，秋瑾到此地，还抱有对革命所需的经济力量有所帮助的希望。又说，秋瑾在女学担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其间，给学生以革命精神的熏陶，尤胜于知识的启迪。暑假后，秋瑾因故辞职，学生涕泣数日，校长徐自华也相续愤而离校。在这短暂的时日里，秋瑾与徐自华结下终生的友谊，在她的感化之下，徐自华、蕴华姐妹先后秘密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秋瑾离开浔溪女学后，转往上海，在那里邀集同志，以“蠡城学社”为名，联系会党，开展革命活动。她屡去沪杭，两地都有多处联络点；又数次深入内地，足迹遍及省内十多个县市，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为了准备起义的军火，她曾在寓所内与同志研制炸药，不慎爆炸，令臂部受伤。这时，幸好因她警觉，忍着剧痛及时将炸药埋藏起来，才躲过警察的搜查，未遭逮捕，但已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据说准备将她驱逐出境。
妇女问题一直为秋瑾所萦怀。冬初，她创办《中国女报》，预定集股一万元，购置印刷机件，准备印报编书，一同进行。她亲自撰写发刊词，还写了一篇《告姊妹们》在创刊号发表，寄希望于广大妇女，自觉奴隶的地位而奋起抗争，脱身黑暗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因资金关系，《中国女报》刊行了两期，便告夭折。
《女报》停刊后，秋瑾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方面，密谋发动起义。1907年农历正月，绍兴大通学堂师生一致邀请秋瑾主持校务。大通学堂是徐锡麟等人于1905年创办的，课程除国文、英文、日语，舆地，历史、教育、伦理、理化、算术、博物、音乐、图画外，非常重视机械体操和兵式体操，实际上是一所为革命培训军事干部的学校。校方以提倡军式体操为名，请准官方募款购置后膛枪五十支，子弹二万发，并聘有军事教员，密告各地会党选派干部前来集训。秋瑾作为同盟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接手校务后，学校随之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
秋瑾为了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组建光复军。军中干部共分十六级，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统领的范围及于嵊州、缙云，金华，几乎占了浙江半个省。秋瑾手订军制军规，筹备军饷，购置武器；待诸事齐备，进一步确定起义路线和日期，皖浙同时起兵，随后会师南京。
当光复军下达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起义令后，干部不慎泄密，事发武义县，官兵搜出党人名册，由此牵连各地，以致大通学校。即日，徐锡麟在安庆乘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际，枪击安徽巡抚恩铭，宣布起义，不幸失败。秋瑾得知徐锡麟死难消息，悲痛之余，仍坚持按起义原计划行事。7月12日，得杭州密报，她当即指挥学校师生掩藏武装，焚毁名册，然后疏散学生，回家将小楼密室藏匿的文件，信札及革命书籍付之一炬。这时，为她素所倚重的同志王金发冒险前来，劝她及时避走，她不同意，反促王金发火速离开。次日下午，密探报告清兵已经抵达绍兴，学生再次劝秋瑾隐避，她仍不同意，遣散最后一批同志，坚持留守。教师程毅及一小批学生不肯走散，紧随秋瑾，甘愿与革命学校共存亡。危急之际，叛徒蒋继云向秋瑾纠缠索费，正交涉中，三百余名清兵突然包围学校。这时，学生再劝秋瑾从后门逃走，她神色自若，拒不同意，于是被捕。
绍兴知府贵福命山阴县知县提审，秋瑾沉默以对，“坚不吐供”，只写了“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贵福改派其幕友严讯，秋瑾只是说：“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手摺亦是我物，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然后闭目咬牙，忍受酷刑。刑讯毫无结果，又无确凿证据，只好伪造供词，并强按指印结案。由于贵福深惧革命党，正如他给浙抚的电文所云：“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所以呈请尽早处死秋瑾。
7月15日（六月六日）凌晨4时，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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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主义者，“告别革命”论者，众多冷淡或畏惧政治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渲染革命的破坏力，把它看作是一场火灾，避之惟恐不速。相反，革命者投身革命，“制造革命”，生存或毁灭都在火中。秋瑾是一只赴火的飞蛾。以她对时局和革命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以及固有的侠义性格，葬身烈火是她的必然归宿。
秋瑾有一个理念是：如果不想做奴隶，就一定要革命；要革命，就一定有牺牲。革命与否，就看如何裁判时局。秋瑾在《普告同胞檄稿》中写道：
嗟夫，我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时势，为如何之时势乎！其亦知今日之时势，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欧风美雨，澎湃逼人，满贼汉奸，网罗交至。……夫鱼游釜底，燕处焚巢，旦夕偷生，不自知其濒于危殆，我同胞其何以异是耶？财政则婪索无厌，虽负尽纳税义务，而不与人以参政之权；民生则道路流离，而彼方升平歌舞。侈言立宪，而专制乃得实行；名为集权，则汉人尽遭剥削。南北兵权，既纯操于满奴之手；天下财赋、又欲集之一隅。练兵也，加赋也，种种剥夺，括以一言，制我汉族之死命而已。夫闭关之世，犹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邻逼处，彼乃举其防家贼、媚异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
通篇充满激情，然而极其理性：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集权民主，民族民生，全都有了。时局如斯，革命因此具有了正当性。然而，当民众酣睡不醒时，就需要革命的先行者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责任，有担当，包括牺牲自己。秋瑾在草拟的另一篇起义檄稿的开头便说：“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盖种族之不保，则个人随亡。”她称牺牲个人以保全民族，是为“大义”，即牺牲的必要性。由于在国家面前，革命力量未免单弱，尤其在草创阶段，因此牺牲又是一种必然。
“救时应仗出群才”。中国革命的“群才”在哪里？秋瑾往来辗转，数年间都在联络同志，然而，她竟然说：“回首神州堪一恸，中华偌大竟无人。”
徐自华回忆说秋瑾论交，每每泣下。秋瑾说，妇女界有名人士都访问过，岂知全是“沽名钓誉，徒托空言”者。徐自华批评她太自负，“曲高和寡”，并且举出最有名的几个人诘问她，她回答说：“既云有名，请问何人肯出而为公益事，牺牲一己？人皆云我目空一世，与子相处月余，当知余非自负者，庸脂俗粉，实不屑语。余之感慨，乃悲中国无人也。”
秋瑾牺牲前两个月，还在一封致同志的信中写道：“近日志士类多口是心非，稍有风潮，非脱身事外，即变其立志，平时徒慕虚名，毫无实际，互相排挤，互相欺骗，损人以利已者，滔滔皆是，而同心同德，互相扶助，牺牲个人，为大众谋幸福者，则未之闻也。呜呼！吾族其何以兴？予也不求他人之知，惟行吾志；惟臂助少人，见徒论空言以欺世及自私自利宗旨不坚者，又不屑与语，故人以瑾为目空一世者，讏也，实悲中国之无主人也。”
她对“人才”的要求，实质是对于一种内涵诚实、友爱、无私、勇敢、坚定等诸种因素的人格要求，而革命者则“须牺牲一切而尽义务”。因为期许太高，反求诸己，便更加坚定了她献身革命的决心。
自日本回国后，秋瑾有信寄给仍然留在东京学习的同志王时泽，信中说：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归物，与君等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
秋瑾立誓要做中国女界的第一位女难者。她更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身上有着一种英雄主义的特质；把刀剑许为知己，咏赞不绝。如《对酒》：“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狂歌舞剑，热血贲张，豪气十足。然而，《秋瑾集》中，又随处暴露了诗人情感柔弱的方面，不乏诸如“垂泪”、“伤心”、“痛哭”一类字眼。突出的是《如此江山》：“萧萧谢女吟《愁赋》，潇潇滴簷剩雨。知己难逢，年光似瞬，双鬓飘零如许。愁情怕诉，算日暮途穷，此身独苦。世界凄凉，可怜生个凄凉女。曰归也归何处？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秋瑾的行动是豪迈的，内心是孤独悲凉的。所以，她在赴死时，才会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这样凄怆的遗词，令人想起后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大约知识者出身的革命先驱者，都会有着如此近于矛盾的精神状况的罢，唯其如此，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才显得更真实，更悲壮，更令人感佩。
由于秋瑾无时不想到赴死，这种光荣的死亡，便给了她的诗作以一种明朗而凄厉的音调。如《感愤》：
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残，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又如《感时》：
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
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
一腔热血愁回首，肠断难为五月花。
1907年仲春，秋瑾在杭州和徐自华一起泛舟西湖，随后登上凤凰山巅，凭吊南宋故宫遗址，指点江山，倾吐怀抱。她俯瞰杭州全城，将城厢、街道、路口等绘成地图，准备他日进军杭州之用，然后一同瞻仰岳坟。留连间，她对女友郑重说道：“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
端午节后，秋瑾在去上海途中，曾到徐自华处商筹军饷。徐自华倾全部首饰，约值黄金三十多两相赠，秋瑾感激之余，赠所佩翡翠镯子留念，并重提“埋骨西泠”旧约。临行前，秋瑾突发心脏病，面色惨白，落杯于地。徐自华妥为安顿之后，挽留暂住，拟次日专舟送行。秋瑾开始答应，时值五更，待疼痛稍缓，竟即刻起身辞行。徐自华回忆说，别时曙星冷落，烟树朦胧，身上顿觉有一股阴气沉沉来袭，便问：“上海游返无事，可以再来吗？”秋瑾回答说：“今后恐怕不再来了！”
秋瑾在报上看到徐锡麟死难的消息之后，当夜写下绝命词，次日寄给徐蕴华。词云：“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魂，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士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其时，距殉难日仅有五天。
暑假返绍的杭州女校教师胡钟秋来校见秋瑾，劝她离开绍兴，到上海暂避。她答道：“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只有流血才会成功。如果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前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这就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了。我决不会离开绍兴……”最后，她引用了一句佛家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语意决绝。
其时，距殉难日仅有三天。
对于秋瑾，死亡有着太多的意涵，超越了个人。事实上，并非死神在追逮她。她等候死神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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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被斩首暴尸，处以最古老最野蛮的极刑。为了避免株连，家人早已疏散乡下，得知凶信后随即遁迹深山。戚族亲友，把谋反视同蛇蝎，一律远避。秋家无人收尸，大通学校洗衣妇及其他工友用草席裹殓，由同善堂草葬于府山之麓。
据说徐自华曾几次要去收埋秋瑾遗体，为同志所劝阻，吴芝瑛亦有营葬之意，于是两人终于因秋瑾而走到一起。
距秋瑾就义不到四个月，11月10日，徐自华写信约同吴芝瑛联名登报，发起开会，礼葬秋瑾。吴芝瑛不赞成开会登报，以为事先张扬，于事无益。同月22日，报载吴芝瑛为葬秋事将亲赴山阴的消息。徐自华见报后，即刻从浙江石门语溪家中赶往上海会见吴芝瑛，因女儿患白喉病危，中途返回，由徐蕴华代为拜会。吴芝瑛要徐蕴华传话，又连写了两封信，意由二人分任购地与营葬事。徐自华爱女病亡，未能及时到西湖觅地；正在这时，吴芝瑛收到一个托名大悲庵主慧珠的信。
慧珠信中自述说是梁州人，随父卖艺，行走江湖；后被掳入王侯家，王死后，遁入空门。她远赴杭州天竺寺进香时，顺游西泠，喜爱此地山水，便买下大悲庵。一日有道友从山阴来，述及秋瑾事，于是遍购各种报纸，追踪事件始末。当她得知吴芝瑛将渡钱塘移葬秋瑾，甚感钦佩，因而提议献出庵房葬地，并表示甘愿终身躬奉祭扫。
吴芝瑛将慧珠来信事致函徐自华，但因怀孕在身，病体缠绵，不能按计划前往山阴为秋瑾营葬。此前，她曾有《哀山阴》二绝句见报，其中一首云：“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徐自华代替吴芝瑛为秋瑾收骨，其时已是深冬，阴云四合，风雪迷漫，可谓悲壮。她写有感事诗四首，前二首云：
者番病阻渡江迟，欲访遗骸冷不辞。
肯为女殇灰此志，既言公益敢言私？
哭女伤心泪未干，首途急急觅君棺。
一腔热血依然在，纵冒风霜不怕寒。
徐自华的绍兴之行专为与秋瑾家人及同人商议迁柩安葬事。她同秋瑾长兄秋誉章直往杭州为秋墓购地，选中西湖中心点，居林逋、于谦、岳飞墓遗迹之间。在决定购置前，徐自华曾遍寻大悲庵不见，她将情况告知吴芝瑛。对于墓地选址，吴芝瑛是满意的，而找不到大悲庵的消息，却让她深感失落。据说后来她还同丈夫寻访过慧珠，结果仍然是“芒鞋踏遍孤山路，满眼梅花不见人”。
墓地选好后，秋誉章将灵柩护送至杭州，秋瑾的安葬活动便正式开始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为死去的政治犯举行会葬，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促成此举的，全赖二位弱女子的努力。吴芝瑛因病未能出席，但亲笔写下“呜乎山阴女子秋瑾之墓”一行文字，刻为碑石，立于墓前。徐自华亲临会场，照拂一切，事后有诗写道：“白马素车群从盛，知君含笑在重泉。”
秋瑾追悼会于1908年1月25日在杭州凤林寺举行。数百人闻讯前来祭奠，会上辩论演说，情绪激烈。很明显，集会带有反政府倾向，就连秋瑾墓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反叛的象征。
会上，诗人陈去病提议成立“秋社”，大家一致同意，并公推徐自华为社长，每年阴历六月六日为秋瑾纪念日。
是年10月，清廷御史奏请平毁秋墓、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徐自华，指二人“在杭将女匪秋瑾之墓改葬，规制崇隆，几与岳武穆之墓相埒，致浙人有岳王坟，秋女坟之称”，故当毁之，以“遏乱萌而维持风化”。上奏得到批准，秋墓便于12月11日被平毁，棺柩由秋誉章运回绍兴。至于戴罪之人，徐自华“优游海上”，并不以为意；吴芝瑛不顾重病咯血，毅然从德国医院搬回家中，不愿寄身外国医院，以免接受异族保护的诟议。她还传电发函给两江总督端方，表明“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慨言“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声明此间一切责任，“愿一身当之”，惟求“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并“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可谓大义凛然。
鲁迅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去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秋瑾做到了。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然而，吴芝瑛徐自华做到了。
三个女子，都是民国人物。虽然，秋瑾殁于民国成立前四年，却把一腔热血和精神留给了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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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是在革命者和反革命的共同的欢呼声中建立起来的。
五色共和，“咸与维新”。一种取消了正义原则的“宽容”，使先前的革命的敌人完全没有了顾忌，他们的罪恶得到湔洗，权欲、嫉恨和野心再度膨胀。革命者开始时还有一点作为，但很快同流合污；所谓“不念旧恶”，实际上是执意忘记过往的黑暗、不幸、流血和死难，放弃曾经为之奋战的一切。秋瑾的同志王金发捉放章介眉是一个例子。王金发发誓为秋瑾复仇，光复后做了都督，逮捕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但不久便把他释放了。新都督为旧势力所包围，正如鲁迅所说，渐渐蜕变为老官僚，终至于动手“刮地皮”了。
秋瑾在新政权中被尊为“烈士”，其实仅美名而已，身后是寂寞的。重新兴建秋瑾墓，政府并无动议，事情仍然由民间发起。徐自华和秋社的同志向政府提出建议，西湖凤林寺主持僧得知消息，立刻自动捐献了大片土地，作为墓地。徐自华找人设计了陵墓图样，墓顶设铜像，并把埋于地下的由徐自华作，吴芝瑛写，名金石家胡菊龄刻的时人称为“三杰”的墓表翻掘出来，重新安放。同时，买下刘公祠，改建为秋社社址。徐自华又个人出资，加上吴芝瑛的补贴及同志的捐助，在原来安葬秋瑾的墓地上修盖一座风雨亭，以作纪念。
待秋瑾灵柩运回，工程进行到中途时，北京来了一位新政府要人，对浙江省都督朱瑞指示说，秋瑾是一个革命烈士，决不能与岳王坟并列。于是取消墓顶铜像，墓身改低五尺，“三杰”墓表也废弃不用。这时，朱瑞正好利用机会，在墓碑刻上“浙江都督朱瑞立”字样，藉烈士的英名以传后世。
秋瑾异母弟秋宗章为纪念烈士殉难二十七周年而作《六六私乘》，表达了对秋瑾所受冷遇的不平。他说，光复之后，不少先烈被铸成铜像，而秋瑾则是一抔黄土，祠宇凄凉。虽然有人建议铸像，但是结果是“公家付诸弗闻，社会亦复淡忘”。
秋瑾女儿王灿芝也在文字中感慨写道：“今日民国成立，革命成功，论功行赏，死者则铜像巍峨，生者亦高官显赫，惟独先母非特无铜像之设，即一败垣之祠宇，亦经浙省府前主席鲁涤平批准发还刘姓后裔矣。嗟乎！世态炎凉，观此诚外国人之不若矣。良可慨也。”
亲属关心的是铜像，社会上却有人关注历史书写问题。南社诗人陈去病同情革命，写过《鉴湖女侠秋瑾传》，宣传秋瑾事迹。叶颂清读后，即作文指出文章有失实之处，另有《记秋女士遗事》及《鉴湖女侠墓表》二文，也与当时情事不符。此外，还存在一个书写语言问题。文章指出：“当是时，排满之气，弥漫中国，吾党群以死国为快，而陈去病之秋传论，尚隐约其辞，曰‘屈杀’、‘锋芒未敛’，失先烈意矣。”又说“处清廷积威之下，语多讳忌，或故曲护之未可知也。”他强调抢救历史的急迫性，认为先烈志事得不到如实的记录，是后死者的责任。他所以出面纠正陈文的错漏，是因为，“余从先烈后，得躬与其事，至今回顾同侪，下世者大半，余亦垂垂老矣，若再迁延，遗老尽矣，此余之不能无言也。”
官方出于愚民的需要，向来掩盖和歪曲历史；文人学者则出于怯懦和惰性，从来不敢正视历史，于是真实从此湮埋，无从记忆。然而，更可怕的是对所经历的时代的人与事，以致对身边的悲剧麻木无感；连为了改变他们的境遇而甘作牺牲的先烈，也得不到他们的敬重和忆念。鲁迅作为秋瑾的同乡和留日同学，多次提到秋瑾，对于她的被诋毁，被冷落，被遗忘，表现出一种孤愤。最有名的就是小说《药》：秋瑾化名夏瑜，她的血被做成了人血馒头。行刑的地方被写作“古□亭口”，有意用方格代替“轩”字，一者讽喻民众的健忘，二者象征历史的含胡或消亡。总之鲁迅的本意，并不像时下的“大师”，在小说中勾出若干行方格，故意隐匿其辞，以激发读者对于男女私事的悬想。
秋瑾的故事是关于前民国的故事，也是民国后的故事；是革命和革命者的故事，同时也是国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其实包藏着许多政治和历史的玄机——
鲁迅忽然想到，大约也就因此写下《忽然想到》，其中有一则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201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