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天王陈济棠
陈济棠的发迹，全靠李济深的提拔。蒋桂战争即将爆发之际，陈济棠背叛李济深，投靠蒋介石，接手广东的军政大权。
陈济棠字伯南，国民党一级上将，与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地位相等，在20世纪30年代威震两广，人称“南天王”。1890年，出生于广东省防城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5岁入塾启蒙，11岁入防城小学读书，1907年考入钦县警察讲习所，毕业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在教官邓铿和同班同学邓演达启迪下，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民国建立后，陈济棠又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充任粤军下级军官，从见习排长干起，至连长、营长、团长。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护国、护法和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为粤军第一师李济深所赏识，拔擢为第二旅旅长。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广东军队统一编组为国民革命军序列，李济深的第一师扩编成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陈济棠任第十一师师长；参加过东征和南征，颇著战功。在北伐期间，陈济棠留在广东，担负巩固根据地，绥靖后方的工作。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在叶挺、贺龙率领下南下广东潮、梅。陈济棠率军阻截，在汤抗与起义军遭遇，战况异常惨烈，起义军被击溃。不久，在江西前线的第四军所部张发奎与黄琪翔，返回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李济深。陈济棠率部在东江上游与张、黄军作战，将其赶出广东。李济深复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军总指挥，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不久，李济深将省主席一职让给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引起了陈济棠的不满。蒋介石见缝下蛆，将广东的政权交给陈铭枢，将军权委以陈济棠。
1929年1月，蒋介石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地方实力派军阀到南京，商量裁兵之事。蒋介石和各大军头们各怀私心，都想裁别人的，不想动自己的队伍，矛盾尖锐。李济深表面上执行中央的决议，采取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将广东各军改称为三个师，陈济棠任第一师师长。
蒋介石暗藏杀机。是年2月，南京方面有大批枪弹由陆路秘密运至长沙，充实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军队。何健得知后，将这一信息通报给坐镇武汉的第四集团军胡宗铎、夏威、陶钧三位军长。夏威等人分析，值此天下太平之际，南京方面尽可利用军舰逆长江而上岳州，再转运湘江将弹械运至长沙，为何要偷偷摸摸从陆上运输以掩人耳目呢?只有一个结论，即蒋介石想让鲁涤平切断两广与武汉的联系，以便动手消灭第四集团军。于是，夏威等人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闪击长沙。2月21日，夏威、叶琪两个师在装甲车掩护下，攻入长沙城。与此同时，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之职。
桂系启战，骄兵悍将的卤莽行动，正好给蒋介石用军事手段解决异己势力制造了一个借口。他迅速部署重兵，沿江西上，包围武汉，蒋桂战争一触即发。
蒋介石为分裂两广军事联盟，于3月5日电邀粤系军事领袖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参加即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铭枢途经香港时，夜宿英皇酒店，突遇火灾，仓皇从楼上跳下，右腿骨折，留在香港皇家医院治疗；陈济棠到上海后，滞留沪上观风向，暗中与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文官长的广东老乡古应芬通消息，以观风向；只有李济深独自去了南京，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向湖南增兵，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次日，李济深便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讲话。他说国民党一大时有中央委员24人，二大时发展为36人。现在全国统一了，中央委员人数太少了，应增加到48人或60人。他委婉地批评蒋介石独揽中央大权的局面。
此时，中央军已完成作战准备，蒋介石明令将叶琪免职查办，所部归何健调遣；将夏威免职，所部旅李明瑞升师长，接管该师。李宗仁、白崇禧不甘示弱，立即调兵遣将，做好战争准备。
李济深以鲁仲连自任，出面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向蒋介石建言，不要派遣中央军进入湖南，防止蒋挂战争爆发。蒋介石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祟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说蒋介石巳经同意“和平解决湘事。”
广东方面因与广西有渊源关系，李济深又是广西苍梧人，蒋介石本来就把他视为桂系，于是拍着胸脯保证：“请任潮（李济深之字）兄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便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劝告他俩有所抑制，说中央已同意和平解决问题云云。但此时，他又暗中调集中央军形成对桂系军队的包围。
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李济深：质问为何蒋介石继续调兵遣将?李济深回电说：“蒋已经同意和平解决。如果蒋军继续入湘相逼，可予迎头痛击。”不料此电被戴笠截获，给了蒋介石收拾李济深一个绝佳的机会。
3月21日，蒋介石下请帖邀请李济深至蒋公馆赴晚宴，并连打三次电话催请。李济深没有多想便带上副官、警卫驱车前往。一到蒋公馆门口，顿觉气氛不同，只见戒备森严，异于平时。李济深等人进了大门之后，蒋介石的副官让李济深的副官坐在外厅等候，然后把李济深带入内厅。这时，门外的随行警卫被缴械。
蒋介石阴沉着脸地对李济深说：“任潮兄，先委屈你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吧!”李济深遂被押上汽车，送汤山官员招待所囚禁起来：罪名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国民党中央也做出了永远开除李济深党籍，褫夺一切职务的决定。在沪上观风的陈济棠得到消息后，立即与古应芬联络，进行运做，想取李而代之。古应芬的斡旋下，蒋介石答应将广东大权交给陈济棠，委其为“中央区广东部队编遣广东特派员”，并“嘱即返粤，不必入京”。陈济棠受宠若惊，立即乘船返回香港，改乘陈策派来的“海虎舰”到了广州。
此时，广东的将领因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而摩拳擦掌，因此陈济棠不敢公开表示拥护蒋介石；只是分别请各将领上舰谈话，自己也是一幅义愤填膺的模样，谴责蒋介石独裁、霸道，并说自己是奉胡汉民、古应芬授意来稳定广东局面的。目的是想了解每位将领的态度。
蒋桂战争很快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陈济棠一看时机成熟，在“海虎舰”上宣誓就职广东特派员之职，通电拥护中央，俨然一副广东新掌门的派头。
粤军三战皆捷，打得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无法接招。从此奠定陈济棠雄踞广东达7年之久的“南天王”的显赫地位。
不久，蒋介石任命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命令陈济棠进攻广西，消灭桂军。他又派了一名说客，即陈仪到广东。陈仪对陈济棠剖析利害，力促其进攻广西，暗示说：“现在是蒋先生的天下，如果你不服从，中央将另行派人改造广东局面。”陈济棠权衡利弊，决定立即接受蒋介石的命令，部署进攻广西，讨伐桂系。李宗仁也想收编粤军，以两广为根据地，对抗蒋介石，于是倾巢而出，由白崇禧和黄绍雄兵分两路进攻广州。陈济棠表现出他超凡的指挥才能，派出余汉谋、香翰屏等几员大将凭险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相持到5月22日，桂军师长黄旭初、副师长梁朝玑先后负伤，一名旅长被俘，攻势顿挫。此时湖南何健所部为配合广东军队，从湘南杀进桂北，夺取桂林，直迫柳州。桂军两面作战。白崇禧为救老巢，自行撤回广西，迎击湘军，激战月余，湘军撤回。陈济棠派遣蒋光鼐、蔡廷锴二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等兵败下野，逃亡香港。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李明瑞就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跟后，又以李明瑞、俞作柏“赤化广西”为借，夺取了广西的地盘。半年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又潜回广西。
9月17日，张发奎在宜昌通电反蒋，率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的第四军南移，到广西与桂军联络。11月，张发奎和由“小诸葛”白崇禧指挥的桂军联合攻粤，张桂联军总兵力6个师5个旅，两路进攻，企图夺取广州。陈济棠、以逸待劳，在花县赤白坭地区指挥军队反击，经过4天4夜的恶战，终于打败了张、桂联军，这就是有名的“赤白坭之战”。陈济棠部乘胜追击，占领了梧州。陈济棠在梧州设立总指挥部，指挥部队向广西腹地继续进击。夺取广西大半；张、桂军只守桂林、柳州、南宁几个重要据点。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陈济棠的部队又曾和张、桂军打过两次大仗，一为1930年初的“北流之役”，一为同年7月，在中原大战中，张桂军与冯玉祥的军队遥相互应，动作迅速，所向披靡，从广西一直打到衡阳、长沙、岳阳，进窥武汉；准备与冯玉祥会师中原。陈济棠指挥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北上袭夺衡阳，断了张桂军的后路。张发奎、白崇禧等决定回师夺回衡阳，即著名的“衡阳之役”。几番剧战，桂军师长梁重熙、张军团长李汉炯均告阵亡，粤军乘势反攻，张桂军大败亏输。在粤军的追击下，张桂残军退回桂林。
衡阳之役后，蒋介石为了加速打败冯玉祥部，要求陈济棠在第八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去山东、河南，参加对冯军作战。陈济棠便乘机将陈铭枢的嫡系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北调，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以削去陈铭枢在广东的军事势力。至此，广东军队就成为清一色的陈济棠嫡系了。与此同时，陈济棠又利用蒋介石对他进一步信任的时机，藉口任务繁重，兵力不足，向蒋请求增编军队，以便大力进攻李、张联军。蒋以陈的军费是由广东筹措，无须增加南京的负担，也就准予增编，于是陈济棠便从1929年冬开始进行扩编军队，增加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的教导团、六个旅属的特务营。并秘密向广州的德商洋行采购大批捷克、德国制造的军火，以增强军事实力。
陈济棠为满足蒋介石的帝王之想，踏遍铁鞋，终于在缅甸买回一块荆山之璞，献给蒋介市作为见面礼，从此国民政府有了国玺。陈济棠发展实力，成为真正的“南霸天”。
陈济棠为进一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便想送一份晋见礼。他去咨询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需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质材。古应芬得知蒋介石怀有帝王之心，想要一颗国玺，但因为没有名贵的玉材，这个心愿一直难以实现。于是他嘱咐陈济棠一定要找寻一块绝品的玉石献给蒋介石。
原来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时有一枚大印，在汪精卫手里。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蒋介石等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需要一颗新的大印，于是刻了一方大印，印文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1928年10月8日日上午，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一百七十三次会议，议决选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则分任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五院院长。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以后，感到自己已经成为“真龙天子”，立即想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真正像样的国玺。11月2日，蒋介石召开第五次国务会议，特意将此事提出来讨论，决定重新刻制玉质国玺，印文曰：“中华民国之玺”。
不久，在第八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民国国玺的尺寸、形状。但一时找不到优质的“荆山之玉”，此事只好暂时搁置。
缅甸的玉石世界闻名。陈济棠派人专门前往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了一块荆山之璞，但价格不菲，要一万块大洋，最后以950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陈济棠当即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切开一看，果然是块稀世的翠玉，喜不自胜，决定以此制成“传国玉玺”，并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由周本人督制；技正施震华（别号子肩），担负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井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负篆刻工作。
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所献的一份大礼。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有人讥讽陈济棠有巴结蒋介石之嫌，陈否认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行经。蒋介石干脆把胡汉民软禁于汤山，逼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之职。胡被软禁后，他的亲信古应芬逃往香港，派人策动陈济棠反蒋。陈对古应芬还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而改弦易辙，派香翰屏为代表，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讲和，重修旧好。粤军撤回广东，与桂军联手反蒋。
1931年5月中旬以后，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如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系以及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等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等都陆续来到广州。于6月初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另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政权对抗，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陈济棠又乘机扩编军队，将第八路军改称为第一集团军，任总司令，以缪培南为参谋长，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分任第一、二、三军军长，各辖两个师。另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军队很快就扩充到15万人以上。与此同时，陈济棠还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陈任命亲信张之英接任广东海军司令；在张任上时，广东海军除原有的十几艘军舰外，还购买了4艘鱼雷快艇四艘，实力大增。陈济棠还开发海南，海口的秀英港就是以其妻莫秀英命名的。此外广东空军在国内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空军部队。陈任命黄光锐为广东空军司令，黄在任时陆续扩充为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种飞机130多架。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军用飞机场10多个。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所恢复的第四集团军联合起来，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形成对峙的局面，成为真正的“南霸天”。
为了反对蒋介石，陈济棠暗地与闽赣的中央红军达成协议，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只要红军不进入广东，陈济棠就与红军互不侵犯，而且进行经济贸易往来。1934年10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动一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陈济棠负责指挥南路军，为防止红军入粤，主力粤军部署在大庾、南雄一带。并设置了第一、二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军委派遣潘汉年前往广州与陈济棠谈判，陈同意借道，让红军从新田和仁化县一带通过，向西挺进。粤军在新田、仁化只有象征性的兵力。
同年11月，红军主力经粤北向湘南前进。粤军稍事抵抗后，就溃败下去，红军顺利通过了第一二道封锁线。
1935年4月2日，陈济棠与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等7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
是年春夏之交，陈济棠派其兄陈维周以述职为名专程往南京去见蒋介石，实则是想摸清蒋对西南的态度；同时看看蒋介石的相格气运。
蒋介石为拉拢陈济棠，专门设宴请陈维周吃饭。席间，精通八卦易经，善于相人之术的陈维周仔细盯着蒋介石的面相，见其脸上有隐晦之气。之后，他又专程去了一趟奉化溪口，乘无人之际，将蒋介石的祖坟旁边的一条小溪挖断，让水改道。
回来后，陈维周告诉陈济棠：“我断定蒋某流年不利，气运将终，肯定会垮台。”
陈济棠问：“确实吗？会不会看走眼？”
陈维周晃着脑袋肯定地说：“确定无疑。我给蒋介石看过面相，其印堂发暗，又推其生辰八字，明年一定有场劫难。而且他祖上的龙脉被我挖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陈济棠听了食指大动，再一次惹起问鼎中原之心。他笃信风水堪舆之学，统治广东期间，幕内多江湖术士，其中有所谓“四半仙”最出风头。就在陈维周回来不久，有拍马屁的林半仙向陈济棠建议说：“既然破了蒋家风水，陈家的风水也要重新布局。花县北边有个叫芙蓉嶂的地方，风水极佳，山上有一块宋代国师的偈语，是这样写的，”他摇头晃脑地念道：“头顶芙蓉幛，脚踏土地坛。谁人葬得中，代代公王侯。洪秀全的祖坟就在那里。陈家祖坟何不迁往该处？”
陈济棠十分高兴，于是和其兄陈维周偕几位“半仙”一同前往观看，见芙蓉嶂山势雄伟壮观，赞叹道：“果然名不虚传！”林半仙指着洪秀全的祖坟说：“这里的风水的确极佳，是一个出帝王的地方。”
陈济棠问：“那洪秀全为什么没有当皇帝呢？”
林半仙说：“洪秀全祖坟的位置稍低，不是正穴，故享国不永。若卜穴于高处，则发达而持久，虽没有万世帝统，当了数十世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在下葬前必先驱煞。”
另一个张半仙反对说：“不行！洪秀全的祖坟穴位已发过，今成绝地，假如陈家祖墓卜葬其间，一年之后必遭大败。”
林半仙拉长了脸，说：“这个陈济棠怪其说话难听，骂他为乌鸦嘴。那个术士大哭而去，说：“一年以后，你们才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陈氏兄弟决意迁葬母坟，将“土地坛”全山买下来，又派人从他山取土加高土地坛；又让风水先生指点龙穴，整理墓穴。于1935年6月1日隆重的举行了迁葬典礼。送葬队伍前面是十几辆摩托车开道，后面是几十辆卡车，满载着威风凛凛的士兵，还有广东陆海空三军的高级将领、各级政府官员、各界名士名流和学校的学生，浩浩荡荡络绎不绝。正午12点整，芙蓉嶂锣鼓喧阗，枪炮齐鸣。一群披麻带孝的家属在陈济棠、陈维周的带领下，向墓穴前进，后面是一辆特大卡车，上面堆满了各种花圈。最后是12个人抬着一口红木棺材，里面是陈母的遗骸，下葬到地穴中。在随葬品中竟有两大卡车的草鞋，据说一双草鞋等于一万名士兵。在司仪的指挥下，陈氏家族成员磕头行礼；之后省里文武百官、各色人等也列队趋前行礼。直到下午，陈济棠将其母的迁葬仪式才告结束。自信一代帝王之业，定会藉地灵而成。然而反对者的谶言应验了，一年之后，陈济棠果然大败。
胡汉民逝世，陈济棠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发动了两广“六一”事件，通电反蒋。由于他的空军飞往南京，陈济棠顿悟“机不可失”之谶语，于是通电宣布下野。
1936年5月13日，胡汉民在广州因患脑溢血突然去世。此时传来了蒋介石要趁“胡汉民之死”的机会解决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的信息，陈济棠感到焦虑不安。两天后，白崇禧以吊丧为名于由桂来穗，与陈济棠会晤。陈在潮州菜馆为白崇禧接风，特意点了一个名菜“龙虎斗”，以试探其来意。陈济棠说：“健生兄，这是特意为你点的一道菜。”
白崇禧一看就有数，说：“你老兄就是不点‘龙虎斗’，我也会要这道菜。”
陈济棠一看有门，故作糊涂：“此话怎讲？”
白崇禧乐了，指着蛇和猫之间的樱桃说：“为了它呀。”
陈济棠还装不懂：“它是什么？”
白崇禧用筷子夹起盘中的樱桃：“它不就是你媚蒋而献的玉玺吗？”
陈济棠红了脸，搔着头辩解说：“我是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
“开个玩笑嘛。我们说正事。”白崇禧慷慨激昂地说：“国难当头，蒋介石不是想着如何抗日，却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异己，很不得人心。南京政府内部互相猜忌，经济一团糟，财政困难。而老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南犯。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陈济棠两手一摊：“师出无名，奈何？”
白崇禧微微一笑：“我早就想好了。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何健和我们有关系，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我们北上抗日；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而且蒋介石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就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练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兵法乘虚，这是干载难逢的机会，不应错过。”
陈济棠听了白崇禧的话，伸出大拇指：“老兄高见，来，先喝酒，尝尝‘龙虎斗’。这件事太大，我还要斟酌，并和部下商量一下。”
16日晚，陈济棠召集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等到他梅花村公馆密商。陈首先将白崇禧的一席话复述一遍，然后说：“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去干的，请各位回去好好研究再作定夺．但要严守秘密，不宜外传。”
19日晚上，陈济棠召集在广州的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衰、何荦、莫希德、叶肇、张瑞贵、巫剑虹、黄延桢、黄质文、邓龙光、罗梓材、梁世骥等将近20人进行密商，陈维周、区芳浦、林翼中亦出席。还介绍白崇禧与各将领见面。
陈济棠兴奋之极，挥着拳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担当这一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现请健生兄(白崇禧之字)向各位谈一谈。”白即将国内的抗日形势与反蒋动态宣传一番，并向各人打气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只要广东发动，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
陈维周接着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说：“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
在座的多数将领听了他们的话，都很惊讶，但迫于陈济棠的威严，默不做声。
只有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站起来说：“关于党政方面的情况，白健生已经谈了不少，谅总司令已很清楚，不多赘言。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陈济棠对陈维周说：“有没有胜算的把握，还是扶乩问问，看看上面是怎样说的。”
于是陈维周令人拿来扶箕用的笸箩，在下面固定着一枝笔，吊在一个沙盘上，由两个5岁的童子在沙盘上推字，一会工夫，沙盘上出现龙飞凤舞的几个字。陈维周哈哈一笑，指着沙盘：“诸位请看，神仙的乩语是‘机不可失’，这就是要我们立即发动，诸位千万别再犹豫。”
陈济棠精神为之一振，以手加额：“天助我也！反蒋已成定局！”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系会议，决定以抗日为名反对蒋介石。
6月2日，陈济棠发出“冬电”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称：“日本侵我愈亟，……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同时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通电响应，并举行抗日示威运动。继由第一、四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于6月4日发出“支电”，呼吁国民政府领导抗日，要求“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这就是著名的两广“六一事变”。
蒋介石得到陈济棠将有异动的情报后，一方面立即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带着现大洋前往广东，这就是他拿手的“银弹战术”，暗中收买陈济棠的陆海空军将领；另一方面故作镇静，发出通电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为对付之策。蒋介石还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责令其遵守五届一中全会“努力和平，不惜牺牲”的决议案，要他们顾及国家安危，不得轻举妄动。
两广方面亦还以颜色，电责蒋介石在华北对日军节节退让，将防日兵力调向两广进逼，以启内战危机，自召亡国之祸。双方函电交驰，彼此互相攻讦，大打口水战。
陈济棠指使属下赴山东、山西、陕西、川、云、贵，向各省军政首脑联络，另一方面接纳日本军方派来军官约百人，分驻在沙面旅馆和西潦口新亚酒店。准备将他们分派到陆诲空军部队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其中约有30人由空军司令黄光锐派人带领到天河、白云机场视察准备情况，引起空军人员的极大愤慨。
1936年7月1日，陈济棠正式就任西南两机关所任命的“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并接受印信。随即发布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的命令．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集团军好些将领都不愿参加陈济棠以抗日为名进行反蒋行动，密谋摆脱之计；并分别以利害去劝说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敦促他早日回赣南驻防地去主持反陈大计。与此同时，余汉谋已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决定背陈投蒋。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参谋长罗梓材几次电催，以须主持第一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典礼和准备‘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为辞，取得陈济棠的许可，由广州回到大庾后，立即与副军长李振球召集第一军的将领会议，讨论反陈问题。几经辩论，最后决定：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集中兵力准备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7月6日余汉谋以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名义，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余抵京后，即分别向军政党各首脑报告广东情况，并表示他和第一军反陈拥蒋的做法，博得南京政府的称许。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派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同行，协助余汉谋收拾粤局。余汉谋于13日飞回赣南，第二天在大庾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声明拥护中央团结御敌政策，并劝告粤中袍泽分清是非，严守正义，本爱国爱乡精神，一致敦促伯南先生离职下野，免致同室操戈致乱大局等语。然后动程往南雄，指挥各部队分向韶关、翁源挺进。
这时李振球副军长已命莫希德的第一师由大庾经南雄进至始兴；叶肇的第二师由信丰进至南雄；张瑞贵的第三师由龙南进至坝子待命。陈的嫡系第四师师长巫剑虹原是率部队守韶关的，闻讯星夜撤往马坝。经莫希德派副官彭光庭前往策动后，表示服从余汉谋的命令，共同反陈济棠，并向大坑口转进。莫师于15日晚进占韶关。余汉谋随亦于16日到达韶关部署第二步行动。
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封金挂印”，离职赴港。翌日通电反陈。李洁之、黄涛、张键等将领于同日相继离穗到达香港，联名发出致陈济棠的公开信，劝陈不要假抗日之名，而行分裂之实来危害国家，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西南两机关的萧佛成、陈融、刘芦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走避以示决绝。自是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不复存在。14日，粤海军第一、四两号鱼雷舰长率舰离粤抵达香港，宣布归附中央。
陈济棠用尽苦心，花了许多金钱建立起来的广东空军4个大队，拥有各种各样新型飞机130多架，认为是手上王牌，国内无敌。不意蒋介石在此一个多月来，派人四出用重金收罗其将校，从中分化瓦解。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介石，飞行员亦走了10余人。陈虽设法防范，亦无能为力。7月17日晚，空军司令黄光锐召集全体空军官佐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全部机队投蒋介石。18日清晨黄光锐与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3架飞赴香港机场降落。各大队飞机72架及全体飞行员160人同时自广州先后北飞至韶关、南雄机场降落，蒋介石闻讯电促北上，于20日飞到南昌机场降落。至此，蒋介石对广东空军的收买已完全成功。陈济棠顿悟“机不可失”的涵意：原来的飞机不可失。
7月18日，陈济棠看见余汉谋部及空军全部投蒋，大势已去，于是无可奈何地宣布下野，下午5点15分，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战舰“蛾”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作寓公。临走时拍了一个电报给余汉谋说：“济棠诚信未孚，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作为下野的文告。
余汉谋于7月24日由韶关进驻广州接掌了陈济棠原有的军权。南京方面以“还政中央，厉行统一”为名，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任命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随即将广东全省划分为7个行政区，各设督察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各区派简任官2人，兼管所属各县、市的行政与治安的督导工作。又进行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8月，蒋介石来广州坐镇了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自是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CC系、蓝衣社的势力同时伸张进来，从事发展组织，进行特务活动。
李宗仁在接到陈济棠决定下野的通知后，于7月18日下午乘西南航空公司的客机离穗飞回广西。他从6月中旬开始招揽一批反蒋人士，包括原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为之撑腰。蒋介石以广西内部团结较紧，又得外部势力支持，不是轻用军事力量所能解决。几经派员前往商谈，仍任命李宗仁、白祟禧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黄旭初照旧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至此，曾经震惊中外，扰攘了50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7年的统治。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还真让陈维周说准了，蒋介石果有一劫，可惜不在陈济棠反蒋之时。
陈济棠下野后赴欧洲考察政治、经济。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济棠回国，不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1940年任农林部长。1941年冬，陈济棠请假赴香港探视其妻莫秀英之病。同年12月8日，日本进攻香港后，陈济棠便装混在难民队伍里逃出香港，后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陈济棠奉派为两广宣慰使，到广东广西一带抚恤难民。
1949年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为代总统；陈济棠最后一次执掌兵符，出任海南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后率部逃往台湾。改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1954年11月3日晨，以脑血管栓塞症病逝于台北。享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