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海风》一文中写到:这里真是童话的故乡,连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吮吸着童话的琼浆长大的。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分。假如我们也有一位安徒生,也有一位“海的女儿”,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呢?假如我们是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长大,是在浸润着爱与同情的故事中长大,而不是在“三国”的阴谋和“水浒”的杀戮中长大,我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会不会产生本质的不同呢?我想倘能如此,我们还会蜂拥而起,制造血淋淋的“文革”惨剧吗?我们之间必定会和颜悦色的谈话,彬彬有礼的握手,我们会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乃至天空中的飞鸟和海里的游鱼。我们将褪去身上的血腥之气和暴戾之气,把每一位远方来的陌生人当作朋友,我们将收起拳头和脏话,以教养为荣,以没有教养为耻,我们将以自己的一颗爱心换来无数颗爱心。(《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
这里余杰把中国内乱、杀戮、粗鲁甚至“文革”都归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根源是中国文化内固有的“杀戮”和“阴谋”之气。而西方特别是北欧一些国家之所以“文明”是因为从小受到童话的影响,在“爱与同情中长大”。余杰的这种文化决定论对与不对姑且不说,单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看法,海内外就颇有人拍手附和。台籍旅日作家黄文雄在专著《日中战争》中认为:“日中战争”日本不应该被谴责,因为日本是被一个更庞大更无法抵抗的力量拖着走的。什么样的力量会大到整个国家都无法自己决定,一定要发动侵略战争呢?那就是中国可怕的文化,中国可怕的内战。依照黄文雄的逻辑。中国有着血腥、恐怖、残酷的文化(这一点与余杰一致),这种文化必然的根源是地狭人稠的生存竞争。中国天灾不断,人祸绵延,天灾人祸又导致更严苛的生存条件,于是终极的竞争就演变成内战。中国自己一直不断在内战中,中国人彼此间的参杀早已存在,动乱不曾止歇,所以日本不可能是制造中国苦难的元凶。
中国人自己的内战打来打去,国家乱成了一团,日本却倒霉成了替罪羊羔。大家都不愿意为内战造成的残破负责,所以就推说国家这么惨那么糟都是日本人害的。于是激发了一连串“反日、侮日、排日、蔑日”的言论与行为,使的日本忍无可忍,只好动武教训中国。
按照黄文雄的逻辑,既然日本侵略中国有理,那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英法联军发动鸦片战争都有着合情合理的逻辑解释。西方的宪政民主国家攻打东方的野蛮专制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是为中国传送文明和知识来的。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全然掩盖了其侵略掠夺的本质。
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多如牛毛,这一点无法否认,在当今形势下,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剔除中华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汲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推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而不是竭尽全力挖掘中国文化中的落后因素以证明中国的固有落后。而且仅仅由文化落后因素便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缘由,乃至屠杀的借口未免过于勉强和蛮横。德国是诞生过多位文化巨匠的国家,格林童话也同样饮誉世界,德意志民族的儿童从小浸淫在温馨、美丽、富有同情心的世界中,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樱花赞》和门德尔松的音乐中同样透出温馨、宁静的气息,也同样不妨碍德军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或许,杀人者的行囊里正放着川端康成的《雪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