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评论：会长柳传志，理事长段永基，会员：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巨人集团史玉柱、百度李彦宏、段永平、中关村科海集团陈庆振、江西科端集团郑跃文、河南思达集团汪思远、横店集团徐文荣、和光集团吴力。顾问：吴敬琏、胡德平。呵呵，一帮牛人！
有一个片段，记载在媒体的报道中--
2007年，史玉柱东山再起后，来京邀请好友组织座谈会，会上口口声声谢“泰山会”。泰山会的发起人之一，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做主持。史玉柱显然把泰山会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一旦翻身，首先要向娘家人汇报。在这场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上，史玉柱说，在他低谷的时候，“泰山”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帮助和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
这位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敢赌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几年里，仍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会的例会。
两年后的2009年9月8日，联想总裁柳传志在卢志强的泛海集团入股联想发布会上透露，“我和卢总早在泰山会时候就认识。”
然而，史玉柱和柳传志等人身后的泰山会，名声在外，却鲜有报道。因为会员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
泰山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为何如此神秘，又有如此浩大的召唤力？
泰山会的起源与发展史
追溯泰山会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四人小组”。
这四人分别是：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1980年下海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庆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王洪德，京海集团董事长。四人都是中关村元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经营科技产业的人。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七名科技人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提出建立中国的硅谷的想法。从1980年到1984年，“中国硅谷”和“先进技术服务部”事件引发了争论。当时，牵头的科技工作者们被屡次召集到中南海开会。观点分为两派：一方面国家急于要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希望走市场化路子，把科技成果带到市场上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中的保守派认为“文革”耽误了理论研究时间，需要夯实理论基础。1983年1月，“先进技术服务部”项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科学院计划局成立了成果推广机构来促进此项工作。从此，科技工作者纷纷下海，中关村民办科技机构迅速发展，相继成立了以“两通”（四通、信通）、“两海”（京海、科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群，并形成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在此期间，第一批下海的人逐渐形成规模。
陈春先是“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的科技工作者，与陈景润齐名。1983年，他带头创办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先进技术服务部”，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1983年元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庆振辞掉每月60元工资的公职，下海筹建科海公司。同年8月，还在中国科学院任职的王洪德带八名工程师下海，创办我国第一家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京海公司。也正是同一年，还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任研究室副主任的段永基加入四通集团，下海经商。
当年，四位民营科技行业的试水者经常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喝茶聊天。没有老板椅，也没有高尔夫，仅有木桌、清茶，和忐忑迷茫的心境。他们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至于如何经营，茫然不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互相提醒和学习。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例：科海卖电脑，当时一台电脑盈利高达一万元。由于不懂经营，磨损和坏掉的电脑一直不能出手，只能将电脑中好的零件单卖。年终计算利润的时候，就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零件利润总和，而成本则按照卖出了多少台计算。如此一来，计算出的利润高了，税收就高。
诸如此类的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很多，为此，四人约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说说自己公司的事情。地点一般定在某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这样的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三年，后来，大家越来越忙，就规定在每个月选出一个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讨论。按照陈庆振的话说，小聚会让大家省了很多学费，“一家有经验教训了，拿出来分享，大家就一起学习借鉴了。”陈庆振记得，茶话会开始前几天，总有人问起，“老陈，什么时候开会，我这边又有问题了。”
1984年到1987年间，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当时并不出名的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到这个小组中。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十几人，几十人。小会议室容不下了，就找大会议室，直到大的会议室也容纳不下了，成立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开始萌生。与此同时，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吸引了政府的关注。
陈庆振回忆，“后来八九十个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来自政府、学术领域和媒体。每次开会，人都坐不开，还有很多人站在后面。很多人是来报道的。作为当时改革中的一股先进力量，社会各个方面都对我们这个小圈子表示出了关注。”
1987年，在国家科委牵头下，成立了“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此后，全国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参与到这个团队中，遂改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李岚清亲自给协会题词：“繁荣社会，振兴中华。”这一年，协会第一任秘书长便是挂职国家科委的华贻芳。
组织建起来了，队伍越来越大，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人员太多，反而减弱了交流的效果。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解释：“最早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后来成长得很快，大家谈论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上市、海外并购等层面。而中民协里很多刚刚加入的中小企业还在关注他们发展之初的企业问题，拢在一起不好交流。”
于是，一个更小、更有效的“顶级”小圈子的形成成为需要。1993年6月，四通集团在香港证交所正式上市，融资3.2亿港币。这是内地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同年10月，时任四通集团总裁的段永基提议建立一个上规模、企业资产超过亿元的企业家小圈子。段永基等人对小圈子的构想具体到：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
这一年，华贻芳退休了。在他的具体牵头下，中民协里影响力大、私交好的企业家们组成了一个小圈子--泰山产业研究会(1998年改称泰山产业研究院)。会员资格为“当年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家”。泰山会首任理事长为段永基，柳传志任会长，华贻芳任秘书长。
泰山会的组建中，华贻芳是不得不谈的人物。华贻芳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被公派出国留学，1955年因受其父华岗冤案牵连，华贻芳被突然召回国内进行隔离审查，后来调入中国科协工作。华贻芳的父亲华岗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华岗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六大代表，党内的才子和一支笔。后来出任《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到迫害。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认定为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者。
华贻芳之母葛琴，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著名女作家，1932年她的第一篇描写淞沪抗日战争中士兵的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得到鲁迅的鼓励并为之作序。葛琴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北影电影厂副厂长，“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的迫害。
华贻芳思想前卫，支持新事物发展，人脉关系极广，人缘很好。一直在担任辅助别人的角色，他自称是“泰山会的老仆人”。2009年，在华贻芳去世四周年后，中民协还为他组织了一次追思会。如今，中民协每期的会讯底页还一直印刷着华贻芳的话：“敬业乐群，现身民营”。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喻评价华贻芳：“他和民营企业家们不是一般的私交。那是生死之交。”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回忆道，“华老朝气蓬勃，思想意识超前。人际关系很广泛，几乎和杭州地下党的成员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华贻芳生前的朋友，现任长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武文生在2010年举行的华贻芳追思会上回忆：“华老给我感觉最深的是他真正为民营企业家呼吁。他对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企业家都是尽心尽力的。当时很多企业家落马了，还有一些遭受更大委屈，进去了。华老想了很多办法，到各地去，有的是去捞人，有的是去想办法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和维护企业家权益。他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做这个事情。他认识很多老一辈的人，善于把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对企业家的想法和影响力都有了很好的提升。我记得华老60多岁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工作，他从不计较工作条件。很多企业家喜欢和华老倾诉心里话，包括一些决策者也愿意向华老咨询。华老和民营企业家们不是一般的交情。”
华贻芳热心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把企业的问题放在心上。1992年，北大方正第一任总裁楼滨龙被解除领导职务，华贻芳对此事高度关注，并找到巨人集团史玉柱向其介绍楼滨龙的情况。后来，楼滨龙就做了珠海巨人集团执行总裁。诸如此类的事情，华贻芳乐此 不疲。陈庆振记得，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许多民营企业家受到不公平对待或者遭遇失败，“华贻芳就想办法把他们解救出来，恢复生产。”
华贻芳做了很多开拓性的事情。在“四人小组”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华贻芳就已经开始关注这股民营科技企业力量。他一直主张在市场经济下建立平等的经济秩序，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因为没有宣传阵地，华贻芳后来办起了《泰山通讯》，虽然只是一本内刊，但刊载了很多经济上的超前讨论，也有一些政治的主张。华贻芳还成立了首个内刊研究会，成为企业之间交流的平台。这个内刊会运行了很多年，成为全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内刊研究团体。《泰山通讯》上讨论的内容在当时还是比较敏感的，柳传志和段永基等成员对此也有所担心。最后不得不停刊。内刊研究会也逐渐停办了。
2005年，华贻芳去世，泰山产业研究院改名为泰山会。泰山会的组织形式更加私人化。
泰山会阵容
“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泰山会绝对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泰山会挂靠于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以下简称中民协），中民协现任副秘书长朱希铎曾任四通集团副总裁，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泰山’成立十多年，会员几乎没有变过。”
1993年，泰山会成立大会在山东潍坊召开，会员们也认为，“五岳至尊”的泰山寓意一种高度，以泰山命名，也代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高度。遂取名“泰山”。
1993年11月28日，首届泰山会在山东潍坊召开。中关村科海集团总裁陈庆振、京海集团总裁王洪德，江西科端集团总裁郑跃文、河南思达集团总裁汪思远以及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胡德平、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泰山会秘书长华贻芳等参加会议。
1994年4月2日，第二届泰山会在珠海举行。因事没有参加第一届会议的史玉柱主动请缨，在珠海做了东家。陈庆振、王洪德、秦革、郑跃文、汪思远、胡德平、吴明瑜、华贻芳、段永基、卢志强以及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万源新世纪集团总裁张晓崧、信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强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从第三届泰山会议后，泰山会的规模不断扩大，万通地产董事局主席冯仑、远大集团总裁张跃、信远公司董事长林荣强、步步高公司总裁段永平、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和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力等人先后加入了泰山会。
泰山会在成立初期对新成员的加入要求不太严格，后来才严格起来。泰山会规定，新成员的加入必须有两名泰山会会员介绍，全体成员一致投票通过才能成为泰山会预备成员，一年后转为正式会员，如有一票反对，则新成员不得加入。当初就有一些企业家经会员介绍后没有入成泰山会。
泰山会的会议由段永基、柳传志轮流主持，出资做东的会员也同为会议主持人。泰山会最初规定，泰山会会议所有费用由一位会员轮流做东埋单，康拓公司总裁秦革承办的安徽黄山第七届泰山会，会议费用近20万元。后来人员增多，会议地点多选在国外，费用逐渐增加，泰山会又规定，每次会议的费用轮流由两位会员共同做东买单，每位会员出资20万元。
泰山会的会员中，有全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其中，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年年参加泰山会例会。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大多也是吴敬琏，会员们对他很尊敬，叫他吴老或吴老师。他向大家讲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吴敬琏教授有一次对他们讲：“你们经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但是不要与某一个政府官员走得太近，这样对你们很不利。”
陈庆振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每年年关的时候，大家也会聚在一起，召开年会，听听吴老对于这一年经济的总结，下一年经济形势的预测。企业家们非常关心这个。学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公报，也是泰山会的会议主题，目的是理解和吃透党的方针政策。
陈庆振是中民协的现任秘书长，也是泰山会的成员。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记者粗略地列举过现任泰山会成员：四通集团段永基、联想集团柳传志、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巨人集团史玉柱……这些会员大部分也是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理事。
这些会员企业组合起来就是一条强大的产业链，链条上的每个企业都占据了所在行业的绝对影响力。
然而，泰山会一直低调。现任会长林荣强曾通过短信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泰山会是一个私密的个人组织。从不接受对外采访。”
据林荣强的秘书才宁介绍，2005年的时候，泰山产业研究院才改名为泰山会，人数缩减为现有的16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纯的企业家私人交流的圈子。泰山会规定，会员人数不得超过19人。“现在也主要是以娱乐性为主，会员们有时间就一起打打高尔夫，喝喝茶，聊聊天。”
万通总裁冯仑对《中国周刊》记者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一帮老头子，私人组织。”
的确，经历了十七年光阴的泰山会有些“老”了，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自发形成的最早的企业家组织，它的发展进程及变异，记录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以及企业家的喜怒哀乐。
拯救史玉柱
尽管泰山会经历了几次变化，但一直沿袭着较为紧密的圈内关系。在私交基础上，泰山会总能爆发出市场之外的能量。由此，会员企业出了问题，大家齐出主意。
泰山会的“救死扶伤”，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拯救史玉柱了。史玉柱和泰山会的关系真的是“生死交往”。
1989年，27岁的史玉柱凭借一款叫M-6401的桌面文字处理系统开始创业。1991年成立巨人高科技集团，注册资金1.19亿元，并频频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中央领导的造访，是当时最红的青年企业家之一。1993年，巨人销售额突破3.5亿元，史玉柱把公司总部从深圳迁移到珠海。在巨人集团最红火的时候，同一时间研制开发巨人汉卡、巨人脑黄金、巨人电脑、巨人笔记本电脑、巨人笔输入等多个项目。1995年，史玉柱被列为《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第八位，是当年唯一一位高科技起家的企业家。
1994年史玉柱开始建造巨人大厦。最初是打算用公司的一亿元建造18层的巨人大厦。事态的发展超出史玉柱的控制，巨人大厦从18层长到40层、64层、68层，最终这幢大厦确定建造70层，要建成中国第一高楼。没想到的是，巨人大厦的地基是在地质断层上，盖16层大楼没问题，盖70层大楼就要挖几十米的大坑做地基，仅地基就花光1亿元资金，共需投入资金12亿元。当时的巨人集团刚刚在中关村推出巨人电脑，因非法预装微软公司软件，被微软公司等三家外企告到北京市中级法院，被查封一百多台电脑，巨人集团损失惨重。史玉柱四面楚歌，面临资金压力。
1997年初，因资金断裂，巨人大厦只建到地面三层就动不了工了。史玉柱被迫离开珠海。
现在，再回忆起当年败走珠海的事情，他说：“我是悄悄离开珠海的。当时坐仅剩的一辆奔驰离开，车到江苏，连买汽油的钱都没了。”
早在巨人大厦动工之前，泰山会的前辈们已经对史玉柱提醒过几次。大家觉得巨人发展得太迅猛，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但当时的史玉柱三十多岁，年轻气盛，还很浮躁。
华贻芳还曾写了一首措辞严厉的诗送给当时意气风发的史玉柱：“不顾血本，渴求虚荣；恶性膨胀，人财两空；大事不精，小事不细；如此寨主，岂能成功。”史玉柱后来把这首诗挂到了办公室里。事发后，华贻芳“到处找关系，想办法”帮助史玉柱。
1996年8月28日，第五届泰山会在山东泰山召开，信远公司董事长林荣强做东。这次会上，史玉柱主动提出把巨人的案例拿出来讨论，大家帮助他分析巨人集团的经营方式、资本运作上的问题。指出巨人集团在经营方式上用毛主席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等办法，在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清晰地记得，“当年史玉柱要在珠海盖楼，协会成员是不赞成的。此后，真的半途而废，巨人集团受到很大的打击。大家都想着怎么样帮助他。”
长城企业战略发展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表示，“巨人集团倒塌之时，段永基帮了史玉柱一把，后来还支持史玉柱从脑白金重振雄风，并且获得新生。”
2004年1月，四通控股更是花12亿元买下脑白金，并给了史玉柱20%的四通控股的股权。段永基和史玉柱是在1993年认识的，当年泰山会刚刚成立，两人同为会员。史玉柱曾说，“在困难的时候，他（段永基）给我打气，在稍微好转的时候，他叫我要清醒，一年多以前，我们情况开始有所好转，我到他办公室去，他说：你注意，你又要犯错误了。现在，一旦有一个好的突破，有一个好的业绩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来。所以现在我每次取得成绩的时候，情绪并不高涨。”
柳传志也跟史玉柱单独谈过。1994年11月12日，第三届泰山会在杭州举行，联想的柳传志首次参加泰山会。这也是史玉柱和柳传志首次见面。
柳传志曾说：“史玉柱在他很强盛的时候，就是盖巨人大厦的时候，募集了很多钱，没盖到他的预定顶数，也没垮的时候，他很得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而且在一个俱乐部里是朋友，那时候我对他是不满意的。当时他说话的口气非常之大，而在当时我就看出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那时候我基本上不怎么理他，也不太跟他说话，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泰山研究院的这么一个组织，大概有十几个人，大家都认识，很多人关系都不错，我当时主要是觉得呢，史玉柱真的要是向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做的话，他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考虑清楚。”
柳传志批评史玉柱，“‘我们要做东方巨人’这样的口号太虚。”并传授他联想的经验。史玉柱后来回忆说：“他总结了几点，后来我全部采纳了，一个是说到做到，一个企业要有这样一种氛围，从一把手到下面，承诺了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做，哪怕不合理，错了，都要去做。我们现在很多文化都受联想的影响。”
1995年、1996年和1997年，是史玉柱最困难的时候，即便如此，史玉柱年年参与泰山会例会。泰山会有一个规定：正式会议会员如有困难不能参加，需交纳请假费1万元。2007年，史玉柱因筹办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事，无法参加泰山会会议，他派人送来1万元请假费。
对史玉柱而言，在和泰山会会员的交谈中，最直接的收益是明确了东山再起的方向。史玉柱曾经利用宣传攻势，通过“让几亿儿童聪明起来”的电视广告词展开地毯式广告轰炸，“巨人脑黄金”在全国走红，成为当时同类产品的佼佼者。回忆脑黄金销售情况时，史玉柱曾说：“脑黄金在巨人集团手中，销售额十分惊人。巨人集团下属的分公司，曾有一个月向集团上交800万元的销售额还属于业绩最差的，让我狠狠地批评了一回。”可见巨人集团的脑黄金销量是多么巨大。大家让史玉柱在“巨人脑黄金”上想想办法。
1999年，史玉柱在上海注册建立生产保健类产品的生物医药企业--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称和原班人马在上海及江浙创业，做的是“脑白金”业务。
2007年，史玉柱复出，召开新闻发布会，得知消息的记者蜂拥而至，史玉柱却临时改变了计划，到泰山会做起了讲座，开口大谈：“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十三种方法。”他把自己的经验教训讲述给在座的会员。对史玉柱而言，在泰山会里和兄弟谈失败，更知心。
史玉柱把泰山会视为“娘家”。史玉柱曾说：“泰山产业研究院就好像是我的娘家，在这里我找到了重新站起来的信心。”
在泰山会，帮扶也是相互的。
譬如，史玉柱也为四通从IT电子改做保健品的转型不遗余力，曾表示“出任四通CEO，年薪只收一元”。
当时，四通集团面临经济压力，亟须转型。在四通二十年庆典上，段永基说：“20年前，四通重点服务于以机关和企业为主的集团用户，20年做下来太累，太难掌握市场，因为商业规则缺失，人为因素太多。今后，四通将转向直接为13亿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2001年12月21日，四通巨光成立。史玉柱的巨人集团投资1亿元，占四通巨光总股本的32%。史玉柱不遗余力地把做保健品的经验拿出来，出任四通巨光的CEO。四通转型后，段永基负责资本运作及公共关系，史玉柱负责生命健康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