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修辞常识》到《汉语修辞学》
王希杰
提要：２０１４年８月出版《汉语修辞学》第三版出版了。加藤阿幸教授等翻译的日文本《汉语修辞学》今年出版。《汉语修辞学》出版于１９８３年，２００４年出版《汉语修辞学》修订本。１９７４年春，我编写的讲义《修辞常识》，是《汉语修辞学》的开始。本文是作者对有关《汉语修辞学》的一些想法的一个初步的清理。
关键词：修辞学 《汉语修辞学》 吕叔湘 方光焘 修辞观
一 引言：弹指一挥间
１９７４年４月，我编写讲义《修辞常识》。５月，为工农兵学员讲授修辞。１９７６年秋天，“四人帮”垮台之后，加以修订，更名为《现代汉语修辞》（打印）。１９７７年春天，为南京工学院马列文科班，改编为《修辞讲话》。１９７９年春天，昆明师范学院函授部铅印两万册，作为“函授教材 现代汉语 下卷 第二分册”。１９８０年，北京出版社提出由他们出版。我就修订为《汉语修辞学》，上下两册，邮寄比较出版社。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吕叔湘先生写的序。
２００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印刷了十次。２００９年夏天，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汉语中心主任周洪波博士建议我：“与时俱进，换些例子，由商务继续出版。”我答应了，可这一换却换到２０１３年才完成。２０１４年夏天，《汉语修辞学》第三版出版。第三版封底本书介绍：“本书以语言学理论为纲，从现实交际活动出发，将理论研究与言语交际实践融为有机整体，构建了缜密独到的修辞学新体系；同时，力求解决表达与理解方面的问题，帮助读者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自第一版出版以来，本书一直以其理论创新、科学实用而受到广泛赞誉，是众多高校修辞学课程的必备教材。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必读参考书，也是报考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出版后，日本清河大学图书馆馆长加藤阿幸教授就开始翻译。十年劳作，今年出版日文本。
人生短暂，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短暂的人生，能够做出一件还算可以的事情，在我也就满足了，虽然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就那回事。
二 《修辞常识》的目录
《修辞常识》是钢板刻印的，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印刷三次。总共１０６页，八万多字。第一页是毛主席语录。《合作社政治工作》一文按语。目录如下：
前言……………………１
第一章用词…………１６
第一节词语的修辞特点……１６
一、词语的来源…………１７
二、词语的意义…………２０
三、词语的声音…………２３
（一）音节…………２３
（二）韵部…………２６
四、词语的色彩…………２８
第二节交际环境的特点…^３０
一、对象………………３１
二、环境和气氛…………３３
三、上下文………………３４
第三节交际者本身的条件……３５
第四节词语的替换………………３８
第五节平常词语的艺术化…………４２
第二章造句………………………………４７
第一节句子成分的位置变化……４７
第二节长句和短句………………４８
第三节句式的替换………………５７
第四节上下文和句式配搭…………６１
第五节语言的个性化和句式的锤炼…６３
第三章修辞格………………………………６７
第一节比喻、比拟、借代…… ６７
一、比喻……………………………６７
二、比拟……………………………７１
三、借代……………………………７３
第二节夸张、反语、双关
四、夸张……………………………７５
五、反语……………………………７７
六、双关……………………………７８
第三节对照、对偶、排比、反复……８１
七、对照……………………………８１
八、对偶……………………………８３
九、排比……………………………８５
十、反复……………………………８７
第四节递进、设问、引用……………９２
十一、递进…………………………９２
十二、设问…………………………９４
十三、引用…………………………９６
第五节拈连、撇语、顶针、婉曲……９８
十四、拈连………………………………９８
十五、撇语………………………………１００
十六、顶针………………………………１０２
十七、婉曲………………………………１０３
附 袁鹰：《青山翠竹》………………１０５ ［１］p.1
参考书是：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②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 ③张志公：《修辞概要》 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修辞常识》。主要借鉴的是张志公的《修辞概要》。采用的是张志公《修辞概要》的“用词、造句、修辞格”的“三驾马车”模式。张志公《修辞概要》目录：小引 第一章 用词 第二章 造句 第三章修饰 第四章 篇章与风格。张志公的“修饰”就是修辞格。《修辞常识》少的是第四章“篇章和风格”。
三 《修辞常识》的前言
《修辞常识》的“前言”相等于《修辞概要》的小引。《修辞概要》的“小引”和《修辞常识》的“前言”，其实就是“引论”，讲的是修辞观。
前言共五个部分。是这样开头的：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十分重视修辞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习一点修辞。毛主席也曾经尖锐地批评我们的那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的同志。（见《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经常花费时间找到需要的字句。”（见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恩格斯》１０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对于修辞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修辞的指路明灯。我们学习修辞，就应当从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光辉指示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之所以十分重视修辞，为的是要充分发挥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战斗作用，达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目标。恩格斯曾经告诉倍倍尔说：“无论公开发表意见，还是私下交谈，措辞都必须慎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３８卷，４０４页）并指出，由于倍倍尔信件中措词不当，让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头目福尔马尔钻了空子，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个人之间制造纠纷，以达到掩盖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分歧，并用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罪恶目的。恩格斯劝告倍倍尔注意措词，正是为的更好地打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别，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去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１］p.1
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首先强调修辞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认为修辞是无聊的雕虫小技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这是违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一贯教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来把修辞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伟大目标来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曾经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过：
我用的措词正是为了使读者仇恨、憎恨和轻视有这种行为的人。这样措词不打算对他们进行说服，而是打算破碎他们的队伍，不是打算纠正对方的错误，而是打算把对方消灭干净。（《列宁全集》１２卷，４１２页）
列宁的这些措词，正是射向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别的重磅炸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讲究修辞正是为了使这种重磅炸弹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所以修辞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绝不是雕虫小技。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林彪出于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学习一点修辞的指示，大肆鼓吹修辞是雕虫小技应当不讲修辞学的谬论。他胡说：“有条有理呀，标点符号呀，文法呀，措词呀，搞那一套根本不会军队作风。”妄图削弱无产阶级革命舆论的战斗性，把事情搞乱，以便他们一类正孩子骗子浑水摸鱼，大搞篡权复辟的罪恶勾当。我们应当进一步批判林彪篡权复辟的罪恶活动，肃清他在各个领域中散步的流毒，清除他们散布的修辞无用论的恶劣影响。[1]p.2_3
四十年前这样说话，堂堂正正，冠冕堂皇，慷慨激昂，四十年后的今天重，荒谬感油然而生。然而，那时候，的确是一本正经的，严肃认真的，甚至是虔诚的。
这一观点，从张志公那里来的。张志公的《修辞概要》中，一开头就说：“一提起修辞，立刻有人觉得这玩意儿很高深，是文学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用不着它，也学不会它。另外一些人认为修辞是‘咬文嚼字’，是‘卖弄文字技巧’，没有什么好处。这两种认识都不正确。”张志公的这番话对我影响很大。
前言阐述了修辞同语法、逻辑的关系，说：
但是，修辞和逻辑、语法又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不仅表现在研究的范围、角度不一样上，也表现在修辞允许我们打破语法、逻辑的某些规定。比如说：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侮的国家和地方滚出去！（毛主席《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争正义斗争的谈话》）
从逻辑上说，日本是亚洲的一部分，它包括在亚洲的概念之中，两者是不能并列的。但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借鉴铃木一雄等四位日本朋友发表《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时，因为对象是日本人士，谈话主要是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因此突出日本，首先强调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就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从日本开始，一步步地扩大到“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侮的国家和地方”，非常明确而有力。［１］p.5
修辞同语法、同逻辑的关系，我也接受了张志公的观点。这样论述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每次发表声明，我们就上街游行示威喊口号，有时是半夜三更。例子是我们多次喊过的口号。
前言的第四部分，阐述准确、鲜明、生动的“三性”原则。第五部分，强调：
一 应当向毛主席、鲁迅学习修辞。
二 注意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三 注意书面语中各种语体的区别。
四 注意实际的语言环境。
五 研究比较成功的作品的草稿和修改稿，是学习修辞的好方法之一。[1]p.10-14
首先强调向毛主席和鲁迅学习修辞。《修辞常识》中的例子主要来自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驻南京大学工宣队曾发布命令：除马恩列斯的著作、毛主席著作、鲁迅的书。工农兵学员进校之后，上交的私人藏书发还了一部分。没有其他书可读，当然就大量引用毛主席和鲁迅了。
第五点，提出比较文章的不同版本，这是因为我在江苏教育学院的同学朱泳燚开拓了这个方面的研究，１９６０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带动我在学生时代也做了许多这个方面的工作。
四 理论和语料
胡裕树教授多次对我说：“你的东西是你自己。我们老师方先生不搞修辞学。”（我很奇怪，方先生是文艺理论家、小说家、翻译家，怎么不研究修辞学？）我对胡先生说：“不是这样的。我感谢老师——老师们，治学的路子是老师们指引的。关键不在具体的观点和材料。”《汉语修辞学》的成功归功于老师们，这不是客套话。
我的老师中，钱玄（小云）、洪诚等是章黄学派的传人，方光焘、岑麒祥是留学法国、信仰索绪尔学说的。方先生重视理论方法，洪先生重视语料。方老师认为，不懂索绪尔就不能进行语言学研究，洪先生主张，学习古汉语，重要的是弄明白句子的意义，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不重要。１９６０年在《中国语文》上的两篇论文是钱小云老师影响下写作的。１９６１年９月，第一次登门见学年论文指导教师方先生，他就开门见山，“你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严格地说，不能算科学研究。”在接受方先生的指导之后，我没有丢弃钱小云、洪诚老师的治学原则。
我敬佩钱小云、洪诚老师的朴学作风，我要求自己像他们一样重视语料，已经七十多岁的我，依然坚持每天做卡片做笔记。我以为《汉语修辞学》的成功在于作者拥有丰富的第一手的语料。我许多想法是我从语料中琢磨出来的。同义手段说，是我对比外国作品的不同译文（包括《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对比古典名著的不同白话译文（如老子、《离骚》）、对比《史记》和《汉书》的异同中产生的。我曾要求我的研究生，每天做五张卡片，每周交几张自以为精彩的来给我看看。我对研究生说：“做学问，不能创新，可以原谅、创新，谈何容易。但是，连例子也找不到，还需要去抄袭，就说不过去啦。”钱小云、洪诚老师的重视语料的教诲，我是终生受益无穷。我从不要学生代我收集例子，我喜欢向学生推荐我发现和收集的例子。我喜欢要学生用我的例子去联系写作，例如：“新闻三十分”、“做女人美好”、“老外不外”、偶发词、一次性词语……。
方老师强调：所谓科学研究是从一定的而理论出发，有目的地收集资料，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语料，上升为理论。他所说的理论是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我以为，《汉语修辞学》的成功是因为作者坚持了方老师的研究路线。《汉语修辞学》出版后，南京大学学报蒋阴楠先生对我说：“你的《汉语修辞学》最精彩的是理论部分，修辞格虽然也不错，但并不是别人写不出来的。理论部分是别人难以做到的。”６０年代初，跟随方老师跟高名凯争论语言和言语，在方老师安排下研讨朱德熙的《说“的”》、学习结构主义，参加方老师组织的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引》的研讨活动（整整一年），这是《汉语修辞学》理论上创新的基础。
吕先生在序言中说“它不像另外一些讲修辞的书那样，在近乎敷衍似的稍微讲讲修辞原理”，《汉语修辞学》不是敷衍地讲的是什么修辞理论？是结构主义。《汉语修辞学》基本上是结构主义的。我跟方先生学习结构主义的。文革之前我读过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里森、雅克布森、乔姆斯基的人的著作。结构主义是他们的。
《汉语修辞学》自觉地、严格地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话语意义和会话含义。这跟方先生学的，当年讨论语言和言语时，方先生经常用的例子是：“今天是星期六。”如果一个父亲同小孩子约定星期六带孩子去看电影，孩子这么说，是要父亲兑现承诺；如果是美蒋特务街头的暗号，是在新街口百货公司搞爆炸的暗号，那就是……。１９６２年，胡小石老师做杜甫诗歌的学术报告，对“寂寥大同殿，凄凉百兽闼”发表了前无古人的新见解——挖掘出特殊会话绘画含义。这些诗人耳目一新的观念其实南京大学的学术背景的产物。
《汉语修辞学》的核心是：结构和关系。重要的不是实体本身，重要的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实体在其所隶属的整体之中的位置。表达效果和同义手段选择是《汉语修辞学》的中心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重要的不是语义和语音本身，而是语义和语音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闭系，不同关系构成不同类型和等级的同义手段。表达效果不是简单由话语本身所决定，取决于交际活动中的多种多样矛盾，表达效果取决于多种多样矛盾的动态的平衡。
《汉语修辞学》最后是：“结语：修辞学辩证法”。这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年轻时，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我们是熟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研究者说《汉语修辞学》的特色是辩证法，那么这要感谢毛泽东的。
任何学问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而是社会的、集体的、时代的。《汉语修辞学》第五章“意义”的“四、社会文化意义”，当时是耳目一新。其实，并非我的首创，外国人说过。他们的例子是，一个美国人上山打猎，睡了一觉。醒来，猎枪的木柄腐烂了。回到村子里，两派人马在争斗。此人立马高声大叫：“我是英国女王的忠实臣民！”结果是：两派联合起来对付他。究其原因是：此人打猎时，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他醒来时，美国已经独立。刚刚同英国打过仗的美国，英国女王的忠实臣民当然是该打的。虽然现在我记不得是哪一位美国学者的例子了，但是印象非常深刻。
五 肖书文的评论
华中科技大学肖书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以王希杰和佐藤倍夫为例》（2011年）。其中：
第一章王希杰修辞理论述评
第二节王希杰修辞理论的体系结构
一、《汉语修辞学》中的体系结构
1．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
２．修辞学的对象
３．修辞格和修辞方式
４．修辞学的任务、范围和任务
５．修辞学的研究方法
６．矛盾观和得体观［２］ｐ．６
是对《汉语修辞学》的最全面而系统地研究。
肖书文在这一章的开始写道：
由于王希杰先生这本书最初是在那样一个重实际而轻理论的时代形成的，这就给他后来整个修辞学思想打上深深的烙印，使得他对于日常语言修辞现象特别关注，他十分熟悉现代汉语中的各种修辞实例，举例甚至丰；而同时在理论深度开拓上相对而言就显得有所不足。当然，在体系形式上他也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努力，能够把那么丰富的语言现象条分缕析地规范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工作。王希杰修辞理论的长处在于，他有非常敏锐的条例感，而反对漫无边际地罗列修辞现象。无论多么纷繁复杂的修辞实例，在他手里总能归纳于一个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概念框架之中；但在如何把握修辞的本质，以及修辞与人的语言乃至于人的本质的关系究竟为何的问题上，就比较薄弱。如前所述，这也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的通病。［２］p.１１
我不得不说说我不很赞同的看法。
肖书文教授说我因为实在是在１９７４年春天开始写作《汉语修辞学》的，于是就“这就给他后来整个修辞学思想打上深深的烙印，使得他对于日常语言修辞现象特别关注”，这不很正确。我重视语言事实，这是大学生时候就养成的习惯。是钱玄（小云）老师、洪诚老师、黄粹白老师、徐家婷老师的影响。我说过，《汉语修辞学》中许多例子是我做大学生时候收集的。时至今日，我还能在旧笔记本中，在一些中发现一些大学生时收集到的语料。这同我于１９７４年春天开始编写修辞学讲义关系不大，“烙印”说是没有根据的。说我因为是１９７４年春天开始编写修辞讲义，因此就“在理论深度开拓上相对而言就显得有所不足”，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我师从方光焘教授，方光焘是特重视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界是以重视理论而著称的。方光焘的学生都很重视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不会因为是１９７４年春天开始写作修辞学教材就重视实用而忽视理论的。《汉语修辞学》的成功不在于语料的丰富，而在于它的理论新颖。对《汉语修辞学》进行评论的有：１、苞园（倪宝元）、王建华：《一本全面系统富有新意的修辞学专著——评介王希杰汉语修辞学》 ２、秦旭卿：《“放开这本书就有一个好印象”——评王希杰汉语修辞学》；３、宗廷虎：《修辞学走向繁荣途中的一朵新葩——评王希杰汉语修辞学》；４、李晋荃：《努力探索修辞学研究的现代化——平汉语修辞学的修辞体系》；５、李晗蕾：《重读汉语修辞学》；６、胡佑章整理：《广取博收自成体系 纵论挥洒独具特色——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出版十周年座谈会讨论纪要》；７、聂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最好的一部修辞学著作——纪念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发表二十周年》，⑧、王德福：《一本学习汉语修辞的好教科书》 ９、李晗蕾：《依见山水是山水，悟了还同未悟时——读修订版汉语修辞学》 １０、徐丹晖、戴君明：《修订版汉语修辞学读书札记说》 １１ 吴礼权：《从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与原本的比较看王希杰教授修辞学思想的演进》 １２、李子荣：《修辞学是一门语言学科——汉语修辞学修订版读后》 １３、胡习之：《略论汉语修辞学（修订版）的修辞理论贡献》 １４、刘春卉：《自我完善 精益求精——评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修订版》 １５、李建华：《汉语修辞学修订版用例研究》，等。
肖书文教授说：“但在如何把握修辞的本质，以及修辞与人的语言乃至于人的本质的关系究竟为何的问题上，就比较薄弱。如前所述，这也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的通病。”［２］ｐ．１１我是很难沟通的。问题是：什么是修辞的本质？肖书文博士所说的“修辞本质”更多地是从哲学（特别是生命哲学）上看的，所以她批评我忽视了生命哲学。肖书文博士批评说：“所以他（王希杰）虽然提到现代英美分析哲学的一系列泰斗级人物，但并没有做具体的深入研究和引用。”［２］p.２７“对人文性这一方向较有启发作用的现代西方语言学哲学流派，主要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的语言学。但这些思潮似乎并不在王希杰的视野之内（除了卡西尔的符号学哲学的人类学之外）”。[２]p.27要求汉语修辞学研究者把西方的哲学都深入研究了，再来研究汉语修辞学，恐怕这样做了，就没有精力再研究汉语修辞学了。如果我对现代西方的分析哲学做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那何必再研究汉语修辞学？分析哲学家的地位并不低于汉语修辞学家。
五 理论和实用
肖书文博士说：“王希杰的表述方式使他的这一规定看起来像是一个理论体系，而按照他的实际理解则应该是一套技术规则，这是有他的实用主义的修辞观所决定了的，但他总还是想在理论性和实用性这来那个方面进行移植调和。”[1]p.33修辞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部门，是实用的。但是我坚持修辞学同时是理论性的，因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存在于交际活动中。语言不被运用，就死亡了。但是因此就说我的修辞观是实用的修辞观，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实用≠实用主义。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不等于实用主义的修辞观。
肖书文博士说：“这种结构上的调整说明，完全被动地、经验地去搜集语言中的修辞现象的例子加以简单归类，与预先胸中有了一个修辞学理论体系，再去按照这一体系的要求安排例子，具有根本不同的效果。如果说，前一种方法是早年《汉语修辞学》曾采用的修辞学入门法，那么后一种方法就是《修辞学通论》中经过理论锻造已经提升了的引导方法。[1]p.33 说《汉语修辞学》是“完全被动地、经验地去搜集语言中的修辞现象的例子加以简单归类”，是很难成立的。《汉语修辞学》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经验地去搜集语言中的修辞现象的例子加以简单归类”的产物。“完全被动地、经验地去搜集语言中的修辞现象的例子加以简单归类”，是不可能写成《汉语修辞学》的。
肖书文博士说：“所以王希杰在《修辞学导论》（２０００年）已经面世之后，又在２００４年出版了《汉语修辞学》的修订本。 这样，王希杰的修辞学百年构成了一个首尾贯通的圆圈：从实用效果开始，到超出单纯实用的考虑而建构起一个高屋建瓴的语言学和方法论的体系，最后又回复到更高层次上实用效果。”[1]p.５２我以为，这样的一个圆圈尤其合理性。实用的，普及的，也必须不断地提高档次。理论研究必须转化为实用，加以普及。高深的理论转化人常识，这就是人类的进步。应当区分科学语法学（专家语法学）和使用语法学（教学语法学），但是，实用语法学要不断吸收科学语法学，科学语法学要不断向教学语法学转化。
我以为，修辞学教材和修辞学专著之间，实用修辞学和理论修辞学之间，是不能截然分割的。严格区分两者的同时，也要探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
六 结语
从１９７４年的《修辞常识》到今年已经４０年了，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两篇修辞学论文：《列举和分承》和《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已经是五十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说，四十年前的《修辞常识》是一棵小树苗，那么４０年之后的《汉语修辞学》第三版就是一棵树，尽管并不那么伟岸峻拔。但是我却不能不感慨万分的。
真正做好一件事很难的。我不满意《汉语修辞学》第三版。世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比较好的。如果可能，我想十年后再修订，出版比第三本好一些的第四版。
参考文献
［１］王希杰：《修辞常识》，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７５年４月第二次油印版。
［２］肖书文：《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以王希杰和佐藤培夫为例》，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７月打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