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译文：仁德的人不忧愁，聪明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
解说：“知”，同“智”，智慧，聪明。这段话是孔子讲给学生子贡的，他认为仁、智、勇这三件事都是君子应该做到的。
为什么说“仁者不忧”呢？人有七情，忧为其一。难道仁者就例外地没有忧愁吗？当然不是。要正确理解这句话，首先要弄清楚“仁者不忧”的“忧”是什么意思。为柴米油盐的生计而忧，是一种忧；为谋求升官发财荣华富贵而忧，也是一种忧；当了大官儿，发了大财，害怕官保不住，财守不住，又是一种忧。这种种忧愁概括起来，无不是为私而忧。孔子说的“仁者不忧”的“忧”，应该指的是这种为私而忧，也就是说仁者不为私而忧。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意思是先帝（刘备）知道臣为人做事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使命以来，白天晚上忧愁叹息，恐怕托付给我的事业不能成功，而损伤先帝的英明。由此观之，诸葛亮也有忧，而且是“夙夜忧叹”，其忧很深。不过，他不是为私而忧，而是担心不能完成刘备临终所托付的“兴复汉室”的大业。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也有忧，但也不是为私而忧。东汉末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篙里行》）从这些诗句里，可以了解曹操是在为平定天下，解除生民倒悬之苦而忧。
诸葛亮与曹操在政治上是对立的，都把对方视为统一国家的障碍与仇敌，他们都在为消灭对方而忧，却又都不是为私而忧。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更明白地写出他终年忧愁的是黎民百姓，而不是个人的富贵贫贱荣辱得失。杜甫，作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也正表现在这里。范仲淹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能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把自己的忧愁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实在可钦可敬。
我国近代的民主革命烈士秋瑾，在《黄海舟中》一诗中写道：“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她正是怀着忧国救国的伟大抱负，才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奔走于祖国大江南北，宣传革命，组织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因失败而牺牲了年仅三十三岁的青春生命。秋瑾也不是为私而忧。……自古及今，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像这样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数不胜数，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也不是没有私忧，而是不为私忧，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萦人民的苦乐于胸怀，他们的私忧已经被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精神所溶解。孔子倡导“仁者不忧”，就是要人们都来做不为私忧而为公忧——为国为民而忧的仁者。
为什么说“智者不惑”呢？什么是智者？智者就是聪明人。人的聪明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学习包括读书和实践，人们通过读书和生活劳动等实践，获得各种知识和技能。一个人阅历多，见识广，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就会变得聪明起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世事人情通达透彻，是非清楚，善恶分明，一个人能够修养到这种境界，还有什么迷惑呢？孔子倡导“智者不惑”，就是要人们通过学习都变得聪明起来。所谓不惑，也不是绝对的，任何人包括“先知先觉”的圣贤，都不可能绝对的不惑。只是由于他们肯于学习和善于学习，有了迷惑能够通过学习加以解决，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所以能够相对地少有迷惑罢了。一个人要使自己变得聪明，相对地少有迷惑或者没有迷惑，除了学习之外别无他途。人的智力水平是有差异的，但如果不是大脑有毛病，只要肯于学习和善于学习，都能或快或慢、有迟有早地学会自己不懂的知识，掌握自己所需要的本领，成为聪明的人。孔子一生热爱学习，读孔子的书首先就要学习他热爱学习的精神，做个聪明人。
又为什么说“勇者不惧”呢？一说到勇敢，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不怕死，以为只有不怕死才是真正的勇敢。其实不然，孔子说的是勇者不惧怕，而没有说勇者不怕死。当然，不怕死是一种勇敢，但除了不怕死，还有种种的不怕。比如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不怕怀疑，不怕误解，不怕羞辱等等；还有不怕成功，不怕胜利等等。能够做到这种种不怕，也许比不怕死更难忍耐更难承受。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写的《指南录后序》中追叙了他出使元营九死一生的历险经过。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军逼近京城临安（今杭州），元军统帅伯颜要会见南宋的军政最高官员，名为修好实为迫降。满朝文武公推文天祥出使元营。文天祥为了挽救局势和侦察元军虚实，归而求国之策，慨然受命。到了元营后抗辞慷慨，“但欲求死而不复顾利害”，结果被拘北上。他曾产生过以匕首自决的念头，但当他想到使命在身还是隐忍活了下来。后来寻机逃跑，投奔真州南宋守将苗再成，又被误为元军奸细而不肯接纳，逼得他不得不再度逃亡。如果文天样一开始就以匕首自决，那当然很勇敢而且痛快，但是他没有，为了抗击元军拯救国家危亡，选择了更加艰难困苦的“非人世所堪”的斗争。谁能说这不需要比死更大的勇敢呢？所以司马迁说：“勇者不必死节。”意思是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保持气节而死，换句话说，为了保持气节不一定非选择死不可。司马迁就是为了保持气节而没有选择死的一个人。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三十八岁时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来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得罪了至尊至贵的汉武帝，而被割掉生殖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叫做“宫刑”。一个人受这样的刑罚，无疑是奇耻大辱，他在悲痛之余，本想引决自尽，可是他到底没有这样做，还是隐忍苟活下来。因为他“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意思是他因为想要做的事情尚未成功而遗憾，不能容许由于自己的死而不能把自己的好文章留给后人。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愿，要继承父志完成《史记》的写作，所以他没有死，在狱中依然不停笔地写。被赦后，他被任为中书令，这个官职大多由宦官担任，司马迁自然深以为耻。即使这样，他仍然忍辱含垢笔耕不辍，终于在去世前不久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如果司马迁当初在悲愤之下一刀抹了脖子，当然这也算是一种勇敢，而他为了崇高的目的忍辱含冤地活了下来，应该说是更大的勇敢。他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列举了周文王姬发在被拘禁中推演八卦，著《周易》，孔子挨饿受窘写作《春秋》，屈原被流放写作《离骚》，左丘明瞎了眼睛写作《国语》，以及孙膑被断足而写作《兵法》等故事，称颂这些人都是“倜傥非常之人”，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不必死节”的勇者。所以不能认为只有不怕死才是勇敢，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不怕怀疑、不怕误解、不怕羞辱，还包括不怕胜利、不怕成功，都是勇敢。
仁、智、勇，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中庸》（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战国时子思所作）中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意思是：爱好学习距离聪明不远了，能够身体力行距离仁德不远了，知道羞耻距离勇敢不远了。这是因为一个人只有肯于学习和善于学习，才能变得聪明起来；学习了，懂得道理了，还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把自己培养成品德高尚的人；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羞耻，也就知道凡事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应该做的坚决做，不怕损害个人利益，甚至不怕危及生命，这就是勇敢。应该做的而不做，不应该做的却做了，这就是不知羞耻，因为他们害怕丧命，害怕丢官，害怕破财，所以也就害怕原则，害怕真理，害怕光明，所以任何寡廉鲜耻的事情也都能做得出来。那些在敌屠刀下怕死，投降变节，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不就是怯懦而又不知羞耻的人吗？《中庸》中又称仁、智、勇为“天下之德”，意思是仁、智、勇是普天下人都应该具有的美德。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三方面修养自己，做个聪明的人，仁爱的人，勇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