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打弯的戒尺
楷轩四五计划（25日-29日）完成情况：
1、读《论语》第四篇，每天连读7遍，共计35遍，从第一遍跟读10分钟到最后自读2分钟，我没有要求他背诵，但其熟读就达到了这样的结果。
2、每天看《创意英语》一集，20分钟，我的体会是：还是应该采用单纯的CD听力，而不要用DVD视频，视觉对听觉的干扰太大。
3、历史寓言故事：讲的都是《列子》里的语言故事，此次又增加了难度，即我用大字抄写时，将原文去掉了标点，让楷轩跟我读，以后就这样一步步训练他句读的能力。故事如下：
杞人忧天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无处无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夸父追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zēng）不能损魁（kuí）父(fǔ,轻声)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hèdān）者三夫叩（kòu）石垦壤箕畚（jī běn）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shuāng）妻有遗男始龀（chèn）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qū）智叟（sǒu）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huì）！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chè）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kuì）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sǒu)亡(wú)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cuo第四声)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ji）之南汉之阴无陇（lǒng）断焉
4、睡前听其母亲读《圣经》原文，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五五计划（30日-2月2日）为：
读《论语》第五篇《公冶长》，每天连读8遍。
《创意英语》4-6集，每天20分钟；
其他：历史故事、《圣经》、古筝、国际象棋。
现在的孩子都太有主见和脾气了。楷轩昨天读《论语》厌烦了，直接就哭闹抗议了。以前闻儿也是，自己就单方面宣布“只读一遍”的决定。难怪古代有易子而教之训。学生14岁以前，我主张老师一定要严格，可以先严后松，切不可先松后严，否则，学生看碟下菜，到想规矩他们时，却发现难以做到了。教不严，师之惰，严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作息制度严格
古代人，尤其是读书人，无不是早起的，官员也不得睡懒觉，五更就得去上朝。俗话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增广贤文》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朱子家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黎明不是现在说的天亮，而是寅时，指3-5点。
《曾国藩家书》说：“晏起，为败家之凶德”，“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一代疏懒，二代淫佚”。
清代皇子们虽贵为皇亲国戚，但在读书上却是很能吃苦的。清代上书房制度，卯入申出的作息，使他们读一天书，就相当于别人读两天书。相比较现在的到九点才开始学习的孩子，皇子们早晨多了三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三个小时，不但温习了功课，学习了新课，还拉弓锻炼了身体，一天都朝气蓬勃。一日最重要的学习任务都在上午完成了，下午去骑马射箭。
二、惩戒方式严格——戒尺
戒尺是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戒”，警戒，惩戒；“尺”，尺度，标尺，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它遵循了“太刚则折，太柔则靡”的原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既不能过于严苛，也不能太过柔弱。古代倾向于要求老师严厉。晚清以来，随着西学、新学的兴起，尤其是随着一九零五年废除已有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私塾和戒尺都消失了。
民国时期的私塾里，先生常打学生。打的原因，大半不是学生顽皮，而是书读不熟，且看几个严师出高徒的例子：
邹韬奋：少年时在父亲面前背《孟子见梁惠王》，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
鲁迅：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还有罚跪的规则，但是都不常用。
蒋梦麟：如果背时有些疙瘩，先生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周作人在《父亲的病》中写道“《中庸》《中庸》，打得屁股好种葱”。对于这种痛苦，沈从文、胡适、郭沫若等都描述过。许多学生所记得的先生形象，就是“先生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做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郭沫若写道：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刑教很严。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脱下裤裆，把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我最忘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先生爱用细竹打人，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胞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先生打起来只是震天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帽子来。有一天他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母亲也没办法了。
史学家黎东方的母亲一开课便向老师嘱咐过不要打，有佣人看见，还会叫先生不要打。
张治中的业师是他的叔舅，他没有功名，但自小苦学，一天到晚诵读写作，对学生也很严，背四书五经要连朱熹的注一起背，背时偶然停一下，手上的厚板就打下来，连张治中这样没有躲懒的学生也被打得额角留一道创痕。就是这样的业师，大热天拿扇子为熟睡的张治中驱蚊，使张治中心中感谢不已。
史学家蒋廷黻（fú）回忆上课的情况：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记起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中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一致认为难背的是《书经》（《尚书》）。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
现在，在施教过程中，孩子到底能不能“打”呢？玉不琢不成器、娇子如杀子，教不严师之惰，学生懈怠，完全应该打、可以打，但要讲究打的部位和工具。部位：绝对不能打头和打脸，选择手心最好，对身体神经无害，还足以让孩子接受教训。工具：戒尺，而不是棍子、鞭子之类，也不是讥讽的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