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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屈原？
编者按：屈原，每个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名字，但你或许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人，就像《离骚》、《天问》的声名我们都如雷贯耳，却并不一定都真正读过它们。屈原并不是一个文化符号那么简单，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复杂的方面。本文，我们尝试从屈原不同的身份入手，简单地介绍、分析，还原一个多角度的屈原。先从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诗人”说起吧---
1、诗人：没有屈原中国文学将面目全非
《楚辞》作为国学经典，与《诗经》齐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
《离骚》是楚辞中篇幅最长、影响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共有2490字，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首抒情长诗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史诗，却有着独具民族特色且辞采华美的抒情长诗，这多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民族品格。古人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因此，阅读并体味这首长诗，必然是一次美丽而深刻的生命之旅。
《离骚》可以分成九段，第一段是屈原的自传和抱负。第二段写君王对屈原的疏离。第三段将疏离之因归结为君主身边小人的嫉恨和谗言。第四段设想退隐后的生活状况。第五段写屈原与女媭的对话，就自己的人生选择向亲近的人咨询意见。第六段写游仙，向天上神仙求索自己的前行方向。第七段写请灵氛和巫咸占卜，预示自己的前程。第八段再次写神游天国，但却难以离弃故乡。第九段写人生无法实现完美，只能追随赴水的彭咸。
《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且是一个艺术世界。
首先，《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香草象征着屈原的高洁品质，恶草象征着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或者是屈原追求的对象。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
第二，《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最具批判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
第三，《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抒情主人公的远游、求女等活动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展开的。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话中的抒情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这就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个体自由的无比渴望。神话中一次次的求女，则象征着屈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算了吧！国里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我又何必一定要留念乡关？既然不能协助明君推行美政，既然人生不能完美，那我就不如死去依就水居的彭咸。
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屈原的自杀就是《离骚》的悲剧。
从屈原开始，中国的诗人们才真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或激烈或温和的情感，诗人才真正像一位诗人。
楚辞还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风尚。1949年之后把楚辞定位为一种“浪漫主义”文学，其审美也是一种“浪漫主义”风尚。这个概括并不是很合适的，“浪漫主义”这个术语来自欧洲，其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审美意义，套在楚辞身上颇显不伦不类。但是，《楚辞》确实有着不同于《诗》的审美风尚。这就是楚辞带给中国文化那种非中庸的，充满想象甚至有些神奇怪异的审美风尚。
姜亮夫曾在《楚辞今绎讲录》中说：
中国文学史自从有了楚辞，特别到了汉代，得到汉高祖的提倡，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因为它适用于整个民族的语调。楚辞是楚民族文化的精华，几乎取代《诗经》的地位。唐代诗人，据说有人不读《诗经》，但没有人不读楚辞的。要是没有屈原的作品，就不会有我们后代文学的这个发展，或者说我们后代文学的发展不会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子，像汉乐府、唐人律诗、宋以后的词曲等，可能是另外一个路子。
从形式上看，《离骚》开创了独特的文学形式，并直接推动了赋、七言等新的文学体裁的形成与发展。《离骚》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汉代人自己也是这样看的。王逸就认为楚辞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汉代仍然被诗人们热衷写作，并高度赞扬了 楚辞的优点首先就是“华藻”，显然他认为这种词句的华丽是楚辞所独有的，也就意味着是《诗》所不具备的。
而六朝骈文对辞采的重视，对华丽词藻的追求，楚辞之“华藻”也是功不可没的。
楚辞中无处不充满着对楚地景物的细腻描写，当然，这也是楚地的美丽所成就的“江山之助”。楚辞对景物的关注，远远超过《诗》。当然，在屈原、宋玉等人眼里，这些景物并非外在的关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情感在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要到六朝“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才出现。不过，楚辞的开创意义亦是相当巨大的。
第三，《离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性，正是从屈原开始，中国的诗人们才真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或激烈或温和的情感，诗人才真正“像”一位诗人。
陆侃如曾说过一段话：两千年来，所谓“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读他的作品的，读了也没有一个不崇拜的。两千年来无数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屈原的影响的，没有一个不以屈原做模范的。所以扬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说屈原死了便“无堪与言”，所以苏轼说他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只有一个屈原。
从屈原的作品里，产生出赋，产生出骈文，产生出七言诗，“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两千年来，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节，竞渡之风普遍了全国。这一个节令，几为他一人所独占。在长江流域一带，连穷乡僻壤都会有他的庙宇。这一种福气，是没有第二个文学家能够赶得上的。
---（本文选自《北京青年报》）
2、贵族：屈原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
国人为什么纪念屈原，屈原到底是个什么人，屈原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其实在思想文化界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搞明白的事情。
过去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诗人，这当然是成立的。《离骚》《九歌》等作品都以屈原个人的著作传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开先河的首例。但是考究史实，诗人其实并不是屈原的主要身份，他的主要社会身份应该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是“三闾大夫”并担任楚国左徒，参与管理宗族和国家内政外交。他一生的事业和操劳主要是楚国的国事。屈原的诗作不是专门为写诗而产生的，他的行咏完全是思想感情的自然吐露，诗歌只不过是他寄托精神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历史上世人纪念屈原，主要并不是把他作为诗人来纪念的，而是纪念一位楚国的王公贵族，纪念一位真正具有高贵品质的贵族，崇尚一种高雅的贵族精神。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王者和贵族的时代，也是王者之风和贵族精神最为张扬的时代。西欧封建制下王公贵族遗风至今，有所谓“王者之风”、“贵族精神”、“绅士风度”，那么中国的王者讲究什么德行，这在《孟子》里有记载。中国的贵族有怎样的精神，这就体现在屈原身上，或者说体现在屈原的诗作里。
过去我们说屈原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其实是把现代的概念强加在古人头上。春秋战国的国同今天的国岂能同日而语？屈原当然爱国哀民的，但那只是一位王公贵族的家国情怀，和现在我们提倡的爱国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
屈原的贵族精神只能是通过他留下的诗作体现出来的，我们从《离骚》等作品中可以原原本本读出的精神实质，第一就是强烈的家国情怀，他是深深地为自己宗族国家的兴亡而尽责而忧愤，并且在得知楚国无可挽救的败亡之后，自己也投江殉国。这当然是一种坚贞的贵族精神。
第二就是高贵自重。屈原在《离骚》开篇就首先宣扬他族源出生的高贵，这并非只在强调血统，更重要的是人格品位的高贵和承传有序，自珍自重。这是中外贵族都很看重讲究的。
第三是“正则”风骨。“正则”是屈原的名字，他在《离骚》开篇就亮明，也是为了强调一种人生风骨，就是刚正不阿，坚守正义，独清独醒，对昏庸、邪恶、奸小不屈不饶，这是屈原诗作的基本主题，他倾情吐露、反复咏叹。
第四是“美人香草”的“内美”情操。骚体文思飘渺、词章华彩、类比天人、取喻花草，都在于表现志行的高洁。
所以说，屈原的精神，就是高贵的人格、坚贞的家国情怀、刚正的风骨、高尚的情操。屈原是中国古代贵族精神的化身，这种贵族精神也是整个精神文明的一种典范，所以值得所有的人、包括老百姓所推崇。屈原是在遭受排斥打击命运悲剧的情况下“遭忧作辞”，用一种哀婉欲绝笔调把高贵的精神表现出来，因而更加直指人心，感天动地。我们今天纪念屈原，也应该还他以本来面目，还原其精神实质。
（曹宗国）
3、政治家：屈原被忽视的政治家身份
屈原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现在历史和人生舞台上的。
屈原出身贵族，"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很早就投身政治，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等要职。他学识渊博，主张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力主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因遭谗而丢官离职，被放逐。后来楚国日益衰败，首都郢亦被秦军攻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世人评价屈原，多从诗歌角度着手，赞誉他是爱国诗人，而往往忽视其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屈原的一生，从政治角度来评价，更为合适。
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屈原的"美政"理想是怎样的呢？综观屈原作品大致可归纳如下：一是为政以德，修明法度。他看到楚国"灵修之浩荡"、"时俗之工巧"、"世溷浊而蔽美"的败政局面，竭力主张尧舜禹汤文武时代那样的德政，同时主张"明法度之嫌疑"，并积极动手，"造为宪令"。二是举贤授能，革除弊政。在《离骚》中，屈原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在《思美人》中又说："勒骐骥而互驾兮，造父为我操之。"三是国强民富，九州一统。他在诗歌中对楚王充满信心和期待，对未来雄心勃勃并怀有远大志向，饱含着为实现政治理想而不懈追求的热情："忽奔走以走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为了楚国的强盛，屈原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屈原的"美政"理想应该是楚国走向强盛的一剂良方。然而，楚王昏庸，政治黑暗，贤者遭斥，奸臣横行，这就给屈原的政治道路蒙上了一层灰色。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贤妒能，楚王是非不分，这就使屈原要实现其政治理想举步维艰。
但是，他的决心从未动摇。他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百折不挠、宁死不屈，表现了他为实现"美政"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他为实现"合纵"战略连连奔走于齐，并不顾一切地同亲秦投降派以及疯狂推行"连横"策略的张仪之间的顽强斗争，也是他为实现"美政"理想所作的一种持久的现实实践。
后来，楚怀王的继承人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把屈原放逐到更为偏远的地区。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八面受敌，势单力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而是用诗歌向奸党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在《离骚》中这样勾画他们："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面对众恶，他勇敢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列举历史上的昏君，并指出其可悲的下场："（浇）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他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固乱流其鲜终兮"，以此警告统治者。屈原还热情地歌颂了历史上的明君："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苛得用此下土。"一抑一扬，表明了他的鲜明政治态度，展示了与奸党斗争到底的决心。
屈原处在被流放的境遇之中，还心系楚王，心系楚国，希望楚王有朝一日能幡然醒悟，改弦更张，清除奸党，召他回去主持大计，挽救楚国的危亡。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嫉之，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楚国社会政治的黑暗现实和楚王的昏聩不明，最终导致了屈原终极理想的破灭；而楚国沦陷的现实对屈原来说，又意味着他已经再也无君可忠，因为楚的君亡了；已经再也无国可爱，因为楚败亡了；再也无民可怜，因为楚的人民已经颠沛流离、家破国亡了。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这"疾"，这"怨"，才激发了屈原创作《离骚》的"灵感"。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屈原是"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以抒其情"，班固也说他"为赋以风"。屈原身兼内政外交重任，励精图治，渴望改革，渴望国富民强。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这使屈原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怒之情，这种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成就了屈原不朽的爱国主义诗篇。
因此，政治上的失败、人生的挫折，才成就他为诗人。或者这样说，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中外教学研究》2006年第6期）
4、爱国者：从无“国”的概念，何谈爱国主义？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屈原被封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尽管从一开始接受教育时起，就被告知这点，却一直没曾仔细考证过。将屈原拿来这样称谓，生出疑窦还是近来的事。尤其是今年以来，当一系列的事件，让国人的爱国热情爆炸式的迸发后，恰好又一个端午节到来，屈原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被凸显了出来。端午节想到屈原，是每年都会有的事，打从很早开始，这样一个节日和屈原扯上了关系，在这一一个节日里，人们祭奠他，但我想更多的是同情他的遭遇，是对他所体现的那种忠贞和“义”的认可。
有这样一个广泛存在于儒教文化圈里的节日的存在，即便没读过他的诗歌，你也无法忘却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前些年，联合国认定了几位世界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屈原。我不知道联合国这样认定的依据，是否是单就他在文化上，诗歌艺术上的成就而言，还是和在我们国内一样，还有“爱国主义”这点？
就今天的我们来说，一定要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者，也未尝不可。因为他的行为的确是在爱着一“国”，就是他的祖国楚。但换个角度，这样称呼他，并且如此放大到典范的高度，却有些让人无所适从。尽管在那个时代，战国七国里，要说最独立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中原文化之外的，非楚莫属。屈原作为楚国的同姓，比他人更热爱楚国似乎也该在情理之中。然而当我们拿诸子百家其他那些同样在历史上留下过影响的人与之比较后，就无法不对对屈原这样的称呼产生疑问。
关于屈原的史料，至今最详实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太史公在传后的那段文字：“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看来打太史公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人看重屈原对楚的忠贞。在很多人眼里，屈原的行为内涵的更多是“忠”的成分，是对当时楚国政治体制，对君王的“忠”。
先秦时代的学者，从孔子以下，大都怀抱着大一统的理想，为此通常都不择国而仕。稍微知道些中国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孔子的周游天下，卒老于行，还有那么一大群如孙武，商鞅，吴起，韩非等，无不都是采取良禽择木而栖的策略。在这些人眼里，当时早已没有什么狭隘的“祖国”概念，实在说，当时的所谓“国”，与今天的现代民族国家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即便同为楚人的环渊、陈良、许行等，也一样是在他国发展，为别的国家服务。所以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国家概念来评价这些古人，一定要以民族来作为国家的标志，说楚人在当时是不同于中原诸国的民族，所以屈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早在春秋时代，他的一些前辈就抛弃了这样的民族情结，最典型的要属伍元伍子胥了！难道我们该将这些人物的行为定性为“卖国”吗？
要说屈原一定没有过离开对自己很不公的楚国，去到别的国发展的想法，那也是在误导。在他的作品里，一样流露出过想要离开的想法。“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楚国是他的故乡，他热爱自己的故乡，不愿离去这也能够理解，只是就这就说他这是“爱国主义”，我却一定不敢苟同。一定要说他与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人物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在我以为只能是政治理念的区别。屈原不是不赞同在当时早已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而是希望这样的大一统的业绩由楚来完成，同时也就是由他来完成。而且在当时，楚的确是具备这样的实力的。
所以我们说屈原伟大，除了他那些伟大的诗篇，很大层度上是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后世“忠”的政治理念。在政治上，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不仅仅是他，似乎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在政治上无不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评价屈原，更多的是从道德的层面在对待。他被推至到了一个道德的至高位置，成为了一个道德，尤其是在政治道德的楷模。所谓一女不事二夫，一士不事二主。需要这样的是谁？其实早就是一目了然的了。在政治上，屈原毫无批判精神的，他对当时楚国政治上的腐败虽然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却不能从根本上如商鞅那样采取从体制上抑制，甚至打破贵族对政治的垄断。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君王的意愿上，即便这个君王是如楚怀王这样的昏庸无能之辈，他也不弃不离，直到最后彻底失望后投渊而亡。他这样的“忠贞”无法不让今天的我们看来是“愚忠”！
所以要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是一位传统理学意义上的“忠臣”是没有异议的；而一定要当他是一位什么“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却是一件荒唐的举措，让人不得不生出些想法，甚至于啼笑皆非来。
实在说来，屈原的所谓“爱国主义”，是后人照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强为他安置的。这样的标准，连孔子也是不赞成的，他的后背孟子更是反对这样的愚忠，甚至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威轻”的话来。在我想，如果屈原自己知道后人会给他戴上这样的帽子，也一定会不以为然。他的行为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而与什么“爱国”不爱国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此界定“爱国主义”，不知道后来的那些改朝换代时，前朝的臣子们又该怎样去看待？难不成也该都送上一顶“爱国主义”的桂冠吗？
将“爱国主义”与某一个政治团体，一个政治象征联系起来，是我们文化里古已有之的东西。这样的“爱国主义”往往会成为某些人，某些特定团体手中的尚方宝剑，被拿来予取予夺。这种文化在现代，恰恰是与人类的普世价值想悖离的。所以今天的推崇屈原所谓的“爱国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定政治利益的需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借屈原的名义的“爱国主义”，只能之建立在“朕即国家”的政治理念基础之上的伪的爱国主义。
（何 周）
5、演变：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一、两汉：悲剧的屈原
在西汉文人的心目中，屈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政治昏暗的时代，那时，谗邪小人得势横行，忠贞之士却遭受迫害。在这样的社会，屈原遭到放逐，被迫自沉而死，他的悲惨结局自然引起了后世深沉的同情。
在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子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卞随、伯夷）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盗跖、庄）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却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牛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现在却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在如此铺陈中，屈原的悲剧形象自然地凸显出来。贾谊的这段描述，确立了汉人缅怀、悼念屈原的基调。
东方朔《七谏》对于屈原的人生道路进一步作了具体的描写，在《初放》中，他说由于楚王失察，导致屈原被弃于草野。在《沉江》中，他先后提到了管仲、申生、比干、箕子、伯夷、叔齐、伍子胥等忠诚于国却蒙冤遇祸的前代贤臣。这些无不清楚地表明，在西汉文人心目中的屈原，是一个蒙受冤屈、为国捐躯的贤者。《七谏》中写道：“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听奸臣之浮说兮，绝国家之久长”，“怀砂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忠君忧国、受谗被放、愤而沉江，这就是屈原生命的三部曲。其他西汉文人笔下的屈子形象，亦大致如此。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便上升成为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此后，对于《楚辞》中所表现的屈原人格，便出现了贬责的意向与负面的批评。班固在《离骚序》中，一反自己当年对屈原的推崇与赞许，认为屈原应该明哲保身，而不是露才扬己，指责屈原作赋“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的做法，又批评屈原沉江而死，乃是狂狷之举。班固前后不同的两种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强调屈原的忠信，乃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昏暗的朝廷政治，指向陈旧而僵化的社会体制；而强调屈原性格的“狂狷”，则是将责任归咎于屈原的人格缺陷。前者要求改革朝政与社会，后者则要求文人泯灭个性，以适应社会。从班固的转变可以看出，强大的经学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士人心灵的压迫，不仅改变了士人的学术观念，而且改变了士人的人格标准。
后来，尽管王逸对班固的观点感到不满，但也没有否认屈原作为狂狷之士的形象，只是对这个形象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诠释：“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耈，终寿百年，盖志士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在王逸看来，屈原是那种颠能扶国、危能安邦、“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志士。如果说班固批评屈原自沉所表现出的狂狷倾向是要强调儒家的中庸思想，那么王逸称赞屈原自沉所表现出的狂狷之举乃是为了彰显儒家的道义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传入，学术思想的时代主流发生重大转变。经学的藩篱被打破，人的自由精神增强，文学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文学研究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显示出独立的品格与绰约的风度。如果说汉代文人主要是以经学的眼光审视《楚辞》，那么魏晋人便从更为广泛的角度，主要是用文学艺术的眼光来欣赏《楚辞》。但是，南朝齐梁之际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楚辞和屈原的立论还是沿袭了汉人的基本思路，即“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3]（第46页）。同时，随着玄学的昌炽，《楚辞》进一步融入时代文化的主流，成了名士风流的精神食粮。《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见，在名士的眼中，《楚辞》不再是儒教经典的“别体”，屈原任诞潇洒的人格成为自由与艺术的展现，其超越世俗的行为方式成为当时人生风度的载体。
二、唐代：矛盾的屈原
在批判六朝玄虚、风气萎靡的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唐代建立了多元文化并存互补的格局，不同的思想呈现出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态势。文人思想活跃，精神开放，注重心灵情感的抒发，对于思想理论保持宽容的态度。基于不同的文化视角，文人对于《楚辞》的评价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也呈现出多面并相互矛盾的品质。
初盛唐时期，学术视野开阔。屈原的精神品格及文学风采作为一种文学遗产受到广泛的景仰，成为叹赏及歌颂的对象。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说屈原之作“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另一个朝廷大臣令狐德棻主持修撰的《周书·王褒与瘐信列传》也说：“（屈原）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仰慕、追踪屈原的文采风流，更是诗人们发自内心的歌咏。李白《江上吟》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戏为六绝句》曰“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可谓其中的代表。
安史之乱爆发，唐帝国迅速走向衰落及动乱。中晚唐朝廷政治腐败，皇室衰微，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的变迁牵动文人纷乱的心绪，引起学术思想的转变。中唐时期的文人更加看重《楚辞》的社会价值，更加强调屈原形象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韩愈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提出“不平之鸣”说，将屈原列为善鸣之士。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太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在彰显一个人面对人生苦难、产生怨情的必然性和抒发怨情的必要性的同时，将“不平之鸣”视为士人的一种社会责任，这也是韩愈一贯以明道为己任的表现。裴度《与李翱书》亦曰：“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这实际上是将指责昏佞、抒发“不平之鸣”解读为屈原的创作动机，从而肯定屈原形象中的抗争一面。
总的来看，热情地赞美屈原的忠贞节操、高尚人格，由衷地景仰屈原笔下的超凡想象与卓越艺术成就，构成了唐代诠释《楚辞》的主流。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少数文人对于屈原的创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持此观点者将“诗人”与“骚人”、“词人”严加区分，以“诗人”为作者之正统，而以“骚人”、“词人”为诗流之别调。屈原则被定位为“骚人”、“词人”之祖。
三、宋代：圣贤的屈原
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对于《楚辞》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宋代学者看来，孔孟之后、荀子之前，是儒家伦理堕落的时期。《诗经》的讽刺之旨，《春秋》的微言大义，在这一时期都湮没无闻，独有屈原孤身一人担当起君臣伦理的道德责任。于是，屈原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圣贤形象。他眷顾楚国，系心君王，在道义倾颓、伦理衰落时期不愧为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
两宋时期，晁补之、洪兴祖、朱熹都是《楚辞》研究的大家，他们对屈原的形象皆作如是观。晁补之在《鸡肋集·变离骚序》中说：“《诗》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蜂起。七国时，杨、墨、申、韩、淳于髡、驺衍、驺奭之徒，各以其说乱天下。于时大儒孟、荀，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而二儒相去百有余年，中间独屈原履正著书，不流邪说。盖谓原有力于《诗》亡、《春秋》之微……而独推原与孟子先后，以贵重原于礼义欲绝之时。”可见，晁补之认为，《诗三百》讽刺之义，战国时已经消散殆尽，至屈原出而得以振兴，屈原的人格与作用相当于孟子。
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则将屈原比作商代末年为国献身的忠臣烈士比干。他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纣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洪兴祖认为屈原之忠包括忠君和忠于宗族的两层涵义，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还将屈原的作用无限夸大，以为楚国兴亡系于屈原一身，从而将其行为高度政治伦理化。洪兴祖将“以死讽谏”解读为屈原自沉的动机，即“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所以，屈原“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于是，“讽谏”也就成为了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核心。
朱熹也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人格。他说：“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的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朱熹极力扭转汉儒对于屈原狂狷的指责，他说：“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则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何尚说哉！”朱熹绕开屈原行为合不合乎中庸的问题，而是从其所谓狂狷行为中解读出忠君、爱国的动机：“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于是，朱熹将屈原进一步伦理化、儒家化，最终扭转了对屈原的评价，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明代前期。
如果说汉唐时代，在屈原身上或多或少地还保留着诗人作为自然人的狷介之气、怨尤之感、愤懑之情，那么到了两宋时期，在理学思想的映照下，屈原个性中此类“杂质”便被淘洗干净。宋人心目中的屈原，既是儒家伦理的承当者和传承者，又是儒家尽力推崇的忠君爱国之士。屈原被重新定位成一个标准的忠臣圣贤的形象。然而，屈原形象在被净化的同时，也被悄悄地异化了。
宋代诗词作品中的屈原，更加显得光影纯粹、熠熠生辉。司马光在诗中称赞屈原有着白玉般的纯洁，有着幽兰一样的馨香。尽管屈原一生屡遭挫折，然而责任全在“令尹”身上，屈子被疏仍然不怨怀王。诗人自沉而死，冤骨销于寒水之中，他的“忠魂”却回到了故乡。他的《楚辞》流传于世，依然与日争光！诗中屈原的形象，明显经过了理学思潮的重新诠释与改塑。
四、明末清初：民族志士的屈原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一个正统的汉民族王朝被推翻，一个在马背上兴起的少数民族新王朝迅速崛起，席卷并统治了全中国。这在历来自认为处于世界中央、强调夷夏之辨的中土学者心里，是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严酷的现实令人别无选择，学者只能在著述中寄托民族气节与孤愤情怀。于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叠合，学者从屈原时代朝廷的纷争中仿佛看到了晚明朝廷党争的影子，从屈原力主抗秦中仿佛听到了抵御异族、保卫家国的战斗号角。学者在历史的想象中与现实相遇，在对文本的诠释中谱入了当下的情感。屈原由此而成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成了一个夙志抗敌的英雄，成了满怀孤愤的志士。
《楚辞笺注》的作者李陈玉崇祯年间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明亡之后披发入山，隐逸不仕，以著述终身。与他同时代的魏学渠在《楚辞笺注序》中说：“（明亡之后）先生慷慨弃家入山，往来楚粤间，行吟泽畔，憔悴踯躅，犹屈子之志也。……有《离骚笺注》数卷，其词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忧患、寓哀愁，犹屈子之志也。”钱继章在《楚辞笺注后序》中则形象地描写道：“先生北望陵阙，流涕泛滥，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继而遁迹空山，寒林吊影，乱峰几簇，寒猿四号，抱膝拥书，灯昏路断，屈平之《抽思》而《惜诵》也。先生之志，非犹屈平之志乎！”尽管就历史的内容而言，战国时代与明末清初的历史情景绝不相似，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心灵感会的异代相通。
王夫之《楚辞通释》写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8年），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岁月垂暮的老人了。清兵入关时，年轻的王夫之曾经与人组织衡山起义，抗击清军，失败之后投奔南明桂王政权。桂林陷落后，他才逃回家乡，知事不可为，退而著书，但仍然无法忘怀故国之戚，在《楚辞通释》中，隐然以屈原自命。他在书前《序例》中说，自己所处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在《九昭序》中又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
从时局看，屈原生活于楚国将亡之前，而王夫之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从身世经历看，屈原与王夫之都曾致力于挽救国家危亡的抗争，都曾深切地感受到朝廷“党争”之祸。王夫之参与永历政权时，曾被谗毁，险遭不测。这一段经历在王夫之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隐痛。他在《离骚》注释中说：“李杜（指东汉名士李膺、杜密）戮而党锢兴，赵朱（指南宋的赵汝愚、朱熹）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在这里，王夫之假借汉末“党锢之祸”中遇难的李膺、杜密以及宋代“庆元党禁”中的受诬者赵汝愚、朱熹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他认为，谗邪小人盘踞要径，上下勾结，党同伐异，使贞人君子不得进取，这在古今没有两样。他还结合自己的心理感受，又道：“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淡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这里所抒发的贞士失志、隐伏山林、孤愤难平的心情，明显吐露的是王夫之内心的郁勃不平之气。
王夫之注《楚辞》时，抗清的武装力量已经被扫平，清王朝已经统一天下，所以，王夫之只能在注释中曲折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感情。他在《九昭序》中自称“有明王夫之”，也就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九昭·荡愤》中，他甚至设想了一段兴师讨秦的次第经过，即“诛凤皇于西母，诘怀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诈，必伪请和以诱我。叱风伯使勿迟回，不听其甘言而决于致死”，继之“以誓死之气，与秦争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夺武关，临渭水，秦且西溃。逮怀王之未死，迎之以归”，又云“秦人积怨于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诛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祸，如涤阴翳而睹青天，迄于西极而后已。”在《荡愤》题下注中王夫之总结道：“楚之誓不两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夺者，秦也。怀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放窜之余，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这里所描写的情景，更多的只是表达王夫之反抗清廷统治的现实幻想而已。
五、近代：屈原形象的新变
20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学说、学术思想与文艺作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造成中外文化的大激荡、大整合、大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在新的文化思潮面前发生深刻的裂变，新的屈原形象带着新的时代气息不断地涌现出来。
清末王闿运在《楚辞释》中，将屈原塑造为纵横捭阖的策士。关于屈原的生平遭遇，本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新序·节士》中皆有记述，细节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是一致的。王闿运却对此作了一番独特的描述，称屈原在朝名高德盛、专权用事，主张联合齐国、通款于秦。在楚怀王入秦后，他先是积极谋使怀王归国，后来又密谋废掉顷襄王，另外寻求楚宗室中的贤者以立为王。一部《楚辞》，被王闿运解读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宫廷政变的秘录，而诗人屈原则成了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
“五四运动”以后，在现代学术的背景下，《楚辞》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内蕴更加纷纭、色彩更加斑驳。在不同学者的笔下，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有洁癖的单相思的“殉情者”、一个文学弄臣、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巫官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屈原只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连其存在与否也仿佛成了问题。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是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诗人一生的历史就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还认定“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和楚国人民的悲剧”。显然，这一时期屈原的形象塑造，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伦理化了。在70年代初“评法批儒”运动中，又有人把屈原说成是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诗人”。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输入，有人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层面透视屈原，说屈原是一个有着幻视、幻听、幻觉、孤独症、自恋症、易装癖的病态狂人。
总之，自从“楚辞”诞生以来，其传播与接受中，屈原的形象随着时代、学术思潮的流转而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从一个悲剧的人物、一个矛盾的形象、一个忠臣的楷模、一个志士的榜样，到一个纵横家、一个殉情者、一个职业巫官、一个孤独的自恋者等等，对屈原形象的诠释可谓极尽其变。可以肯定，这种对于屈原形象的重新塑造将永远不会停止，未来新的时代、新的学术思潮，还将会催生出新的屈原形象。
历代接受者塑造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以作为自己修炼和实践的榜样和目标。这同时也是对其所在群体精神品格的重新确认，他们明屈原之志，感屈原之遇，也是明自己之志，感自己之遇。对屈原的诠释于是成为接受者探求理想、释放焦虑、自我确证和自我批判的心理历程，屈原接受史实际上成为接受者的个人心史，同时也是他所在群体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反映。
（本文选自《武汉大学学报》，作者：李中华 邹福清）
6、阅读默读是最好的纪念
编者按：著名诗人西川曾说过，默诵两句屈原的诗是对屈原最好的纪念。是的，每年端午，都不会缺少各种祭祀屈原的活动，但是，狂欢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纪念只有读屈原的诗，将屈原诗歌中的人性光辉一代代发扬光大。
屈原名句欣赏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离骚》）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离骚》）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离骚》）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九歌·大司命》）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大司命》）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九歌·东君》）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九歌·山鬼》）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九歌·山鬼》）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九章·抽思》）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九章·抽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九章·抽思》）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九章·怀沙》）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九章·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九章·涉江》）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九章·涉江》）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
薄暮雷电，归何忧？（《天问》）
魂兮归来！（《招魂》）
目极千里兮，伤心悲。（《招魂》）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