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苦难童年
当他1910年出生在安庆时，父亲陈独秀已离开安庆与他的小姨也是后来的继母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多年来很少回老家。幼时的松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安庆老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被国民党关进南京的监狱中，母亲带着他去探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想念多年的父亲。当他看到父亲那一副样子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表面上对子女严酷，内心却十分疼爱儿子的父亲却叫他不要哭，并告诉儿子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就要经得起挫折啊！少年
陈松年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么幸运，去上海、北京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早些年仅在大学读过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然而松年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也能吃苦，再加之家学的渊源，自学了不少古典东西，也很有文学修养。陈松年3岁时的一天，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这一批打手突然来到陈独秀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几个儿子。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年纪小，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由于陈家一向乐善好施，待人热情厚道，与邻居关系都很亲密。当陈家有难之时，大家都愿意相助。邻家的一妇女知道官兵在追捕陈家子弟，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家庭变故
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真是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这时，哥哥延年的后事，还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当他们兄妹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他们收尸，连看都不让看他哥一眼。兄妹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还痛哭了一场。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迫害，他的后事又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那时，国民政府仍然是不让收尸，当他们兄妹二人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乔年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至于姐姐玉莹受了严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了。松年的姐姐死时年仅28岁。青年
松年青年时代，可说是灾难频频降落在陈家。在他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他便弄了几只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然后准备去找父亲陈独秀。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其中还有父亲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然后继续沿江而上，经重庆，最后到达四川江津。陈松年一家在和父亲流寓江津的日子里，生活十分艰难。全家就靠他们夫妇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的生活。在这里陈松年尽力侍奉祖母，陪伴父亲度晚年。在人们看来，陈独秀一生少“儿女情长”。而此时的陈独秀，大概是人到晚年特别怕寂寞，非常喜欢和儿子、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正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父亲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就这样陈松年一家在这里陪伴父亲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陈松年是一个孝子，他既孝敬父亲，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除了自己直呼潘兰珍为母亲外，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也很尊重潘兰珍，平时都亲热地叫她二奶奶。在江津，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去世了，紧接着父亲陈独秀1942年又在江津去世。由于战乱，松年只好把两位老人，暂时安葬在那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在搬运父灵柩时，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所幸陈松年那时没有为父亲立碑，才使陈独秀的墓躲过“文革”浩劫。后期
解放前，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解放后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技师。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从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那里得知陈松年的生活困难，看在陈独秀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份上，毛泽东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场工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自从父亲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40多岁时一张照片：照片上父亲留了一撮胡须，目光炯炯，英气袭人。旁边是他的生母，父亲的原配夫人高大众的相片。就这样，陈松年每天陪伴着双亲的照片。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给他的人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慰藉。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明节，已是年近7旬老人的陈松年，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直到他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子嗣
陈长琦，陈独秀的长孙，也即陈松年的长子陈长琦，1947年出生，现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教授，中国真空学会理事。在世人看来，陈长琦无论是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是一位眼界开阔，专业基础深厚的学者与行政领导干部。陈长玮，陈松年的长女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钢铁设计院工作，曾任工程师。因工作努力，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陈长玙，次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军工厂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陈长璞，陈松年幼女，因“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回城，进安庆图书馆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祖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拍卖
《收收藏藏》(103)陈独秀孙女：父祖坎壈,家国风云
来源：羊城晚报 | 2013-03-23 13:50:29淮南书吧1937年春，陈独秀在南京第一监狱中
年轻时的陈独秀
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
陈独秀
陈独秀二夫人高君曼
陈独秀三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长子陈延年
陈独秀次子陈乔年
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依次为陈长玮（左上）、长玙（右上）、长琦（左下）和长璞（右下）
陈独秀陵园
□刘海儿
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陈独秀。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
“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忘不了父亲陈松年对她说的话，“爷爷的事情不能碰。”
陈长璞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工作，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快人快语，颇有祖风。谈起家族往事，陈长璞极为谨慎，因为陈家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在她看来，“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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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狗屁不通”的文章成才
早在1926年，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陈长璞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从得知他的名字起，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深入地了解祖父。在她看来，祖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的作为，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879年10月9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城北。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陈长璞十分感慨，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如今，陈家老屋早被拆毁，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有提到陈独秀。
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在自传第一章他便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其实，陈家乃书香门第，12代鸿儒，却没出过一个大官，没出过一个举人，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后来，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在陈独秀3岁时，父亲就病逝了。
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最好出路。到了陈独秀这一代，陈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人称“白胡子爷爷”，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不喜读书，更不喜作八股文。因此，他总是挨打，背不出书就挨板子。不过，不论怎么被狠打，陈独秀就是不哭，气得“白胡子爷爷”连板子都扔飞了。
在陈独秀的回忆里，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昭明文选》等给他看，陈独秀越看越起劲，后来还称“自己成了选学妖孽了”。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来自《孟子》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狗屁不通，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马嘴，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上下打量陈独秀，问他的年龄，嘱咐他好好上学。陈独秀以为考砸了，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谁知，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中了秀才，村里一下子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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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
成名之后，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当时他十七八岁，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由叔叔和母亲做主，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遗憾的是，就像鲁迅、孙中山的原配一样，她是个旧式女子，文盲，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本本分分过日子，特别是不要去造反，不要参加“乱党”。陈独秀恰恰相反，后来一辈子造反、冒险，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婚后一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那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新学盛行，他看《时务报》，宣传新学，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卖起了进步刊物。不久，他作出留学日本的重大决定。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如苏曼殊、章士钊、章太炎等。1908年，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就在这时，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这位女客叫高君曼，名如其人，委婉动人。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活泼开朗，思想开放，是个新式学生，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他和胡适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他是要造反的，不管周围人怎么看，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
1909年私奔后，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但最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后来，如陈独秀所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再度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操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0日，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了“独秀”的笔名，那一时期，他以独秀为名，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不久，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第一期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手笔，以至于今天，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最显眼的位置。文中，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要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
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让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人到中年，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陈长璞后来感慨，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也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五四”的那次入狱，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据胡适回忆：“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曾经踌躇满志、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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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孤苦的晚年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一大”结束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工作之余，他仍在秘密主持《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政治敏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两次被抓进上海巡捕房，后被共产国际营救出来。
1927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浸泡在一片血色之中。此前曾和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的陈独秀自然遭到了“清算”，来自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攻击如暴风雨般将他包围。最终，陈独秀的种种错误被归结在“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下，他一直戴着这顶帽子走进了坟墓。
陈独秀晚年的落寞境遇，很少有人知晓。从1927年到1928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悲苦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通缉他，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除他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那一段，他心中的悲怆和煎熬可想而知。
1930年冬，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在安庆去世，一年后，高君曼病逝。陈独秀晚年一直由最后一位妻子潘兰珍陪伴。潘兰珍和陈独秀相识于上海，他们是邻居，潘兰珍小陈独秀30岁，是个临时工，常照顾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巨幅照片贴得满街都是，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家旁边住着位名人。她义无反顾地一路追到南京，以女儿的身份要求探监。后来，陈独秀入狱5年，潘兰珍一直在南京租房照顾他，监狱长得知实情，都对陈独秀羡慕不已。一些朋友更戏称陈独秀猎艳水平很高。
陈独秀后来孤苦伶仃，一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过武汉，到过重庆，又到江津，这个过程中，潘兰珍都陪在他身旁。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著述，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江津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却一人在偏僻的重庆小山村里，用通信的方式，提出要重新评估列宁以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但回应他的，只有清苦的现实生活。
陈独秀那时已完全无依无靠，尽管很多人想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但他对不明来历的钱财绝对不碰。据说，陈立夫拿小学读本让他改个字，稿费5000块，他不改。张国焘也带来国民党给他的钱，他不要。戴笠、胡宗南也曾先后去看他，算是代表蒋介石，一来看看他的动静，二来也是想听听他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同时也想寻机利用，但都无果而终。
在这段年月中，潘兰珍给了陈独秀意想不到的平静。1942年，几次昏倒的陈独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嘱咐潘兰珍趁着年轻找个工作，遇到合适的人再嫁一次，“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哭着在一旁点头。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当时的《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后，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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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风雨的陈家后代
说起陈家后代的命运，陈长璞唏嘘不已。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了4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3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
大革命失败后，陈家3名子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相继去世。1924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与周恩来一同工作。陈延年一生未婚，总是说忙。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夜以继日地处理大量工作。他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1927年6月，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敌人喝令他跪下，他毫不理会。最终，刽子手残忍地一拥而上，乱刀将他杀害分尸，投入黄浦江中。陈延年死后一年，陈乔年也被捕，后来和哥哥在同一地点被杀害。两位儿子相继去世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晓。她派长女陈玉莹去沪打听。得知哥哥和弟弟都已牺牲，陈玉莹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同一年病死于上海。3位子女相继离开，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悲伤的心情不言而喻。陈乔年本育有一子，可惜夭折。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据她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居住在安庆，处境很艰难，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1953年，上级领导得知陈松年的境况，把他安排在一家工厂当统计员，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松年成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病逝于合肥。
高君曼所生子女中，陈光美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陈子美“文革”时与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1997年，泰国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一则来自美国的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党人陈独秀之女在美遭儿子弃养。报道称：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陈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从1993年至今累计欠款约1.4万美元。因无法交付管理费，她面临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万般无奈下，才被迫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经媒体披露后，在纽约热心人士和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困境。2004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看望，她心境非常凄凉。4月14日，94岁的陈子美终于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旅途，客死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陈鹤年青年时期曾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据资料介绍，他后去了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打交道。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去世，家人一贯低调，隐姓埋名。
让陈长璞欣慰的是，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终究算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在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几经周折运回安庆。陈长璞告诉记者，当年，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顺江而下运到安庆江边码头，陈松年将棺木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还雇了朱雅盛等4名当地村民将其棺木抬到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一处。后来，因为陈家人多年没去扫墓，陈独秀的墓埋没在一片树林和荒草中，土坟因多年没人添土，历经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小土包。1980年冬，当陈松年去山上寻找陈独秀墓时，怎么也找不到。最终，还是靠着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老农，寻着当年的路，才找到了陈独秀的坟。此后，已年近七旬的陈松年，几乎每年都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陈独秀墓后来得到了多次修葺，其中，第四次大修，是由陈独秀后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之后墓园又得到多次扩建，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审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陈长璞现在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沐浴着新时代春风，她常怀念起自己的祖辈。她说：“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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