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苦涩的选择
——鲁迅《藤野先生》创作动因新解
叶世祥
还在中学的语文课上学《藤野先生》这篇散文时，我就朦朦胧胧地有这么一种困惑：历经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鲁迅为什么念念不忘那么一个又黑又瘦的日本教员，写下这么一篇令人费解的散文？语文老师反复强调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没有民族偏见、乐于助人、严于从教等等，我总觉得没说到我的心坎上，仍难心领神会。进了大学，仔细研读了整部《朝花夕拾》，发现了一个绝大的误会：中学教科书把《藤野先生》编排在通过典型事例表现人物品质的记叙文单元里无疑是错了。《朝花夕拾》里的十篇散文作为一个整体从头至尾按时间顺序写鲁迅自己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历程，其中第九篇《藤野先生》也没有例外，还是写鲁迅自己，并非着意写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注意一下《藤》的开头，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开篇打头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就是站前一篇《琐记》的自然衔接。《琐记》写了作者离开绍兴在南京求学的无聊状况后有这么一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藤》就接着写留学生活了，南京无聊，外国呢？樱花（日本国花）烂漫的上野公园里甩弄着大辫子（中国国粹）寻欢作乐无所事事的清国留学生仍然使鲁迅感受到国内的陈腐气息，所以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东京无聊，去仙台，在仙台接识了骨学教师藤野先生，于是详细追叙了师生间的交往情况，约占全文篇幅的四分之一。如果说藤野先生仅仅是作者回忆自己的留日生活的一个线索人物，不厌其烦地交待订正讲义修改解剖图等等细节就显得滞重繁琐，但如果说这些细节是为突出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以更好地抒发作者的怀念崇敬之情，那么中间断然插入大篇幅（约占全文四分之一）与藤野先生毫无关系的“匿名信事件”和“电影风波”的记叙又怎么解释？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写藤野和写鲁迅就必然是矛盾的。但这两方面内容怎么交融在一起仍是一个问题。像中学教参上那样以“爱国主义红线贯穿全篇”“形散而神不散”之类可以敷衍中学生，但我觉得这种解释实在有点泛泛然不着边际。当我去教育实习登上讲台给学生讲授《藤野先生》时，我重新拾起了我的困惑。
从鲁迅日记中就可以知道，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教师远远不止一个藤野，藤鲁之间的师生交往也实实在在是平平常常的，而藤野先生又确确实实没对鲁迅的一生事业产生过什么重主要的影响，而鲁迅却晓明白白地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 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我预感到，或许有一种作者也未必意识到的与藤野先生维系着的奇特的东西鬼使神差般地左右着作者的思绪?
有必要注意一下写作时间。一九二六年，鲁迅又一次徘徊在无所适从的十字路口。“五·四”的狂飙似乎只是一种遥远的回忆了，曾经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斗士陷入了痛苦的彷徨，咀嚼着近乎绝望的苦闷。可以说整部《朝花夕拾》都是鲁迅在无路可走的心境中回顾自己曾经走过的路，绕有兴味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回顾往日的留学生涯时偏偏大写特写那两年仙台医专的生活,《藤》中大篇幅地追忆了在仙台所遭遇的“匿名信事件”和“电影风波”正是这两件事促成鲁迅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仙台这个偏远的小镇之所以在鲁迅的记忆中占据那样显著的位置，不仅仅在于仙台有他那位崇敬的藤野先生，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他在仙台完成了弃医从文这一重大的人生选择。这次选择差不多决定了鲁迅一生的命运。人生虽然有层层叠叠的偶然，有密密麻麻的意外，但真正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选择并不多，尤其是职业选择更常常是一次性的。所以说这次选择对鲁迅来说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他自此以后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悲哀和陶醉、苦闷和彷徨、流亡和逃窜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源于这次选择。我了然顿悟：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怀恋仅仅是一种表象，真正怀恋的是自己那次举足轻重的人生选择。我不怀疑鲁迅对藤野的一片深情，我关注的是这种深情背后潜藏着的东西，鲁迅放弃的是医学，而藤野先生恰恰是在医学上给他指导最多的老师，藤野先生这位普普通通的日本教员就这样与鲁迅的人生选择戏剧性地联系上了。要知道鲁迅并不是像在南京学矿务当水兵一样随随便便地选择从医的，《朝花夕拾》的第七篇《父亲的病》里可以找到缘由，《呐喊》自序里更明确地写自己从小就立志学医，为治好像父亲一样病着的人们，战时还可当军医等等。立志学医又遇上藤野先生这样千载难逢的好老师，这对鲁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但从文的狂热使鲁迅抛弃了这种幸运，他雄心勃勃地告别藤野离开仙台重返东京，梦想着振兴文学改变国民精神。结果呢?《藤》中作了这样的交代：“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廖廖数语蕴含了鲁迅半辈子的辛酸和凄楚！仙台之后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充满了坎坷和艰辛。拟办文学刊物《新生》，没有诞生就流产，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印数廖廖毫无反响，回到国内境况更惨，满腔热情从事文学的他只能在家乡中学里教化学和植物学，在寂寞、郁抑、沉默中生活，在古碑、字帖、佛经中耗费生命。直到一九一八年，与离开藤野相隔十二年了，三十八岁的鲁迅才发表第一篇有影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现在的中学生一提起鲁迅，误以为他的文学生涯充满了辉煌灿烂的光环，甚至大多数语文教师也坚定不移地盛赞鲁迅的弃医从文是勿庸置疑的爱国举动。而鲁迅自己却并不这样坦然。即便是出版了《呐喊》、《彷徨》这样影响巨大的小说集，也没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因为在他看来，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不管作怎样惊天动地的呼吁，人民依旧麻木，统治者依旧残暴，悲哀之雾依旧遍布华林。当意识到文学不可能使中国摆脱沉滞腐败的命运时，面对自己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鲁迅感到的是理想破灭的悲哀。他不无凄凉地承认文学是弱者的悲号，改革最快的当推火与剑。写完《藤》不久他就奔赴广州注目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完成了又一次重大人生选择，鲁迅这条铮铮铁汉奋斗挣扎了大半辈子，猛然发现自己扮演的是一个弱者的角色，这简直太残酷了，残酷得让他回想起当年踌躇满志弃医从文的潇洒劲，不能不感到沉重。无怪乎他给藤野先生写信的勇气也没有了。换言之，如果鲁迅真如幻想的那样以文学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实现了宏望，那么他在回忆起那次人生选择时会轻松得多，对藤野先生也无需付出那么多的歉疚和不安。所以，我说，鲁迅对藤野先生的念念不忘，实质上（或者说潜意识里）是对自己那次人生选择的念念不忘。那次决定了他终生命运的选择成为无法忘怀的记忆潜藏在他意识的深处，鲁迅却把它隐晦地投射到对藤野先生的怀念中。
鲁迅为什么会设置（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层迷雾呢？美国学者林毓生说中晚年的鲁迅对自己年轻时代的爱国承诺（文学救国）怀有一种深沉的负罪感，①我颇有同感。但鲁迅总在隐藏这种负罪感，他是不轻易服输的，虽然就在厦门写《藤》的同期他坦率地说过，对于前面的路，“我自己也还不明白究竟怎么走。”②但我们都知道他的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且他还说过路是践踏出来的。苦闷也好，彷徨也罢，无路还得去践踏，何况自己选择的路呢！当然还得走下去，迷雾撩开了，《藤》的结尾中也不难读出一股涩味。“……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那黑瘦的面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彷徨中的鲁迅太怕自己沉沦了，他强迫自己通过回忆重新体验自己经历过的激情、欢乐、悲哀和憧憬,使心灵的荒漠长出生命的绿洲，在幸福而忧伤的回味中得到慰藉和寄托，以便重新上路，摆脱无路可走的悲哀。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厦门时期更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热恋期，他在婚姻上也面临重大的抉择。以往论者多注重社会的风云变幻对鲁迅的影响，但我认为鲁迅的私生活对他整个创作的影响同样是致命的，这里当然不宜展开论述。我要说的是，四十五岁的鲁迅终于迎来了一个少女的真诚爱恋时，他感到的不是狂喜，更多的是忧患和恐惧。他意识到享受爱情的甘露要付出多少思想上、心理上、社会声誉上和道德上的代价，身败名裂！躲到乡下默默地生活——这样的下场他都想到了。只要读一读《两地书》中厦门时期与许广平的通信，就能看到当时鲁迅的思想的沉重、情感的波涛，而就在写《藤》那天（十月十二日）夜里，鲁迅还在同张书桌上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鲁迅在爱情上备受撕拉牵扯的煎熬，这种心境对《藤》的创作基调、语言色彩等不能说全没影响，尤其是从创作动因上考察，我们可以这样发问：在生活上又一次面临重大选择时能对曾经作过的重大选择无动于衷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于弃医从文这一苦涩的选择的怀恋是鲁迅创作《藤野先生》的最内在动因。
注：①林毓生著、张学南译《心灵的道德与政治的不道德》载北京师大学报增刊《学术之声})1988年第1期。②见《写在<坟>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