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东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及其得失辩证
高宏的
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奉命从延安出发,远征华南,执行创建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该部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近一年的转战跋涉抵达五岭后,在未完成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之前就匆忙北返。对此重大行动的原因,史学界的传统提法是:该部为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的战略方针而执行北返任务。笔者认为此种提法欠妥:该部从广东省南雄县北返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北返目的地是鄂豫边,该地仍属北撤地区；而中央发出上述战略方针是9月19日,两者在时空上不是因果关系。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1944年春夏,鉴于侵华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后的时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从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抽出部分主力挺进到新的敌占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将对日作战由内线转向外线。9月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华中,发展‘两翼’”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巩固华北和华中老区的同时,应抽出主力一部,向南(河南、华南、东南)北(东北)“两翼”发展新区。
为执行向华南发展的战略任务,1944年10月31日,由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3800余人及由中央派出支援鄂豫边的900余名干部,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或二王部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11月10日,该部由延安出发。1945年春,由留在延安的三五九旅余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二支队,以刘转连为司令员、晏福生为政治委员;由延安警备第一旅一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三支队,以文年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治委员;由第二、第三支队近6000人(内含由伍晋南率领的广东七大代表和200余名援粤军政干部)联合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该部由文年生、张启龙率领,于6月18日从延安出发,驰奔华南。随即,中央又决定迅即组织5万人的第三梯队,以古大存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相机开赴华南。与此同时,中央反复强调,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应以粤北、西江为主要发展方向,广东应派出强大地方部队北上、西挺,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完成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45年8月下旬,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抵达湘粤赣边既定目的地,但仅仅数日,该部就匆匆北返。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安排,历经近一年的艰苦奋斗,眼看胜利在望之际,却又主动放弃的战略行动,不觉令人有功败垂成和千古遗恨之感。笔者认为,认真分析其北返原因,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对我们全面认识这段战史是颇有裨益的。
一
研究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主要应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该部所处的军事态势来分析;从时间和内容上划分,又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北返阶段。
一、北返第一阶段(1945年8月29日至9月7日)
（一）主观原因
1．广东接应部队未能及时抵达接应地点
中央在制定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时,最初是将其中心位置确定在湘粤赣边区;随着日军在湘桂地区作战的进展及桂林、柳州的失陷,中央随即将其中心位置改变在湘桂边区。为此,中央于1944年10月26日和11月14日两次致电林平,明确告知:“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命令广东部队“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1945年3月6日,中央在发出《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6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华南战略方针的指示》,又明确规定:“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以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要求,“为实现此战略目标,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队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中央虽然数度修改具体地点,但以五岭为中心的基本地区没有变;而且中央在布置这一任务的初期,就已经要求广东部队向五岭发展。
广东党组织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虽在工作布置上作出了决定,但在具体行动上表现迟缓,派出的力量明显不足,北上部队未能依时抵达既定地点。
针对这一状况和时局的发展,1945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广东区党委明确这一任务,要求他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同时还要求广东党组织立即与南下部队取得联系,“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电告王震、王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作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8月4日,中央急电广东区党委,要求他们“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8月11日,中央再次急电广东区党委,重申上述主张,命令他们立即向粤北挺进。
接到中央7月15日的电报后,广东区党委于31日做出决定:从东纵抽出1100人(内含各类干部200人),由梁广、王作尧、杨康华率领挺进粤北;一个月后,再抽1000人北上;三个月后,主要领导林平和曾生才再率一团人续进。但当时梁广正在西江,根本不知此事,也无法赶到东江带队。当接到中央8月4日和11日的电报后,区党委仍有人主张等梁广到后才出发。这时林锵云提出,不能再耽误时间,如主要领导不能带队,自己愿与王作尧、杨康华一同率队北上。15日,该部才由林、王、杨率队由博罗县出发。20日,珠江纵队南三大队400余人从三水县出发;9月初,先后与清远人民抗日同盟军和英德的东纵西北支队会合;而后在曲江东渡北江,又与东纵北江支队会合,遂共同执行北上任务。
正当此一刻千金之际,广东区党委仍过多强调困难,认为:“因时局变化,困难增加,主要是五岭无党的基础,顽军尾追及拦击,经济、粮食无法解决,许多干部战士不愿远离家乡等现象”；故,“我们决定迟几天北上”。【林平致中央电:《决定迟几天北上》,1945年9月8日。】
由于广东党组织对北上的意义认识不够,对困难估计过大,对战胜困难的信心不足,故而缺乏对战胜困难的思想和物资准备,致令该地部队出发过迟,力量不足。直至9月初,东纵北上主力才抵达南雄、始兴一线;另三支部队因遭国民党一五二师、一五三师等部围攻,退到英德、翁源之间,直到11月初,才北进到始兴南部。
2．南下支队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延误了南下时间,无法在日本投降前抵达既定地区。
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在移交了900余名干部后,该部于2月19日至23日南渡长江。当南下支队进入湖南后,改换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根据南下支队建议,毛泽东于3月31日复电,同意他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根据地,然后再南进”。据此,该部于3月至6月间在湘鄂赣边和粤汉铁路两侧进行开辟根据地的作战;经毛泽东批准,5月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公署。
在此期间,南下支队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较多精力和时间与顽军作战。对此,毛泽东在3月31日的电报中已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6月2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拟电中再次重申这一思想,告诫他们“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同时针对南下支队想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毛泽东分析指出,现在距日寇崩溃时间很短促,在湘中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并指出这一打算,“和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避免与敌纠缠,尽快到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
接此指示后,南下支队第一梯队3000人于7月7日由鄂南咸宁县的茶地铺出发,经蒲圻、崇阳,入湘北的临湘、岳阳、湘阴、平江，于20日抵达长沙以北的福临铺;7月24日夜,在长沙以北向西跨越粤汉铁路、横渡湘江,由西面绕过长沙;27日,进抵宁乡县的新田湾。此时,他们接到毛泽东于22日拍发给王震、王首道的电报,明确告知:“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建五岭山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重申不要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理由;要求他们认清尽快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是一件“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的行动。8月6日夜,南下支队在衡山以北的龙船港冒雨向东再渡湘江、跨越粤汉铁路,于8月11日到达安仁西三十里的小泉、双田桥一线。此后,该部以且战且进的方式,再以“之”字路线,于17日由桂东西面的四都圩进入桂东、资兴、汝城三县交界的八面山。20日,该部始摆脱顽军第四军和暂二军的围追堵截,进至湘粤赣边的汝城县南部地区。此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客观原因
当南下支队进至湘粤赣边时,王震、王首道于8月22日致电毛泽东并告李先念等人,汇报了突破顽军重围的情况,并提出了“时局变换,请指示”的建议。25日,毛泽东为中央拟稿,致电王震、王首道,盛赞了他们的艰苦行军,表示对他们甚为怀念,要求他们依三省大山边休整待命,并要他们“对今后方针,望提出意见。”26日,王震、王首道致电毛泽东并告广东区党委书记林平,决定:“拟直奔罗浮山,与林平会合”,继续贯彻既定方针。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客观条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国民党军队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当南下支队由湘北向湘南急进时,国民党已洞悉了八路军的战略意图,但此时他们仍有相当一部分兵力受制于日军,无法过多分兵；而当日本投降后,就给他们造成了可以用全力对付共产党的条件。故此,抗战刚结束,国民党立即抽调第九战区的第四军、第四十四军、暂四军、暂五十二军在湘东南的永兴、茶陵、资兴、桂东、汝城及赣西南的莲花、永新、遂川、上犹、崇义、大庾一带布防；在阻截南下支队未成的情况下,立即紧追不舍,并取合围的态势,向南压进。在粤北,国民党第七战区的一八六师、一八七师、一六七师、一六〇师、一五二师、一五三师及地方团队在南雄、始兴、仁化、乐昌、曲江、翁源、英德一带布防;其一部用以阻截东纵和珠纵北上部队,大部向北推进,意欲与第九战区部队一道,将八路军南下支队合围并聚歼于湘粤边界。
8月20日,南下支队走出八面山后,原拟向西南进至湘粤边的宜章、乐昌地区,或向正南进至汝城、仁化地区;但由于顽军的堵截,该部只好改向东行,于22日进入赣南崇义县的丰洲附近。25日,该部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的仁化;26日,进至南雄县的北乡。此时,顽军的合围态势正在形成之中;如稍有不慎,即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2．无地方基础
南下支队在广东境内由仁化进至南雄(部分兵力还深入到乐昌、曲江、始兴等县),途经之处找不到地下党,见不到任何接应联络人员,不明北上接应部队的方位,始终没能与广东地方党的电台接通。部队不了解当地情况,无法确定坚持斗争的行动方案。
粤北山民聚寨而居,多以砖石修筑坚固的碉堡寨墙;由于当地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他们缺乏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有的因受落后思想的影响,还把南下支队当做“外乡人”排斥,致使各地寨门紧闭,部队无法宿营;加上部队无人懂得当地语言,无法开展工作,搞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此时部队大部分人连草鞋都没有,但在顽军的围追堵截下,却要连日行军,无法休整,部队处在极度的饥饿和疲惫之中。
就在此时,南下支队从多方面获得的情报得知,全军已再次陷入敌重兵的合围之中。28日,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在广东省南雄县百顺地区的沙坑村召开紧急开会,研究了中央指示,分析了敌情和时局;认为目前建立五岭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已无法实现,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与会者一致认为,部队应向鄂豫边的新四军五师靠拢。鉴于中央尚未取消建立五岭根据地的决策,南下支队决定,部队先沿江西西部北上,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待命。这一路线的有利条件是:⑴行军路线较安全;⑵井冈山地形和群众条件较好,宜于部队隐蔽、休整;⑶该地理位置适宜,是待命而动的理想区域。29日,南下支队将此决定电告中央并撤离广东;部队主力沿江西省的大庾、崇义、上犹一线转移,9月2日,各部在上犹的黄沙坑会合,9月4日到达遂川西部的七岭地区。此时,南下支队接到中央军委9月4日复电:“日本投降,引起了时局的迅速变化,过去中央给你们的任务难以完成。今天的新任务是如何战胜顽军之追击、堵击、截击,达到保存自己,站稳脚。”军政委员会认为,目前只有北返才有可能实现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遂令部队继续向北转移。
二、北返第二阶段(1945年9月8日至10月3日)
（一）创建五岭战略根据地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是北返的客观和间接原因
首先,由于日本投降,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南下支队在五岭地区已没有可以利用的日伪军和顽军之间的矛盾;此时在国统区开辟根据地,不利于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不利于争取国内和平,并有可能使自己处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
其次,我军没能在五岭地区占据有利军事方位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南征部队营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上讲话,他曾预测了南征前途的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日本很快投降,国民党将集中力量首先消灭南征部队,斗争将十分残酷,部队有可能因站不住脚而北返。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拟稿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告诫南征部队力戒在政策上犯错误,以免遭受失败的结局。而要避免这一结局,就必须在有利地区建立军事根据地。但是,抗战胜利前夕,我军南、北两支部队都没能进抵五岭地区;他们远离根据地作战,无后勤保障、无群众基础,两部之间无法联系,不能协调作战。抗战一结束,国民党立即抽调更多的优势兵力对我南、北两支部队,分别实行围追堵截,立志消灭。
（二）暂时坚持中原斗争的战略方针的制定,是北返的主观和直接原因
首先,北返是坚持中原斗争、实现该区战略转变的需要
新四军第五师活动于鄂豫皖湘赣边区,地处中原要地,扼平汉铁路和长江水运交通之咽喉。国民党欲发动全面内战,矢志扫除这一大障碍。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立即纠集了30万人的兵力,由西、北、东南等方向围攻五师。1945年8月15日,毛泽东电示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指出:“时局虽突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能集中一至二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力争在半年内,将五师过去的游击兵团整编为四五个旅的野战兵团。9月4日,中央再次强调:“你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整编一二万主力军队放在手中”。15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五师野战军,下辖3个旅,9个团,共1.6万人。但是,要坚持中原斗争,仅靠五师自身组织的战略转变是不够的,其力量仍嫌不足。
其次,南下支队提出向五师靠拢的建议,符合中原战略转变的需要
正当中央通盘考虑中原斗争实行战略转变的具体问题时,南下支队提出了北返中原的建议。鉴于进至湘粤边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和坚持嵩山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立足困难的局面,毛泽东、中共中央经反复考虑后决定,这两支部队均应向五师靠拢。这样,一可以使这两支部队摆脱孤立的困境,二可以增强中原我军力量,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原的战略转变。
9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正式通知他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9月10日,中央致电河南区党委,指出:“河南部队及五师部队留在黄河以南行动,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的作战,所以不应退过黄河以北来。”同时指示河南军区部队“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10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拟稿,复电郑位三、李先念,要求他们“须准备至少6个月在鄂豫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11月3日,中央致电驻重庆代表团:“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11月28日,中央复电中原局,将原定坚持半年的时间,改为“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作大的转移打算。”至此,中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暂时坚持中原斗争的战略方针:即三军会师,以此6.2万人的部队牵制国民党军11个整编师25个旅共28.8万人的部队(中原突围时,中原军区部队因复员和北撤伤病员已减员为5万人,而国民党投入围追堵截的部队已增至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36.3万人),在中原坚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为我军实现在东北、华北和华中的战略展开执行战略牵制任务。
接此指示后,南下支队立即北上,在永新、莲花间突破国民党两个师的堵截,在安源跨过浙赣铁路,进入湘北、鄂南,27日在鄂城地区北渡长江,10月3日,在湖北省黄安县庙基湾与新四军第五师主力会师。与此同时,王树声、戴季英率领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南下,并于10月24日抵达随县、枣阳、桐柏、唐河4县交界处的桐柏地区,从而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上述事实说明,北返第一阶段的行动目的,是避敌锋芒,休整待命,相机而动,它是被动的临时性的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行动目的,是贯彻中央制定的暂时坚持中原斗争的战略方针,它是主动的战略转移。
二
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抗战胜利这一伟大历史转折关头,以牺牲部分利益作为重大代价,放弃了原定的战略计划,改而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从而取得了新的战略转变的成功,其中体现了一个辩证的得失关系。
一、北返所得
1．为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抗战后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向东北发展,以奠定全国胜利基础的思想。为此,从1944年9月起,中央就在思想、干部和部队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又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即有了巩固的基础”。根据这一思想,我党于抗战刚胜利时即向东北派遣了部分部队和干部,但直到9月上旬时,这一行动仍属战略侦察性质。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签定了《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东北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此时尚不了解东北的全部情况,也不明苏联红军的态度;二是我军正在向日伪军大举发动反攻,猛烈扩大解放区,不宜立即调遣大批部队进入东北;三是因战局复杂,战略布局尚未确定。
9月上旬,中央初步确定了暂时坚持中原斗争的战略方针,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此时提出北返鄂豫边,加强了该区力量,使中央能够下决心将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的全部和其它地区的部分部队用作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力量；又由于南下支 队北返,我军在华南已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战略军事力量,这就促使中央在制定“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的同时,果断决定收紧南方战线,实行“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当中央了解了东北的真实情况时,又于9月15日发出党内指示,下定决心,明确“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此期间,我党加紧实现全国战略布局的调整。在上述诸项条件都具备时,中共中央终于在9月19日形成了完整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2．在和平谈判中表明了我方的诚意
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党在重庆谈判中作让步时,主动提出了从南方八个地区撤军的方案;这样,不但可以集中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我党争取和平的诚意,这就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
3．增强了中原我军力量,为完成战略牵制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
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与新四军五师会师后,立即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从而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三大主力会师中原,不但增强了中原我军力量,还为新四军五师由游击兵团转变为野战军起到了示范作用;这就为坚持中原斗争、完成中原战略牵制任务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4．锻炼和保存了一支特别优秀的部队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南征、北返,横渡长江、黄河、湘江、赣江等大江名川,翻越伏牛、大别、五岭、罗霄等崇山峻岭,跨越同蒲、陇海、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干线,转战秦、晋、豫、鄂、湘、赣、粤7省,历经寒暑雨雪和千难万险,与敌作战74次,歼敌3000余人,在11个月中,行程7900余公里;该部以后又参加了举世注目的中原突围,共有1414人重返延安,总计行程1.35万公里,创造了孤军万里外跃进的壮举。
5．促使广东地方部队实行战略展开
为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和建立以五岭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准备抗战胜利后对付国民党发动内战,根据中央指示,广东战略基地不能以东江、珠江等沿海地区为中心,而应向边界山区发展。为此,广东地方部队派出部分主力挺进粤北、西江和粤桂边等地区,在临省边界地区初步实现了战略展开。南下支队北返,促使这些部队独立自主坚持斗争。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沿海老游击区大部丧失,部队减员甚大,而挺进边界的部队却大部坚持下来。由于在边界地区打下了发展的基础,在解放战争华南恢复武装斗争时,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得以迅速发展。
6．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在日军进犯下,绝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仓皇后撤,致使大片国土沦丧。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此时向敌后挺进,表明了共产党抗战的决心。虽然该部后来北返中原,但由于该部一路上都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当做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从而动员了广大群众,使该部起到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为我党今后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北返所失
1．错失了一刻千金的历史机遇
时间就是胜利,这在军事上是再明显不过的真理。毛泽东制定的在五岭建立华南抗日根据地战略设想,是有其特定的时效性的:这就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前,八路军南下支队能在五岭立足,并打下发展的基础。在抗战临近胜利之际,中共中央更加认为立即占据这一战略要地极为重要。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在给南下支队的电报指示中特别强调了一刻千金的重要性。8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分别为中央拟稿,致电王震、王首道和广东区党委,指示南下支队:“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同时命令广东区党委:“仍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迅向粤北发展,以便与湘粤边两周后可能到达之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并告诫他们,“这是最重要的一着,没有此,你们将无退路。”中央军委在7月15日的电报中也曾提醒广东区党委:“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就将遇到失败。”接此指示后,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勇敢战胜一切困难,急速挺进五岭；但广东区党委接应部队未能及时抵达接应地点。这一结局是:五岭战略基地无法建成；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被迫北返,第二梯队在行进到河南时,实行原地待命,成为全军战略预备队,第三梯队停止组建；广东地方部队坐失发展良机,在新形势下,部队立足困难、大批减员,只能实行分散坚持方针,广东区党委和东纵司令部还分别于1946年1月15日和2月5日被迫迁入香港。
2．失掉了谈判桌上的一块超重法码
自古以来,谈判就是斗争,而谈判协议的产生,总是经过双方的斗争,双方的互相让步或弱方的让步而实现的。谁的力量大,本钱足,谁的发言权就大,谁在谈判中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南下支队在抗战胜利前就开辟了五岭抗日根据地,或在抗战刚胜利时能在五岭地区立足,那么我党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中,就会逼迫国民党在和平道路上多走一步,我党也就会少作一些让步。
3．无法实现原定的战略目标
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不但可以多开辟一块战场,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可以使之成为牵制国民党有力的一翼。这一决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战略家的高瞻远嘱。如果当时南下支队第一、第二、第三梯队都能抵达华南的话,那么华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东北”,那就必将大大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即便只有第一梯队在华南站住脚,那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当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就无法将华南正规军全部调走,它所起到的战略牵制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它还将促使华南地方人民武装的大部分转变为野战军,并必将形成一个强大的华南解放区。
八路军南下支队远征华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军贯彻毛泽东关于到敌后发展新区的战略思想的重要军事行动。南下支队北返决策的制定过程,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该部指战员英勇奋斗的精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增添了光辉。南下支队虽然未能在五岭建成华南抗日根据地并北返中原,但是这一战略行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仍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在战史研究中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省政协）
（1995年6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