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1968年3月29日一个曾经的基督徒，红色太医第一人，惨死于秦城监狱。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中第一个含冤而死的高级干部。他曾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是贺子珍生毛岸红的接生医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对傅连璋下手，一出手便不含糊：殴打、游斗、抄家。揭露他“罪行”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1966年8月29日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意思是我就过主席三次命，恳求主席能救他一命。毛主席在信上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可是，林彪在毛批示后仍不放过他。1968年3月14日清晨，邱会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旨意，将傅和妻子陈真仁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他被单独押入201监区16室，他的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让他交待“罪行”，他坚决抗拒，并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管理人员却奉命只给他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他只能喝几口菜汤。由于在审讯时他“拒不交待问题”，因此被打断了3根肋骨。此时傅连璋已是74岁，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窝窝头，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3月18日，他敲门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33室看押。3月19日、20日、21日接连3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他接连3天都吃饭很少，吃了一点也吐出来了。由于营养不良，老将军睡在床上起不来了。3月22日他不再吃东西。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向林彪和“四人帮”交代，就在他第四天不再吃东西之后，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却太晚了，3月23日他“两顿未饭”，又被换到27室关押。3月28日这一天，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晚上，牢房外惨淡而昏暗的路灯光，透过窗子射进屋子里来，老将军无法入睡。他的身体已经是很虚弱了，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有时他又从床上爬起来，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早晨7时，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等到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已浑身冰冷。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当天便被火化了，半点尸骨都没有留下，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号：6847。他到死还在要求见毛主席，在迷惑与悲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
1975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临死前一年多，突然想起曾经的救命恩人傅连璋，给傅连璋的战友、原卫生部部张贺诚的一封信上批示：“……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把责任似乎一股脑推给了林彪，其实睁一眼闭一眼只是毛在文革初为了毛林联合向林的妥协，实际文革中斗谁保谁毛是有清晰的界定的。至于林为什么迫不及待整死傅，当然与傅揭露了林还在继续抽大麻的事实有关。
--傅连璋有本回忆录叫《在毛主席教导下》，一看就是五十年代左倾中向毛示好表功的产物，历数党挽救了他的生命和思想，重新获得新生，但其中却只字不提曾为基督徒的经历。实际上他放弃每月400大洋的优厚待遇，连同自己的整个福音医院和他多年的积蓄搬往红色之都瑞金，全部捐献给党，抛弃了家庭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可是江西“AB团”中他两个十分宠爱的学生被枪毙，他本人也只是在被押往刑场之前几分钟被张闻天的一个电话救下来。紧接着，一位红军赤卫队长负重伤，他的女儿和女婿奉命治疗，但因伤势过重，没有救活这位队长：社会部立即把他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差点就地枪毙；傅参加红军后，他的妻子刘锡福受牵连，被国民党杀害，几个孩子下落不明。
奇怪的是他悲愤之馀，更加积极表现对党的忠心，尽心竭力为红军服务，他治好了重病的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救命恩人（《在毛主席教导下》有详细描述）。在闽西，他帮助红军战胜了最大的威胁――天花，。延安时期，医院和医生更成为高级官员特权的象征，他成为毛家的私人医生，赢得了毛对他的信任，1938年9月7日，他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做了傅连璋的入党历史证明人，完成了一个基督徒向赤色医生的转变！
那他怎么有这种转变呢？我们要从他的生事和当时时代背景二方面来看，傅的家乡在福建长汀县河田伯公岭乡。原名傅日新（应取自《大学》“日日新、苟日新”句），傅的父亲是个基督徒，他把少年傅连暲送进教会学校读书。在一次学校的足球比赛上，傅连暲因被球所伤而偶然的认识了亚盛顿医馆的赖查理医生，于是傅得以进入亚盛顿医馆学医。傅心地善良，学习刻苦，24岁时凭借着医德和医术，成了福音医院的挂牌医生，并被推举为汀州红十字会的医生。
1925年，这是个盲目和狂热的时代，“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同时也冲击了闽西山城汀洲，“五卅”直指帝国主义，一切跟“帝国主义”有关的人和事都成了被仇视、被反对、被打倒的对象，包括外国传教士。于是伦敦会的宣教士纷纷被迫离开汀洲。与此同时，工农红军因发动南昌起义而遭到国民党的围剿，在逃往广州的途中，经过汀州。红色共产政权相当仇视基督教和外国宣教士，认为这些人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可是伤员总要救治，亚盛顿医馆（后改名“福音医院”）被枪杆子逼着重新开张的，傅连暲被红军推荐负责医院事务，出任院长。傅当然知恩图报，救好了许多高级将领，于是毛和朱德都对傅赞赏有加，到后来迁至瑞金，“福音医院”就成功改造为中共红军的“红色医院”，傅也成为名震一时的红色医生。
这其中有多少是自愿成分，只有傅本人知道了，可当时左红是时代的潮流，据傅后来回忆：傅有个侄女叫傅维玉，在一所中学里任英语教师，她常常将一些诸如《新青年》、《共产主义人生观》、《赤都心史》一类的赤色杂志和书籍带回家中，对傅造成深刻影响，可是完全可能是傅表忠心的说辞，我想当傅将军在秦池监狱无助地写下给毛的求救信时，不会再做此想了吧！
关于傅连璋的医术水平问题，我注意到朱鸿召在《延安1937-1947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的一个细节：1939年何穆为筹建延安中央医院时与傅连璋之间的矛盾，由于整个筹建工作异常艰难辛苦，何穆在此情况下与夫人陈学昭组织筹建了第一家现代化的西方意义上的医院，从设施和管理都参照了一流医院的样式，可是对专家的不尊重、组织的松散（漫无时间的开会）是何穆难受，更受不了的是等他筹建好了，让傅连璋来挂帅管理，并不和他商量就决定人事安排，他私下说傅的医术不高，可是傅与中央领导关系不一般。要知道医院救治的主要是高级领导，在领导心中医术和管理水平不是最重要的，忠心才是第一位的，这方面当然比不上从红军一路走来的傅连璋了.于是何穆和夫人带着8岁的孩子毅然离开了延安，后毛命傅连璋给何穆写信，因医务人才缺乏，请何医生回延安，1940年11月，何穆才又回到延安。
不管怎样，傅只是一个小县城出来的医生，何穆是上海大医院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肺科医生，我想从医术和专业素养来说肯定是何医生强，毛和李富春也意识到这个这个问题，再把何穆请回来，可是一到关键的生死问题，医疗问题往往上升为政治问题，臣子说伴君如伴虎，殊不知太医是把命时刻悬在裤裆里，安危与皇室家族的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长汀的傅连璋展览馆的角落里还有不为人注意的四个字迹斑驳的篆书。写的是“真理生命”。当年这里有许多的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得到了救治而挽回了生命。他们曾经离福音如此的近，可生命的结局却是在像“集结号”的一个命令中成为了炮灰。傅医生在秦城监狱那个灰暗的牢房中，当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在曾经信奉的上帝面前，领悟到了真理和生命的真谛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