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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毅简介
陈毅(1901--1972)，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参与领导了湘南起义。后随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汇合。红军长征后，领导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二、陈毅元帅的故事
1、陈毅元帅的体育故事
1963年10月下旬的一天，金风送爽，红叶满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偕夫人张茜，陪同各国驻华使节驱车前往黄山途中，小憩青阳县城——蓉城镇，下榻在县委招待所二楼。
身穿白色中便装的陈毅元帅，戴着棕色墨镜，红光满面，亲切地询问了青阳县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听完县委书记王克东汇报后，陈毅指示县委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好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
对于青阳这片土地，陈毅元帅有着极其特殊的情感
早在1938年，陈毅曾秘密到青阳做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当时，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领数千健儿活动于苏南的溧阳、金坛茅山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当时设在径县云岭。这儿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后勤供给困难。更为不利的是这儿四面受敌，东西南三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司令官顾祝同是顽固的反共首领，一向热衷于与新四军争地盘、闹摩擦；北面沿江一线有日伪重兵布防，层层封锁。
因此，新四军军部与下属部队保持联络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当时，第三战区驻扎有川军唐式遵的好几个师，唐出任二十三集团军司令，驻青阳。陈毅在四川见过唐式遵，知道这位川军将领虽一贯反共，却抗日坚决。唐的部将第一四四师师长郭勋棋与陈毅是川土同乡，有同窗之谊，20年代中期还通过信。陈毅早闻郭勋棋抗日坚决，反对打新四军，便先设法与郭进行联络。有了一些往来后，陈又向他提出打算上青阳会见唐式遵，洽谈共同抗日之问题，郭勋棋征得唐的同意后，表示愿意作出安排。陈毅乔扮成商人，带上两三名随从人员，先到达郎溪川军一四四师师部，尔后由郭派出一个排的部队护送陈毅等人上青阳，同唐式遵秘密谈判。唐与陈毅达成了口头协议：允许皖南、苏南新四军人员经过唐部驻地，但每次不得超过一连人；新四军不得上川军驻地招募兵员、占地盘。陈毅匆回茅山，部署抗日计划。
从此，皖南新四军军部与苏南山区第一支队之间有了一条经泾县、太平、青阳、郎溪到溧阳的秘密安全通道，避免了许多麻烦和损失。
也是在1938年春天，陈毅在青阳城内西门何家饲堂内的国民党青阳县军政干部训练班上，作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讲话。
其时，国共合作，全国团结抗日热潮一片。为培养一批宣传抗日和军民合作的干部，以充实基层力量，青阳县举办了培训班，由县长朱毅生兼任班主任，县政府秘书刘大伦担任副主任。
一天早上，刘大伦来到教室，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要来向我们作报告，希望学员们立即作好欢迎的准备。”学员们异常激动，吃罢早饭，把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整衣静盼。约10时许，陈毅头戴八角帽，腰系窄皮带，身穿灰土布军装，脚穿黑土布鞋，登上讲台，以浓厚的川音热情而又亲切地说：“请同学们坐下!”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前抗日形势，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与斗争情况，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对外，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列举了大量的事例，阐述“敌强我弱必须坚持游击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根据；最后勉励学员要勤奋学习，不但在课堂里学，还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多做些实际工作，增长才干，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救国作出自己的贡献。陈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学员。
过了数日，训练班领导采纳了陈毅的建议，将训练班搬到离城15华里的山村——杨田乡桥头施家饲堂，改为“青阳县农村工作实施区”，进行农村工作调查和宣传抗日等工作。
2、陈毅元帅的军旅故事
陈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字仲弘。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10月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到重庆，任《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赴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同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创作和发表革命的文学作品。1925年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经中共组织批准，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
1926年3月参与组织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和游行，对帝国主义和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作坚决斗争。8月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赴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并参加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工作。1927年春到武汉，5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他转赴江西，在抚州(今临川)赶上南下的南昌起义军，被任命为第11军25师73团团政治指导员。入粤后，该部分守三河坝，归朱德指挥。起义军主力于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他挺身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大力进行思想和组织纪律的整顿，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推进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政治工作建设。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深入各乡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在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4月同朱德率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先后担任该军第12师师长、中共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起随朱德、毛泽东所率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6月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8月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向中共中央汇报红4军的情况和经验，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研究红4军的工作，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4军向前委传达，请回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工作。12月，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以后历任红6军(后改为红3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红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因重伤未愈，被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军委分会委员。1935年春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到分散游击的转变。此后，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进行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率部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艰苦备尝，依靠赣粤边人民群众，巧妙地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地方党的秘密斗争经验与游击埋伏的经验结合起来，在各游击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见赣粤边红军三年游击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新四军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支队长。1938年率领第1支队挺进苏南敌后，与第2支队协力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5月在南陵召开1支队干部会议，为结合江南地区实际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此后进行新丰、新塘、句容、珥陵等战斗。1939年起，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指挥所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取得了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6月以主力一部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南京—上海），火烧虹桥机场，轰动上海，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同年冬第1、2支队合并为江南指挥部，任指挥。1940年夏率江南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任指挥。遵照中共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制订并贯彻了灭敌、反韩(反共顽固派韩德勤)、联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的策略方针。10月与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阻挠和进犯，歼其主力1万余人，扫除苏北抗战障碍，实现与南下八路军的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中央给予肯定，并向全军转发了这一报告。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代理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委员。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将华中9万兵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并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推动部队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环节的全面建设。1941年春日军诱胁国民党军一部投降后，令其配合"扫荡"苏北，陈毅等争取先机，发起讨逆战役，歼伪军李长江部5000余人。7月领导盐阜反"扫荡"，组织指挥苏中、苏北部队突袭敌后方，1个月内作战135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敌人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的计划。10月成功地组织指挥陈道口战役，进一步沟通了盐阜、淮海和皖东北根据地的联系。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代理军委分会书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采取统一战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克服了困难，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到延安，汇报华中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年春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10月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至次年1月上旬，共歼国民党军2.8万人，受降日军4000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1946年6月指挥进行自卫反击战，歼灭山东境内铁路沿线残存伪军3万余人，先后解放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7月起，统率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万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大举进攻。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撤销，任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从坚持长期战争着眼，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等方针，大力开展立功创模、团结互助运动，推广评定战术、"溶化俘虏和诉苦教育运动"，加速了华东部队的建设。在此前后，同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一起组织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沉重打击国民党军，夺取了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当国民党军集中主力重点进攻山东时，又组织指挥了泰蒙、孟良崮等战役，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等部。同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实行分兵作战，8月同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出击，9月取得沙土集战役的胜利，随即挺进豫皖苏地区，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配合，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1月赴陕北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途中应邀在中共中央邯郸局、晋察冀、晋绥等地作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1月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为总前委常委。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书记。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及东南广大地区。5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组建华东空军、上海防空军。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底出席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作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会后，与罗瑞卿、谭政一起主持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以后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仍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严重迫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3、陈毅的故事
(1)故地重游
1963年10月下旬的一天，金风送爽，红叶满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偕夫人张茜，陪同各国驻华使节驱车前往黄山途中，小憩青阳县城——蓉城镇，下榻在县委招待所二楼。
身穿白色中便装的陈毅元帅，戴着棕色墨镜，红光满面，亲切地询问了青阳县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听完县委书记王克东汇报后，陈毅指示县委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好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
对于青阳这片土地，陈毅元帅有着极其特殊的情感——
(2)秘密谈判
早在1938年，陈毅曾秘密到青阳做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当时，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领数千健儿活动于苏南的溧阳、金坛茅山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当时设在径县云岭。这儿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后勤供给困难。更为不利的是这儿四面受敌，东西南三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司令官顾祝同是顽固的反共首领，一向热衷于与新四军争地盘、闹摩擦；北面沿江一线有日伪重兵布防，层层封锁。
因此，新四军军部与下属部队保持联络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当时，第三战区驻扎有川军唐式遵的好几个师，唐出任二十三集团军司令，驻青阳。陈毅在四川见过唐式遵，知道这位川军将领虽一贯反共，却抗日坚决。唐的部将第一四四师师长郭勋棋与陈毅是川土同乡，有同窗之谊，20年代中期还通过信。陈毅早闻郭勋棋抗日坚决，反对打新四军，便先设法与郭进行联络。有了一些往来后，陈又向他提出打算上青阳会见唐式遵，洽谈共同抗日之问题，郭勋棋征得唐的同意后，表示愿意作出安排。陈毅乔扮成商人，带上两三名随从人员，先到达郎溪川军一四四师师部，尔后由郭派出一个排的部队护送陈毅等人上青阳，同唐式遵秘密谈判。唐与陈毅达成了口头协议：允许皖南、苏南新四军人员经过唐部驻地，但每次不得超过一连人；新四军不得上川军驻地招募兵员、占地盘。陈毅匆回茅山，部署抗日计划。
从此，皖南新四军军部与苏南山区第一支队之间有了一条经泾县、太平、青阳、郎溪到溧阳的秘密安全通道，避免了许多麻烦和损失。
(3)抗日演讲
也是在1938年春天，陈毅在青阳城内西门何家饲堂内的国民党青阳县军政干部训练班上，作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讲话。
其时，国共合作，全国团结抗日热潮一片。为培养一批宣传抗日和军民合作的干部，以充实基层力量，青阳县举办了培训班，由县长朱毅生兼任班主任，县政府秘书刘大伦担任副主任。
一天早上，刘大伦来到教室，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要来向我们作报告，希望学员们立即作好欢迎的准备。”学员们异常激动，吃罢早饭，把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整衣静盼。
约10时许，陈毅头戴八角帽，腰系窄皮带，身穿灰土布军装，脚穿黑土布鞋，登上讲台，以浓厚的川音热情而又亲切地说：“请同学们坐下!”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前抗日形势，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与斗争情况，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对外，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列举了大量的事例，阐述“敌强我弱必须坚持游击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根据；最后勉励学员要勤奋学习，不但在课堂里学，还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多做些实际工作，增长才干，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救国作出自己的贡献。陈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学员。
过了数日，训练班领导采纳了陈毅的建议，将训练班搬到离城15华里的山村——杨田乡桥头施家饲堂，改为“青阳县农村工作实施区”，进行农村工作调查和宣传抗日等工作。
4、父亲陈毅的故事
“文革”开始时，父亲就有一种危机感。最初，他并不反对搞“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一次文化革命来势很猛，你应该积极地参加。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容易犯错误，上坏人的当。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管不了你，也不能为你的行动负责。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别人找你，你就说不知道。总之，我们不要互相影响，互相牵连。”我知道父亲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个孩子了。从那时起，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准备。不久，我搬到学校去住，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极少讨论运动的情况，我对“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从来不告诉父亲。反正父子见了面，就知道彼此还好，没出大事。
至于今后如何，也不去多想，“朝不虑夕”嘛！
1967年1月第一个周末，我刚回到家里，母亲就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现在情况复杂得很！”我说：“我在下厂劳动，没有乱跑呀！”父亲突然发火了，但并不是冲着我：“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的第四号人物，昨天还在一起开会，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员，却一无所知。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乱，他们要搞垮我们的党。”听着父亲的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过了一个月，情况似乎好了一点，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一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他对母亲说：“谭老板（指谭震林叔叔）硬是有办法，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我听了也很高兴，似乎局势要好转了。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又过了三周，街上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还打上了红叉。当周末我又回家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父亲黯然地对我说：“这次我犯了大错误，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我希望能改正错误，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不让你进这个家。如果真是那样，不要管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自己去闯。”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我手里拿着存折，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
1967年初夏的一天，父亲晚饭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亲关切地问：“不舒服了吗？”父亲缓缓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外交部没有人管，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母亲说：“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父亲脸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现在恐怕不好见了。”
母亲说：“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找他？！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找他有什么用处。看来只好找总理，可是他的压力也大……”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
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笑声朗朗的父亲吗？“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两鬓全白了，步履蹒跚，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亲显著地衰老了。
5、豆子叉和陈毅的故事
每当蚕豆上市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沈九和他的豆子叉的故事，豆子叉是用毛竹削成，类似洋人吃西餐用的那种小叉。我和我的童年伙伴都有，而且都是自己做的，一是用他叉豆确实比筷子一棵一棵夹方便，另外也觉得好玩，是一个不错的玩具。可沈九的豆子叉不是毛竹削的，而是锃光瓦亮的不锈钢制品，据说还是当年陈毅送给他的呢，我每次见了都觉得眼馋。沈九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我们村打凌博先生以后就没有出过象样的读书人，根发不是读书的料，将来我准备让他参军。村里要是再能够出个秀才也只能
指望你了，好好念书，将来要是考上高中，我这把叉就送给你，真正的德国货呢，不信你看上面刻有洋文。我当时还在读小学，也不清楚读高中是个什么概念，但是他的承诺显然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沈九是我们村第一任村支书，他儿子根发是我童年伙伴。沈九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在村里也算是老革命了，他见过陈毅、粟裕，每当提起这些，他都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听的人也格外的聚精会神。可在文革那挡子他却因此挨了批，也游了街，罪名是自首变节，出卖陈毅。这罪名可真够大的，判几年刑恐怕已是轻的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新四军北撤那年，正赶上沈九患伤寒，没能跟上部队，就留在了家。后来国民党政府对参加过新四军的人进行登记，沈九在被登记之列，登记表上有一拦：领导姓名，他原想填同村李二毛的，因为当时二毛是沈九的班长。但二毛太没名气，沈九想，我的领导不能是无名小卒。灵机一动，他就填上了司令员陈毅的名字。他觉得这很露脸，本来么，我的领导就是陈毅，没错。当时他确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这却成了他出卖陈毅的罪证。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要是当年他把他的领导填上了毛泽东，出卖毛泽东的罪名恐怕够他枪毙几回了。
自从出卖陈毅的事传开后，沈九的名气着实火了一把，你想能出卖陈毅的人是何许人？那必定是对陈毅非常了解又很亲近的人，于是好事的人都来打听，甚至一些小报记者也来采访。据沈九说，他当年是陈毅的警卫员，陈老总亲切的称他为九娃，师首长们都叫他小沈，团长、营长更不用说，都是哥们。后勤处给司令部发放战利品，陈毅总是让他先挑，他拿出那柄豆子叉，说这就是当年陈毅送给他的。这故事虽然打小时候起，我就听过不知多少遍，但每次听都有新鲜感。而村里老一辈的人却说，这是他瞎吹，他根本就没当过陈毅的警卫员。可惜的是和他一道参军的同村李二毛已经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他是否当过陈毅警卫员的这段公案就只能是个迷了，但我却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那么多伤疤是绝对假不了的，何况他每当讲这些故事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认真，既不像炫耀，也不像撒谎，不是亲身经历是编造不出来的
童年的记忆随着年岁的增大逐渐淡化，记得读高中那年的春天，我在沈九家又见到了那柄豆子叉，也许见的多了，已不再有童年时的那种新奇感，但我特别留意了那一行洋文：
原来并不是德国货,我心里想。但我并没有说穿它，我想：希望成为陈毅的警卫员恐怕是当年新四军每个小战士的共同愿望，沈九当然也不例外。对他来说，这把豆子叉就是陈毅送的，而且是真正的德国货，看他在叙述这段故事时的神情时，就可知道，这个愿望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事实，我能让他这个虽说是虚拟但且诚挚的美好愿望破灭吗？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母校，我初中就读过的凌博中学举办七十周年校庆，作为早年校友，我在被邀请之列。这座学校的创办人是我的同村前辈，清末秀才沈凌博先生，抗战时期民生凋敝，许多饱学之士都流落乡间，沈老就聘请他们来校任教，当时前来应聘的就有复旦、交大的教授，这使凌博中学声名鹊起，邻县的许多学生也慕名前来。当时的校舍大都是平房，但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地方上最漂亮的建筑，沈先生为了纪念其父亲，取楼名椿庭楼。七十年沧海桑田，当年的校舍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一排排崭新敞亮的新楼。但椿庭楼依然矗立，只有它见证着这所学校的风雨历程，它也是我们这些远方游子这次回校唯一能够追忆往事的地方。现在的椿庭楼已被用作校史陈列馆，在馆内一块展板前，学校董事会的名单中我赫然见到了沈根发的名字。询问之后，得知沈九已经过世，他的儿子根发如今是一所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总，新校舍就是他捐资兴建的。在校友接待室我见到了这位儿时的伙伴，他坚邀我晚上去他家作客，说是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我，还说这是他爸爸的遗嘱。他是这次校庆筹备委员会委员，挺忙的，临走时他再一次叮嘱，晚上一定得去，他用车来接我。
从他家到镇上有八华里，这条路我儿时读书时每天要走两个来回，路上有一处叫桃树弯的荒冢，暴雨过后，被雨冲刷过的坟茔就会裸露出腐朽的棺木和森森白骨。特别是阴天经过那里，心里总有点发毛，所以我总是和根发相约同行。这条路虽然我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走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且依然是那么清晰。
傍晚根发的车来了，是一辆黑色奥迪，开车的是他的儿子。车平稳的行驶在宽阔的水泥马路上，车窗外摇曳多姿的行道树在路灯映照下，闪射出斑驳陆离的光点。透过夜色，远处村落星星点点的灯火组成一个光圈，我们的车就是这个光圈的圆心。难道这就是我久违的故乡？我的故乡有这么美吗，我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车缓慢的拐上了一条小路，“进村了，”根发说，我从回忆中被惊醒，过去要一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几分钟就到了。车停在一座三面环水绿树掩隐的二层小楼前，我们进了屋，屋里陈设很简单，典型的上世纪末苏南农家小院的布置。墙上挂的是用十块钱就能在新华书店买到的两边配有对联的中堂画，画下是一张天然几和配有四张琴凳的八仙桌。有人来访，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沏上一壶茶，就能聊上几个小时，既是会议桌又是餐桌，确是一大特色。但我总觉得这种简陋和他的奥迪不很相配，他应该有能力兴建更豪华的住宅。随后根发领我进了他二搂的书房，靠壁是一张双人沙发，对面是两架书橱，依然显得简陋，只有窗下的电脑桌还算有点现代气息。令人注目的倒是墙上用红木镶嵌的条幅，上书：“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语句似乎出于论语，但我想只有小学文化的根发挂这个条幅是否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儒雅，有点作秀的意思。根发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上世纪末镇政府组织部分企业领导进修，我在华东师大培训了半年，一次课上老师讲：“赚钱不应是企业家的唯一目的，企业家应将社会责任当作第一要务。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你们的道就是社会责任。你们谋求的应当是社会给于你们的责任，而不是自己的衣食；你们要担心的是有没有担起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你们是否会因此而贫困。”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请人把它写了下来，装裱后一直挂在这里。其实我父亲在世时也是这样叮嘱我的。他说我们村很穷，没有多少人受过正规教育，但我村的沈老先生却用盖祠堂的钱在镇上办起了地方上第一所洋学堂，那是我们村的荣耀。现在的校舍年久失修，已经很破旧了，我们有责任修复它，这也是在继承我村的传统。于是我为镇上中学的重建捐资五百万，算是尽了一点社会责任，圆了老父的遗愿吧。椿庭楼是凌博中学的根，我保留了它，也是给你们这些老博中的游子留了一点念想。
晚饭后我要回镇上，因为明天我和几个老同学相约，要去看望已年届九十的老师。临别时根发拿出了一个锦盒，说是去年他随省外贸团去德国考察时特地带回来要送给我的。我已经猜出里面的东西了，打开一看，是一套精美的餐具，他拿出其中的叉，指着上面的铭文：我们相视而笑。他说这是父亲的遗愿，父亲说他那把叉不是德国货，也不是陈毅送的，他不好意思送给你，要我帮他了了这个心愿。这使我想起季扎挂剑的故事：季扎出使徐国，徐君心慕其剑，不好意思明说，但季扎已经明白，心想我还要出使别的国家，待回来时再送给他吧。等到季扎出使回程再经过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扎要把剑留下，他的随从说，徐君已死，你的剑留给谁呢，况且你也没有亲口答应他呀。季扎说，但我在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我岂能因为他的死而违背自己心中的承诺呢，于是把剑挂在了徐君的坟上。季扎是我们常州的开埠祖师，史称延陵季子，他的这个故事，一直被誉为承诺守信的典范。它说明了一个活着的人仍然守着对已死的人的承诺。而沈九则体现了一个死去的人用遗嘱来守着对活着的人的承诺。沈九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不可能象延陵季子那样流芳千古，但这不正好说明承诺守信这一良好的道德品质已经成植入人心了吗。但愿它能够发扬广大，成为人人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6、感人故事---陈毅探母(夏辰跃)
1962年，陈毅元帅去探望身患重病的老母亲。陈毅的母亲瘫痪在床，陈毅进家门时，母亲非常高兴，刚要向儿子打招呼，忽然想起了换下来的尿裤还在床边，忙示意身边的人把它藏到床下。陈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里很激动，上前握住母亲的手，关切地问这问那。过了一会儿，他对母亲说：“娘，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什么东西藏到床底下了？”母亲看瞒不过去，只好说出实情。陈毅听了，忙说：“娘，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边伺候，心里非常难过。这裤子应当由我去洗，何必藏着呢。”母亲听了很为难，旁边的人连忙把尿裤拿出，抢着去洗。陈毅急忙挡住，并动情地说：“娘，我小时侯，您不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今天我就是洗上十条尿裤，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说完，陈毅把尿裤和其他脏衣服都拿去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欣慰地笑了。
陈毅元帅是个大人物，工作繁忙，但他不忘家中的老母亲。在百忙中抽空回家探望瘫痪在床的母亲，为母亲洗尿裤，以关切的话语温暖抚慰病中的母亲。陈毅元帅孝敬母亲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生莫忘父母恩，我们应该像陈毅元帅那样孝敬自己的父母。父母需要的只是我们的敬爱和孝心，一句亲切的问候，给父母倒杯茶，帮父母洗洗脚。这些虽是平凡小事，却能让父母感到欣慰和满足。
7、情天恨海陈老总——陈毅
十大元帅里有四人被称为“老总”，朱德、彭德怀不用解释，贺龙是南昌起义和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也不用解释，只有陈毅（1901-1972），既非出身旧军队，也未当过“总司令”和“总指挥”（当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却被称作“老总”，这除了他作为新四军和三野的最高领导独当一面之外，恐怕主要是为人随和、令人亲近之故吧，正如孔老师从小学时代就一直被尊称为“老孔”一样也。其他各帅，林彪那么大的本事和威风，也只能叫个“林总”，可能威风太大了，毛泽东特意派了另一个元帅罗荣桓去镇他。刘伯承也是本事大，毛泽东就派了本事更大的邓小平去镇他，号称“刘邓大军”，结果镇得刘伯承连个“刘总”的称呼也没混上。倒是徐向前、聂荣臻没有人镇，便得了“徐总”、“聂总”的名分。叶剑英不曾单独挂印领兵，故也不能称“总”。所以十帅便可分成“四老三总三没有”也。
说到陈老总随和，你看他的面相，有点类似四川老乡朱老总，感情线也有点类似朱老总。不同之处是，陈毅的脸上不含杀气，一副儒将风采。人家朱德是军校的高材生，而陈毅报考军校却落了榜。陈毅是十大元帅里的才子，差点成为一个大文豪，所以他的婚恋经历也充满了浪漫。
陈毅原名陈世俊，小名秋江，1901年生于四川乐至，后迁成都。求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追求进步，特别喜爱文学。到法国勤工俭学因组织学潮被押送回国后，经常给重庆《新蜀报》投稿，1923年成为该报主笔。陈毅的诗文引来不止一位女性的爱慕，其中一位不知名的美女读了他的诗后，来信表达了“无限的缠绵”。可惜陈毅只跟这位少女见过一面，就被四川军阀杨森“礼送出境”，前往北京了。
但是另一位美女兼才女却被陈老总给“害苦了”，此人便是号称“绝世佳人”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国民党少将）胡兰畦（1901-1994）。胡兰畦乃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之后，祖祖辈辈以“反清复明”为专业的，自幼具有朴素的革命精神。军阀杨森慕她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她拒绝。作家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转述此事后，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胡兰畦也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留下传说种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当时二人的“密友”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地步。1924年，胡兰畦嫁给一位叫陈梦云的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军队中做了大量革命工作。1927年，形势危险，陈毅再次离川到武汉，胡兰畦夫妇也先后前往。南昌起义前夕，陈毅向二人辞行，一别就是10载。
胡兰畦1929年被蒋介石点名驱逐，1930年赴德留学，加入德共，坐过三个月法西斯的监牢，曾与大学者德共领袖莱曼相恋。出狱后到法国写了本《在德国女牢中》，遂名扬世界。几年后她去了苏联，深受苏联文豪高尔基的喜爱。高尔基逝世，斯大林等抬棺，胡兰畦执绋。但由于跟王明有矛盾，受到克格勃的监视，遂于1936年回国，担任何香凝的秘书。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度过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最艰苦岁月，担任新四军领导。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一路宣传而来的团长胡兰畦，二人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了，可胡兰畦却一杯苦酒喝了终生。她牺牲个人幸福，孤独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保护同志，策反敌人，一个人做了一个师的工作。不料却因社会关系复杂，有时与国民党特务来往，引起中共情报堂堂主潘汉年的怀疑。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来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对胡兰畦说：“陈毅都儿女成群了，你还找人家干啥？”胡兰畦不知组织上对她有了误解，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因为1947年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陈毅阵亡”并详细报道了“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看后十分伤痛，拿出自己在成都的房地产赡养陈毅的二老，实在是以“儿媳”自居了。胡兰畦此后未再婚育，收养了妹妹的女儿。后来到北京工业学院管后勤，曾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为老年事业贡献甚多。国际妇女界谈起胡兰畦，无不钦佩。
而陈毅的感情轨迹也是一路坎坷。他1925年进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开展工运、学运和统战，特别是支持女师大风潮（跟鲁迅不谋而合），赢得不少女同学的好感。一位张小姐向他表白了爱慕，陈毅不知何故谢绝了。后来那位张女士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
经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陈毅走上井冈山，成为一名干练的革命领袖。他1930年任红22军军长时，在江西信丰，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19岁女学生萧菊英（朱德的第一位妻子叫萧菊芳），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人活着，步行绕路回去，不料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了。虽然感人肺腑，可这也太烈女了。所以奉劝天下烈性男女，听到爱人之噩耗，即使不能学杨过等上一十六载，起码等上一十六天还算可以吧。（另有一说是，萧菊英遇敌突袭，负伤后跳井）陈毅写下《忆亡》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陈毅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解放后还请萧菊英的母亲兄弟到上海见面。可见陈毅待萧菊英之情深。
1932年，李富春蔡畅夫妇给陈毅介绍了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于重阳佳节洞房花烛。陈毅当时是江西军区司令兼政委，指挥6个独立师和所有地方武装，却居然没钱结婚，还是赖月明借了20块钱，摆了八桌宴席。可见当时共产党多么廉洁！二人婚后情深意重，却是聚少离多。1934年，红军长征后，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想到此一去凶多吉少，生离死别，赖月明抓起手枪，要陈毅打死她，陈毅夺枪，要她服从大局。二人于10月20日，含泪分别。从此陈毅指挥南方八省游击战争，艰难困苦之状，可见《梅岭三章》。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几次派人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了。陈毅心中翻江倒海，曾写下一首《兴国旅舍》：“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此诗写于农历九月初一，哪里来的“窗前透月明”？不用孔老师说，谁都可以看出，此诗是对“月明”的怀恋追忆，真挚感人。
1940年，陈毅与胡兰畦的三年之约差不多到了。年近不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与18岁的武汉姑娘张茜结婚，白头到老，生了长子陈昊苏，次子陈丹淮和老三陈晓鲁。张茜本名张春兰，陈毅追人家时，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张茜婚后成为陈毅的得力助手和感情知音。动荡的战斗岁月里二人有时吟诗抒怀。有趣的是，孔老师发现陈老总有一首表达思念张茜的诗是这样写的：“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诗中又出现了“月明”，大概是想起了赖月明的“在天之灵”，希望前妻能够理解自己此时的心情吧。而新四军干部朱克靖调侃陈老总的诗却又写道：“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大概天下英雄，虽然深情，但难免多情，特别是难忘旧情吧。
陈毅20年代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跟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都是一伙的，所以他的生平特别充满出人意料的“文学性”。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父亲抓回卖给一个鞋匠，次年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她看到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儿女死死拦住。1972年陈毅逝世，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讣告，焚香遥祭并发去唁电。读到陈毅那首《兴国旅舍》时，赖月明泪如雨下。直到1988年，她才到北京会见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1989年春，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记者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在人间。而这些，陈毅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了。
陈老总能文能武，不乏聪明智慧，但因性情直爽，说起话来就有时候精彩，有时候惹祸。比如关于淮海战役到底是谁指挥的、谁功劳最大的问题，目前主要分成五派：势力最大的一派说是粟裕功劳最大，关键的决策和指挥都是粟裕独立进行的；另有支持刘伯承和陈毅的两派，一说刘伯承装备最差却歼敌最多，屡献要计，且具有大局观，一说陈毅发挥组织领导能力，沟通了华野和中野，凝散手为双拳，是真正的帅才，离了陈毅，粟裕什么也干不成；第四派是拥邓的，二帅一将去世后，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此言也并非老邓吹牛，他被派去做总前委书记，有最终决定权，二帅一将实际上都听命于他，而且又有老毛亲口所说“邓小平是唯一同时指挥过两大野战军的”一语作为铁证，遂成目前官方结论；还有第五派认为，华东和中原共军三年之中一直人数占优却胜败持平，直到林彪扫平东北，歼灭国军最强主力，打乱其全局部署，蒋介石臭招连发，淮海战役才获得险胜，否则杜聿明白崇禧必联手生擒刘邓陈粟也，因此还是林彪功劳最大。这观点未免过于偏激了，在孔老师看来，颇有“五官争功”之味道。还是陈老总概括得精妙：“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言真是高屋建瓴，今人多看到60万胜80万，忘了那60万解放军的身后，还跟着500万不知道啥叫“下岗”的民工呢！
可有时候陈毅说话又显得愣头愣脑，不顾身份。文革初期外交部的造反派斗他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暗中保他的，毛泽东在内部表示，他这辈子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可陈毅的检讨刚通过，就在机场面对群众宣布：“我过去的检讨是假检讨，是江青逼着我检讨的。”这么说话让谁还敢保他？他还跟红卫兵当面叫板：“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过去他是我的部下……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老毛听到陈毅的“反动言论”，只是笑笑，因为知道他就是这个性格，没有阴谋和野心。可陈毅随后又在“二月逆流”里伙同叶徐二帅和谭老板，面对总理和康老，大骂文革小组，拍桌子打板凳的，不知内情的还以为他们要发动兵谏呢。毛泽东闻讯火冒三丈，以特有的“毛氏修辞”说道：“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叫陈毅来当组长，徐向前、谭震林当副组长，力量不够就请王明和张国焘回来，再不够就请美国、苏联都来。”能把老毛气成这样，也就陈毅有这个本事了。但毛泽东气头过后，还是保了陈毅。到了1970年，二次庐山会议，身为军委副主席的陈毅又跟着陈伯达大讲毛主席是天才，赞成老毛当国家主席，稀里糊涂地站到了林彪那边，迅即被批判为“二陈逆流”。但结果还是有惊无险，因为陈毅从来就事论事，对毛林刘邓都能公正看待，既不结党营私，也不落井下石。他并不反对文革，只是反对乱整人乱批判而已。看来人只要无私心，多说几次错话也不要紧。
后来陈毅逝世，毛泽东病得上不去汽车，却破天荒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毛泽东有句最普通的名言：“陈毅是个好同志”，可能好就好在陈毅是个纯情痴情之人，是十大元帅里最幽默最有文人气质的一位儒帅吧。
8、陈毅吃墨水
陈毅小时候非常喜欢读书。有一次，他正在看书，妈妈端来饼和芝麻酱，叫他蘸着吃。他一边看书，一边吃饼。书桌上有一个大墨盒，他竟把饼蘸到墨盒里，一口一口吃得很香。妈妈走进屋，看到他满嘴都是墨，吃惊地叫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蘸的不是芝麻酱，而是墨水。
妈妈一边责怪他，一边心疼地拉他去漱口。他却笑着说："没关系！吃点墨水好哇，我肚子里的'墨水'还太少呢！"
9、陈毅弈棋：围棋与水果糖
１９４４年９月，陈毅在延安医院住院，正巧王稼祥也在住院，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是医院的医生，无事就陪着王稼祥，于是陈毅和朱仲丽也就熟了。一天，陈毅和王稼祥、朱仲丽聊天时叹道：“住院等开刀，闲得慌，找个什么事消遣才好。”王稼祥笑着说：“你是个围棋迷，我给你介绍一个棋友怎么样？”陈毅一听正合心意，忙问：“是哪一个啊？”王稼祥努努嘴：“就在眼前。”“啊！是你呀，同志嫂！”陈毅惊奇地叫起来。
陈毅性急地喊警卫员拿棋来，一面对朱仲丽说：“来，来，我还没有和女同志下过棋，这回真要请教一盘。”朱仲丽笑了：“怕不是你的对手，不敢下呀！”王稼祥说：“都不要客气了，先来一盘吧。”
棋盘摆好，为了谁执黑白棋又争让了好一会儿，王稼祥忍不住又插话：“大将理应让白衣小兵。”陈毅笑了：“得令。”于是朱仲丽先下了一颗黑子。开始时双方还小心翼翼，不久就互相感到对方棋子的压力，棋势难分高下，两人越来越入神。
棋盘旁边放着一小碟水果硬糖，陈毅伸手就取了一块放在嘴里，含了好一阵。忽然“咦”了一声，把糖吐在手上一看，竟然是一颗白棋子。陈毅爽然大笑：“我说怎么不甜！”王稼祥、朱仲丽看着沾满口水的棋子，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