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聚餐,服务员上错了菜。看到大家已经动了筷,于是,她准确的走到请客的朋友面前,笑容可掬、俯首低声甜甜地问道:“叔叔,您好说话吗?”朋友楞过后瞬间大笑:“奥,好说,说吧。”“上错菜了,我的责任,您不买单,我就得请客啦。”本来朋友那声“奥”已经明白她要说什么了,随后慷慨的表示:“你小丫头挣点工资怪不容易的,算我的了。”皆大欢喜。
过后,我们又几次三番的大笑,服务员那句话很是叫绝,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是高人教出来的:您好说话吗?至少这句话我们几个年近五十的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过。在随后的体语配合及谦恭和蔼的商量式表白中,不会有谁不顺从她的本意——买单。何况,我那朋友天性就是个同情弱者尤其是认错的弱者的人。
话是拦路虎啊!不同的人在表达相同的一个意思,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人们常说的“说话办事”,办事也就是行为,往往包含着利益本质,也就是要靠物质利益体现效果;而说话,话语本身并不具备利益元素,就是两个嘴片子一碰,但碰出来的声音却能引发出无限的利益结果,小到一道菜,大到一言丧邦。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本来还有个老大智伯,当时国政的实际主宰者,他带领着本部及韩魏军队去教训不听话的赵简子。当他引汾水灌晋阳,看着这个办法大显神威,就要大获全胜,得意洋洋之时,竟忘乎所以的脱口而出:“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他说这句话是个什么场合呢:“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就是一个驾车,一个陪乘,说明那时表面上这哥仨还不错。老二韩康子听了这话,用胳膊肘捅了捅老三魏恒子,哥俩心有灵犀,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这家伙说不定哪天也会扒汾水灌我的平阳、决绛水灌你的安邑啊。紧接着他俩就反手联合赵简子,共同打败了这个臭嘴老大,遂有了韩、赵、魏三国,国脉延续二百多年。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百家讲堂上曾有名流讲座,解释“国之利器”为国家的重要器物,纯粹胡扯。)智伯的内心构想,既是将来可以对付潜在对手韩魏两家的重要战略手段,是国之利器,怎么能够轻易示人呢?而且所展示给的人,恰恰是其手段将直接使用于的潜在敌人。就这一句话,导致了他的灭亡。
所以说,人们说话,应该有个讲究。要分什么场合,要看听者身份,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说多少,用什么语言,包括肢体语言,用什么语气,要达到什么效果,必须综合考虑,且必须看听者反映,临场随机。抑扬顿挫都知道是宣传鼓动家的风格,但义愤填膺、唯唯诺诺又何尝不可以当做技巧呢。
诚然,谁都不是说话的把式,也不是随时随地都一定要带有目的性,但在漫无边际的闲谈中,至少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交流、沟通。何况,很多场合是正八经的谈事。有些人说话,只顾自身感受,不顾听者反映,结果适得其反。我自己也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恰如孔子给过人们的提示:“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我曾在此处小批道:“早年若细细的品读,何至得罪那位朋友。”《论语》这部书,在我床头放了二十多年,至今也不能完全深刻的领悟,但每次无论随手翻到哪,都会有新的感悟。
其实,更多的时候人们管不住自己的嘴,是带有各种目的的。或是职责所在,或是看不惯,或是诚心诚意,或是显示忠诚,或显示能力,不然显得平庸。但是有些时候这平庸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最近央视播放《解放》,这几天恰好是淮海战役阶段。李宗仁本以厚道著称,但为了党国和自身利益,依然言语刻薄的指出:徐州兵家必争之地,拱卫国府南京,当以一只虎(意指自家兄弟白崇禧),就是不用虎,也得一只狗(委员长的得意门生杜聿明之流),无论如何不该用一头猪。这猪指的谁呢?就是自家宅号“浑容轩”的刘峙,(浑厚容物,他的特点就是能忍能容,好好先生),时任徐州剿总司令。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其人也,肥肥胖胖;其为人也,老老实实,真是庸人多厚福的典型代表。”认为“其能力不过一位师长,过此不能胜任。”但就是这仅可当师长的料,却官至国军当时最大的战区司令、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李宗仁对刘峙的形容没错,评价的也没错,但是他没辙。像刘峙那样的人,相信大家都能在自身周围找到影子。反过来讲,这老老实实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根本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说得罪人的话,不计前嫌,也不计今嫌,逆来顺受,能忍自安。问题是多数人不说受不了。
年轻时,我们科长不无启发式的跟我闲聊:“都说言多语失,可有的人天天云山雾罩的胡侃,没一句得罪人;有的人一天也说不了几句,一张嘴就叫人不爱听。”前一种人只在史书见过,后一种人我的一个亲戚就让我见识了。有长辈亲戚在边疆工作,十几年前退休后回家,我们都去探望,有个同辈问:“二姨多少退休金啊?”“二百多。”他张嘴就扔出一句;“这在北京都不够最低生活费呀。”弄得她觉得很无颜面。过后,我们说这个同辈:“嘴是维人的(维人,我们方言,与他人交好的意思),你怎么光用它得罪人。人家出去混了那么多年了,回来想找个风光感。再说,好歹还有二百多,留在家里谁给呀。你偏偏拿北京人说事,你也不是北京人啊。”他又跟我们来劲:“我说的是事实呀。”杠头,棒槌,真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