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所谓“四子”何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近思录全文及翻译-爱华网

朱子所谓“四子”何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昨晚一个研究生发来电子邮件问学：“石老师：《近思录》后有朱子评语，‘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四子’是什么意思？是《四书》吗？没有标书名号，可见不是书名。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学者都说这句话中的‘四子’不是指《四书》，而是指宋代的周、张、二程四子。一个师兄告诉我，《哲学研究》有一篇文章说‘四子’并非是指《四书》，是说《近思录》是读周、张、二程之书的入门读物。记得您在课堂上说过‘四子就是《四书》’。这里的‘四子’究竟是什么意思？请老师赐教。”
我回信解答如下：恕我孤陋寡闻，将这句话中的“四子”解作北宋道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这个说法我还是初次听说，很是骇人听闻。我手头也没有《哲学研究》杂志，这段话涉及到哲学史和学术史的关键处，暂就我所知回答你吧！你问的那段话是朱子的高足陈淳（字安卿）记录的，原文为：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此语载于南宋黎靖德编纂的《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论自注书》，含义丰富，乃朱子告诉弟子们《近思录》的地位及其与四子六经的关系、入道之次序。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近思录》，后人多将朱子此语附在书后。历代理学家很重视这段话，时至清代，张伯行还收入他编纂的《续近思录》卷三。
我的看法是，“四子”就是《四书》，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子”这个用法很特别，在朱子之前，没有人这样用作《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的统称。“四子”，即先秦儒家最重要的四家——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朱子是用《四书》的主人公、作者或传述者来命名称呼的。“四子”与《四书》都是“四子书”的略称、省文，后世又称作《四子书》。近来也有人说“四书”是指“四部书籍”，其实也是望文生义的误解。
《论语》是孔门所记述的孔子言行录。《孟子》是孟子所撰，朱子认为七篇首尾文字浑然一体，如熔铸而成，当出自孟子本人自著。至于《中庸》，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乃担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大学》则出于孔子的弟子曾子及其门人，经一章是曾子所述孔子之言，传十章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之意。——这些都是朱子自身对于《四书》的作者及成书的看法。绍熙元年(1190)，朱子六十一岁出任福建漳州知州时，同年十月与十二月在临漳先后刊刻了《四经》与《四子》。《四经》即《尚书》《毛诗》《周易》《春秋左传》，《四子》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书刻成后，朱子分送与一些友人和弟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二《答张元德》)。当时的《四子》刻本没有传下来，幸好其《后序》还保存在朱子的文集里，题为《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朱子云：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
《四子》经文下附有朱子的音训，卷末则附录二程的相关论评，以便阅读。后来朱子让弟子杨至用心体会《四子》书后所题的内容，即二程之论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杨至之》）。朱子在《序》中表明了他对《四书》的理解乃源自二程，我们将其中的“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与“四子，六经之阶梯”加以比较，可知朱子这段话的思想源头是出自二程。而且，朱子与吕祖谦编纂《近思录》十四卷六百二十二条，原意是为初学者提供一部可以自学的道学入门书，尤其是那些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者，后来此书地位不断上升，在南宋末就已被尊奉为“宋之一经”(叶采《近思录集解序》)。至于为何将四子之书合刊，朱子在写给杨方的信中解释说：因《大学》字数少，太薄，装不成册，无法单行，合刊时就题名为《四子》，另外也想藉此提示这四部古典的阅读进阶次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杨子直二》)。朱子有时称临漳刊定的两套书籍为“经子”（《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五《答刘德修》），“经”即四经，“子”即“四子”之略称。朱子将自身刊刻的《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题名为“四子”，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将“四子”理解为《四书》，也符合朱子一贯的学术主张。我们从义理层面看这段话，也与其思想体系相吻合。朱子曾多次言及《四书》与六经的关系及阅读次序：
熹尝闻之师友，《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先见义理根源、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陈丞相别纸》)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 《诗》固可以兴，然亦自难，先儒之说，亦多失之。某枉费许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五《训门人三》)
朱子的话浅显明白，须先读《四书》，再读其他儒家经典，可见他是如何重视与抬高《四书》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谈话记录，其实就是学术转折的关键，透射出南宋时代《四书》与五经的地位之升降，以及理学的信仰及其依据，须细细体会品味。朱子在临漳先后刊刻《四经》、《四子》，有深意存焉。朱子当然不会反六经，但他极力抬升和确立《四书》的地位，取而代之，后来他的确做到了。
这段话的记录者陈淳也是将“四子”理解为《四书》。陈淳云：“若所谓《近思录》者，又《四书》之阶梯也”(《北溪大全集》卷三十《答梁伯翔一》)，即用“四书”来替换“四子”。又云：“向闻先生亦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四子之阶梯。’……大抵圣贤示人入德，所以为理义之要者，莫要于《四书》。但绝学失传，寥寥千载，直至四先生而后明，而四先生平日抽关其发钥，所以讲明孔孟精微严密之旨者又杂见于诸书，不可类考，幸吾先生辍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为此篇。……故吾先生所以发明《四书》之宏纲大义者，亦自四先生之书得之”(《北溪大全集》卷十四《书李推近思录跋后》)。“四先生”即周、张、二程，陈淳认为朱子发明《四书》之义理，也是从四先生之书得之。又云：“若据古《四书》本文，非先有得乎此录四先生之说，则亦将从何而入？而孔孟所不传之秘旨亦将从何而窥测其藴乎？”(《答李公晦三》)说的都是要从《近思录》而至《四书》。“此录”即《近思录》，意思是学者先于《近思录》所载四先生之学说有所习得体会，然后再入《四书》而探究其深蕴。
我们回头再看那段话，“《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从逻辑上分析，将“四子”理解为《四书》，就可与上面所引朱子的其他语录贯穿起来，也会明白为何要遵从《近思录》到《四书》，《四书》到六经的次序。朱子的意思是，读书要从记载了北宋理学家周、张、二程的话语的《近思录》入手，《近思录》是通往《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的阶梯，而《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又是通往《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等六经的阶梯。细绎文意，可以看出朱子这段话的构造是递进式的，即《近思录》→《四书》→六经，三者都是书名。但是，如果将“四子”解作周、张、二程的话，就变成了《近思录》→周张二程→六经，可《近思录》本身就是周、张、二程的哲学精粹的汇编，这样的解释令“《近思录》”与“周张二程”相重复，在话语表述的逻辑上是根本说不通的。而且朱子从未说过由周张二程的学问可以通往六经的话，也从未称周张二程为“四子”。
朱子将《四书》称作“四子”的说法，为其后学所继承，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语孟纲领》第一条小注即标出“六经四子”，这里“六经”与“四子”对举，“四子”就是《四书》。朱子之后的历代学者无一例外，都是将“四子”理解为《四书》。如真德秀很重视朱子那段话，即以“四子”为《四书》（《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又如《近思录集解》的编者叶采在序文中引用朱子语，并称赞《近思录》将与《四子》并列诏启后学而垂无穷，这里的“四子”当然就是《四书》。又如黄仲元云：“《论》、《孟》，六经之阶梯。”元代汪克宽为倪士毅《四书辑释》撰写的序文云：“《四书》者，六经之阶梯”(《环谷集》卷四《重订四书辑释》)。又如明代高攀龙云：“以周、程、张、朱为《四书》之阶梯，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自得之而道可几矣”(《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又云：“朱子曰：‘《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言所由以从入之序也”(卷九上《重锲近思录序》)。何乔新亦云：“《四书》之精详，为六经之阶梯”(《椒邱文集》卷二《道统》)。或用“四书”替代“四子”，或以“周程张朱”替代《近思录》，理解并无二致，清代学者亦然，例多不赘。
《四书》是六经的阶梯，此不言自明，而《近思录》为何是《四书》的阶梯呢？你去读周张二程的著作与语录，多读，读懂就知道了，他们的哲学与工夫论都根植于《四书》，只是侧重不同而已，《论语》是他们四人共通的源头，周敦颐与张载的学问主要得力于《中庸》，程明道得力于《中庸》和《孟子》，程伊川得力于《大学》、《孟子》。《近思录》的许多内容皆源自《四书》或阐发《四书》的。因此，朱子说通过《近思录》这部周张二程的哲学汇编，即可通往孔门之《四书》。在宋末，叶采已经视《近思录》为宋朝之一经（《近思录集解序》）。至清代，江永谓《近思录》非寻常之编录，直亚于《四书》(《近思录集注序》)，一语道出该书的历史地位。《近思录》虽为编纂，却至关重要。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中，《小学》为修身之法，《近思录》则为义理之渊薮。读一部书，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哲学与思想，关键是眼光，眼光要力透纸背，抓住其最根本的“依据”与“源头”，反复思绎体察，其他则迎刃而解。
以上，我们从朱子本人对“四子”一词的用法，从朱子对“四子”与“六经”的关系的认识与阐发，从记录者陈淳对“四子”一词的理解，从朱子这段话的内在逻辑结构，从后世儒者对朱子这段话的理解等五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四子”无疑就是指《四书》。将“四子”解作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看似合理，其实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今后为了防止初学者和一般读者对这段话产生误解、误读，应该将“四子”加上书名号，这样标点为宜：“《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附言之，朱子本人万万没有料到，在他过世后，朱门围绕着陈淳记录的这段话产生了很大分歧，相关争论一直持续到清代。首先是朱子弟子兼女婿的黄榦，他在写给同门李方子的信中说：
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朱先生以《大学》为先者，特以为学之法，其条目、纲领莫如此书耳。若《近思》则无所不载，不应在《大学》之先。至于首卷，则尝见先生说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后来觉得无头，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远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见矣。今观学者若不识本领，亦是无下手处。如安卿之论亦善，但非先师之意。若善学者亦无所不可也。(《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复李公晦书》)
可以看出，黄榦亦将“四子”理解为《四书》。他质疑陈淳所记语录非朱子本意，间接地批评了真德秀和李方子的态度。据说另一个同门林夔孙（字子武）对陈淳记录的那段话也不以为然(《北溪大全集》卷十四《书李推近思录跋后》)，可知朱门内部的歧见与对立。清代学者王懋竑在《朱子年谱》卷二“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条中虽载录了这段话，但他根据黄榦写给李方子的信函，认为其中的“《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可能不是朱子的原话，他的理由是那段话与朱子另一个弟子叶贺孙所记语录不合。叶贺孙记云：
或问《近思录》。曰：“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论自注书》)
另一位清代朱子学者夏炘也赞同王懋竑的看法，他说：
朱子云：“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何得以为“好看”？朱子平日教人读书，先《大学》，次《语》、《孟》，而后《中庸》，《近思录》开首所说“太极”、“性命”皆《中庸》之奥旨，余亦《大学》、《语》、《孟》之精义，何得以此先于《四书》？(《述朱质疑》卷七《跋近思录》)
近人邓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硏究》也因循黄榦的看法：“说《近思录》为四子的阶梯，既不符合这里所说难易、远近之序的标准，也与他人记载的语录有相互矛盾处”(第6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这些人的看法，我不敢苟同，逐条驳之如下：
甲、陈淳记录的那段朱子语录，类似主旨的话语的确不见于朱子的其他著作和语录集，但我们要知道朱子讲学，往往因人而发，因时而发，黄榦没有亲耳听到朱子讲这段话，不足为奇。另外，黄榦怀疑陈淳的记录，与他认为门人所记语录未必尽传朱子之本旨也有重要的关系（《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乙、黄榦说《近思录》不应在《大学》之先，话虽如此，但《近思录》中的很多言论都是阐发《四书》之性质与义理，以及与其他经典的关系，当可作为读《大学》乃至《四书》的预备和参考。丙、读语录必须注意的是朱子的话是对谁讲的？语录的记录者是谁？其学力如何？以及记录时间之早晚。陈淳虽是朱子晚年(六十一岁)才入门的弟子，而朱子欣喜地说：“南来，吾道喜得陈淳”(《宋史•陈淳传》)，并称赞他“看得道理侭密，此间诸生亦未有及之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答李尧卿(一)》)。陈淳勤学深思，嗜学如饥渴，入门后学问长进很大(《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九十九)》)，他很会提问，故朱子曾在众人问学之后，单独留下他一人讲话。对陈淳而言，《近思录》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书，在他二十二岁那年，从其乡贤林宗臣(字实夫，高登弟子)那里得到此书后，遂诵读研习而入道学之门(《北溪大全集》卷末附陈沂撰《敘述》)。绍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陈淳在初次拜见朱子时所呈的投书《初见晦庵先生书》中，在开端就特别提到他是从《近思录》上溯北宋诸先生及朱子著作的(《北溪大全集》卷五)，那么朱子对陈淳讲述那番话就不奇怪了。在理解那段话时，我们须考虑到陈淳和他的学问背景。我统计过，《朱子语类》载陈淳所记语录多达六百余条，数量居门人之首，且每一条都非常详细而传神。陈淳最后诀别考亭是在庆元六年（1200）正月，三个月后朱子辞世，从时间上判断，他所记语录亦可谓“朱子晚年定论”。丁、黄榦信中说的一句话——“若善学者亦无所不可也”，颇耐人寻味，即便是朱子的话也并非金科玉律，圣贤书与思想的理解与阐发，关键还是在于学者自身。戊、王懋竑、夏炘认为陈淳与叶贺孙的记录相反，一记“好看”，一记“难看”，因而起疑。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恰恰是王、夏二人不通训诂，误解了朱子“好看”一词的意思。此处的“好看”并非是指好读、容易读，其正确的意思是“关键”、“重要”。我举《朱子语类》中的两个例子：
《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但未敢令学者看。(卷八十六，李方子记录) 方云：“此去欲看《论语》，如何？”曰：“经皆好看，但有次第耳。”(小注：前此曾令方熟看《礼记》。)(卷一百十九，杨方记录)
第一条语录若依照王、夏二人的解释，理解为《周礼》这部书容易阅读的话，那么整段话就不通了，因为朱子认为此书广大精密，周朝礼乐制度俱在其中，还明确道出不敢让学人读《周礼》。第二条语录的“好看”也不能理解为好读或容易读，众所周知，儒家诸经皆非轻易就可以读懂的典籍。同样道理，《近思录》卷首《道体》专论宇宙、性命，乃义理本原之说，又岂是好读之书？王、夏误解“好看”一词。我结合这几条朱子语录的文意加以分析，发现“好看”的意思应当是“关键”、“重要”，如此理解则文通义顺。朱子所谓“《近思录》好看”，乃点出《近思录》的地位与重要性，提醒门人须重视并仔细研读。总之，朱子本意为：《近思录》很关键，因为《四书》为六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关键”、“重要”应该是“好看”的引申义，是从其外表美观、整齐的本义引申而来的。王懋竑、夏炘皆为笃实的朱子学者，竟怀疑和误解朱子话语至此，尤其王懋竑同时也是一位擅长考据的学者，可见读书之难。因知读宋代以后的典籍，亦须先通词语训诂。朱子此语仅二十字，却关涉到《四书》的命名缘起、《近思录》的地位评价及与六经的关系、入道之次第等大问题。一缕之任，实系千钧之重。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朱子门人众多，虽然黄榦作为女婿继承衣钵，但仍可视为集体接班。朱子是不世出的天才学者，学问博大精深，一两个弟子是接不住的。大哲学家、大学问家的弟子，不容易当。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此之谓也。仅就有著述流传下来的朱门弟子而言，黄榦、陈淳、蔡沈、辅广、杨复、张洽等堪称翘楚，然皆祖述朱子学问之一端而已。黄榦气象狭窄，才能不过中人，其治学虽勤苦过人，而守成有余，创发不足。在义理方面，我更欣赏和推崇陈淳，他的《北溪字义》的确做到了接着朱子往下讲，难能可贵。陈淳的主要著作《北溪字义》是阐发性理概念的讲学笔记，这些概念大都出自《四书》，故又名《四书性理字义》，可见他的确得到朱子之真传。不知为何，迄今研究宋代《四书》学与《四书》学史的中外学人都没有注意到《北溪字义》，这是很不应该的。重视《四书》虽然发轫于二程兄弟，而《四书》学的成立与体系化则要归功于朱子。记得朱子有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四书》是熟饭，而读其他儒家经典是打禾为饭，终究差了几重。他还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十九《语孟纲领》)。朱子最重视的是“体之于身”，即于自身切己处体认涵养，读书已是第二义，理会经典的目的是要超越文本、穿透语言，反复体验力行，使自身与古代圣贤的义理合而为一，那么义理粲然的《四书》自然要比《周易》、《尚书》、《毛诗》等经典来得更为直接，更为有效。所以朱子慨叹，若是读懂读透《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理学的发展直到明代的王阳明，他们的道德信仰及工夫论的概念、依据仍然没有越出《四书》的范围。所以说，哲学家光有才能与见识是不够的，古今中西凡开创时代者皆有常人所不及的大气魄和大气力，像朱子这样的贤哲，几百年才出一位。有文斋主人写于2013年12月31日

朱子近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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