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位于江苏常熟市古里镇。系“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最多时藏书达十万余册。一九八七年初，全面修缮完毕后称“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占地面积达八百多平方米，于一九九一年底揭幕开馆。
铁琴铜剑楼藏书主人瞿镛(1794-1840)继承其父绍基藏书遗志，致力于收罗江南珍本古籍和文物古董，曾购得铁琴和铜剑各一件藏于楼中，故称“铁琴铜剑楼”。他曾自咏其楼道：“吾庐爱，藏弆一楼书，玉轴牙签频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大好似仙居。”
瞿氏藏书经太平天国战乱，历尽艰险，竟在四年之中不断迁移达七次之多，但终于使珍善本图书基本上没有遭受损失，得到人们广泛的称道。瞿氏编有《铁琴铜剑楼书目》数十卷传世。铁琴铜剑楼藏书对于中国图书事业的贡献极大。本世纪初当地县图书馆成立，曾将藏书复本、乡贤著述和地方史志的副本贡献其中。后来《四部丛刊》的编印，以瞿氏家藏珍本为底本者，居当时私人藏书家之冠。建国后，曾多次向北京图书馆等捐赠大批珍贵藏书，化私为公，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七年出版了近三十万字的《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七年出版了近三十万字的《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
二、澹园藏书楼
澹园藏书楼，原位于江苏南京市同仁街。它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一九九四年春在城建工程中不幸被拆毁。
澹园藏书楼的主人是明代学者焦竑(一五四○︱一六二○)。焦氏系万历十七年的进士第一名(习称“状元”)，生平博览群书，擅长史籍研究，晚年归隐南京后，著述十分丰富，有《澹园集》七十余卷。其藏书楼是一座坐北朝南五开间的双层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达三百五十平方米。所藏图书几乎都经过他的亲自校勘，并盖有“澹园焦氏珍藏”、“子子孙孙永保”、“弱侯读书记”等印章。焦竑曾经为自己丰富的藏书，编辑了一部《焦氏藏书目》，共两卷，可惜已经失传了。
焦氏藏书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他的藏书曾经代表着明代南京地区私家藏书的最高水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晚清学者叶昌炽曾经在《藏书纪事诗·焦竑》中惋惜道：“委宛羽陵方蔑如，广寒清暑殿中储。校雠但惜无臣向，《七略》于今未有书。”
澹园藏书楼在南京民间俗称为“焦状元楼”，其中藏书在焦竑去世二十余年后散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的书香》一书中，有一篇《焦竑的澹园藏书》予以专门介绍。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焦竑评传》一书。
三、天一阁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它是我国乃至亚洲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范围内位居第三的藏书历史连续未断的家庭式图书馆。
据考证，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以后。创始人范钦（一五○六-一五八五），官至明兵部右侍郎。他热爱书籍，每至一地，留心搜集文献。落成后的天一阁，是一座坐北朝南、六开间双层的木结构藏书楼，收藏图书达到七万余卷。为了防上藏书散失，消除火患，范氏在藏书楼建筑和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方法，这些方法得到了后世藏书家们的赞赏和仿效。
由于天灾人祸，天一阁藏书传至建国初，已经不足六分之一了。如今，它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由原来的范氏家族藏书楼，经过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阶段，演变成为天一阁博物馆，重新接受捐赠并征集入藏图书三十余万卷，其中仅善本就多达八万多卷。如今，在宁波，天一阁文物保护区已成为当地著名的人文旅游胜地。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宁波举办了“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论文集“天一阁论丛”第一辑（宁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有关天一阁的论著还有“天一阁丛谈”（骆北平著，中华书局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版）等。
四、抱经楼
抱经楼原坐落于浙江宁波城里的君子营，因城市建设需要而被整体搬迁到天一阁文物保护区内复建。这座外观同天一阁建筑款式模样相仿的藏书楼曾长期矗立在街巷间，为当地百姓日常居住之所。
抱经楼藏书主人卢址（一七二五——一七九四）字丹陛、青崖，浙江鄞县人。他生于当地文献世家，从小培养出了爱古嗜书的癖好。成人以后，他对邻近的范氏天一阁的羡慕，可以说是溢于言表并付诸行动的。卢氏经过三十多年的购书抄书的积累，达到了数万卷的规模，随后便为之筑建了一座“修广间架，悉仿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的藏书楼。当地方志上还记录了如下这则有趣的资料：据说，卢址“尝为未得内府《图书集成》为憾”，他感到遗憾的原因是因为在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天一阁传人范懋柱响应朝廷号召，代表范氏宗族向皇帝进献了特地抄录的六百零二种典籍，以供《四库全书》馆臣编书之用。范家为此而得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的嘉奖，这在当时无疑是整个家族都引以为无上荣光的事。因此，当卢址听说在北京可以买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编的稿本时，便倾家荡产地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购买，以致于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方志记载：“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京购得《图书集成》底稿以归，以为抗衡范氏之资。当时一为底稿，一为赐书，竞美一时，甬人引为艺林佳话。”
五、扬州吴氏测海楼
测海楼位于江苏扬州老城城东近运河处，现在泰州路四十五号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范围之内，解放后一直为该院员工宿舍。逶迤走近其地，一座清末建造的精美的四进宅第便赫然入目。这套近代中式宅院建筑之宏阔，梁柱架构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老屋外壁上悬有一牌，知此地原为“吴道台宅第”，是一九八二年六月扬州市政府所颁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宅”的主人是晚清吴引孙(福茨)，从其高祖起移居扬州，占籍江苏仪征。吴家素有读书藏书的传统，其祖上的堂号称“有福读书”。吴引孙于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为进士，曾经担任过浙江宁绍道。而此宅即是他在此任上，聘请浙东工匠到扬州营造而成的。通过实地观察，测海楼位于城东僻处，宅左别院、上下两楹、阁前凿池等等特征，可知其建筑方位乃至具体款式，确系刻意模仿天一阁藏书楼，这在中国藏书史上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实例。而这同吴引孙任官浙江宁绍道期间，自觉地接受了天一阁藏书楼的文化魅力，显然是密切相关的。
测海楼藏书多善本，其中明刊本尤多，吴氏常钤藏书印为“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等。至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其三种书目，一是《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十二卷(六册)，系一九一○年吴氏家刻书；二是一九三一年，北平富晋书社同名石印七卷本(四册)。次年，由陈乃乾编辑的《测海楼旧本书目》四卷(附录一卷，二册)，由富晋书社铅印行世。
六、常熟赵氏脉望馆
脉望馆位于常熟城区内南赵弄十号(旧称九万圩)原赵氏故宅内，是明代藏书家赵用贤、赵琦美父子藏书处。相传“脉望馆”旧匾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赵宅”的主人赵用贤(号定宇，一五三五——一五九六)在明代万历朝担任过吏部左侍郎，爱书甚笃，著有《松石斋集》《三吴文献志》等。所编《赵定宇书目》，著录图书三千三百种，古典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七年根据旧钞本影印。其子琦美(字玄度，一五六三——一六二四)历官吏部郎中，能继父志，致力藏书。由赵琦美时所编《脉望馆书目》中得知，脉望馆主人注重俗文学图书的收藏，有历代小说一百八十六种，并有大量手校题跋的元明杂剧。琦美卒后，脉望馆藏书散出，为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五)绛云楼所得者多达四十八椟，乃后又为钱曾(一六二九——一七○一)收藏。钱曾在其《读书敏求记》中称道赵氏善于校雠，为“藏书者之藏书。”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三中感慨道：“死后精英尚不磨，荒山灵鬼哭烟萝。但闻白首无书叹，何有充箱塞屋多。”
脉望馆元明杂剧藏本，于世间辗转流传，陆续有所散失。至一九三八年，始为郑振铎发现，叹为国宝，遂予以抢救性收购。后归北京图书馆收藏，称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凡二百四十二种，六十四册。建国后影印于《古今戏曲丛刊》之中。
七、聊城杨氏海源阁
清代中叶以来，与瞿氏“铁琴铜剑楼”齐名的惟一一座北方私藏书楼是山东聊城的“海源阁”。它们除了同列名于“晚清四大藏书楼”之外，在我国藏书界还单有“南瞿北杨”之说。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说：“艺芸散后归何处？尽在南瞿与北杨。”
聊城杨氏藏书的开创才是杨以增（一七八七——一八五六）之父，时称“袖海堂”和“厚遗堂”，有“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印为证。随后杨以增在任官各地之际，从西南到西北，都时刻留意搜集当地故家散出的藏书，并在北京得到过清宗室乐善堂旧藏之书。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短兵相接的江南，他还辗转得到了苏州黄丕烈士礼居等旧藏的图书，于是异军突起，与瞿氏“铁琴铜剑楼”争雄于藏书界。其藏书陆续积至三千七百部、二十二万卷左右，其中宋元珍本达到四百六十九种，编有《楹书隅录》五卷、续编四卷等藏书目录。有“海源阁藏书”、“聊城杨氏三世守藏”阳文印等。
“海源阁”位于聊城旧城之南的万寿观前街东首，原杨氏故宅的东跨院中，俗称“杨家藏书楼”。其楼共三楹两层，座北朝南，上层为善本珍籍收藏处。一八四〇年，杨以增取《学记》中“先河后海”之语，自题“海源阁”三字于匾额之上，并自述说：“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江苏仪征人氏、著名书画家吴熙载（一七九九——一八七〇）为之撰书有《海源阁藏书铭》：“禄易书，千万值。小胥钞，良友贻。阁主人，清白吏。读曾经，学何事？愧蠹鱼，未食字。遗子孙，承此志。”
八、湖州刘氏嘉业藏书楼
在近代中国藉藉有名的嘉业藏书楼，是在解放江南之初，被周恩来指名要求南下部队加以保护的两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另一个是宁波的天一阁)。
位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藏书楼，以古朴庄严的面貌，矗立在一湾溪流环绕的静谧的江南私家园林之中。嘉业藏书楼的主人，是近代著名刻书家刘承干(1882——1963)。刘承干是在一九一○年的南京和上海开始其藏书活动的，当时的藏书处称为求恕斋。
由于藏书越积越多，二十年代初，他开始在家乡小莲庄西侧建造新的藏书处，一九二四年落成以后称为嘉业藏书楼。其楼系两层砖木结构，中西合璧风格，前后两进用厢房连接成“口”字形，中铺方砖，为晾曝图书之所。全楼上下共有五十二个房间，楼上中央有一室仍保留“求恕”旧名，但并不藏书。
刘氏二十年间致力于收集典籍，成为当时旧家藏书的重要归宿地之一。北京、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的著名藏书家的遗书，如百川归流，源源不断地汇入嘉业藏书楼。藏书量达五十七万余卷，计十八万余册。除了数量可观以外，其版本质量也非同一般。宋元版本、稿本钞本和校勘本以及地方史志为世所公认的三大藏书特色。刘氏还组织人力从事古籍流传工作，刻印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和《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一九九七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二十四万余字的《嘉业堂藏书志》。
九、承德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内，是清代为收藏著名的《四库全书》而专门建造的七座收藏建筑之一，落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同年弘历为撰《文津阁记》一篇，述其缘起道：“辑《四库全书》分为三类??爰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都为四库，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
由于文津阁与先后建造的位于北京的文源阁和文渊阁、位于盛京(今沈阳)的文溯阁，都在清廷的宫禁之内，又同在北方，所以它们又被人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而此后在江、浙建成的杭州文澜阁等三阁，则被称为“南三阁”。如今，“北四阁”中的文源阁随圆明园被焚而毁，其余三阁的建筑均安然无恙，可以因缘瞻仰。
其中文渊阁藏本今存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八十年代先后影印出版。文津阁藏本则于一九一四年运送到北京，随即由当时的教育部函请，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陈垣先生早年曾经对此部“四库全书”作过仔细的清点，结果为经部有书五千四百八十二册，史部有书九千四百七十六册，子部有书九千零九十五册，集部有书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四册，合计为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七册、二百二十九万一千一百页。文渊阁本现在收藏在甘肃省图书馆，当年也曾运至北京，后又归藏沈阳。
十、文澜阁
是清代乾隆皇帝当年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于江浙的‘南三阁’中硕果仅存的一处藏书阁，位于杭州。其余两阁，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于道光二十年和咸丰三年先后毁于兵火。
文澜阁由原来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藏经阁改建而成。经过复勘校正的《四库全书》钞本正式入藏于此。阁凡三层，第一层中间位置收藏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从背后和两旁开始，收藏的是《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第二层收藏的是史部书籍；第三层收藏的是子集两部书籍。
文澜阁是允许读书人到阁看书、抄书的。如清代江苏上元(今南京)籍藏书家朱绪曾在浙西做地方官的时候，就曾经到此抄录过不少宋元时代人撰著的秘籍。
文澜阁建筑曾经于一八六○年被太平天国兵火所毁，其藏书也随之散失。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竭力搜集，并辅之以抄录，日渐恢复其旧。二十年后，当地地方官员集资在原地原样复建。
十一、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现位于浙江绍兴城内胜利路一三三号，落成于一九○二年。系晚清士绅徐树兰(1837——1902年)独立捐资成，建屋四进，前三进楼房为收藏典籍之所，其中间一厅为大众阅书之处。读者凭阅览牌到此看书，供应茶水，兼办膳食。
楼成之日，徐树兰本着“存古开新”之旨，将自家收藏的经、史书籍和一切实用书籍捐献出来，还另外斥资购买了大量的翻译著作、科学、农学图书，共藏至七万余卷。其他流行的画报、学报和日报乃至标本，也有收罗。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该楼藏书用印为“徐树兰捐”、“会稽徐氏检庵见本”、“检庵购藏旧本”和“古越藏书楼图记”。
为加强管理，徐树兰还参考东西方有关资料，制订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印行于世，凡七章三十节。规章宣告该楼的宗旨是“存古”和“开新”，认为：不读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从借鉴变通之途径。徐树兰还明确表示该楼同时接受社会人士捐助寄存之书。张謇在一九○四年撰写有《古越藏书楼记》，盛赞徐氏“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的嘉行。
古越藏书楼的诞生，被认为是我国封建藏书楼时代的终结和近代公共性质的图书馆发端的重要分野。一九九○年元月，古越藏书楼遗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嵩阳书院藏书楼
我国的书院自唐代起源、宋代全盛以后，便逐渐成为同官学、私学鼎足而三的一种教育机构，它往往由著名学者主持，聚众讲学，修业授徒，教研合一，培育了大量人才。这种教育方式直至清末方告衰落。
白鹿、岳麓、应天和嵩阳书院号称“宋代四大书院”，它们都拥有基本的藏书，以供生徒阅览自修之用。关于书院藏书读书的作用，清人曾经在《仙是书院藏书说》中明言：
读书多则学问深邃，藏书富而采庶备全。
班书阁在《书院藏书考》中也说：“书院所以教士者，而书籍为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徒有教士之名，已失教士之实。故凡教士之所，皆有广搜典籍之必要，以供学者之博览??”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县城北面的太室山麓，在隋嵩阳观的基础上建成，五代后周时名“太乙书院”。宋至道二年（996）夏，皇帝赐院额为“太室书院”，同时获赐雕板印刷的《九经》书疏。1035年改名为“嵩阳书院”。知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曾经到此“昌明正学”。司马光、范仲淹等也曾到此讲学。
金元时期，嵩阳书院及其藏书楼均遭毁坏。明嘉靖年间修复后，至明末又毁。清康熙十三年（1674）重建以后，聘请名儒主持，屡有修葺扩建，盛极一时。耿介编有《嵩阳书院志》传世。
嵩阳书院在清末改为高等小学堂。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作为登封高师校址。1988年再次修复为书院，列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游人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