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里转载《东方早报》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吕鹏的一篇关于中国超级富豪生态圈的个案分析文章，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队伍是怎么形成的，以“超级富豪”显示身份的私营企业成功人士是从哪里起步、怎么进行原始积累以及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一路曲曲折折走过来的？

中国多位富豪有政治背景 有两人父亲是高级官员

2014年01月14日08:05来源：东方早报

摘要：需要指出的是，这211个个案，既有企业家个人，也有企业家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以夫妻档（19对）、父子档（4对）、兄弟档（4对）的面目出现，间或有母女（1对）、父女（1对）组合；而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现（16个）。这是中国的富豪榜相比较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的富豪榜的一个“特色”；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兴盛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产权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被“捆绑”上榜。有些企业是父子创业，但只有儿子上榜，比如戴皓。还有一些兄弟是被分开上榜的。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资料图）

王健林（资料图）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腾飞，一批超级富豪也逐渐壮大。从经济角度来说，《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测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列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如果说这算是一种“荣光”的话，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他们大多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富豪们“艰苦的创业经历”顶礼膜拜。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合计211个。虽然不少人对“富豪榜”嗤之以鼻，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只是对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富裕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thevisibly riches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的分析。

而且富豪榜“原始”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清理和重新资料搜集（比如清除了曾好几年都出现过的一些个人信息极度匮乏的神秘人物，以及杨惠妍和李兆会那样的第二代企业家。其中杨惠妍的个案由其父亲杨国强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这211个个案，既有企业家个人，也有企业家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以夫妻档（19对）、父子档（4对）、兄弟档（4对）的面目出现，间或有母女（1对）、父女（1对）组合；而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现（16个）。

这是中国的富豪榜相比较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的富豪榜的一个“特色”；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兴盛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产权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被“捆绑”上榜。有些企业是父子创业，但只有儿子上榜，比如戴皓。

还有一些兄弟是被分开上榜的。除了刘永好和刘永行等四兄弟、吕向阳和王传福（表兄弟）外，还有黄光裕的胞兄黄俊钦、唐万新的胞兄唐万里、张茵的胞弟张成飞。能够分开上榜的，也一般都是“分家”之后股权比较清晰的案例，或者创办了其他的主要业务。更多地出于实用的考虑，只保留这些组合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对另一人的信息不再搜集。

这211人的平均年龄是53岁，绝大部分是男性。我们区分了“先驱”和“后来者”，分别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后创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驱”还是“后来者”，他们创业的年龄均值都很年轻，分别是29岁和32岁。

家族的力量：结婚或离婚管用吗？

结婚和离婚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或家族获取或扩大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新财富》杂志2012年的“500富人榜”甚至宣称离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女性富人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除一人是因为丈夫意外身亡自己继承财产而上榜之外（陈金霞），尚无一人仅仅是通过婚变就跻身富豪榜的。

另一方面，婚姻确实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夫妻共同创业的是主流。女性借助男性家族积累原始资本的情况为主，但也有男方通过与女方联姻壮大发展的例子。例如，丁世忠就综合了自身家庭的资助，以及来自妻子家庭的资助，是一个很典型的夫妻双方家庭共同扶持创业的例子。丁世忠的父亲在福建晋江开了一个制鞋作坊生产“旅游鞋”。17岁时，丁世忠带着向父亲借的1万元和600双鞋到北京推销，开始创业。1994年，他揣着赚到的20万元回晋江，加入岳父丁思忍创办的安踏公司。1994年后，丁志忠先担任安踏福建的董事然后当上总裁。2002年5月，丁思忍将安踏福建和安踏中国的权益无偿转让给丁世忠。

海外关系与“倒爷”

在所有的女富豪中，秀丽·好肯（XiuliHawken）的名字最为特殊。秀丽·好肯本名戴秀丽，与英国丈夫结婚后随丈夫改姓Hawken。她的故事其实本质上与张茵类似。但她显眼的姓氏尤其提示我们注意到海外关系在富豪致富中的作用。

那些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企业家都被从数据库中排除了出去。然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上榜富豪实际上拥有的已经不是大陆身份。这方面的数据搜集异常地困难，而且肯定只能做到对“已公开”的情况的分析。

据公开的材料，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已经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即便如此，这个比例也高得令人吃惊。其他学者或观察家对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的推测则要更为惊人。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华人华侨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比如黄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的），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富豪们“拼爹”吗？

出于便利的考虑，我们只试图搜寻富豪们父亲的信息。有些富豪的父亲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还非常详细，有的则不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因自然灾难原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如张祥青），有父母感情不和或离婚实际上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如黄宏生），有政治运动中父母双亡的（如黄怒波），也有父亲早逝的（如沈国军）。对于这些情况，笔者只能按照其母亲的情况或实际的家庭经济情况计入。尽管如此，仍然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我们划分出八种类型的职业。“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农民或工匠”（26人）属于一个范畴，都是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其中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公开材料所述，是极端贫苦。他们合起来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

剩下的几项，则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再生产”的影子。城市或农村中间阶层（12.9%）、知识分子（9%）、私企企业主（6.2%）属于一个范畴。“知识分子”包括了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一些这些家庭出身的企业家将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教导，尤其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父母职业对他们的潜移默化。

此外，私营企业主单独被作为一个类别。当初创建这个类别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反映第二代企业家的父辈的职业。但在数据收集之后，笔者却惊诧地发现，有不少被认为是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的父亲也是成功的商人。

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与其父共同创业（比如姚巨货-姚俊良父子、潘政民-吴春媛夫妇与潘的父亲）。有一些则是在自己开始创业之前，其父亲就通过非正规市场或地下经济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魏建军、黄茂如家族），也直接对子女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戴皓、何巧女），还有人则从家族企业创办伊始就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在父辈隐退之后成为企业的“掌门人”（比如马建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代”。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属于“创业”的一代而不是“守业”的一代。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恰好一名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位是所谓的“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

爷爷辈的塞翁失马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考察父亲的职业，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会被遮蔽掉。比如陈宁宁的父亲就曾是一名中级官员。但她更为重要的家庭背景，却来自于母系。她的母亲吕慧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的女儿。而陈得以发家的钢铁进出口生意，或多或少也与这个家庭背景有关。所以,陈宁宁也可以视为高级干部家庭出身——事实上，陈宁宁在富豪榜上一直是与其母亲吕慧合并在一起的，而吕慧掌握着他们公司50%的股份。

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祖父辈都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从事商业活动，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引入，他们的私营经济活动被中断了，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普通群众”，有的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中国，尤其是对那些在民国时期曾是显赫家族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压迫甚至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被中断”的背景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

荣智健的故事最为典型。如果只是考虑其创业时父亲的职业，他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出身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而在1949年之后，也很长时间被视为“红色资本家”的典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红色资本家及其子女，又开始了家族的财富积累过程。

荣氏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家族在大陆生意的“民族资本家”。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虽然这样的个案只有1个，但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产党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知识就是财富?真实的最高学历有多高？

在中国，一些精英虽然拥有“博士”头衔，却从没有真正地修过博士的课程。而类似MBA、EMBA这样的课程，则被认为更主要是一种“社交”手段。因此，笔者们统计了真实教育水平，也就是脱产接受的全日制教育。

富豪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之高，超出了笔者之前的预期。有33.2%的富豪至少接受过全日制的大学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将“大专学历”也算作大学毕业，则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读了研究生学位，更有3人是货真价实的博士：邵秋根、张朝阳、施正荣。张朝阳和施正荣还是“海归”。大学生富豪里有40.6%毕业自“精英大学”，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数的20.4%。此外，“先驱”和“后来者”的学历有着显著差异。1992年之后创业的富豪里，大专以上文凭的比例（73.8%）要比之前创业的（42.4%）明显高出很多。

父亲的职业不同，确实会对子女是否能够上大学产生显著影响。中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学。其中，高级干部子女里王健林虽然没有上“精英大学”，但那是因为他很早就进了部队，后来的大学文凭也是部队时在职读取的。但低级党政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没有都上大学，21人中，就有7人未能上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文革”的冲击，一些干部家庭的子女同样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中产阶层出身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也较高。比如，城乡中产中的27人里，有12人上了大学。知识分子家庭的19人中，有15人上了大学，其中8人是重点大学。其中一些富豪的回忆告诉笔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对教育重视的结果。

与许多人设想的不同，也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上了大学。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学，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点大学。农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学，占27.6%。正如其他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出身相对低下的人当年能够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高考制度还比较公正的结果。

专业对口重要吗？

“大学生富豪”里，理工科占绝大多数（约60%）：有7人学习理科（其中6人学医或学药学）、49人学习各类工科（其中1人军校，12人学习计算机或电子类专业，6人学习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学工程类专业，2人学习建筑学类专业，26人其他工科专业）。第二大主要学科是社会科学类，主要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财政类、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另有两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中1人法学（修涞贵），1人国际政治（叶澄海）。最后是人文学科，共14人，包括中文、哲学、外文、美术等。这种专业的分布与1980年代的“工程师治国”的氛围是吻合的。

富豪创业的初始部门与其所学专业越接近，说明其所学的专业文凭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发现，理工科毕业的企业家的创始部门，大多数与专业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在计算机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计算机-电子类专业毕业的12个人中，除3人创业于房地产业、1人创业于批发零售业之外，另外8人的创业部门均为计算机相关行业，且至今都以此为主营业务。

医药行业的专业对口也很明显。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因此可以认为6人中有5人都在从事医药相关类产业。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头衔（吴以岭）。可见这个行业对“技能”的要求。

农学与初始行业的关系也很密切。4人中，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2人从事食品制造业，1人从事木材加工业，均为专业对口。

生物化学类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以及1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唐万里）之外，1人从事食品制造业，3人从事医药业。也是高度的专业对口。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例如，学习人文学科的15人中，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1人从事建筑业、1人从事计算机、1人从事批发零售、1人服务业、1人制药业、3人从事批发零售业、6人从事房地产，非常地分散。学习经济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业、1人装备制造、2人计算机、1人住宿餐饮、1人商业服务、1人石化业、5人批发零售、2人金融业、5人房地产。与专业最没关系的，是房地产业。有21人的创业部门是房地产业，其中仅有1人学习的是建筑学，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经管类学科的，则分别有6人和5人。

通过上大学进入体制内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比如，学医的明金星，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后决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经由香港倒卖给国内的医院。

明金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这提示笔者注意到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尤其是体制内工作，对于创业路径的重要性。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对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而言，有着显著区别。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有大学或大专学历。比如，“事业机关”下海的24人，几乎全部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23人）；有26人创业前在党政军群机关工作，其中18人上过大学或大专，占69.2%；42人在国有企业工作，30人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71.4%）——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则发现，其中12名没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均为蓝领工人。此外，创业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其实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6人是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创业（或海外毕业）。

政治资本的作用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哪里？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

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

笔者统计的仅仅是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因此对“下海”人数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要少。一些人先是从政府部门辞职，但在自己创业做“雇主”之前，曾经有过给其他私营企业做“雇员”的经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甚至高层，然后再自己创业。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先是于1993-1995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辞职，到1996年一直就职于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州飞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创办自己的企业——网易公司。李宁同样也是如此。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笔者统计了“体制内”出身的创业者的行政级别。只有党政军群组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行政级别，但这些单位中的“非行政人员”则没有。村干部也没有行政级别，但被操作化为“普通干部”从而与普通教师、医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区别开来。

没有一人是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只有两人是（副）厅级。其中一人来自党政部门，即叶澄海。但他的“下海”属于被迫。叶澄海是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他一开始仕途平顺，39岁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4年9月，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因故被调到湖南省郴州地区任经委副主任，担任一个副处级的闲职。1985年，42岁的叶澄海毅然辞职下海，弃政从商。1986年，他在深圳先后创办丝绸服装厂、生产验钞机的电子厂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另一位副厅级干部来自国有企业，即黄宏生。黄宏生1976年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专业是无线电工程。毕业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人生和事业都进入春风得意的阶段，但1987年春，在同事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追寻他的商业梦。

处级干部也仅有6人，分别是王健林、卢志强、黄怒波、韩敬远、许家印、寿柏年。前面三人属于党政机关下海。其中王健林15岁即入伍参军，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1987年中国军队大裁军，王健林转业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一家负债149万元的国有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向全区公开招人“承包”。王健林成为这家国有住宅开发公司经理。1992年8月，王健林争取到了企业改制的机会，这家“国有公司”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万达）。卢志强在1980年3月到1985年6月，担任过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怒波的父亲是团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黄怒波在插队之后，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年至1990年，先后在中宣部干部局、外宣局工作，任处长、部党委委员。1990年后，在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曾任协会所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后面四人属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韩敬远曾兼任过迁西县的常务副县长和党委副书记。1982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型国有企业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在工厂的10年，从小技术员做起，历任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寿柏年曾于1982年至1998年间在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及中国华能集团浙江公司工作。

总之，那些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除王健林和韩敬远有将自己“承包”的国营企业改制成私营企业之外，其他人没有管理层直接收购的现象。他们的行政级别，也都是比较低的。

“富豪”们的中国梦

在美国，许多百万富翁喜欢向公众诉说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或商业传记作家也喜欢向公众展示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艰辛。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公众认为中国富豪的发家背后必定有达官显贵的影子。笔者的数据发现，至少对这些第一代“笔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企业起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有钱的阶层中的一员。

当然，这些人“卑微”的社会起源，不能够被夸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富豪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本”虽然绝对数额在今天看来非常少，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资本。而这些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资本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代企业家接受过大专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尽管理工科“专业对口”的比例在创业第一份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教育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尽然体现为经理人的技能这样的直接“人力资本”收益。对许多人来说，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当时尚属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他们得以在毕业之后进入“体制内”的入场券。

公立机构的任职经历，究竟如何给这些亿万富豪们的创业带来好处？数据显示大约有四成富豪在创业前有过在公立机构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海”，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低微的体制内工资或者压抑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抱负，最后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和工作经验，也可以提供人脉。但除了少数个案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下海”之初，并没有超越地方政治层次的强硬的政治纽带，尽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者在某些案例中，用“卑躬屈膝”更为合适）是他们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此外，很少有“直接私有化”大型国企的案例，“管理层收购”更是凤毛麟角。当然，“改制”过程中充满了其他形式的私有产权的建立策略。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于过去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些对社会流动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未来不再会大规模出现出身社会底层的富豪。笔者现在无法预测在未来，比如二十年里，最富有企业家的构成和来源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太多不可确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健康发展、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总会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许他们的出身不会过于“低下”，通过奋斗，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也许正是中国梦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吴英燕编辑，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

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114/1146406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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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5日 14:24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王宁影响“暗助”王石第一桶金？

在媒体的镜头下，王石一直给人的印象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因为他知道有些话可以说给你听，有些却不能告诉你。王石的父亲王辉是王震三五九旅的下属，王震后来率工程兵团到深圳开发特区，其父亦南下全家到了广州，后任柳州铁路局局长。王石的岳父叫王宁，曾经是王辉的战友。建国后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东省政法委主任、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顾委主任。王石在讲述自己赚第一桶金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他在深圳贩卖玉米的事儿，但其中有个细节很耐人寻味。王石发现中国北方的玉米要运到南方，都要从香港转运，这价格就上去了，如果直接可以从北方运到深圳，可以赚取不少差价。于是王石跑去广东海运局让他们开辟北方航线。但王手里没钱，他就让对方先发货，自己半年之后再结清。如果他只是个一穷二白的小屁孩，谁会理他呢?但他是省委书记的女婿啊，这一切都不同了。1983年4月到12月短短8个月，王石赚了300多万元。“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王石提起此事颇为自豪。

任泉生为任志强参与经济活动提供机遇

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解放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任志强在新书《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中提到：1980年春节我回到了北京，当时北京为安排待业青年就业，解决城市供给与服务的困难，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措施，姐夫的堂兄在北京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市联社”）下面成立了“北京青年服务社”，是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专门安排待业青年自谋出路的小企业，这引起了我的关注。那时除了原来计划体制之内的企业外，还没有放开对工商业的管理，但开始了有组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试点工作。或许是因为父亲一辈子从事商品供应和经济方面的工作（在新四军五师时即负责后勤供应而非战斗）引发了我对经济活动的兴趣，而改革使我有了参与这些活动的机遇。于是，我向团里递交了申请退伍的报告，之后就到北京青年服务社当了一名不领工资的临时工。

马陈术开着奔驰给马化腾做账

马化腾的父亲马陈术是南下干部，马陈术生于1940年，中共党员，中专学历，经济师，曾担任交通部海南八所港务局会计、统计员、计划科科长、副局长，深圳市航运总公司计财部经理、总经理，深圳市盐田港[5.36%资金研报]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7年被选为盐田港上市公司的董事，现已退休。马陈术是潮汕人，是李嘉诚的乡党，所服务的盐田港又是李嘉诚最喜欢的业务形态之一，加上第一次给腾讯做风险投资者中出现过香港盈科的身影，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测马化腾的父亲与李嘉诚之间是不是有很多交往，而这种交往给马化腾以很多帮助。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马陈术对儿子最直接的帮助主要是在腾讯公司早期开着奔驰前来给儿子做账，而间接的帮助可能是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运营方面的经验传承。

柳谷书教会柳传志“坚韧”

2006年，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柳传志依旧不言退，对其选择影响最大的人可能是他的父亲。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出生于1921年月12日，江苏镇江人，大学学历，研究员，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银行国外部、中侨委三司一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苏外运公司、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等担任要职。1984年，63岁的柳谷书宝刀不老，还创办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之后创办柳沈专利事务所，挽救了奄奄一息的香港法律服务公司，成为中国开放以后最早放眼国际的先行者。尽管柳书谷老人在2003年9月乘鹤仙去，但父亲留给他的记忆肯定还在。何况，柳传志当年才不过61岁，还比他的父亲当年小2岁呢。

薛蛮子辱没家门

薛蛮子的父亲薛子正，四川人，1925年参加革命，后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49年以后历任北京市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曾经协助周恩来在重庆国共两党的谈判事务，重庆的著名革命圣地曾家岩的周公馆的碑牌上也有薛蛮子父亲的大名。薛子正曾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薛蛮子之前在资本市场的风生水起或多或少也受到其家世的荣光，可惜相比父亲薛子正的光辉历程，说如今的薛蛮子“辱没家门”毫不为过。（来源：九个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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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我创业不是靠拼爹从未动用过家里的关系

2013年11月03日 14:55
来源：三湘都市报 作者：邹梦玲

“大炮”任志强：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告诉社会，这是一种优雅整理/三湘声全媒体记者李婷实习生邹梦玲

曾纠结于是否将自己的私生活和内心真实感受公布于众的任志强，最终选择袒露心声，揭秘充满励志色彩和传奇性的60年人生，发表火药味浓烈的经济和社会观点，将“一个人的故事”写成“我们的故事”。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任志强谈真实的自己，谈市场和官商关系，谈印象中的高层领导，不偏不避，不改敢于说话的大炮本色。

观点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中国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对政府机构是网开一面的。权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在中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扭转。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一定无法立足于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契约精神，也难以强大。

◎我之所以敢说，是因为我不怕别人说我有什么毛病，我不愿意让别人去以一个假的东西做判断。总会有人去说真话。你说鲁迅在干吗？胡适在干吗？胡适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吵架？蒋介石你让我当我就当啊？你让我当我也不一定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不是少数啊！像魏征等等，小学、中学课本都学过这些东西。为什么到我这里，我们就不说了？共产党最基础的就是坚持真理。既然你做共产党人，你就要坚持真理。

【关于回忆录】记录走过的路、看到的风景，把思考和价值观摆在桌面上

问：你为什么愿意花费两年时间撰写回忆录？书名为什么叫《野心优雅》？

答：退休后这两年，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我想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和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风景，把自己的思考和价值观摆在桌面上。

最早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后来还想过《真诚无限》，还有人说《任劳任怨》，出版社认为不用那么直接，间接反而可能更能吸引人的关注，所以他们用了《野心优雅》。认识我的朋友都说，你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优雅。出版社认为，一个人野心不野心，在于你的心宽还是窄。他们认为我心很宽，把职业都可以抛弃，可以把很多东西不放在心里。很坦率的，可以和别人交流，可以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告诉社会，这是一种优雅。

问：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写回忆录时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你做到多少？有没有刻意回避什么？

答：写回忆录之前，我确实一直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心灵的拷问，是否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内心，以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但写时我力争还原真实。有些话也许今天无法直接喊出来，但我已尽可能地表达了其中的含义。出版前有将近20个出版社来申请，我选择的是删得最少的出版社，但最后他们也删了一堆。

和自己有关的，没有限制，都可以说。但如果这个事情记录或真实反映一件事情，对别人有影响的时候，我要从别人的角度考虑，最好不要对他们产生影响，所以我可以不说。

【关于价值观】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你要承担社会责任

问：你在书中提到，“在我最困难、最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忠心地相守在我的身边，只此一点，她所有的过错都会和应该被原谅。”您如何看待中国所谓成功人士的婚姻和爱情观？

答：正常的恋爱观和家庭观就够了，我没觉得还需要额外的。我们没有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都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没有见异思迁，她没有在我困难时，随随便便跑掉。很多人认为有钱了以后，要离婚、要换人的话，就都得换人，这种理解是错的。大多数家庭，实际上不存在这种问题。从整个离婚率来看，离婚的还是少数。如果这么理解这个社会的话，他们可能自己会出现问题，而不是说这个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问：你在书中说不是靠拼爹才有今日的成功，在你创业初期是否动用了家里的关系，你怎么看待家庭对你取得现在成绩的影响？

答：我创业从未动用过家里的关系。历史上有很多创业者，都不是靠拼爹的。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毛主席是一个神，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经历了很多以后发现，人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我们也是从无奈到寻找，从彷徨到找到自己认为合理的路，这个过程告诉大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你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不是泛泛意义上的，不是因为你是成功者才有社会责任。一个社会、一代人，如果没有责任感，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敬畏的话，这个社会是不会进步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个社会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关于房地产】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没有理智的竞争对手

问：最近又地王频出，你觉得房地产的调控，会不会又要升级？二线省会城市未来的房价走向怎样？您觉得在地产圈子里面，您有没有比较强的竞争对手？

答：我认为不会，也不值得。因为(地王)数量太少了，尽管你们数出来有13块，但从总量上来说，8月份的土地供给量是下降的，持续下降的土地供应，一定会导致出现大量的地王。在城区的土地供应短缺中，不管有钱没钱，都得找块地买下来，不买地没得干。

我们没觉得有竞争对手。因为地域差别的原因，大部分房地产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部竞争只是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产品类型，而且在同一个时间段，才会产生竞争。只有在两个项目相邻的时候，或是在同一期间，才有可能形成竞争。一个竞争是实力竞争，实力竞争是看谁有更多的钱。比如说，在拍卖土地的时候，你在举这块，他也在举这块，谁拥有最终的实力，谁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谁价格更高，谁就拿到这块土地。这就是说，我们认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没有理智的竞争对手。或者说，对形势做出不同看法的一些人，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问：您认为房产税能缩小贫富差距，甚至控制房价吗？

答：2003年在房价非常稳定时，提出要做房产税，只是想改变税收制度。但现在房产税，经常被说成是为了抑制房价而做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赞成房产税，因为所有的财产，有财产就应该交税。但前提是，这是你的财产吗？不是你的财产，你为什么交房产税啊？第二，在货币财产变成实物财产之前，我已经交过税了，钱是交过税的钱，才变成房子，我为什么要交第二笔税呢？这是重复征税。我们没有说财产不应该征税，但按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征税条件，而且征税一定是对所有人公平的一种征税。

【关于官商关系】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也不给领导找那些麻烦

问：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官商关系？

答：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也不给领导找那些麻烦。我们不需要官商，我们完全是市场化。有什么官商呢？我更看重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精神和制度建设。

问：您在新书中公布了与很多高层首脑往来的细节，在与高官的交往中你坚持的原则是什么？决策层中的几位领导与您有相似的年龄和阅历，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答：坚持的原则是真相第一。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身上没有一点官气，反而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权有多大，从不在下级和普通民众面前耍威风，他们可以扛枪，可以去拼命，却不会将一身的傲骨、傲气端在桌面上。这代人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的更多一些，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事儿先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的事情，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李婷、实习生邹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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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父子的平凡世界

2009年11月04日 10:32

来源：东方企业家

西北有狼。六七十年代，黄土高坡上的村子，一入夜就黑灯瞎火。狼潜入村子叼走张家的羊、李家的猪。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吃毛豆的时候被狼叼走，掏空了肚肠。甘肃天水潘集寨就是这样一个村子。虽然狼叼孩子的故事只停留在老人的嘴里，但狼确实经常叼走猪羊。有个少年家里也养了猪，他天天捡菜、拌玉米，倒在猪槽里给猪喂食。他觉得比较烦，猪天天都是他的负担。一天夜里，猪凄厉的嚎叫惊醒了少年和他的父亲。父亲提着煤油灯，抓着铁棒，呼喝着赶到猪圈。听到喊声的狼，跑了。跟在父亲后面赶来的少年看到被咬坏一半脸的猪淌着血，倒在地上抽搐。父亲举着煤油灯，凑近看猪死了没有。被咬坏了脸的猪紧紧地靠着少年，一直哆嗦着。在狭小的充斥着发酵饲料酸味的猪圈里，少年强烈地感受到，在狼的面前，人和猪一下子没了距离，是多么的亲近。

群山被黑沉沉的夜笼罩，像兽的脊背，静默地伏着。呼呼的风隐约送来呜呜的狼嚎。父亲手里的煤油灯笼聚起一点黯淡的光，围着少年和受伤的猪。

2009年9月9日，曾经的少年潘石屹在北京市朝外SOHO接受《东方企业家》的采访和拍摄。他现在是SOHO中国的董事长，今年46岁，早已是闻名中国的地产商。朝外SOHO坐落于北京CBD核心区的朝阳门外大街，现在二手房转让价格大约是40000元/，是潘石屹盖的房子。以SOHO为名，潘石屹夫妇盖的类似大厦，在CBD星罗棋布了近十处，均设计前卫，满足无数中型公司进入豪贵之地的办公梦想，但有时也因写字楼层次问题引起争议。

就在这里，潘石屹给我讲述了被狼咬坏了脸的猪的故事，这是他记忆最深刻的童年片断。潘石屹说他学了《祝福》一课后，剥毛豆的时候常常联想到祥林嫂的阿毛。“和现在看恐怖片一样。”如今的百亿富翁说，“对城里人来说，读过鲁迅文章的很多，留下恐惧感的没几个。

拍摄地点选在朝外SOHO十一层的大厅。厅里摞着四头玻璃钢做的猪，长约两米五，表面涂了一层乳白色的漆。还有两头猪并排在上十二层的楼梯口。潘石屹骑在一头支楞着耳朵的猪上，右手叉腰、左手抓着猪耳朵，笑呵呵地摆着姿势。屋下有猪(豕)，方为“家”。猪在中国的农耕社会里，意味着富足、安康。放置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带的这六头猪，能部分体现潘石屹将本土和前卫艺术结合的一贯特点。但同时，这位已经微微发福的百亿富翁，打造这些艺术品时，是否也略有来自苦难少年时光的心理投射？

……

潘诗麟哽咽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家里就那么穷啊？

很长一段时间里，贫穷和政治痛苦成为缠绕潘家不散的阴霾。

后来，当潘石屹赚得盆满钵满、名震天下的时候，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对贫穷、饥饿的回忆，他对如祥林嫂似地”一遍又一遍讲述他童年的饥荒。这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个亿万富豪发家传奇的几个花絮、一篇做得花团锦簇文章的几处闲笔。

但是，贫穷对于当年的潘石屹，以及他的父母、他的妹妹弟弟来说，意味着困厄、煎熬、羞耻，甚至屈辱。当年的天水农家少年，与当下的SOHO中国董事长，中间是看似无法跨越的鸿沟。前者鼓足全部勇气、穷尽全部想象力，也想象不到、也不敢想象，他的未来是200亿元身家的中国富豪。潘石屹的妻子、SOHO中国CEO张欣告诉我，今年前三季度，SOHO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超过80亿了，今年过百亿没问题。

潘家祖上在天水一带是读书人家，也算富过。潘石屹的父亲、曾经拿着铁棒呼赶野狼的潘诗麟告诉我：“我太爷爷是读书人；我爷爷是秀才；我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当过团长；我考上了大学；潘石屹也上过大学。我们家是读书人家，没有断代，传承下来了。

潘诗麟父亲，即潘石屹爷爷上个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读过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又去了广州黄埔军校读六期步科。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团长，参加过中条山抗战。潘诗麟说他父亲，再热的天风纪扣都是扣得严严密密的。潘诗麟读过陕西师范大学，因父亲去世中断学业回甘肃天水工作。在文革前，被打成“右派”，下放至老家潘集寨。由于潘家是队上唯一的地主成分，队上搞批斗只能选择潘诗麟。批斗只贫穷、病患、苦难层层地向潘家压了下来。

当时，潘家是潘集寨最穷困的一户人家。潘石屹母亲毛昭琴1973年就瘫痪卧床。过后，家里唯一的成年劳动力是潘诗麟，潘石屹算半个。那时候，潘诗麟最大的愿望是“全家人不饿死”。他的妻子卧病在床，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全家人一人一床被，起码能不冻着。冬天，潘石屹一家子一半的时间在床上，两三个人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在潘石屹的记忆里，童年有两年因干旱发生严重的饥荒。村里六七成的人都逃荒要饭了。潘家没有，潘诗麟常说一句话：“你看，村子的人饭量都很大，吃得多，我家吃得少。所以别人逃荒要饭了，我们没有逃荒。”这只是自我安慰，一般是别人吃干饭，潘家喝稀饭。

潘石屹是老大，他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二妹一度送给别人，又要了回来。最小的妹妹因为母亲太饿没有奶水，而送给一户姓董的人家。当时潘石屹母亲唯一的要求是：“谁家有奶羊，就送给谁。”这家姓董的，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家里有一头奶羊。

若干年后，在北京朝外SOHO，讲到激动之处的潘石屹伸手虚指远处：“天水往东，翻过秦岭，就是八百里秦川。”那是天水人向往的富裕地区。

1994年初，已经在海南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和冯仑来到西安。万通准备在西安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场”，花钱将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拆掉。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

离家去读中专的少年潘石屹预料不到15年后的这一天。当时他烦恼的是，如何没有一分钱生活费的情况下，在中专活下去。

中专在省城兰州。潘石屹离家求学，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给他买了一张上兰州的火车票。潘诗麟送儿子去火车站。当时潘石屹只有16岁，因为生活不好，发育慢，长得很瘦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背着一床棉被。被子里包着一件棉衣和一条裤子，就是他带走的所有家当。潘石屹瘦小的身躯背着棉被，一步一步地挪动，慢慢消失在火车站长长的甬道里。望着儿子的背影，潘诗麟这位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来。潘石屹走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他希望他下次回家，能看到母亲坐起来，坐在床上等他。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潘诗麟回忆往昔艰难生活的时候，语气轻松，那已是过往云烟。唯独忆起儿子在火车站渐渐消失的瘦小背影，他哽咽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家里就那么穷啊？”他用手背搓了搓眼睛，又擦了擦鼻子，神情因激动而有些恍惚。他说，看到孙子条件很好，想起大儿子当初，心里很不好受。这是他最心酸的事，他和老伴觉得亏欠大儿子太多了。

如今的潘诗麟，和小儿子、潘石屹弟弟潘石坚住在SOHO现代城一套三百平米左右的复式房里，平常潘石屹只要有空，都会来看望父亲，一起聊天、吃面。另外，潘石屹每次出远门回来，必定先来看看父亲。

……

遗传的精打细算成为潘石屹身上强烈的印记，人称潘老财。

少年时期，潘石屹需要为5分钱烦恼。少年潘石屹的心里，钱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那时候，钱都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一元就是很大的数字。对潘石屹来说，钱第一就是能看病、买药。打潘石屹有记忆起，当地一直是合作医疗，无论中药还是西药，所有的药都标价5分钱。为了给潘石屹母亲看病，就得凑够5分钱。5分钱烦足以缓解病痛、延续母亲的生命。

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存，潘诗麟精打细算。

为积攒过冬的柴火，潘诗麟带着潘石屹四处弄柴火。他们去离村子八里外的砖厂做工，打土坯。在砖厂路边发现小小的煤粒，砖厂锅炉废弃的边角料。父子俩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带回家做燃料。

潘诗麟瞅见队上拆木板房，要建钢筋水泥房。他上前提要求，我帮你们拆房子，里面不要的草料、破木板的，都归我。队上表示欢迎，正准备找人拆呢，省了人工。草料、破木板潘诗麟带回家做了柴火。

就算是冬天，潘诗麟也带着潘石屹顶着刺骨的风在外面割干草。潘诗麟回忆起，用天水话说：“mou(没)办法呀。

潘诗麟连路边一块不到一分地的空地都充分利用起来。他在《农村日用大全》上看到如何种植一种长辣椒。当时大家都吃大辣椒，个头大，辣味淡。潘诗麟打算种的长辣椒则很辣。书上说长辣椒开花长小辣椒的时候，不能上肥，一上肥花就掉了。队里种辣椒都是一开花就上肥。潘诗麟照着书做，到辣椒三四厘米长的时候才施肥。最后，队里的辣椒又细又短。潘诗麟的辣椒足有十多厘米长，弯曲着，很招人喜爱。给我介绍时，潘诗麟举着右手，把食指勾起来，眼睛笑得眯了起来，说长这辣椒又长又弯，有15厘米长”。他把辣椒挑到天水城，城里人喜欢得不得了，两角钱一斤，共卖了120元，相当于队里一亩地的产量，可以管潘家一年的开销。在当时，一个成年人一个工分是四五角钱，一年最多能挣360个工分。

靠着精打细算的筹谋策划，潘家的人都活了下来，潘诗麟“全家人不饿死”的最大愿望实现了。精打细算也成为潘石屹身上强烈的印记，“潘老财”的绰号一度叫开。

万通六君子之一、现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说，“我们当时其他人不太会算账，潘石屹对数字特别敏感，特别注重细节，执行力又强。我们关于贷款的利息、借款是否合算，都是潘算出来的。潘老财的称号是一个朋友叫出来的，就是潘石屹特别会算账。

当时万通六君子做生意，房子什么价格进来、什么价格出去，王功权他们一看有差价就很高兴。但是潘石屹会算计，用计算器测算后，他会算出差价到底是多少，扣除税、成本之后到底能赚多少，他算得很细。王功权说，潘石屹很在意这些细节，如果说略有一点问题，就是潘石屹与分公司经理或者总部其他干部对质时，钉是钉铆是铆。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万通有些分公司经理和其他高层，都觉得潘石屹，太抠门了。

潘石屹天生的精明，的确还可以从他父亲身上找到其他细节。我和老爷子下过几盘棋。潘诗麟头脑相当灵活，算路很准。我从小喜欢下围棋、中国象棋，曾是跑过七八年棋类项目的记者，自认为棋力不差，在腾讯游戏也能升到一级棋手。但34岁的我竟然下不过72岁的潘诗麟，中午12点前，我们下了六盘，我四负一和，还有一盘未下完，我的优势比较明显，多一个炮，那时候准备吃饭了，潘诗麟说“这盘你赢了”。

……

你可以窥探到，这个家族是如何坚持着读书传统。

1995年，潘石屹与张欣夫妻共同创办红石(SOHO中国前身)。张欣被视作对潘石屹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王功权告诉我：“张欣对他的影响是转折性的，因为原来潘石屹和国际资本对接不是特别强，张欣是在国际大投行干过的，所以一下和潘结合，如虎添翼。我认为张欣对潘石屹的影响，主要是国际化思维方式，包括交往的人际关系，很多老外成为他们的朋友。潘石屹本人学习能力特别强，迅速走到了我们前面。”张欣的国际化，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刚采访完张欣，我还在收拾东西。她已经走出门外，用英语吩咐SOHO中国美国员工韩杰。

有人说，潘石屹不就是娶了个好老婆吗？我在采访潘石屹时，谈到了这个话题，像闪电一样刹那间，潘石屹的脸色微微变了，旋即恢复平静，他说：“张欣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她的国际化视野。还有一点，我们所有建筑的设计，主要是她负责”

采访张欣前，我给张欣秘书发提纲，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你，SOHO中国可能做不了这么大，可能也造不出这么多比较时尚、前卫、具有现代感的房子……”秘书电话告诉我，要将“可能做二字改为“肯定”。秘书还指出了几处问题，我改了其他问题，但正好没改这“可能做二字改我见面采访张欣之前，秘书拿着提纲打印稿再次告诉我，“可能做二字要改为“肯定”

张欣这样形容生意场上的潘石屹：“有的人个子看起来很威猛，但其实很害怕挑战，潘石屹刚好相反，个子不高，态度很谦和，但他总是想接受新的挑战，胆子很大、原创性很高。”说到这，她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摊开双手哈哈大笑。

采访前，我看了不少有关潘石屹和张欣的文章。人们在关注张欣的“海龟”身份、国际化视野的同时，常常把潘石屹描绘为来自黄土高原的“土鳖”。在鲜明的对比里，“土高所联想到的落后、小农意识等负面涵义被凸显出来。而“土高的本义，亿万年积累起来的厚重、沉稳的形象却被淡化了。

在中国文化里，“土”是根，是根厚德载物”，是家族绵延百年的精神气的载体。这种精神气隐埋于生活的点滴细节、在一言一行的潜移默化中传承下来。不管是大富大贵、不管是家贫如洗，在家族大起大落的命运里，在国家动荡飘摇的历史里，这种精神气在苦难的拷打中一遍又一遍地夯实，是家族扎根厚重黄土不倒的根本。

在潘家始终坚持着读书人家的骄傲里，隐约可摸索到这种精神气的脉络。潘诗麟家的客厅有两面墙是书架，书很杂，天文、地理、历史、中医、欧洲文学、日本古典文学……都有。潘诗麟平常就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练书法，再就是下棋。和父亲一样，潘石屹特别爱读书，他最喜欢的书是《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他看了七遍。无论主人公孙少平还是孙少安，他们的经历和他的经历都特别像，他们的经历深深激励并改变着潘石屹。

无论是潘家穷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潘诗麟仍旧让潘石屹姑姑给自己送来一套红色的《毛选四卷》的做法；还是潘家忍痛送女，叮嘱收养人家供女儿读书的坚持；还是潘诗麟对潘氏家族18名上大学后辈如数家珍的自得；还是现在潘石屹祖屋后门门楣挂着的匾额“耕读第”；你都可以窥探到，这个家族是如何坚持着读书传统，坚持着对知识的汲汲追求，在最穷困的时候都没放弃对精神的追求，以不屈的意志坚持自我的道德修养，不甘沉沦、不随波逐流、不走歪门邪道，始终保持着纯正的精神气。

这种精神气，浓缩于潘诗麟的一句“少年难买家来贫”中。正是这种精神气，带给潘石屹不甘平庸、不甘沉沦的坚志，带给他修身养性的自省。虽然他的人生一度对金钱的渴求占了上风，但是潘家的家风更容易影响他，“不为恶、不干邪事”；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潘石屹从少年贫困的境遇里摆脱出来，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容易让他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可能从财富超脱出来，追求思想的升华。

到了那个时候，他可以从容不迫地说：“我的家族，一百年来，大起大落，财富有时有了，有时没了。人如果不能超越这些财富，如果把注意力、心都汇聚在财富上。那一会有一会无的财富能把人气死。所以，一个人和家族的健康，要超脱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才是最本质的。只有精神才能驾驭财富。

在张欣眼里，潘石屹“最难得的是，他是个很有原创性的人。这可能和他在大西北的大山里长大，没有在城里闹哄哄的烦嚣有关。”张欣认识潘石屹的第一天，同时也认识了王功权、冯仑。她觉得王功权有诗人气质，冯仑有哲学家气质。可潘石屹在他们中是最有原创精神的，他的想法一定是他自己想的，不是从某一篇文章学来的。

张欣说：“我以前是比较西方的传统思维，潘石屹给我打开了一个原创性的思维方式，不要受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约束。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的愿望大家都有。但同时打破西方传统思维，是潘石屹给我的启发。

潘石屹出版《我用一生去寻找》这本书之前，将打印稿给王功权看，王功权看后非常震撼，“之前，他赚多少钱，我早就服气了，在思想和文笔上，我不觉得他比我强。但看了那本书后，我心里感慨这小子思想能升华到这个地步。我不认为钱是他追求的东西，我感觉他的梦想是一个人文方面的东西，具体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

摄影师说：有这么一个爹，儿子即使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当我专门就父亲对儿子的影响采访潘石屹父子时，和私下里聊天谈笑风生颇为不同，潘诗麟面对众多相机和身边的人群，颇为拘谨，说不出什么。但我仔细观察过他们父子。

9月29日上午7点20分，潘石屹和他的父亲来到前门大街，接受《东方企业家》第二次采访和拍摄。潘石屹第一次到天安门时，觉得看不到边。现在，前门大街也是潘石屹夫妇的SOHO中国开发的。拍摄地点位于前门大街的一家餐厅，餐厅有三层楼高，正对着正阳门。几天前选拍摄地址的时候，我曾问潘石屹，国庆期间这地方能进去吗？他说：“这儿相当于我的家，我想进就进。

父子俩都穿着黑色西服、白衬衣、黑皮鞋。餐厅三楼在装修，地面杂乱地堆放着木头、电线。潘石屹小心翼翼地搀着潘父右手臂，绕过杂物，穿过工地，来到阳台。潘诗麟72岁，头发稀疏，八字眉毛极粗极浓。他始终笑呵呵的，眼角、嘴角都是笑意，是笑慈眉善目”最好的注解。仔细端详，潘石屹是年轻版的潘诗麟。可能很少在这么多人面前拍照，虽然这是儿子的地盘，潘诗麟显得比较拘谨，他双手下垂，有时用手扯扯衣角，时不时眼睛望向了儿子。

每次拍摄前，潘石屹先双手扶着父亲，将父亲位置摆好；再检查父亲的穿着是否弄乱了。父亲扎入皮带的白衬衣有一块翘起的衣角，潘石屹细心地将衣角塞进去，摸平褶皱。他整了整父亲的衣领、理了理父亲的袖口，再轻轻拍拍父亲的肩膀。之后，潘石屹自己才站好位置。在拍摄时，他会告诉父亲，眼睛应该看向哪个方向。

潘诗麟话很少，对摄影师很配合，让他站哪里就站哪里，丝毫没有百亿富豪的老太爷的架子。问他话，他多数时候说：“这个场合我儿子来说吧。”拍完照后，潘石屹问父亲：“达达，要不要吃点饭去？”“达达，要是天水话里的“爸爸”

摄影师王涛感叹，潘诗麟一看就是老实忠厚的人，没有锋芒、没有棱角， “有这么一个爹，儿子即使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我还几次造访潘诗麟的家。满是书香的书架上摆置着两张黑白照片，是潘石屹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潘老爷子一听说下棋，乐了，赶紧摆好塑料纸棋盘。我们两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下棋期间，他吩咐保姆准备我的午饭：“小李是南方人，今天就吃米饭吧。”我问潘诗麟：“潘老爷你平常喜欢吃什么？”他说：“我们习惯吃面食，吃米饭吃不惯。”潘集寨前支书、68岁的潘林书说：“潘石屹的性格和以前没啥变化，现在还是艰苦朴素。他家吃的、穿的，还是很平常，1995、2003年我去过两次潘石屹北京的家，吃的就是面条。一般的人都吃肉，亿万富翁怎会不吃肉？”

吃完饭，保姆收拾桌子。潘诗麟随手将地上的菜渣捡起来，丢进垃圾桶。保姆说：“爷爷，我来吧。”潘诗麟说：“小事。

下午有一姓王的棋友来找潘诗麟。棋友已80岁，是一位老八路，住在附近。潘诗麟拿出一张照片给老王看，是潘石屹趁父亲和老王下棋时，给老王拍的一张照片。老王笑得合不拢嘴：“你大儿子照得不错，把我照得年轻多了，看起来只有六十多岁。”潘诗麟在一旁含笑不语。

潘石屹跟家里人感情很深。刚开始，他一个月拿21元钱的工资，大妹上铁道学院，他每月寄给大妹10元。等他工资涨到40元，仍然分一半工资给大妹。打在海南起，二妹则一直跟着潘石屹做，现在SOHO中国市场部。潘石屹潘集寨老家的邻居，一位64岁的老太太说：“潘石屹妈妈(瘫痪)三十多年了，他是个大孝子。”在北京，潘母外出，若潘石屹在，总是他推轮椅，不假手于人。

我采访张欣时，请她说一件对潘石屹印象最深的事情，她想了一会儿，正色说：“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去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儿子和母亲特别亲近的关系，他妈妈对他的影响，他对他妈妈的思念。

潘母去世后，潘石屹带着母亲的遗物，把他母亲葬在家乡的玉米地里。农村里设有灵堂，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潘石屹带着张欣他们站在灵堂前。每个吊唁的人来，他都非常谦卑地表示感谢。张欣觉得，这是中国很浓厚的家庭情感的故事，母亲从农村出来，几十年一直坐在轮椅上，和家人特别亲。大儿子肩负前程重担，每一点都渗透着对母亲的爱。

“我自己也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我也在想，这种母子关系，可能是全世界最最亲密的关系了。”张欣说。

……

见多了颠倒混乱年代的命运无常，这种幻灭感让他尤其谨慎。

潘石屹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2007年SOHO中国上市后，潘石屹曾发动全公司的人给他找地，提供资源的有相应的奖励制度。可见他也曾急着把钱花出去。但是这个过程很短，没多久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来了，他就谨慎了，“不像开始那样急着找地，很审慎，每块地都要测算好了才行，或者等着抄底。”SOHO中国销售总监金怀南说，“潘总这个人整体还是居安思危，虽然有钱，做事还是比较谨慎，这可能跟他吃过苦有关。他吃的那个苦可大了，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吃过苦的人不一样，不像那些人有了钱，拿去赌输十个亿无所谓。他是口袋里有现金，心里就踏实。

也许，他过去见多了批斗、见多了那个颠倒混乱年代的命运无常，这种命运无常的幻灭感让他尤其谨慎。潘石屹说：“无理性的人就像过眼云烟。中国房地产历史，一批一批的人太多了，五年一批五年一批，很快就没了，就是因为缺乏纪律性和理性。

因为理性，因为理没有被贪婪破坏的智慧”，潘石屹曾从1993年海南房市破灭的泡沫里逃了出来。忆起当年，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天水话脱口而出：“本子呢。”那本子是海口市规划局账本，海口市房地产所有的秘密曾在潘石屹眼前一览无余。

潘石屹的脑里，似乎安着一个警铃。在1993年的海南，他听到了警铃声；2009年6月30日，在广渠路15号地拍卖上，他再一次听到了脑里的警铃声。

为了这块地，潘石屹做了精心准备，对总价、单价、内部利用率、销售额等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测算。潘石屹觉得兜里钱多，银行也愿意以低利率贷款给他们，做了最高的预算35亿元。拍卖之前，他给任志强打了电话：“任总，我们去看看吧。”任志强说：“你别去了，去了也买不着。

后来，我问任志强为什么有这个预判。他说：“我不认为他(中化方兴)有土地，第一次广渠路10号地他就没拿到。中化方兴没拿到10号地是因为富力无论多高价都会撑住。广渠路15号要根据情况判断，潘的合理价是拿不到的。因为中化方兴是志在必得。

在他眼里，潘石屹不是个志在必得的人。“潘石屹做什么事都没有志在必得。志在必得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做，就像富力对10号地一样。我认为一个好商人，不会干出让所有人觉得不合理的事，那不是好商人。

2009年6月30日下午3点半，北京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二楼的交易大厅举行广渠路15号地的拍卖。在场没有一家外资公司。11家竞标的，除了SOHO中国以外，剩下10家全是国营。潘石屹前面坐着中信、左边坐着远洋，右边坐着万科，后面坐着保利、中化方兴……这10家国企代表除了中化方兴这一家外，另9家潘石屹全认识，刚进去时，他和中化方兴代表握手问对方哪家公司的？对方回答：“小公司！”

33亿元起，SOHO中国总裁阎岩开始举牌。后来，只剩下SOHO中国、保利、中化方兴在竞争。搜房网记者黄光盖说，潘石屹始终保持着招牌式笑容。当SOHO中国代表刚举34.2亿元，中化方兴代表马上叫价35亿。潘石屹回过头，冲身后的中化举牌人笑了笑。最后举到39.5亿时，楼面价已经是1万6了。潘石屹说：“举一次就是加一个亿，玩笑开大了。当时我心里都很发虚，我看他们的势头很猛，他们三个人，都不商量就举牌了。”拍卖完毕，成交额40.6亿元！潘石屹转身举起大拇指冲着中化方兴代表说：“你牛！”

这种谨慎早年还让他成功逃离海南。当年潘石屹在海南的第一桶金，九都别墅仍在那里。它位于号称海口市CBD的国贸大道。在一块长60米、宽35米左右的平地上，排列着两排共8幢别墅。别墅约三四层高，总建筑面积近四千平方米。九都别墅被一群30层高的高楼包围着。我把别墅现在的照片拿给潘石屹看，他端详半天没认出来。王功权则说：“我好久没回去了，听说那里像个厕所，因为四周都是高楼。”这幢荒废的别墅，铁门紧锁，锈迹斑斑。从铁门往里看，房间里堆着垃圾、破旧的沙发、拖鞋。2楼的阳台上长着杂草。有家改成了旅馆，门口立着一米高的红色木板招牌，写着“别墅级的享受，50元一晚”。一位老太太在旁边摆着水果摊，摊子上方拉了一条绳子，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

1992年，九都别墅周边还是农田。潘石屹以4000元左右一平米的价位买进九都别墅，不久，以五六千元一平米的价格卖出。最初的两幢是潘石屹卖的，他的销售天分在这里崭露头角。而现在，九都别墅的售价约4500元一平米。

……

潘石屹说：爸，把我放到沙漠、森林里，我也能生存下来。

没有带一分钱生活费，潘石屹在中专读了两年，直到两年后考上了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潘诗麟曾问大儿子怎么过来的。潘石屹说：“别人不喝的玉米粥，不要钱，我喝。”中专供应的饭一半是杂粮、一半是细粮。很多来自城镇的女孩子不吃杂粮。那些女孩子嫌弃的杂粮，转为潘石屹肚子里的救命粮。

这些经历多少影响了潘石屹，他当年创办SOHO中国后，对公司销售员工实行“末位淘汰制”。一方面，他对金钱有欲望，公司早期也缺资金；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能力、抗压能力超乎寻常，末位淘汰制对他来说，并不残酷。

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每季度执行一次。开始共5个销售小组，淘汰业绩排名在后的销售人员。后来，潘石屹觉得这种淘汰的量级不大，光淘汰销售人员对带团队的人压力不大，要加码。潘石屹又从销售副总监开始淘汰，五个副总监中，销售额排最后的一个走人，他的团队被打散，能力强的被编入别的小组，能力差的一并走人。这竞争就残酷了。

后来，他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目标责任制。SOHO中国销售总监金怀南说：“单纯的末位淘汰制，会造成有些人性丑恶的东西被激发出来。破坏别人的单子、拆台，造成只要他不被淘汰，别人被淘汰就行了。”原先的淘汰制就算你完成目标但是排最后一名，照样淘汰。增加了目标责任制之后，完成目标的人都不会淘汰。销售副总监张祖邦的小组共10个人，今年第三季度的目标是2.5亿元销售额。他们完成5亿多元，名列第一。

潘石屹说：“公司刚创立，用各种制度刺激销售，用末位淘汰制，立竿见影，效果明显得不得了。这个制度一直实施，过程中也有好多负作用。现在也在实行，但修改了。人在竞争的环境中发挥了他的潜能。

在SOHO中国做销售，屁股上如同有一根刺。张祖邦国庆节去贵阳探亲，去了3天就待不住了，心里发慌，回到北京。

也有些公司模仿SOHO中国的末位淘汰制，但是学得不像。金怀南说，很多公司发佣金，都是给你期待却一拖再拖，直到你留不下去了。但是潘石屹制定了规则，从不拖欠销售员佣金。就算你走人，该给你的一分钱不少。

现在SOHO中国的销售人员大概有160人，要淘汰10%.但是，如果你干得好，三个月就能赚几十万元。金怀南说：“有猎头公司来挖人，但都不愿意走，因为给不了这个待遇。”张祖邦手下有一个人2009年第三季度做了2.18亿元的生意，国庆后被提为副总监，到另一个团队当头了，“这很公平”。有一个卖保险的女孩，来了SOHO中国后，去年个人收入税后400万元。这是SOHO中国销售员中最顶级的收入。金怀南说：“如果年收入只有20来万元，销售员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有些被淘汰掉的销售员，在外面做个一年半载，找到新的客户，又找上SOHO中国说“老板，我又找到大客户了”，重返前东家。他们在SOHO中国，看到成功的梦，而且有人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潘石屹始终要求公司成员的，第一诚信，不说假话；第二，不允许说对手的坏话。金怀南说：“他(潘石屹)做人的标准，就秉承着诚实做人的原则。

潘石屹母亲瘫痪后，潘诗麟想尽办法在农闲的时候挣钱。他利用下雨天，做木椅子卖。买2元的木料，做成椅子卖7元，可赚5元。做椅子得让潘石屹打下手，帮他画线。这是潘石屹11岁时的事情。一天，他告诉他母亲：“人家小孩下雨天都去玩了，只有我爸要我帮着干活。”潘母严肃地告诉他：“你现在太小不知道，等你长大成人后就知道了，我们再辛苦，吃的也是干净的饭。你长大后，知道你父母的饭是靠自己劳动、靠本事挣来的，是干净的饭。

不干净的意思就是当时一些妇女跟村长、会计等村里有实权的人拉关系，靠这个吃饭。潘诗麟说：“农村里有些人吃饭肮脏得很，他妈妈的意思是说，她不一定能看到潘石屹长大。但是要让他知道，父母亲是正派人，靠劳动吃饭，饭是干净的。”这次过后，潘石屹好像一下子就长大，懂事了，他再也不抱怨了。每逢下雨天，他就主动把木料搬出来，帮父亲做椅子。

潘诗麟说：“在农村不努力就没法存活下去。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往前走，但是要走正道，从不想歪的、邪的点子。

SOHO中国最大一单生意是16亿元。其次还有4亿元、8000万的。在三里屯SOHO销售中心，我亲眼目睹了一单1900万元生意的成交。这些不停翻滚的数字，一下子让人目眩神摇。在喷涌的金钱里把持自我的确变得很难。房地产开发商的形象不太好，在人们眼里，中国房市横流的金钱之海里，浮泛着无数灰色、黑色的地带。

我没有问过潘石屹，是否还记得“吃干净的饭”这个故事。

不过，潘石屹如此评价王石：“万科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和王石正派很有关系。我觉得，王石对万科的贡献、对房地产的贡献，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正派的人。我推崇正派的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他喜欢跟任志强做生意，“和不正派的人合作，会怕他在合作条款上做些猫腻，得让你处处小心。可是任志强这人很正派，如果和他谈好了，他从不反悔，哪怕他吃亏了。

潘石屹和任志强的实际交易有时就是一张纸，有一次是在烟纸盒上写几个字就成交了。还有一次，在昆仑饭店咖啡厅的菜单子上写上几个字，双方签上名，几十亿的生意就成交了。

我问任志强，为什么喜欢和潘石屹合作，他说：“应该说我们都遵守商业契约，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不需要谈，这些是律师的，我们只需要谈关键的价格问题，我也不操心，他也不操心。我和潘相对比和别人合作容易一些。”

……

任志强说：潘石屹认为有警卫员是自豪，我觉得是悲哀。

我第一次采访潘石屹的时候，我希望他提供几个朋友的名字。他马上说：“功权吧”。然后他说“冯仑”，紧接着又沉吟了一下说，“冯仑的《野蛮生长》有点乱写，我还没看过。”他又说：“那你找任志强吧。

后来，王功权在接受采访时说：“冯仑写《野蛮生长》，只能说是冯仑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但不能完全代表其他人的观点。因为不同的人，讲述历史，会有偏差。”王功权曾当着我的面给冯仑打电话把我介绍给冯仑。冯仑在电话中告诉王功权，要我短信和他联系，我从9月25日到10月18日，给冯仑手机发了三次短信，他未曾回复。

潘石屹在海南博鳌房地产峰会接受采访。因酒店走廊太嘈杂，潘石屹没有和任志强打招呼，就吩咐助理从组委会那里要了任志强套房的钥匙，带记者进了房。在博鳌，任志强奚落潘石屹在广渠门15号地拍卖上的失败，他讲得绘声绘色，潘石屹在旁边呵呵地笑。

10月11日，在北展北街华远集团办公室，任志强身穿条纹衬衫、灰色的夹克衫，身体倚在皮沙发椅接受了我的采访。我问任志强“你在公开场合批评潘石屹，有没有考虑到对方的自尊心？”他立刻直起身体，瞪大眼睛、用手指着我说：“你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双方能成为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容忍、欢迎对方提意见，不能容忍对方提意见，老是奉承话，能叫朋友吗？”

我问他，你和潘石屹算不算朋友。任志强迟疑了半分钟：“嗯……可以算是朋友关系，这个没什么问题。

潘石屹和任志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次，潘石屹和任志强和曹景行一起参加电视节目，谈各自的六一。潘石屹告诉我：“曹景行年龄最大，他是在大上海生活的，所以他的感触，我是一点感受都没有。任志强家是高干，他惟一觉得受欺负的是，他曾受他们家的警卫员欺负，他家的桌子都是贴着国务院事务管理局的标签，我说我们家小时没有桌子。

任志强告诉我：“潘石屹家再穷，一张破床也是他私人的。当时国家公务员都是供给制度，我家里穷得连自己的一张床都没有，都是公家的。1988年改革，我家惨得很，桌椅板凳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

他说：“潘石屹认为有警卫员是自豪，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只能交给警卫员。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我要跟着走。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

……

2009年8月25日，我从北京出发，穿过广袤的华北平原，渡过黄河，越过八百里秦川，走进黄土高坡，翻过秦岭，才到了甘肃天水。从天水火车站出来，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潘集寨。司机说：“那不是大老板潘石屹的家乡吗？很好找。

潘集寨位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群山怀抱。虽说是山，站在潘集寨看，也不过是两三百米。潘石屹的祖屋约有三四百平方米，三面砖瓦房围着一块水泥空地。后门的门楣上挂着“耕读第”匾额。潘家祖屋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废弃的土坯房，墙表层的土都剥落了。大门是两块破木板，门楣上写着“东方红”，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子。院子里杂草丛生，屋子的墙上没有门窗，只保留着几块方正的黑洞洞的缺口。潘集寨前村支书潘林书告诉我，潘石屹家当年的屋子，就是类似“东方红”土坯房，

公路边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双臂合抱坐在水泥地上，倦缩在潘石屹的祖屋门前晒太阳，他说希望下辈子能沾点潘家的好运。

从潘石屹祖屋门前走上三百多米、有一条潺潺小河，过了一根树做成的独木桥，再左拐走上四五百米的田野小径，可发现有条三百米长、三米宽的鹅卵石路，两边栽着三排一米高的青松，路的尽头是一块平坦的草地。草地平平地嵌着几块方正的石碑——这是潘家的祖坟，借鉴了西方墓地的形式。2008年7月，潘石屹母亲毛昭琴去世后下葬于此。在潘家祖坟附近，没有传说中的其他乡亲为图吉利，靠近潘家祖坟建墓。

潘石屹花10万元征了当地村民的九分九厘地，建潘家祖坟。潘集寨村民吴大嫂有点遗憾地说：“怎么就没看中我家的地呢？”

潘石屹赞助了800万元修了潘集寨学校——当年他读书的时候，是没有纸笔的。操场上的土，就是作业本。学生拿着木棒在地上划土做作业。老师批改作业则是用脚在旁边打勾、打叉。潘石屹祖屋前的水泥路，长四五百米，宽五米，也是他出钱修的。他把祖屋建成潘集寨的幼儿园，在祖屋前修了个标准的水泥地篮球场，供村民戏耍。

几年前，潘石屹曾带着凤凰卫视[-2.03%]记者去甘肃天水老家。凌晨三四点钟，他们爬到山顶上。在黎明的微光里看脚下的村子。

原来潘石屹觉得这座山很高，村很大，就跟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看不到边。“现在觉得山很矮，村子很小”。潘石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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