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被高估的电影——《1942》分析
冷面佳人 12.19
电影《1942》上映已经有三周了，累计票房也已经达到3.52亿，这是华谊兄弟公司投资2亿拍摄的电影。冯小刚导演在电影上映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不想估计电影的票房，因为怕低估了”，从目前的票房成绩来看，冯小刚导演关于电影被“低估”的论断看来是对电影票房高估了。
电影上映以来，《1942》引起了颇多争议，争议主要围绕着河南饥荒的确切人数以及史料来源两个方面展开。在网络上，有考究派详细地指出河南饥荒的统计数字等信息主要来源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新闻文章。甚至有“河南饥荒”的反对者详细考究了白修德的从业经历并指出白修德此篇文章涉嫌造假而被《时代周刊》开除。《1942》的上映引起了人们挖掘“河南饥荒”的史料的热潮。
历史的真相固然值得认真考证，但是冯小刚导演的《1942》是作为艺术品而非作为影像史料呈现给观众的。观众似乎并不买《1942》的帐，除了警示电影制作者要将史料和艺术严格区分开来以外，单从艺术的角度，电影《1942》也没有达到让人“怕低估了票房”的高度。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人物、情节与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1942》，力图找到电影票房不佳的原因。
一、扁平人物印象浅
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没有故事就没有电影。著名剧作家悉得·菲尔德与麦基都十分强调人物在电影中的作用。具体到《1942》当中，人物存在着主次不分明、太被动、无法引起人们的同情三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说，《1942》中的人物没有“圆形人物”，全是“扁平人物”。
人物之所以扁平，首要原因是人物太多太杂乱。具体来说，影片所要表现的灾民、政府、传教士、美国记者四种类型的人物。灾民方面，着力刻画了老东家一家、长工拴柱、佃农瞎鹿一家；政府方面刻画了蒋公、省主席李培基；传教士小安、美国记者白修德等等。这些是影片刻画的重点人物，未被列入影片重点表现对象的宋庆龄、宋美龄、军队将领、士兵、伙夫等等人物更是不胜枚举。如此繁杂的人物却没有鲜明的主次，次要人物着墨太多，将观众的注意力平均分配，使主要人物不鲜明、次要人物更不鲜明，整个影片没有以故事为中心，比如在逃难途中的老东家，几乎与长工拴柱、佃农瞎鹿、瞎鹿之妻花枝、自己的女儿星星等平分秋色，使主次人物不分明、故事线繁多，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物太被动也是使人物枯燥乏味的原因。纵观本片，逃荒的灾民太被动：老东家眼睁睁看着自己粮食被穷人抢劫、被动地随着人流去逃荒（躲灾），在躲灾的人群中遇到抢劫自己的佃农，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群灾民浩浩荡荡地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去往陕西。他们中途被日本飞机轰炸，到了洛阳城却被守城官兵用枪指着不被允许进城，他们到了潼关仍被枪指着不被允许进城，于是他们只能又往回走。灾民太无能为力，太被动了！他们在逃荒途中什么都不能决定，唯一能自己决定的是自己的双脚，是前行还是后退，灾民们被天灾人祸彻底决定和控制了，他们能做的只有屈从，然而这一个个屈从命运的人物是不能吸引观众的。或者有人会说，农民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被动地等待、从不反抗，但是抛除他们农民的身份，他们首先是人，人能麻木到如此地步，只能说是人性的倒退。
再来看省主席李培基，他多次“进谏”却一次都未成功，蒋 公不待见他，他的部下不待见他，甚至他的秘书也敢不经他的允许私自多拿50万斤粮食换了黄金，人物被动至此，却采取不了任何行动，何其哀哉！再看蒋公，被英美等国牵制，对外没有国际地位，对内抗战形势紧迫，他能做的也微乎其微，仍属被动。
电影中并非没有主动的人物：美国记者白修德和日本兵是主动的。白修德主动前往河南调查，又千方百计地面见蒋公说明情况；日军也是主动的，他们肆意投射炸弹，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对灾民发放粮食，赈济灾民。堂堂大中华，泱泱河南三千万人口的命运，掌握在一个美国记者和一支日本军队手里，何其哀哉！
因为人物太被动，所以无法引起观众的同情。灾民无可奈何地被动地逃荒、等待，观众只能哀其不幸。国民政府不救援、不行动，观众横眉冷对、怒火中烧。美国记者的行动和报道倒是能让观众感念其恩、产生认同。政府军队的撤退与日军的暴行一样令人愤恨。由此可以看出，影片的基调在于谴责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和日军的暴行，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灾民的流离失所和冻饿而亡，这些观点，可以划归到“中国特色的左派”的意识形态范畴。
二、极端困境下的人性之恶——《1942》的情节设置
影片《1942》的总体基调是苦大仇深，这表现在极端困境下的人性之恶上。在灾民方面，面对极端困境，他们卖女儿、卖媳妇，把人当做物品一样买来买去，人的尊严和情感在生死面前当然无存。政府方面，一方面他们漠视民众的苦难，将逃荒说成躲避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大发国难财、贪污赈灾粮食。国民军队肆意抢夺灾民仅剩的财产、强占民女、滥杀无辜。
纵观全片，影片所表现的人性之恶远远大于人性之善，这就使得全片始终笼罩在痛苦、压抑和悲哀的氛围之中，看不到丝毫希望和慰藉。
值得一提的是长工拴柱和瞎鹿的死：佃农瞎鹿死在国民军队士兵手中，因为与士兵们争驴肉，瞎鹿被士兵用枪托打进了滚烫的开水锅里，他连最后的挣扎都没有，就死去了；长工拴柱死在日本军官的长刀下，因为拒绝了日本军官送来的馒头，拴柱被日本军官的长刀刺穿了喉咙。两者的死表层原因都是因为食物，深层原因却都是因为人性之恶！更悲哀的是，两者的死没有本质的不同，国民政府士兵与日本士兵在对待灾民的态度上，没有本质的不同，正义与非正义没有了本质的分野，国民政府和日本兵都成了灾民的掠夺者、侵略者，同胞和侵略军混为一谈。曾经有观众因为《1942》鼓吹党派分裂（渲染国民政府的丑恶）、为内战寻找借口而抵制《1942》，这是不无原因的。
三、悲哀的“中国式结尾”。
《1942》的结尾浅层次上说充满了讽刺意味，从深层次来看真让人悲哀。
从艺术处理的角度，《1942》用字幕来交代每个人物的结局，是比较笨拙的讲述方式。人物的结局命运，让人彻骨悲哀。
结尾处，画外音交代“我娘”对1942年的回忆，“我娘”说道：“1942啊，我都忘了，你还写它干啥？”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是太善于遗忘的民族了！选择忘记的，岂止“我娘”一个人！我们向来不愿正视我们的历史，要么淡化、要么遗忘、要么撒谎！我们岂止不愿正视历史，我们甚至不愿正视现实！近期连续发生在河南的两起事件引人关注，先是一名神经病人闯入一所小学，砍伤22名小学生，距离事情发生还不到一个月，同样发生在河南，4名学生溺水身亡！正是这令人悲哀的“遗忘”，让我们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不关心、不了解、不反思！这样下去毫无疑问，悲剧仍会重演！
星星的结局也通过字幕进行了交待：她再也没有回到过老家，再也不见任何认识她的人。星星因为要活命而自愿卖身到了妓院，她是特殊年代里的受害者，可是极端时期过去之后，星星得不到任何应有的宽容和同情！国人的冷漠与麻木可想而知。这也是“遗忘”所带来的灾祸：只看现在，不问过往。这就是国人的逻辑，只要做了妓女，变成了永远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
本片的编剧刘震云老师是我喜爱的作家，冯小刚导演也是贺岁片喜剧的领军人物，贺岁档上映悲剧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除了档期的原因，《1942》在故事方面的淡化，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持“极左”态度，是影片票房差强人意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