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和感伤主义小说 感伤主义文学

劳伦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和感伤主义小说

一、感伤主义文学【也叫“主情主义”】是18世纪40年代至70、80年代【高潮时期是60——80年代】末发生在英国的一股文学潮流。产业革命以后，现实矛盾加剧，人们开始对理性社会产生怀疑，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感伤主义这一潮流在文学形式方面将欧洲带入一个新阶段。不仅是19世纪初欧洲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而且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传统小说大都以情节为基础，遵循着因果规律重新组织现实生活，而感伤主义则开辟了一种以心理为载体掺和外部现实世界的投影的叙事方式。这种新方式的产生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感伤主义是因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的《多情客游记》【又译为《感伤旅行》或《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而得名。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 是一位十分奇特的小说家。他出生于爱尔兰的科龙梅尔。由于父亲是名军人，斯特恩从小就过着不安定的游荡生活。1733年，他进入剑桥耶稣学院学习。毕业后做了二十三年牧师，1759年，他在四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创作小说巨著《项狄传》，共写了九卷（1759—1767）。1768年，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作品《多情客游记》问世。之后不久，他便染病不治身亡，《项狄传》的写作也因此中断。《项狄传》是一部闻名世界的奇书。你只消从头至尾把书页翻一遍，就会看到里面的黑页，白页，大理石纹页，各种各样的符号，甚至图示，都是别的书里所没有的。然而，仅靠这些离奇的表象还不足以使它成为英国小说史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本书为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代表作，《项狄传》全名为《绅士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然而，特里斯舛的生平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断断续续提了几处，最有趣的是从母亲怀孕的经过说起的，而书里的绝大部分却在用特里斯舛的嘴讲述别人，主要是他父亲和他叔叔的生平与见解，叙述的顺序则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完全打破了顺着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按部就班、一板一眼的传统程式。它遵循的只是事件进入叙述人脑海的先后顺序，也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种叙事手段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引起的轰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一百多年后，进入二十世纪，意识流小说兴起，有人认为正是《项狄传》开了这类小说的先河。二十世纪后期文学批评领域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而且又有了“叙述学”的专门研究，于是《项狄传》成了一座金矿，为这些研究者提供了挖不完掘不尽的宝藏。

感伤主义又称主情主义。因排斥理性，崇尚感情，也称前浪漫主义。其实感伤主义思潮是在启蒙文学思潮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新文学流派，从整体上看，感伤主义仍属于启蒙文学范畴，只不过感伤主义不同于启蒙主义的“理性崇拜”，转而崇拜感情。他们放下了“理性”，而改用感情作武器去批判现实，他们宣扬感情至上，用感情的宣泄代替了“理性”的思辩；强调文学作品要用人的情感活动的描写表现人性和现实的矛盾，借以打动读者，从而唤起他们对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同情。感伤主义发源于英国，后传入法国、俄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特恩、哥尔斯密斯、葛雷，法国的卢梭、伏尔泰，俄国的卡拉姆津，德国的里希特、海涅，还有早期的歌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感伤主义的顶峰之作。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下层资产阶级文人深感社会贫富不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日渐浓厚。感伤主义正是这种情绪在文学上的表现。它注意内心的情感，夸大感情的作用，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自然景物的描写，特别强调对个性和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刻画。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不幸的生活遭遇，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它表现了对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也体现了对贵族阶级崇尚的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反抗。有的感伤主义作家脱离现实，放任个人感情，沉迷于多愁善感之中，甚至赞美过去，歌颂黑暗、死亡，带有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作品多用第一人称，大多采用日记、旅行记、书信体和回忆录等形式。

感伤主义文学热潮遍及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各个文学领域，其中尤以感伤主义小说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当时盛极一时的小说家及其作品主要有：塞缪尔·理查生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莎拉·菲尔丁的《大卫·辛波尔》、亨利·麦肯兹的《多情男子》、劳伦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传》（1768年）、长诗《荒村》（1770年）等。这些作品在英国18世纪中后期的风靡程度是当今读者难以想象的，据说，像理查生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上至国王下至小儿都非常喜爱。“墓园诗派”是英国感伤主义在诗歌领域的代表，由格雷（1716——1771）的《墓园挽歌》而得名。这一诗歌流派的代表还有汤姆（1700——1748）和杨格（1716——1765）等，这一流派的格调更加消沉。不过，在18世纪末期，人们对感伤主义文学的热情逐渐褪去，到了19世纪它甚至成为嘲讽的对象。对感伤主义文学的批评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这类文学中情感表现过度，二是认为感伤主义文学，特别是以斯特恩为代表的后期感伤主义文学呈现出“非道德的”特点。

中国对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了解和研究都不算深入。该文学流派的汉译名也颇费周章，现在通行的“感伤主义”这一称谓未能完全真实地表现其特点，人们常常仅仅将它与林黛玉式的“多愁善感”画等号。从某种程度来说，对该类文学的缺乏了解、甚至误解造成了对它的低估。

不考虑某个或某种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去评价它往往会导致偏颇，对感伤主义文学尤其如此。在当代读者眼里，感伤主义文学的情感泛滥是怪异、甚至做作的，然而如果读者考察18世纪的英国，会发现这一切完全契合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的社会文化氛围。老愤青今天将结合对英国18世纪的社会文化、伦理哲学等方面的考察，以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为例，揭示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的情感表现及其伦理价值。

二、感伤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情感泛滥，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着重情感的表现。简奈特·托德在对感伤主义文学进行定义和描述时指出：“感伤主义文学的标志是通过俗定的情景、常见的家庭人物形象和修辞手法来激发怜悯的情感”，她认为感伤主义文学以其它文学都没有的方式催人泪下。其实西方文学中的情感表现不是感伤主义作家的发明创造，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甚至在后来的文学（如狄更斯的小说）中都可见感伤的成分。不过，在这些作品中情感表现始终臣属于情节和人物塑造，而英国18世纪的感伤主义小说则是让情节和人物臣属于情感表现。所以约翰逊博士这样描述理查生的小说：“你如果为了故事而读理查逊，会着急得上吊自杀；你要为了情感而读他的小说，故事只是为情感而存在”。

读者很容易从内容上辨认出感伤主义小说中的情感内容。前文所提到的那些作品大致呈现了两类主人公：一类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女主人公，她们本身多情易感，而她们在自身美德遭到社会邪恶挑战和威胁时所进行的捍卫行动更是催人泪下，其代表人物是帕梅拉和克拉丽莎；另一类是情感丰富的男主人公，他们有着细腻的情感末梢和极易被拨动的心弦，对他们周遭的人或事及时作出情感反应，像那些善感的女主人公一样，他们也可能流泪或让读者流泪，其代表人物是辛波尔、哈利和约里克牧师。司各特曾说过，麦肯兹和斯特恩是所有被称为感伤主义的作家中最优秀的，而《多情客游记》也被视作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多情客游记》是一部不寻常的书。它自称是游记，作者却既没有描写任何名胜古迹，也没有记载游历者对这些地方的感想，它记录的是主人公约里克牧师【《项狄传》里出现的人物】的一次情感旅行。正如伍尔芙所说：“他的确是在法国旅行，但那道路常常经过他自己的头脑，他主要的历险不是碰上盗匪，攀登悬崖，而是他内心的感情的历险”。

该书记录了几个著名的感伤人物和情景。首先是约里克牧师。他的敏感、同情和仁慈具体表现在他与一位修士和一位意大利姑娘的相遇中。在法国加来的旅馆里，约里克不期而遇一位方济会修士，修士向他乞讨。在一时情绪的左右下，约里克拒绝了施舍，并说了些让修士难堪的话。修士离开后，约里克马上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我刚才说的每一个无礼的词都涌回我的想象里”，想着该怎样弥补自己的错误。后来他在街上再次碰到那位修士，那位修士丝毫没有怪罪他，两人还交换了鼻烟盒。约里克小心收藏着修士赠与的鼻烟盒，心里常常念想着对方，后来还去探望他。得知修士已经去世，约里克在他的坟前伤心不已，“泪如雨下”，“象女人一样软弱”。在意大利的穆兰，约里克记起他在《项狄传》中读到的一个为了爱而神经失常的姑娘，便去寻访她。找到那位姑娘玛丽亚后，听着她的叙述，约里克再次泪如雨下，一块手帕被他和玛丽亚的眼泪浸得透湿。

在这部小说中，善感的不仅是像约里克这样的绅士，一个仆人、一个驴主人都能包含温柔、同情的情怀。约里克在蒙特吕尔雇佣的法国小伙儿拉弗勒情感非常丰富，全镇的人都喜欢他，他“总是在恋爱”。离开蒙特吕尔时，他与姑娘们依依惜别，“一遍又一遍挨个儿吻她们的手，他抹了三次泪，许了三次愿”（斯特恩。作为仆人，他不算称职，因为他除了能打鼓和用笛子吹一两支曲子外，其它什么也不会做。可是，拉弗勒的多情善感赢得了约里克的喜爱。在骑马去南庞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头死驴，驴的主人正在为它哭泣。拉弗勒一定要停下来，他骑的马却不肯，最后他宁可被马掀翻在地，宁可失去坐骑，还是来到了死驴和它的主人跟前，聆听驴主人的哭诉，还给了钱。相比之下，为约里克赶马车的车夫就缺乏这样的同情心，在约里克想多在死驴和它的主人边流连一下的时候，马车夫却扬鞭策马使得牧师不得不离开这幕感人的场景。后来，约里克和拉弗勒去探望玛丽亚，听着玛丽亚的母亲讲述那姑娘的故事时，约里克注意到一向快活的拉弗勒竟用手背抹了两次眼睛，连约里克自己都自叹弗如。那位驴主人也是个多情的人。这位老人为了保佑小儿子的平安，从弗兰科尼亚最远的边区到西班牙的圣亚哥朝圣，随行的是他的一头驴。一路上，驴陪着主人餐风宿露，任劳任怨，结果老人朝圣的心愿达成了，驴却在回家的路上死去。老人像对待老朋友一样，陪在死驴身旁，痛哭流涕，“他这种毫无虚情的悲哀，招来了不少人围着他”，约里克认为他的伤心胜过桑丘对自己的驴。

对情感表现的强调同时反映在语言形式上。有专家运用AntConc 3.2Ow (Windows)2006软件对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网页发布的英文版本《多情客游记》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有趣的数据：

上表显示在这部小说中斯特恩非常关注情感及其相关问题。笔者从该小说中搜索到“情感（feeling）”这一词的同义词9个（包括其本身及所有词的不同变形），从这些词出现的语境可以看出斯特恩对情感持赞赏态度。在小说的第一段，叙述者约里克这样描述法国国王：在一个普通的小说选段中，“sentiment”与“fine feelings”成为并行的因素，并与“civilized”、“courteous”和“

"

三、感伤主义小说中的情感表现非常明显。不过，这样的情感泛滥正是它后来招来批评的因素之一。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情感表现（特别是发生在男性人物身上时）非常做作、太女性化，岂不知这种表现是符合英国18世纪的社会文化的。从17世纪起，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对情感研究的热潮。培根在研究人性时指出，人的灵魂有理性和感性之分，并且引导人们对感性的灵魂进行研究，所谓感性的灵魂就是人类的情感。笛卡尔在其心理学著作《论情绪》中进一步列举出“灵魂的被动态”，将人类原始情绪分为6种：惊奇、爱悦、憎恶、欲望、欢乐和悲哀。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在研究人类理解问题时指出，人类通过印象和情感来认识外部世界，人类的情感观念由感觉和反省得来。他的哲学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成为18世纪道德情感哲学的基础。

与感伤主义小说的流行关系最密切的是从17世纪后期直至18世纪中期兴起的道德情感哲学，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沙夫茨伯里三世、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这些道德情感哲学家不仅着重研究人类的情感，而且将情感与道德相联系。沙夫茨伯里是英国第一个把情感当作道德来源的伦理学家，他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感知美的可能性。一方面，宇宙生命原则显现一种均衡和谐的美，它拨动人类的心灵和情感，使人感知到美；另一方面，人天生有一种审辨美丑、善恶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理性的能力，而是一种感情直觉能力。人类的内在感官接受外在现象美的刺激，由美丑感而生善恶感，善是美的，恶是丑的。因为这种内在的美感和道德感，人类便能够认识和领会宇宙生命原则，并按照与宇宙生命原则一致的内在原则来调节本身的冲动，处理好家庭、朋友甚至整个人类的伦理关系，实现社会秩序的均衡与和谐。哈奇森继承和发扬了沙夫茨伯里的思想，他在创作自己的著作时曾申明，他著书是为了“解释和辩护沙夫茨伯里的学说”。但实际上他不仅为沙夫茨伯里的学说作出了解释和辩护，还在许多方面深入发展了前者的思想。他将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感概念系统化，认为人的感觉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外部感觉是通过五官获得的感觉，内部感觉是心对外部感觉的感觉。内部感觉分多种，其中包括美感和道德感。借助美感，人可以区分美丑；借助道德感，人可以区分善恶。也就是说，对不同行为和品质，人都会有不同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道德判断，并确定我们的行为准则。休谟接受了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他在《人性论》中提出，一切道德观念源于情感，以情感为转移，任何道德观念或准则都可以激起爱和恨的情感，从而引起或制止某种行为。但是，休谟的情感理论基于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他认为，与道德紧密联系并为一切道德之基础的感觉是一些“特殊的”苦和乐的感觉。凡是使我们感到快乐的行为或品格就是善的，应当受到称赞，凡是使我们感到痛苦的行为或品格就是恶的，应当受到谴责。道德感不但是道德评价的根据，还是指导行为的准则，它使我们只做能产生快乐的事情，不做并制止那些能引起痛苦的事情，从而达到抑恶扬善。休谟还认为，感觉是私人的，因人而异，所以，从感觉的本性来看，我们不可能对同一行为品质有相同的苦乐感觉，作出相同的价值判断。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普遍的价值观念和普遍的道德准则，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科学。基于此，他提出了“同情说”。他说，“同情是人性中非常有力的原则”，“同情是道德区分的主要来源”。同情使人们达到情感上的一致，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同情说”为道德主体的情感沟通和普遍道德准则的形成提供了依据。亚当·斯密继承了休谟的“同情说”，他在其论著《道德情操论》中对同情作了更严密的界定，并详细、生动地分析了同情的性质、产生的过程以及作用的机制，论证了同情作为道德基础的重要意义。

感伤主义小说与道德情感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研究者普遍接受。托德认为，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与文学史上其它时期具有感伤特点的文学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它与同时代道德哲学的紧密关联。在18世纪早期，道德哲学顺应了人们对关于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新思想的渴求，同时又刺激了这种需求的增长，为感伤主义文学的流行创造了文化环境。在当时的英国，甚至欧洲，人们普遍认同情感的重要性，充分展示情感不但不是做作或软弱的表现，反而能够反映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休·布莱尔在一次关于情感敏感性（sensibility）的布道中说道：“一般说来，情感敏感性能够加强人的力量，它与我们最深刻的情感相关联……［一个道德敏感的人］与一个自私的人所生活的世界大不相同，他具有一种新感觉［道德感］，这种感觉能够使他看到自私自利的人看不见的东西”。布莱尔认为，对于一个情感敏感的人，他的快乐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的表面，而会穿透心脏，使这个人的心胸更宽阔、更高尚、更精致。

狄德罗也认为“只有强有力的情感才能鼓励人们去从事伟大的事业。他认为，在情感协调一致的背景下具有强烈的情感就是幸福”。因此，狄德罗对英国早期感伤主义小说家理查生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理查生的小说不同于那些“败坏读者品味和道德”的小说，它能够“振奋精神，触动心灵，而且充满了对善的热爱。”他充满激情地呼吁：“我的朋友，读他［理查生］的作品吧，一遍一遍地读！”狄德罗曾记载了一次亲眼目睹的事件：他的一位男性友人因事拜访他，却意外发现了理查生的《克拉丽莎》的两个法语译文片断。那位朋友当即捧起该书，全然忘记自己要办的事情。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位朋友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反应，他先是抽泣，然后痛哭流涕，激动地在屋内来回走动。这位朋友的强烈情感反应并未引起狄德罗的反感或奇怪，反而成为他力捧理查生的有力依据。另一位女士也可以成为这种文化氛围的见证人。1826年9月4日，路易莎·斯图亚特夫人在给司各特的信中提到：“我还清楚地记得它［《多情男子》］刚出版时，我妈妈和姐姐们为它哭泣，整日捧着读，非常喜欢！当时我还只是个14岁的小女孩，情感发育还未成熟，所以我读这本书时常常心里惴惴不安，生怕哭得不够而被人认为缺乏应有的敏感性”。斯图亚特夫人的回忆证明，在18世纪善感的身体已经成为人们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尺度，因而人们普遍生发出对情感表现的要求，而感伤主义小说满足了读者的这种要求，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多情客游记》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多情善感的人物，他对旅途中遇到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人或事都能积极作出情感反应。这部小说所记录的几个事件甚至可以被看作道德情感哲学的注解。再来提提约里克与乞丐之间发生的事情吧。如前文所述，约里克在加来无故拒绝了一位修士的乞讨，马上就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根据笛卡尔的分类，憎恶是人类一种原始情感，自责就是对自己的憎恶。约里克因为自己无情拒绝了修士而憎恶自己，这种情感让他感到难受、不快乐，因而产生一种道德上的批评。要想摆脱这种情感上的痛苦，他必须转变自己的行为，做出让自己快乐的行为。后来，再次遇到这位修士时，约里克很善意地与对方交换了鼻烟盒，相互表现出同情、仁慈的情感，双方都很受感动，约里克才感到心安、快乐。这件事也同时让他养成了施舍的习惯。他以后总会在身边备好零钱，随时准备施舍给乞讨的人。在蒙特吕尔，当他遭遇一群乞丐时，他不仅心怀仁慈地施舍了这些乞丐，而且对他们中的不同外貌、个性、情绪反应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甚至对其中几位有绅士风度、慷慨大方、羞涩谦让的乞丐表达了赞叹，额外施舍了他们。从这一连串的事件中读者可以看到情感不仅成为道德感的来源，而且能够使人向善，做出道德行为。约里克不但学会了施舍的仁慈之举，并且成为了一个感情更丰富、细腻的人。

同情是《多情客游记》的另一个情感因素。同情首先指的是人们普遍所理解的同情心，即对别人的苦痛表示怜悯的情感，是一种道德情感。在这部小说中，约里克和他的仆人拉弗勒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典型代表，他们对驴主人和玛丽亚所遭受的损失和苦痛感同身受，陪他们悲叹、流泪。拉弗勒这位充满同情心的年轻人，尽管看上去不像个称职的仆人，却被证明是一个忠心耿耿、对危难中的主人不离不弃的有德之士。因为一时兴起来到法国，约里克牧师没有办理通行证，在巴黎的旅馆居住时被发现没有通行证，眼看就有牢狱之灾。这时，旅馆老板马上像躲避瘟疫一般地退后三步，而拉弗勒却向约里克“走近了三步”，好像要救助主人似的。同情在斯密和休谟的哲学中还被客观地定义为人天赋的一种能够感受别人的快乐或苦痛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不是道德或不道德的，但它能够引发道德感。《多情客游记》的一个片断形象地图解了同情发生的机制。约里克在巴黎的旅馆里因为没办通行证有可能被警察抓走。起先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关注，这时他看见了旅馆走廊上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欧椋鸟。看着这只被囚禁的小鸟，约里克的同情机制运行起来，他开始想象自己被囚禁的种种痛苦。他设想自己被关进了地牢，想出去，却总也出不去，在希望和不断的失望中受尽折磨，三十年都不见阳光和家人……想到这些，他“悲痛已极”（斯特恩

98），马上决定利用朋友关系去弄个通行证。虽然在这个片断中同情未引发某种道德行为，但它说明了同情发生的机制及引导人们作出正确行动的可能性。

赘语：欧美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是文学创作个人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首先是在虔信派的宗教领域，之后发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感伤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虔信派，它是通过对内心生活及狂热和感动等主观感情的观察和描述，来表明对于美德和其他道德典范的看法。在感伤主义中，内心的特有感觉被认真对待，甚至是狂热地崇拜这种内心感受，并反对通过宫廷礼仪中的等级观念来规范这种感觉。

【题外话：中国的感伤主义】巴金是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一生都充满了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像郁达夫一样，巴金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金先生的创作渐渐地蜕去了早期的某些理想主义激情，把抗争和愤怒慢慢地潜植在人物的心灵内部，以普通平民的生存际遇为叙事对象，更加强化了作品内在的悲剧意味，更加突显了作家的悲悯情怀。

但是，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婉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也就是说，疼痛是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秩序对人性的极端压制，悲悯是发端于人与人之间平等权利的被褫夺，感伤是针对着人与人之间赖以相处的和平之爱的缺失。所以，与同时代的其感伤型作家（如张爱玲等）相比，明显地拥有更为博大的苦难胸襟，拥有更为广袤的心灵视野，拥有更为强劲的人格力量。这一点，在杰出代表作《憩园》和《寒夜》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巴金的很多优秀之作，都以一种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生命之爱，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存之苦和精神之痛；都以一种人类景仰已久的悲悯情怀和体恤之心，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圣洁的人道思想和良知愿望；也都以一种诚挚的叙事态度直面着沉重的时代，直面着不幸的命运，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明确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的精神立场。

从世界范围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情感对艺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什么关系……用情感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不得躲闪。”他竭力倡导情感教育，而“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梁先生的话说明了艺术情感的重大教育功能。中国文学界一直是重视情感表现和研究的，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的兴盛表明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相通性。然而，由于理性的强大作用，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被后人在一定程度上误解或曲解，其价值（特别是后期感伤主义小说的伦理价值）被低估。本文引述了一些有关英国18世纪的哲学思想、文化环境以及感伤主义小说创作观的重要事实，说明了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的情感表现及其教育方式符合当时读者的需求，以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还原感伤主义小说的本来面目，让读者了解其广泛的影响及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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