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追踪十二金人落脚咸阳印记
王学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这是关于“金人”最早的记载，两千年来从没有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而对“金人”本身及其命运，研究者对司马迁笔下的记述却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认识不同、说法各别，本属问题研讨中的正常现象，如果对文献缺乏历史的、考古的解读，仅凭一己的想象驰骋发挥，其所谓的“学术见解”就只能徒增混乱，也就不值得赞赏了。
对《史记》原文断句有误，当然会导致对“锺鐻金人”理解的歧异，我在1986年写过《十二万斤重的铜人——销锋铸鐻》一文［1］；后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发表了一篇《十二个大铜人——巨型的铜铸圆雕艺术品》［2］。但这只是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作了些许阐释，远远没有解答秦金人的基本问题。鉴于后来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与网络上的飞短流长，今对自己的观点稍作展开，以便从深层探讨秦文化的有关问题。
一、“金人”原料来自铜兵，而天下铁兵又何去
销毁兵器作成钟鐻金人的行为，被概括为“销兵铸鐻”四个字。其所销之“兵”，当然指的是兵器。而此兵器又是当时流行的实战型的、并非过时的武器［3］。这应是我们的基本看法，舍此就将南辕北辙。
战国后期，即是秦始皇统一战争的时候，兵器的材质不外乎青铜与铁质两种。当青铜兵器从商周以来长期在战场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下，钢铁兵器便悄然登上了战争的舞台，崭露头角的表现在生死搏击中也显现出无比的优越性。于是，各诸侯国竞相发展钢铁兵器，并以之武装自己的军队。
在我国古代的华北、华中、华南一带，早已是以产铁丰富而闻名遐迩。据统计，《山海经》中有明确地点的产铁之山就有34处（其中西山8、北山6、中山20）之多，大约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和湖南五省。其中又以三晋、楚等诸侯国的最为集中，有明确地点的显然也多于他处。魏在今山西一带冶铁，一直延续到汉代，故汉在安邑（今山西夏邑西北）、皮氏（今河津县西）、绛（今曲沃县）等处均有铁官之设。赵之邯郸、楚之宛（今河南南阳）早以冶炼而著称。特别是韩之冶铸地点就更多，光生产剑戟的就有8个地方。河南省西平县的酒店、新郑县“郑韩故城”的内仓城、登封县告城镇（韩国古阳城）均发现战国时期的铸铁遗址［4］。在燕、齐等国故都也都有生产铁器遗址的发现。齐国临淄有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当是齐国已有冶铁之官。鲁国的曲阜故城，也发现有冶铁遗址。相比之下，秦国的铁兵器生产却大大地落后，不但铜、锡要取自江南，而且到秦始皇时代也仍然还要佩带楚地所产的“太阿之剑”［5］。正因为秦国铁兵之缺乏，秦昭王临朝才有“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铁剑利则土勇；倡优拙则远虑。以远虑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的感叹［6］。
诸侯国的铁兵器相当锋利，成为士兵作战的利器。楚有“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遫，卒如熛风”［7］，在长沙、衡阳、彬州、淅川等地多有钢铁剑的出土，有的铁剑竟长到1.4米，比当时最长的青铜剑还要长出一倍！实际上，楚国在春秋时期已能制造出经过反复锻打、含碳量只有0.59%左右的钢剑来［8］。韩国有“天下宝剑韩为众”、“天下之强弩皆从韩出”的赞语，其冥山（今信阳东南）、棠溪（河南西平县西）、邓师（河南孟县东南）、宛冯（河南荥阳）等地生产的钢铁剑戟，可以“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即斩，坚甲铁幕（铁制甲胄），革抉坺（土改口）芮，无不具备”［9］。燕下都第44号墓出土包括剑、矛、戟、刀、匕等及兜鍪在内的铁兵器62件，其中完整的铁剑8件，多数长及104厘米［10］。经金相鉴定的三柄燕剑中有两件即属钢质，而且刃部是经过淬火处理的高碳钢。铁戟也是块炼铁固体渗炭后又经淬火的钢质，其韧性和强度都大大地超过了青铜戟［11］。魏国的“武卒”全副武装，“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12］。当时，即如中山国这样的小国，也能“衣铁甲操铁杖”抵抗赵国［13］。
尽管各诸侯国已用钢铁兵器装备自己的军队，但并没排挤掉青铜兵器的战斗作用。只能说铜铁并用，而往往还是以铜兵为主。秦国特殊之处还在于：根本没有用铁兵器。这是由于它铁资源匮乏，便把有限的铁用在了制作农具上，在沿用青铜兵器过程中从实战出发，把铜兵的研制推向顶峰。固然在凤翔县高庄秦墓中曾出土铁剑5把，有长达105厘米的，但这是“秦统一前后的遗物”。作为孤证，这很难说明它即是秦物。因为在发掘朝邑北寨子、咸阳黄家沟的几十座战国秦墓中，并未发现铁的兵器。西安南郊，在1989年至2003年发掘的500多座秦墓中，出土铁器只有87件。其中竟无一件铁兵器。除了8件农工工具外，铁带钩竟有25件，占了28.7%。可见秦国铁之缺少，在时人眼里把它作为显示富有的装饰品。即使是临潼上焦村和凤翔高庄这些秦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也是以陶器、铜器为主的。秦俑坑是以军事题材为内容的模拟场所，无疑是一座武库，按理说铁兵器应当为数不少。但遗憾的是在4万多件兵器中，发现的铁矛只有1柄，而铁铤铜镞也还只有五支。由此可见凤翔长铁剑和秦俑坑铁矛产自秦国的说法，使人生疑。如果把它看作六国的“上品”或俘获之物，也不是不可以。那么，由事实引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样的：秦在“耕战政策”推动下把铁多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和部分生活用品；而在兵器制造上，则沿用已有的基础，发展青铜兵器，从而创出新水平。所以，我说关东六国的铁兵以其优胜见长的时候，秦国的铜兵却正处于自己的盛期。
我们撇开秦国兵器的情况，从“收天下兵”而言，主要是收缴诸侯国从官方到民间的兵器。那么，就不可能只收铜兵器而不收铁兵器。同样，既然“销兵铸鐻”，制作成“钟鐻金人”就不可能其中既包含铜也包含铁。
那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秦始皇之所以收缴天下兵器，正如巡游刻石中一再宣示的是：“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14］，在于“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15］。目的就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不再有战争的发生。实际上，是在防止地方反叛事件的出现。既然是这一考虑，天下兵器无论是铜，或是铁，一律都应在收缴的范围之内。
既然把青铜兵器收缴到了咸阳，而且排上了铸作彰显统一之功的用场，那把收来的铁兵器作何用途呢？可惜史书上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揆其理，一是二者形式转化后的视觉效果铁不如铜，二是铁兵器销毁后转化为民品。
据我猜想：收缴的铁兵器并没有“聚之咸阳”，而是由政府监管，就地销毁，改铸成农工工具，供当地百姓使用。云梦秦简中多处提到的“公器”，包括内容很多，农具即是其中之一。官府器物可以出借，“百姓叚（假）公器”、“粪公器不可善者”［16］、“公器官□久……或叚（假）公器，归之……毋擅叚（假）公器，者（诸）擅叚（假）公器者有罪”［17］。
二、“钟鐻铜人”的铸地与辨析
秦始皇收缴来的兵器，在《史记》里只有“聚之咸阳”四个字。因此，铸造地只能在秦都咸阳范围内找。秦武器的制造权是严格地掌握在国家之手，民间是不得私铸的。“寺工”专事军工生产，而代表秦政府进行督造的则是相邦（丞相），铸制地点也多设在雍、栎阳、咸阳等秦的首都，藏之于诸武库。在秦都咸阳牛羊村宫殿遗址西侧有冶铜遗址线索的发现，但未经科学考古发掘，还不能确定是否制造兵器。而户县钟官遗址的发现，则为解开“销兵铸鐻”的迷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陈直老师在《三辅黄图校证》一书中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云‘钟官故城，一名灌钟城，在（户）县东北二十五里。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鐻处。’《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亦同。《元和》作钟官，极为正确，盖为水衡都尉钟官令铸钱之地，为上林铸钱三官之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钟官是水衡都尉的属官之一，掌管铸赤仄（赤侧）五铢钱。由于汉武帝设立上林三官（均输、钟官、辨铜令），把铸钱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这一状况无疑地就把前代（秦）冶铸的事迹给掩盖了。事实上，秦始皇在这里“销兵铸鐻”的那段历史，直至唐宋时，人们还是很清楚的。应该说“灌钟城”这一古老的称呼，即是浇灌钟鐻的事实冲破沉寂而释放出被淹没的信息。
1955年，户县整修河道时，在大王镇兆伦（赵伦）村东发现大量的陶范与货币，这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94年和1996年，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两次调查了以兆伦村为中心的汉代铸币遗址——“钟官城”，初步确知其范围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约600米，总面积近90万平方米。西南部属建筑区，中南部是陶窑区（窑址有10多处），东北部和东南部是大面积的陶范区。在遗址区内，特别是凿南堡习家坡、宜都村、眉坞岭北、梧村之南，历年来出土有不少的葵纹、云纹瓦当，“上林”、“与天无极”、“千秋万岁”、“永奉无疆”等文字瓦当，陶范则见有赤侧五铢、三官五铢范，王莽时的“货泉”、“小泉”、“大泉”、“壮泉”、“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范。正因为户县大王镇兆伦（赵伦）村，地处县城东北约25里，同《元和郡县志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的“灌钟城”位置相吻合，可以断定此间就是秦“销兵铸鐻”的地方，因而已于2001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铸造铜人的工艺流程，要具备有可操作性，首先遇到的认识问题是：“钟鐻铜人”为一物，还是“钟鐻与铜人”为两物。“锺鐻”两字是《史记》的原文写法。“锺”属于古代盛酒的容器，而现在把它同乐器的“鐘”都简化成了“钟”。“锺”与“鐘”本来是两物，如果“锺鐻”连用就成了悬挂编鐘、编磬的支架。“鐘鼓”一词，是鐘同鼓的组合,自然指的是鼓乐。“鐻”，也写作“虡”。属于钟、磬支架的立柱。《释名·释乐器》：“所以悬钟鼓者。横曰筍，……从曰虡。虡，举也，在旁举筍边”。至于“锺鐻金人”，因为学者对《史记》这段话的句读有误，从而推导出两种认识。一派以为“钟鐻金人”是一物，即钟架的立柱铸作人形，计有12个，“重各千石”；另一派以为“钟鐻”和“金人”是不同物的两码事。
曾侯乙钟虡铜人
我们先按后者意见，其断句应该是“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不过，“钟鐻、金人十二”并列的结果，竟使量词“十二”同“金人”连结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新名词，而且“重各千石”也成了钟鐻和金人这两物等重。也就是说，收缴的天下铜兵器只铸了一个“钟鐻”和一个“金人十二”，共计两件，各重“千石”。或者是两物共计12件，各重千石。显然，这同样是文义不通。若果换成“钟鐻铜人”，问题似乎释然可通。因为“销以为”在语言结构上属于由两个动词构成的词组，在这句子里作谓语，其连带成分是“钟鐻金人”。这样一来，就成了编钟的支架（鐻）是12个铜人，各重千石。生活在司马迁之前的贾谊，在其《过秦论》中有“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人”的话，这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而且考古发掘成果也为人们提供了例证。1978年，在湖北随县的曾候乙墓里，出土了一整套的铜编钟，计有64件。其中钮钟19枚、甬钟45件，另有镈钟（特钟）一口。钟架的组成，是由“南架”和“西架”排成“勾股”状。在平面上呈曲尺形，共长10.83米。由筍、虡构成的钟架，分成三层，髙可2.73米。在中、下两层，由6个铜人承托着悬钟的横梁（筍）。这6个铜人，就是“钟鐻金人”。他们个个著袍、勒带、佩剑，用双手和头托着筍。下层的铜人最髙，连底座通髙1.26米，重达359公斤。处于静态的铜人，形态稳定持重，显然是些力大无穷的硬汉。而粗而长的筍上，悬挂着一整套巨型编钟，由铜人撑持，使钟架整体显得浑厚、凝练，有如磐石，绝无薄脆之感［18］。
曾侯乙钟虡
把销熔了的铜兵器改铸成钟鐻和铜人两物，或是人形的巨鐻，我以为都不能成立。“锺鐻金人”本是一个由锺鐻形容金人而成独立的词，绝不是支撑编钟架的立柱。《三辅黄图》说：“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坐髙三丈。”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销毁收缴的天下兵器只铸造12尊金人，并不包含“钟鐻”；二是金人的姿势采取立相而绝非坐相。《正字通·广部》：“座，古作坐，俗作座。”那么，“坐髙”实际是金人连同底座称之为“座高”，也即是今日考古上的“通高”一词。《三辅黄图》说“董卓悉椎破铜人铜台”，可见铜人是站在铜座上的。按三国魏尺计算，此铜人连同底座共高为7.26米[19]。试想想：如果第一层的钟鐻有这么高，再加上第二、三层，那该有多高呢？有数十米高的编钟，那人该怎么击钟奏乐呢？换而言之，“立于宫门”之外的铜人，确实是个没有钟架的钟鐻，把它孤零零地放在那里，能同雄伟肃穆的宫廷气氛环境协调吗？
“锺鐻、金人”就是“锺鐻金人”。它确实是由鐘鐻转化而来，大概是在战国以后才成为习见的称呼。编钟架，原来是由立柱支撑横木做成的悬挂设施。但在具有爱美意识的中国人手里，往往在实用的前提下给装饰赋予以艺术之美。《周礼·考工记》说“梓人”一职，专做“筍虡”。曾侯乙墓的“鐻”是铜人，编磬的立柱却是个长颈的怪兽。由此可见，以人兽及其变体形象作钟鐻的的多样化，久而久之，这种艺术化了的铜人不再是钟鐻，而钟鐻反倒成了金人的形容词。“钟鐻铜人”竟因社会熟悉而约定俗成，随光阴的流逝，在悬隔两千年之后的人们，便把“钟鐻”同“金人”给分开了。
三、铜人的体量与铸造技术问题
12尊铜人“重各千石”，即秦时的十二万斤。据秦高奴铜石权校量，当时一石等120斤，一斤相当今256.26克，所以每尊金人的重量“十二万斤”折合30751公斤（30.751吨）。
每尊金人重达近31吨，其高度按立姿是7.26米，但据史料记载的不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即：一是有无坐姿或立姿的不同，二是有无大小的区别。
《三辅黄图》既说铜人“立于宫门”，又说“座高三丈”。可见“座高三丈”是指金人连通底座的通高，这也符合古今中外大型纪念性雕塑的造型规律。但《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张衡《西京赋》也有“高门有闶，列坐金狄”之句。似乎铜人采取的是坐姿。实际上，我们只有从秦铜人的本源上来看待王莽，才能解开他的心结。因为步兵的战术动作包括着立、坐、跪、伏、进五种姿势和“曲踊”、“超距”两个变化动作［20］。而“长乐宫铜人”原是兵器所铸，又是仿临洮出现身长五丈、足履六尺的“大人”形象（《汉书·五行志》），“初兼天下”的铸铭文似乎更可刺透王莽的思绪。正因为铜人由静态变为动态，才使幻觉中的王莽产生了恶感，这并不等于“长乐宫铜人”原来就是坐相。同样，“列坐金狄”的“坐”作量词用，通“座”。再退一步讲，如果秦12个仿“大人”的金人全是无底座，又平地跽坐，尽管“高三丈”，能同巍峨的宫阙相协调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辅黄图》：“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鐘鐻，高三丈。鐘小者皆千石也”。《史记》的《索隐》和《正义》引《三辅旧事》时，分别作“三十四万斤”和“二十四万斤”，即2833.3333石和2000石。但细分析《三辅旧事》，一字之差，竟是如此地整齐，显然有误。非此即彼，拟或全非。同样，该书记载铜人的放置地也是有违时空地放在没有建成的“阿房殿前”［21］。由此可见其可信度是相当地低。那么，《史记》的“重各千石”尽管是个约数，舍弃的毕竟是“千石”以上的零头而已，绝不会是“两千石”，更不可能是“两千八百石”。尽管金人大小有差，而司马迁用“重各千石”四字还是相当准确。相比之下，《三辅黄图》因传抄、增改之故就显得不很严谨。因为它既说是“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又说是“销以为鐘鐻”、“鐘小者”。显然，前者为铜人，后者指的是编鐘。难怪有的学者为解决这一矛盾，采用了折中的办法，说“十二金人的用途是充当钟，所以十二金人实际上是１２个人形钟”［22］。岂知“人形钟”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高而重的巨型金人是怎么铸造的，同样是个哑谜。青铜铸造工艺，首先是制范，其次是熔液浇灌。
泥范（陶范）铸造法是中国古代铸造的主要方法，起源时间早，一直沿用到现代。隋唐以后，大型铸件如梵钟、佛像、塔等，无不用泥范法。我国最早的铸铜遗址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铸铜遗址，出土有铜渣、炉壁残块、泥范、浇口铜、扉边铜块、绿松石及铜工具［23］。郑州南关外、紫荆山北有商代中期铸铜遗址，规模、范、炉都较前进步。商代后期的殷墟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大型熔炉的口径有一米左右。小屯一带，发现有坩锅(即所谓“将军盔”)残块。经复原，可盛铜液12.7公斤。陕西扶风县李家村周代铸铜遗址，其沿用时间终西周一世［24］。以上所举遗址，铜铸内容不外乎礼乐器、生活器具、工具、车马器和兵器。而大型的人形雕像，如四川三星堆出土古蜀文化的青铜立人像及方座高2.62米；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宋代大佛高20米，连同底座总高22米，是我国仅次于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未来佛（22.4米）的第二大铜佛。据研究，其铸造技术是：先塑造泥像，“在泥像上分段制外型，将制好的外型取下，刮制泥芯。然后分段组装外型，分段浇注”［25］。
我们应该看到秦始皇铸钟鐻铜人时，也外乎空心造型、外用泥范之法。但是，铸造一个金人，光几十吨铜液的强大涨力岂是一般范块所能承受得住的！那么，从蒲津渡遗址的唐代铁牛、北京大钟寺明代永乐铜钟，均用地坑造型、浑铸工艺上不是得到了启发吗［26］？果真如此的话，把大型铜铸艺术品用地坑造型、分段浇注的工艺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四、在咸阳的放置地问题
具有统一天下、永不再战的和平纪念碑式的12尊大铜人，放置在首都咸阳的什么地方。《史记》只有“置廷宫中”四个字，而有明确地点的是《三辅旧事》说“立在阿房殿前”(《长安志》引)。但铸铜人在前(公元前221年)建阿房宫在后(公元前212年)，相差了十年时间，况且阿房宫的前殿至秦灭亡还没有建成，显然此论不能成立。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初，对首都咸阳建设的重点还是放在渭河北岸的宫殿区。《三辅黄图》：“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他模仿天象，扩建北原上下的宫殿群，正门四向畅通宽达；增修昭王以来的政治中心咸阳宫，庄严巍峨。使人间皇帝所居的宫区同天帝所居的紫宫上下相对应。经我参与发掘和亲手测绘，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牛羊村北的原上，从聂家沟到刘家沟，宫殿建筑遗址多达27处，平面形状各不相同。特别是牛羊村宫殿遗址集中区，有秦宫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周长2747米［27］。城内前有耸峙挺拔的“冀阙”（一号建筑），两侧与后部分布有8处大型建筑遗址。此宫城及其建筑群，当是君权标识物的“冀阙宫廷”，有名的咸阳宫即隐迹其中。那么，作为“以弱天下人”的大铜人，背铭“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度，同度量”，和随后出巡刻辞的口气一样，皇帝威德显赫无比，把高及7.26米的12尊铜人立于咸阳宫城南门之外，背依北陵的“冀阙宫廷”，面向滔滔东去的大河，岂不更能彰显帝国的威仪吗？
《长安志》引《三辅旧事》，说秦的铜人“汉徙著长乐宫大夏殿前”。《水经注·河水四》说“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迁徙铜人由渭北到渭南之举，发生在秦，还是在汉？看来，前者的可能性要大。原因是：第一，秦王朝政治重心南移。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在渭南进行了两大建设工程，一是“作信宫”，二是起造“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28］。“南宫郎丞”封泥与多枚封泥地的发现，即表明郎官对处理朝政的皇帝宿卫；第二，因为铜人南移，才避免了秦末项羽焚烧的厄运；第三，汉世长乐宫（或未央宫）有秦铜人的存在，才给了董卓改铸小钱的方便。12尊铜人由咸阳宫改迁到渭河南，大约在秦始皇把甘泉宫作为大朝之后的某个时间。
秦始皇曾一度把渭河南岸的甘泉宫（南宫）作为大朝之处，把从渭北咸阳宫迁来的铜人排列在甘泉前殿之前，是有绝对可能的。因为只有这样，汉世顺便就移到了长乐宫大夏殿前。有人说秦铜人铸于今淳化县北的甘泉宫（实际上秦名林光宫），是缺乏史实根据的。至于说铜人立于甘泉宫，同样是一种臆测。
或说汉世曾迁铜人于长安城的清明门里，是没有道理的，显然是同洛阳的清明门混在了一起。
五、去向问题
《三辅黄图》载：“董卓悉椎破铜人、铜台，以为小钱。……余二人，魏明帝欲徙诣洛阳清明门，载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秦的12尊铜人存世四百多年，其中10尊竟毁在东汉末年的奸臣董卓之手。另外两尊，据《关中记》说“徙清门里”，后来才弃置在霸城。但又多了一段文字，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29］。这段记载使人生疑，当与史实严重不符。根据如下：
首先、石虎，字季龙，是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石勒之侄。生性残暴，好武杀戮。废杀继位的堂兄弟石弘，迁都邺，大兴土木。若要徙铜人远去邺都，从国力到搬运手段，后赵远不如三国魏。那么，在无大型机具的那个时代，魏明帝对“重不可致”的铜人搬不走，石虎又有何种高招？而事实上是“咸康二年（公元336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鐻、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30］。可见《关中记》把石虎迁走洛阳的钟鐻、翁仲，当成了长安的钟鐻铜人，是严重的移花接木之过；
其次、既不存在石虎搬走秦钟鐻铜人的事实，“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的事也无从发生。
魏明帝想搬走长安的两尊钟鐻铜人，因为“重不可致”才留在了霸城，这个故实也成了“铜人原”地名的来源。至于《后汉书·方术列传·蓟子训》载：“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翁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顾视见人而去，犹驾昔所乘驴车也。”蓟子训是东汉末年献帝建安时（196～219年）的名士，怎么会见到后来魏明帝所遗留的铜人呢？况且秦的铜人到东汉末年只有430多年，那怎么会有“近五百岁”？
这么说来，魏明帝遗留的两尊铜人还在铜人原。它以后的下落，缺乏文献记载，就不得而知。不过《水经注·渭水四》引《汉晋春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御史‘金狄’灭”。在这段文字中有着明显的错误：铜人原上所留二铜人既被“毁二为钱”，怎么又“其一未至”？霸城附近只有灞河与渭河，百姓怎么能“推置陕北河中”，还冒出个“御史”来？如果我们剥离开紊乱如麻的叙说，从中抽出历史的线索，似乎看到这样的真实情景：其一、石虎并没有徙铜人于邺都；其二、苻坚为铸钱，在铜人原砸毁了一尊运到长安。另一尊被百姓就近推入灞河中，以绝军阀扰民之患。
两尊铜人被魏明帝原来遗弃在什么地方？《三辅黄图》只说是“载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而《水经注》说是“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我们知道，汉霸陵邑是由秦芷阳县（治今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办油王村附近）改名而来，三国魏又改称霸城县，地点北移到铜人原之西（治今西安市灞桥区谢王庄附近）。《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自极庙道通郦山”的话，此“道”必定是渭河南岸二级阶地上的“驰道”。汉世出长安城清明门，东去函谷关走的也是这一条东西大道。想当年魏明帝搬迁铜人时，必然也离不开这一康庄大道。这条宽阔的交通大道自汉长安城出发，东去25里即是灞水。汉灞桥位于灞、浐二水交汇处的广泰庙之北，约在今西安市未央区上水腰附近。过河后，东去10里就是霸城。那么，没有被毁的那一尊铜人很可能就在汉灞桥西侧被推入河中。2002年，在段家村西北的灞河东岸河床上，发现汉代的水上建筑遗存，除过木构件之外，还出土有汉代砖瓦、陶井圈、陶片、汉五铢钱、铜箭头、铁器等文物，在粗绳纹砖上有“亭”字陶文。这就为寻找秦汉时期灞桥与铜人，显示出一丝曙光。
注释
［1］王学理写的《十二万斤重的铜人——“销锋铸鐻”》一文，作为《秦代的科技珍闻》之一，发表于《文博》1986年第2、3期。后作了大幅增补，收入《王学理秦汉考古文选》，三秦出版社，2008年。
［2］王学理写的《十二个大铜人——巨型的铜铸圆雕艺术品》，收入《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
［3］有人拿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作根据，以为是过时的东西，从而断定秦俑坑的属主是宣太后。其实俑坑中的铭文兵器，青铜戟有秦始皇三、四、五、七年，青铜铍是从十五到十九年是连续的。如果把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兵器联系起来，仅以秦始皇执政到二世元年的时段而言，几乎是连年在铸造在铸造兵器。
［4］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11期。
［5］《史记》，中华书局，1972年5月版。下引均用此版本，仅注明页码。《史记·李斯列传》第2543页。太阿是春秋时吴越的铸剑名匠干将欧治子所铸的剑，亦名“泰阿”。
［6］《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2418页
［7］《史记·礼书》第1164页
［8］a.湖南省文物工作队：《长沙、衡阳出土战国时代的铁器》，《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b.又：郴州市马家坪M2也出铁剑l件，长1.4米，见《考古》1961年第9期。c.钢剑见长沙车站建设工程文物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9］《史记·苏秦列传》第2251页、《战国策·韩策一》），上海书社，1987年1月版，卷26、第30页
［10］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11］北京钢铁学院：《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12］《荀子·议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第151～152页。
［13］《吕氏春秋·贵卒》，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473页。
［14］《琅邪刻辞》，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2年5月版，第245页。
［15］《东观刻辞》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2年5月版，第250页。
［16］《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60、64页。
［17］《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71～72页。
［18］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汉书·五行志》载：“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此“大人”竟然高11.5米、足长1.39米！这显然是不可信的，但善于猎奇的秦始皇模仿这“大人”倒应是真的。那么，模仿髙度，当以“坐髙三丈”为准。
曾武秀在其《中国历代尺度概述》一文中，据《九章算经·商功》刘徽注，推算出“魏尺约当今24.2厘米弱”。
［20］“立”就是立正的姿势，比较容易理解。“坐”，就是双膝着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叫“跽坐”。“跪”，则是上身挺直的坐姿，也叫“长跪”。因为作防守的圆阵，其前行的步卒都取坐姿迎敌，一旦坐阵移动，作坐姿的战士就需要变成跪姿跟随，这就是所谓的“膝行”。“伏”，是卧姿。《汇解·通义》：“跪而坐，坐而伏，坐法也。”可见坐、跪、伏都是坐阵的行动方法。“进”是立姿的变换动作，包括了退和左右旋转。步卒由坐姿变为立姿，中间有一个“起”的变化动作，也叫“作”。起时，只有屈腿跳跃才能完成由“坐”变“立”的过程，所以把“起”也叫“曲踊”。如果步卒由立姿跳跃登上战车，这个跃起的动作就叫“距跃”，或称“超乘”、“超距”。由前面对词的解义上可以看出：步卒的五种姿势和两种变化动作都是基本的战术动作，但其中立、坐、跪、进更是主要动作，只有通过训练达到熟练才能适应队形变化的要求。
［21］收天下兵铸造铜人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建造阿房宫前殿始于三十五年，而且只是作完基础工程，主体建筑还没有开始。所以，《三辅旧事》说“秦作铜人，立在阿房殿前”是不准确的。
［22］王双怀：《“十二金人”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3］a.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b.李京华：《偃师二里头》，《中原文物》 2004年第3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4］a.周原考古队：《陕西周原遗址发现西周墓葬与铸铜遗址》，《考古》2004年第1期；b.又《2003年秋周原遗址（ⅣB2区和ⅣB3区）的发掘》，《古代文明》（3），文物出版社，2004年。
［25］韩汝玢柯俊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2页。
［26］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出土唐代铁牛群，其中的铁牛长约300厘米、高140厘米，重约17.5～20.6吨，铁人高160～180厘米；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有一口明代永乐青铜梵钟，高675厚米、口径330厘米，重约46.5吨，内外铸满汉、梵两种佛经23万余字。至今字迹笔划仍旧清晰可见，含锡量达16.4%。发声洪亮，雄浑圆润，拍频明显，尾音悠长，无怪它在中外钟群中无愧地荣膺了“钟王”的光荣称号。
［27］a.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b.又《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
［28］《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1页。
［29］《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第240页。《文选·西征记·李善注》同。
［30］《二十五史·晋书·石季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23页。
（2013.05.2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