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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赐花园一所亭□□台二十座新添十六座，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百三十间东屋一所七进共三百六十间，西屋一所七进共三百五十间，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私设档子房一所共七百三十间，花园一所亭台六十四座，田地八千顷，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号件未计； 金库：赤金五万八千两； 银库：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 钱库：制钱一百五十万千文； 以上共约银五千四百余万两。 人参库：人参大小支数未计共重六百斤零； 玉器库：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玉鼻烟壶四十八个，玉带头一百三十件，玉屏二座二十四扇，玉碗一十三桌，玉瓶三十个，玉盆一十八面，大小玉器共九十三架未计件； 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 另又：玉寿佛一尊高三尺六寸，玉观音一尊高三尺八寸（均刻云贵总督献），玉马一匹长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 以上三件均未作价。 珠宝库：桂圆大东珠十粒，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大映红宝石十块计重二百八十斤，小映红宝石八十块未计斤重，映蓝宝石四十块未计斤重，红宝石帽顶九十颗，珊瑚帽顶八十颗，镂金八宝屏十架； 银器库：银碗七十二桌，金镶箸二百双，银镶箸五百双，金茶匙六十根，银茶匙三百八十根，银漱口盂一百零八个，金法蓝漱口盂四十个，银法蓝漱口盂八十个； 古玩器：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古剑二口，宋砚十方，端砚七百零六方； 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 另又： 珊瑚树七支高三尺六寸,又四支高三尺四寸,金镶玉嵌钟一座； 以上三件未作价。 绸缎库：绸缎纱罗共一万四千三百匹； 洋货库：大红呢八百板，五色呢四百五十板，羽毛六百板，五色哗叽二十五板； 皮张库：白狐皮五十二张，元狐皮五百张，白貂皮五十张，紫貂皮八百张各种粗细皮共五万六千张； 以上共作价银一百万两。 铜锡库：铜锡器共三十六万零九百三十五件； 磁器库：磁器共九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件； 文房库：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未计件数； 珍馐库：海味杂物未计斤数； 住屋内：镂金八宝床四架，镂金八宝炕二十座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桌钟三百座，时辰表八十个，紫檀琉璃水晶灯彩各物共九千八百五十七件，珠宝金银朝珠杂佩簪钏等物共二万零二十五件，皮衣服共一千三百件，绵夹单纱衣服共五千六百二十四件，帽盒三十五个帽五十四顶，靴箱六十口靴一百二十四双； 上房内：大珠八粒每粒重一两，金宝塔一座重二十六斤，赤金二千五百两大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大银元宝五百个每个重一千两； 以上均未作价。 夹墙内：藏匿赤金二万六千两； 地窖内：埋藏银一百万两； 另又： 家人六百零六名，妇女六百口； 尚有钱店古玩等铺俱尚未抄。 《国朝野记》最少，即有之，多不著名氏，盖恐涉笔不谨，致取咎戾，蹈《西征随笔》等书覆辙耳。此书大概抄自邸报，亦不具名，于和珅未败以前事概不书，即刘、马二家人名俱逸之，殊为简略。曾闻故友姚春木上舍（椿）云：“和珅性警敏，读书不多，而能强记。初官拜唐阿，值高宗驾出，于舆中默诵《论语朱注》，偶不属，垂问御前大臣，无以应，珅时提灯舆左，谨举下文以对，即日擢侍卫，不数年，珅涉大僚。既贵，延吴白华（省兰）诸公于家，日与讲论今古，故于诗文亦粗解；有所作，私倩彭文勤（元瑞）、纪文达（昀）为之润色，二公虑被齮龁，恒为捉刀；独刘文清（墉）时与抗，人传文清门庭清峻，而不知性喜诙谐，数以谑语刺珅，珅不能堪，饰词以诉，高宗亦知二人不相洽，每以温言解之。 有传珅元夕狱中作五律云：夜色明如许，嗟余困未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诗殊不佳，足觇其概。珅有宠妾长二姑，所称二夫人者，珅引帛时，赋七律二章挽之，并以自悼云：（一）谁道今皇恩遇殊，法宽难为罪臣舒，坠楼空有偕亡志，望阙难陈替死书，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二）掩面登车涕泪潸，便如残叶下秋山。笼中鹦鹉归秦塞，马上琵琶出汉关。自古桃花怜命薄，者番萍梗恨缘艰。伤心一派芦沟水，直向东流竟不还。 又传有吴卿怜者，苏人，先为平阳王中丞（亶望）妾，王坐事伏法吴门，蒋戟门侍郎（锡棨）得之以献于珅；珅败，卿怜没入官，作绝句八章，叙其悲怨云：（一）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二）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三）缓歌慢舞画难圆，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四）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五）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六）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款乃到吴门。（七）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八）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爵春深燕子栖。 珅死时年未六十，先患足软，每夜半生剥犬皮一，缚两膝上，始入朝，虽盛暑不能去。 又长乐梁芷林中丞（章钜）《归田琐记》述珅事云：“和珅之败，余适在京师，而尚未登朝，无由悉其罪状，后二十年入军机，乃从档簿中得其梗概，与外间所传颇无歧异，此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覼列之以为负国营私者戒也。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纯庙升遐，和珅方为总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广兴疏发其罪，初八日奉旨拿问，下刑部，并下各直省督抚议罪，直隶总督胡季堂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并列其冀州城外坟茔前有石门楼，石门前开隧道，正屋五间，称曰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曰配殿，大门称曰宫门，外围墙二百丈，围墙外设堆拨，士人称曰和陵；墙西房屋二百一十九间，定制，亲王坟茔，围墙不得过百丈，和珅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应有之物，于是始将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其宅中太监呼什图，时称内刘，籍其家亦十余万，且为其弟刘宝梧捐纳直隶州知州，刘宝榆守备衔，刘宝杞州同衔，则和珅之贪纵狂妄，除大罪外，已难悉数。时大学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拟罪名，奏上如胡议，上以时当谅暗，不忍使大臣弃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者，籍没后，续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讯其家人，言往往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对镜徘徊，窥其心又不仅封殖贪黩之可罪矣。其金、银库内帐及大柜内珠玉等项杂物帐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监罗玉持出查对一次；四女子名香莲、蕙芳、卢八儿、云香也。籍珅之家人刘全、刘陔、刘印、胡六家，除金银外，当铺八座，内监呼什图家，得米麦谷豆杂粮一万一千六十五石；时文安大城两处被水，分给两县作为口粮籽种。又分和珅之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半为庆亲王府。及嘉庆二十五年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当阿代郡王（讳绵慜）呈出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镫三十六对，此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镫较大内所陈，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两门外云。” 窃又闻之先君子云：“先王父牧宁羌时，有州人张某以守备罢归，言其壮日充陕西抚辕巡捕官巡抚某令赍二十万金馈和珅，投书数日，侦探不得耗，费银五千余，始见一少年丽服奴出，问白者黄者，某以银对，奴顾左右收外库，授一名柬，曰以此还报，答书另发矣，某意奴非司阍，即和珅心腹，或笑曰，此重珅耳，其心腹司阍，岂数千金能见颜色。是时天下承平久，物力殷富，献媚者夸多争胜，如以数万金进，不值一盼也。籍没时，人参多至六百余斤，彼侈言胡椒八百石者，未免寒陋。然高宗、仁宗英明神圣，珅虽当国久，亦不能大肆威福，固不如唐之元载辈，并不敢如鳌拜之横，仅能潜通信息，藉图自肥而已。”录前志竟，并识于此。时同治九年冬十一月沤矶钓叟识。 附錄： 查钞和坤住宅花园清单（摘自：薛福成庸盦笔记）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广兴、兵科给事中广泰、吏科给事中王念孙等，参奏和冲弄权舞弊，僭妄不法。本日奉旨，将和坤、福长安拿交刑部严汛，并查钞家产。本日奉旨派八王爷、七额驸、刘中堂、董中堂讯问，随上刑具监禁刑部，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冲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砷花园。十一日奉上谕：“昨将和坤家产查钞，所盖楠木房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珠尤大。又有真宝石顶数十颗，并非伊应戴之物。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所藏金银玉石古玩等类尚未钞毕。似此贪黩营私，从来罕见罕闻。除交在京王、公、大臣会审定拟外，着迩渝各督抚，将指出和坤各款应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据实迅速复奏。”同日奉上渝：“据十一王爷、绵二爷、盛住、庆桂等具送查钞和坤住宅及花园，并刘、马二家人宅子等处金银古玩清单进呈。”十六日奉旨：“将和砷罪状二十款传谕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并翰、詹、科、道阅看。”十七日奉上谕：“前令十一王爷、盛住、庆桂等查钞和砷家产，呈送清单，朕已阅看。共有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将原单交八王爷、绵二爷、刘中堂、盛住会同户、工二部，悉心公同估价，另单具奏。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着存户部外库，以备川陕楚豫抚恤归农之需。”十八日奉上谕：“和砷悖逆专擅，罪大恶极，姑免肆市，赐令自尽。固伦十额驸暂留伯爵，在家闲住，不许出外滋事。钦此。” 附录清单：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东屋一所（七进三十八问），西屋一所（七进三十三间），徽式屋一所（六十二间），花园一所（楼台四十二座），东屋侧室一所（五十二间），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楼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杂房（一百二十余间），古铜鼎（二十二座），汉铜鼎（十一座），端砚（七百余方），玉鼎（十八座），宋砚（十一方），玉磬（二十八架），古剑（十把），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十两），珍珠十八颗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珍珠数珠（十八盘）。大红宝石（一百八十余块），小红宝石（九百八十畲块），蓝宝石（大小共四千零七十块），宝石数珠（一千零八盘），珊瑚数珠（三百七十三盘），蜜蜡数珠（十三盘），宝石珊瑚帽顶（二百三十六个），玉马二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珊瑚树十棵（高三尺八寸），白玉观音一尊，汉玉罗汉十八尊（长一尺二寸），金罗汉十八尊（长一尺八寸），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个），砒玺大燕碗（九十九个），白玉汤碗（一百五十四个），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个），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个），水晶酒杯（一百二二十三个），金镶玉簪（五百副），整玉如意（一百二十余枝），金镶象箸（五百副），白玉大冰盘（二十五个），比玺大冰盘（十八个），白玉烟壶（八百余个），比玺烟壶（三百余个），玛瑙烟壶（一百余个），汉玉烟壶（一百余个），白玉唾盂（二百余个），金唾盂（一百二十个），银唾盂（六百余个），金面盆（五十三个），银面盆（一百五十个），金面盆（六十四个），银面盆（八十三个），镶金八宝炕屏（四十架），镂金八宝大屏（二十三架），镶金炕屏（二十四架），镶金炕床（二十床），四季夹单纱帐（全），老金缕丝床帐（六顶），镶金八宝炕床（一百二十床），金镶玻璃炕床（三十二床），金珠翠宝首饰（大小共计二万八千件）。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计银一百五十万两），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一千七百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余两（估银一千八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员（估银四万零六百两）。制钱一千零五十五串（估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两（估银二十七万两），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查本银四千万两），古玩铺十三座（查本银二十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绸缎库两间（估银八十万两），洋货库两间（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一百十板、五色羽缎六百余板、五色哗叽二百余板），皮张库一间（元狐十二张、各色狐一千五百张、貂皮八百余张、杂皮五万六千张），磁器库一间（估银一万两），锡器库一间（共估银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七两），珍羞库十六间，铁黎紫檀器库六间（八千六百余件）。玻璃器皿库一间（八百余件）。貂皮女衣（六百十一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棉夹单纱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棉夹单纱女衣（一千一百零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蟒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双）。 药材房一间（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外钞刘、马二家人宅子，内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间，金银古玩（估银三百六十八万六千两），衣饰器皿（估银一百四十一万三千两），洋货皮张绸缎（估银三万两），人参（估银四万两），当锈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古玩铺四座（本银四万两），地亩六百余顷（估银六十万两），市房二十七所（契价银二万五千两）。以上清单，系近见世俗传钞之本，从友人处录得之。巳估价者二十六号，既有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余两之多。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迩阅王益吾祭酒（先谦）所纂《东华续录》，恭读嘉庆四年正月十五日渝旨宣示和坤大罪二十款内，以和坤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为十七罪。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窟埋藏银百余万两，为十八罪。通州、蓟州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不下十余万，为十九罪。查钞家人刘全资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珍珠手串，为二十罪。则与此单查钞之数，迥不相符。及考此单所录，连日所奉渝旨，与《东华续录》相同。惟十七日上谕宣示查钞家产估价之数，则《东华续录》无之。余犹疑和坤定罪时，其家产尚未钞竣，此系后来陆续所钞之数，世俗所记，或颠倒其月日耳。既又读《东华续录》，是年四月二十五日谕旨云：“前据萨彬图奏，和冲财产甚多，断不止查出之数，必有埋藏寄顿，侵蚀挪移等弊，刑部查审时，司员意存含混，请密派大臣研鞫追究等语。朕当即详加开导。昨又据奏，向伊亲戚问出，和坤家掌管金银内帐使女四名，请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讯，更届乖谬。萨彬图系副都统，并非原派籍没和坤之员，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独讯数女子，且开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牍，实从来未有之事。朕特派怡亲王永琅、尚书布彦达赉同萨彬图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讯，仍无指实，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从未于朕前奏及和坤财产隐寄，乃萨彬图屡以为言，岂视朕为好货之主，以此尝试乎？自古有籍投之例，所以惩戒贪黩，初不计多寡而事株连。此项查钞资物’纵有隐寄，自朕观之，亦不过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辗转根求，近于搜括耶？萨彬图折内有和砷窖藏金银不离住宅之语。和坤之宅巳赏庆郡王永璘居住，和砷之园已赏成亲王永星居住。以王府寓园，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视，断无此事。萨彬图谬妄冒渎之咎，实难宽贷，着交部严加议处，先将副都统开缺另简。嗣后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砷资产妄行渎奏。钦此。”大哉皇言，洵足昭垂万世。由斯以观，则查钞和坤家产似已尽括于正月十五日谕旨之中，放萨彬图疑其尚多隐匿。然和坤花园及其珠玉宝玩等类，亦最为精华所萃，当时尚无估价，再合之地亩八千余顷，及随后查出当铺银号之资本，其数亦已不资，岂实有数万万两之多，而萨彬图尚以为少耶？抑此皆陆续查钞，随即赏赐王、大臣及公主，未必尽发明谕，故萨彬图有所未及知耶T又岂查钞之物，呈明入官者不过如正月十五日之数，而世俗私相传钞之本，乃其实数耶？抑或当时共谂和坤之富，遂于查钞清单之下，浮写其估价之数，曰久相沿，遂莫能辨真伪耶？总之，此单传钞已旧，余所见数本大致相同，断非凭空捏造，而与《东华续录》又似不无抵牾之处。盖私家记载颇资耳食，难尽为凭，官书又外间所不能多见。事隔九十余年，见闻巳歧异若此，兹特兼志于此，以待搜考，并质世之博物洽闻者。嗟乎!乾隆中叶最为天下全盛之时，不幸和坤入相，倚势弄权，贪婪罔忌。自督抚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势焰，竞营献纳，以固其位。浸至败坏吏治，刻剥民生，酿成川楚教匪之变，元气一腔，至今未复。和坤卒伏其辜，一朝籍没，多藏厚亡，岂不信哉。亦书之以为黩货无餍者戒也。 和珅家产知多少 文/简硕 乾隆做了三年多太上皇，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崩，尸骨未冷，仁宗即拿和珅开刀。先由广兴、广泰及王念孙参劾，随将和珅拿交刑部严讯，并派人查抄其家产，十八日赐令自尽，前后不及半月，其祸亦云速矣。和珅家产之富，向为里巷茶余所乐道，而多以薛氏《庸庵笔记》（下简称“笔记”）卷三所载之家产清单为谈资。 《笔记》记载和珅家产清单共有109张，其中83张未估价。就26张清单估价，计银263895160两。但丁国均《荷香馆琐言》（下简称“琐言”）卷下云“就有数可稽者”共10055490000两，这个天文数已是庚子赔款和利息总数（982000000两）的十倍强，更是26张清单数的40倍！据《笔记》所开列的具体财产，房产、银号、当铺、金银、珠宝等，应已是财产的大宗，而所体现的数据是：四分之一的清单之值仅是总值的四十分之一！似乎匪夷所思。倘若比较各野史所载，其中尚有更多的疑问。 和珅家产之多少，除《笔记》《琐言》言及外，还有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下简称“日札”）、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引陆定圃《寓沪琐记》（下简称“琐记”）等。比照四家所记，名目各异，详略不一，颇多异同。 先就其金银之异而言，赤金：《琐记》《日札》记作48000两，《笔记》记作5800000两，估银17000000两，而《琐言》记成58000000两，折银928000000两。元宝银：《琐记》《日札》记作55600个，《笔记》记作9400000两，而《琐言》竟记成94000000两。金、银元宝：《笔记》记作各1000个，每个重100两，《琐言》记成各500只，每只重1000两。由此可见，《琐记》《日札》所据为一系统，与《笔记》《琐言》都不同。《琐言》记赤金、元宝银之数均十倍于《笔记》，折合比例亦相去甚远。金银元宝则不但数目不同，轻重亦相差十倍。 以不动产的房舍比较（《琐记》《琐言》均不载）：正屋：《笔记》载一所，十三进73间，《日札》却记作730间。其他如东屋、西屋、围式屋等，所、进数相同，《日札》所记间数均大于《笔记》十倍。即为人所最关心的御赐花园，二者所记亭台楼阁之数亦相差一倍。 再说银号和当铺，《琐记》《日札》均说是银号十处，本银600000两，当铺七处，本银80000O两；《笔记》则说银号四十二座，本银40000000两，当铺七十五座，本银30000000两。据研究，前者所记银号、当铺每处合折之本银数，与清代实际情况接近，后者所言则出入甚大，其他从小异到大不同，如：珊瑚树，《笔记》说10棵，《日札》说7棵；蓝宝石，《笔记》说4070块，《日札》仅记作40块。诸如玉鼎、古铜鼎、汉鼎、自鸣钟、银唾盂。金镶象箸等数，所记多不相同。除此之外，你有我无，甲详乙略，难以备记。 在来源不同，传闻异辞之中，相同的物件、数目就显得可靠些：《笔记》《日札》皆谓田亩8000余顷，玉观音一尊，端砚700余方，等等。又仁宗上谕中数和珅大罪二十款之第十四谓“家藏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今《笔记》载226串，《日札》谓230串，似较近实。至第十八款谓夹墙藏金26000余两，私库藏金6000余两，则与清单所记相去甚远。 《实录》所载罪和上谕，敕宣谕各省都抚，谕中有“又据连日抄出和珅金银等物，特再行谕众知之”语，传谕中是否附有抄家清单，不可知。想既要数罪喻众，必当附上一些“赃款”数目。但差异如此之大的数据，是日后续有抄得，还是信手抄错，抑是好事者添加物件数目以餍人之好奇心？看来都不能否定。1930年《史料旬刊》曾公布过几件有关和珅的档案，经勘与《笔记》中之查抄人员、房产当铺数量等不合，就中消息可窥一斑。 总之，二百年来的传闻多不可靠，和珅家产总数至今还是一个谜。民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若要问嘉庆到底吃了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和珅（1750—1799）清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字致斋。生员出身。乾隆间袭世职。由侍卫擢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二十余年，善伺高宗意，深得倚任，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任职期间，植党营私，招权纳贿。仁宗恨其专横，高宗死后，即宣布罪状二十款，赐死抄家，家财极多，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 和珅（乾隆十五年（1750年）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姓纽祜禄氏，字致斋，原名善保，满洲正红旗人，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宠臣，以巨贪而出名。乾隆十五年（1750年）生。少贫好学，仪表俊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三十七年授三等侍卫，四十年升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四十一年三月入军机。以善伺上意得宠幸，擅政20余年，升迁47次，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谄附。公然勒索纳贿，搜括财产之多达白银二亿两。又排斥异己，致使吏治败坏，官场充斥小人。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未几，嘉庆皇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史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廷议凌迟，改赐和珅狱中自尽。其子丰绅殷德尚乾隆帝第十女和孝公主，得免连坐。 面对和珅 余志刚读乾隆朝清史，浮出了面目漫漶的和珅。是的，和珅的神秘，在于他能够从满州正红旗下一个破落的钮祜禄氏家里卓然立世，经受父母双亡的凄寒，饱尝奔走求贷的煎熬，10岁入咸安宫官学，20岁任銮仪校卫，乾隆四十年以后则连连擢升，从一个抬轿的奴才摇身变为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做军机大臣时，他才28岁。和珅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体魄奇伟，气宇逼人，整个儿浸润了八旗子弟的秀逸神俊、满州国将门之后的贵族气息；他的非凡之处，还在于“秀外之余，多有慧中”，虽科举未中，却才识丰赡，孔孟文章庶几倒背如流，经史子集无不遍览强记，满、汉、蒙、藏等各种语言都能读写流利，兵器骑射无所不通。和珅的“珅”是一种玉，但这块玉的光泽十分有限。我们以为他“素沐皇仁”，理当辅主驭民，造福千秋；我们以为他“苗红根正”，理当“居庙堂之高”而惠及海内、泽被乡里，……然而我们骨子里都害了“左倾幼稚病”，我们善良的用心在历史的残章断篇里只能找回残酷的自嘲。史载公元一七九九年二月七日（嘉庆四年），乾隆崩逝于乾清宫；二月一十二日，日夜在乾清宫值殡殿守灵的和珅即被收拘鞠讯。俗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从和珅家中抄出的财产竟相当于乾隆朝十余年的国库收入。他拥有土地80万亩，房屋2790间，至于当铺、银号、古玩铺、布庄、粮店则像蛛丝般布满了北京城内外。和珅的收藏之丰，洵属天下无匹，路易十五、十六好收藏，但倾当时法国的所有，也难以望和珅的项背！呜呼！和珅做官做到这个份上，寿不得正寝，福未能尽享，“南柯乡里梦未觉，白练偏向梁上悬”！这诚然是和珅的悲剧，也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贻笑于后人的一个大荒唐。和珅在朝中二十余年，即使位极人臣，但“岁俸银一百九十两”的工资配给也未必能让他暴发至此，可见他弄权敛财的手段是怎样的了得！和珅手里攥着一根线，一头串住了伏惟惶恐、摇尾乞怜的地方官，是蚱蜢；另一头又牵牢了年迈昏聩、性嗜挥霍的乾隆爷，仍是蚱蜢。和珅处在中间的位置上，双方利益均沾，权钱数运两旺，吃“蚱蜢血”竟吃出一个“位列宰辅”，世界首富来，这实在是一个充满西方幽默的“中国玩笑”！且翻开乾隆朝晚期的那一段历史来看一看。乾隆四十九年，陕宁地方官奏报；陕宁境内，年年不雨，百姓生计日蹙，上无盖藏，室无粒粮；乾隆五十年，湖广境地突发大水，数十万灾民毙为饿殍；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举事；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兵至西藏边境，狼烟西起；乾隆五十九年，白莲教起，滚滚烈焰烧遍了半个中国……在这个生灵倒悬、边关告急、国运日衰之时，和珅的钱袋却在日益鼓胀。他卖官鬻爵、婪索贿赂、蚕食赈银、鲸吞军饷、操纵狱讼、私立鞫讯……凡有助于他往他怀里“扒分”，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事情，和珅便敢做得出来。当时有个小金曲，说和珅家人收佃租的情景，备极讽喻，耐人寻味：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术，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已是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民间的口头文学实在是当时反映民意的最好“传媒”。大清朝进入乾隆六十年，已是国库亏空，国祚日浅，一派残世败象。唯独偌大的和珅相府仍是日日笙歌，燕啭莺啼，艳词香曲，不绝于耳。和珅的一个墙外“弟子”，名叫刘国泰的，竟在山东巡抚任上把官署搬进了妓院，兴之所至，便叫一个妓女脱光了衣服，招呼手下属员在她的肚皮上掷骰行赌，荒淫无状，有过乃师。民间有几句顺口溜编得好：山东官儿真不差，一个官儿一个瓜。所云“瓜”者，犹谓妓女也。百姓这样认同，其实是十分保守的。乾隆帝86岁那年，甘肃回民和撒拉族人在循化厅造反，朝廷派员勘乱，竟引出甘肃官僚谎报灾情、冒领赈粮一案，查实在案中侵吞白银一千两以下者102人，一千两至一万两以下者30人，一万两至两万两以下者11人，两万两至十万两以下者20人，十万两以上者10人。甘肃全省官吏无不染指。 朝廷震惊，百官震惊。 乾隆爷在震怒之余，不知该往谁头上开刀，最后把乞求的眼神递给了和珅：“朕一生最恨为官者贪，为今之计，和爱卿心为如何？”——都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但当乾隆真要百临这样一窝端的灭杀，他年迈而脆弱的心已是不寒而粟；他明白照这样杀下去，全国上下还能剩下几个清官？照这样杀下去大清朝这个太平盛世的朝纲吏治岂非只剩下臭狗屎一堆？——和珅从乾隆爷英雄迟暮的眼神里，读出了万念俱灰的悲愤，无力回天的凄怆，噬脐莫及的无奈；他不惊不躁，从容应对：“奴才以为，甘肃一案事有委屈，该杀不该杀，该杀谁的脑袋，当交付众议，再行圣裁”一脚把球踢给了众臣。 文武百官，如群蚁排衙，噤若寒蝉。他们最最清楚，若说朝纲废弛，哪桩哪件不是出自你和珅的祸祟？要说夷治腐败，哪件哪桩能说脱得了你和珅的干系？甘肃官僚，清一色是你和珅党徒，要说拿办元凶，非你其谁？为今之计，又岂容你在御前巧言令色，贼喊捉贼！——可惜历代士大夫从来是想得多，做得少；“弯弯绕”有肚里官司打得多，临机取决、登高一呼的任侠之举行得少。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情景中，他们僵持着。 他们面对的是权势熏天的和珅。在乾隆朝摩肩接踵、威仪煊赫的朝班序列中，我们万万不可忽略了两个频频持笏言事的朝臣；一位是面貌寝丑的刘墉，另一位则是在腰里别了个大烟袋的纪晓岚。 刘、纪两人才高八斗，名弛海内，都是乾隆御下的第一大才子。刘墉自己曾说：“我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其实他书法的成就最为卓著。初从雪松人，中年后融诸家大成而自成一家，超然独立，推为一代之冠。说到那个纪晓岚，我们熟悉他微言大义、语多隽永的《阅微草堂笔记》，却少有人知道他曾呆在国史馆里替乾隆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其博览之丰，才名之炽，冠盖当朝。这两位大学士都做过乾隆手下的“左都御史”，热衷于发动奏议，弹劾劣党，且好“风闻言事”，褒贬时政，往往是语出似剑，惊动四座。这自然容易惹火烧身，却也在民间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历史延续到今天，仍有人拿“刘罗锅”的故事在教育世人，乃有人争阅纪岚的文章而捧若琬琰，这无疑佐证了人们对刘、纪二公在文化人格上的认同和敬崇。然而，当大清朝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里突然杀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和珅，他们在错愕之余，竟变得格外含蓄和拘谨起来。 刘墉跟和珅的一次交锋是在弹劾山东巡抚刘国泰的问题上。乾隆四十五年，御史钱沣查知山东官吏贪婪无厌，征赂州县，便在金銮殿狠奏了一本，要将刘国泰“举职拿问”。乾隆明知这山东巡抚原是和珅亲荐之官，便命刘墉协助钱沣“再行查实”，不可据“一时无根之谈托言陈奏。”刘墉办案，向以雷厉风行见誉，此次微服入鲁，未出旬余，便将刘国泰一案了个水落石出。不料在回京途中，刘墉又意外地截获了刘国泰遣人飞马送给和珅的一封密信，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的手给猛地烙痛了！刘墉步履蹒跚地走进了西风夕照里的官驿，居然闭门数日而不出。眼看交差的日期已近，刘墉和他的仆从们才选择了先前走过的那条黄土古道，继续北上。一路上黄叶纷飞，惊鸿声声，坐在马背上的刘墉须发飘零，瘦若秋风......是年孟冬，恶贯满盈的刘国泰在朝中伏法。当乾隆拿着刘国泰的密信征询刘墉的意见时，刘墉却说：“拘审刘国泰多日，和大人严词拘讯，无有私情。”乾隆马上结论说：“国泰对和珅是一厢情愿，确无私情”。一桩涉嫌和珅的朝廷要案就这样波澜不惊，象驱赶一只扰人的蚊子那样被轻轻拂过。这让人想起在乡间时有上演的草台戏，刚才还是刀来枪往，紧锣密鼓，把悲欢离合，把忠善奸邪渲染到了极致，但大幕一落，万籁俱寂，一切都归复平静。人们回过神来，才明白自己又在台下当了一回“傻子”，瞧这热热闹闹、大红大紫的阵势，原来都是戏里演的啊！ 而此事过后，刘墉因“察山东案有功”，升工部尚书。应该说，他敢把这封密信呈于乾隆，不啻给了和珅一个小小的儆示。这当然出于他“食君俸禄”的人臣本分，也是他作为“左都御史”的职业良心使然。也许此番对“密信事件”的降温处理，大异于他以往除恶务尽的办案作风，但和珅的背景复杂，政治舞台上的晴雨难料，岂可“轻露其芒，动辄有伤”？刘墉为乾隆十六年进士，毕竟做了几十年的京官，其间坐过班房，也得过皇宠，宦海沉浮，官场历练，已使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真正地成熟起来了。君子凡有所作，必取“忍”字为先，以求自定。这是连傻子都懂的道理，何况是学贯百家，深得黄老精髓的刘墉呢？刘墉跟和珅的较劲从此转入“地下”，彼此都心存戒备，彼此都把对方推到当然的政敌位置，但他们之间偶有发生的摩擦，则大多表现为一种玩耍式的斗气。某年某月，和珅在皇上面前嘲弄刘墉驼背，有碍圣视，以为不宜位列朝班。这却引出刘墉的一番绝妙说辞。刘墉说：“和大人所言甚谬，自古就有眼斜貌丑者在朝为官，且为官清正，万古流芳。”乾隆问：“朕倒不知是哪一位？”刘墉顺水推舟：“五柳先生陶渊明，其风如何”乾隆答：“其风如菊。”刘墉马上振振有词；“有诗为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五柳先生如若不是斜眼，怎能东篱采菊却望见南山？”此语一出，满朝哗然。和珅却逮住不放：“这纯属戏谑之言，实是对皇上不敬。”乾隆哈哈一笑，和稀泥道：“虽是牵强附会，却见才思敏捷，实为诙谐，并无不敬。”......在类似的宫廷笑闹中,刘墉总能在乾隆爷宽容的翼蔽之下向和珅讨得一点半点的便宜,且智慧火花迸溅，妙语总能解颐。他还以驼背为题做了一首自娱诗，诗云：背驼负乾坤，胸离满经伦。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材者，岂是贤德人。这首诗在京城不胫而走，晓之妇孺。刘墉写这首诗至少是一石三鸟：一是讨好乾隆爷，二是拔高了自己，三是骂你和珅。“痞气”十足的刘墉分明是在说：今天我刘罗锅明里骂你也不怕你对号入座，你去吹胡子瞪眼好了，活活气死你！这就是刘墉的手段，也是天下读书人在积愤愈深时借以发泄的惯用法宝。无独有偶，同样好于此道的还有纪晓岚纪大学士。乾隆四十七年，和珅家里的天香阁落成，又值其母生日，便请乾隆御驾游园。乾隆因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有功，遂邀他同往，以为助兴。没料到纪晓岚全然不顾“第一大才子”的体面，一到和珅家里就要吃要喝，一壶茶功夫就吃了人家一只三斤重的蹄胖。膳罢，乾隆提议要为和母题诗，纪晓岚晃着个大烟袋，喷出一口浓烟也带出一句诗来：“这个婆娘不是人”，唬得满座皆惊，以为他找搭错了神经。又听他吟：“九天仙女下凡尘。”大家才如释重负。惊魄甫定，不料他又迸出一句：“生个儿子去作贼，”众人无不噤声失色，却见他拈须吟来：“偷得蟠桃送母亲”。大伙儿听了哈哈大笑，和珅也转怒为喜。在与和珅的明争暗斗中，纪晓岚的聪明就显示在这些方面。平心而论，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也惹不起和珅，就这么语藏机锋，让你去一惊一乍，让你恼不得，恨不得，心里却像吞了苍蝇那样不自在。他无力动摇和珅，他只能兴之所至，打几个“擦边球”。不错，凭纪晓岚的那散漫和落拓，我们还能更多地要求他做些什么？ 纪晓岚素有四大嗜好：一曰好书，从四岁起每天埋首书堆中。二曰好烟，行走坐卧不离烟枪，其烟锅能装烟叶四两；三曰好肉，每日必食肉不吃五谷，案上雾气缭绕、泡茶烹茗从不间断；四曰好色，一日不御女，则双目似炬，颊红如火。纪大学士的这些嗜好，自然可以看作是由一个文化人的文名和才名派生出来的另一种文化习性，但一个深耽于其间，过于依赖物质世界的人，要让他义无反顾地去殉道怕是万万不能的。就是风流倜傥如纪晓岚者，倘使他离开了烟，离开了肉，离开了女人，还能不能生活？这事实上就决定了他在和珅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所抱“俳优弄臣”的滑稽，尽管他的理想主义精神如何贵族化，但他的做人仍然是世俗的，实用的，和千千万万既要玩风雅，又要弄风骨的文人雅士一样，他的私生活还是以“温饱无虞”为基调的。薰莸不可同器，牛骥安能同槽？历史把刘墉、纪晓岚与和珅的名字戏剧性地安排在一起，看奸的如何作奸，看忠的怎样尽忠，都说中国士子得意时便尊儒入世，失意后就崇道出世，这刘、纪二公竟是儒还是道，是非儒非道，不是亦儒亦道？“自古忠奸同冰炭”，其实清浊犹如忠奸，那里能像评话小说那样简单分辨得清楚？然而，时代需要死去的英雄。我们的审美世界少不了滑稽逗人的刘罗锅。我们笑得乏了，当不忘拭抹去飞落在眼角——或许是从心底弹出的——那一颗亮晶晶的……酸泪。就在和珅飞扬跋扈，整个大清基础为之隐隐颤动之时，有一个小人物大张旗鼓地向他发难，而另一个小人物则已经动手为他挖掘盛尸敛身的墓葬之穴了。这第一个小人物叫尹北图，云南昆明人，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逢乾隆八十寿典，在全朝文武一片嗡嗡嘤嘤的颂扬声中，冷不防杀出了一个尹北图，厉词指陈当朝推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百出、贻害甚广，且各省督抚因此而吏台废弛，声名狼藉，商人、百姓无不怨声沸沸，伫骂于途，直说得天颜震怒，从他八十寿典的龙座上跳了起来。尹北图的此番发难，其矛头直逼和珅。所谓“议罪银”制度，就是乾隆晚期“‘以银抵罪”的治案条例中的一条，其始作俑者和实际受惠者则是和珅及其一班奸佞桀骜的死党。此例一开，各级官吏有事没事者堂而皇之地拿钱说话，勒索属下，搜敛地方，黎民百姓，刀殂鱼肉。应该说尹北图这一着是该刺刀见红的，但他未能准确把握好时机，结果非但没有弹掉和珅的半根汗毛，还落个“虚谤朝事，蔑视朕功”的不赦之罪。这尹北图却不愧是一条汉子，在刑部判了他“斩决”之后，居然大呼“和珅小人”，摇身跺足，穷极唾骂，吓得前来“监审”的和珅面无人色，仓皇而走。后乾隆开恩，赦其不死，尹北图以母老乞归，结果病死驿中。有意思的是，为其验尸的仵作竟从他的袍袖间，从他像鸡爪一样僵缩的指掌里抠出一篇褶叠起来的无题文稿，字字是弧瘦金体，笔笔显得刚劲峭拔，文曰：“日月行天于永远，乃因其通体光明；江河万古不废，实由百折不回。日月虽有食缺，却一心总想光明；江河虽遭阻挡，却只向东方。其心如此，其性如此，何物可夺其志，何物可折其性！……”全文凡三百余字，每一字皆为玑珠，每一句尽显锦绣。读之如长风过耳，惊涛扑面，一股震慑灵魂的浩荡之气将你裹后头于其中，热血为之奔涌，心脉为之狂跳，即使休眠已久，但仍深蓄于体内的理性和良知也霎时为之萌动欢跃。这是一篇示之权贵的宣言书？还是一本引以为律的备忘录？是一纸启发鸿蒙的警世说，还是一方昭鉴后人的墓志铭？不管怎么说，尹北图死得干干净净，去得一无挂碍，他既不想别人来吊唁，也不要别人来追谥，他的死如同他的生，整个儿是明朗的，大气的，没有半点畏怯，也不存丝毫矫情。后来，这份遗稿辗转到和珅手里，竟使和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恹然不作”，病卧榻中。他抱病作了一首《无题》诗云：既道无愁却有愁，诗不良士自休休。 人情变幻同飘絮，世事沉浮等泛舟。 邻我东西皆一律，后先真妄总宜收。 成仙成佛事由己，始信庄生悟解牛。应该说和珅还是有一点危机感的，毕竟他树敌过多，且身上的血腥味太重。虽然皇宠有加，权柄日重，但他还是在尹北图的遗稿里读出了“人情变幻”的莫测，“世事泛舟”的恐惧。想象不出他是在何种情形下写这首诗的，他那“白如葱根”的纤长手指在他搦管拈毫的那一刻，会不会像发了疟疾那样地瑟瑟发抖？“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话该是不假的。和珅的预感并非宿命。另一个叫朱石君的人正在日夜兼程，忧劳不辍，义无反顾地做了他的掘墓人。朱石君，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三年进士，为山西代理巡抚。他是一个较为纯粹的读书人，视政之余，唯学问读书是好；但他又不能不看到和珅当道、朝政废驰，官府衙门徇庇同党，苍头百姓深陷水火的严酷现实，他因此穷思竭虑，夙夜忧叹：国运飘摇民如煮，躬事翰墨岂安然；哪得神擘拯水火，共工怒触不周山。他终于无心于翰墨，走出了书斋。他冷眼注视着朝廷，他在焦灼的期待中寻索着希望。朱石君最后把目光投注到储君永琰身上，他的眼睛迸出一道炽烈的光亮。朱石君按捺不住“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喜悦：啊啊，这可是咱大清未来的皇帝，这是一块浑然天成的玉璞！他日收拾和珅尸骨者，非其属谁？清制规定：大臣一律不准接近皇子，违例者斩。朱石君接近这位储君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去做他的老师。目标已定，这位胆大包天的朱石君便开始动作起来。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搜集了乾隆的所有诗作，然后关进书房，逐首唱和，见机献与皇上。乾隆大喜，渐渐与他有了翰墨往来，初时廖廖，后来频频不绝。稍后，朱石君又把乾隆的诗文分门别类，编辑成部函，加上注释和按语，评论那些诗歌过“三曹”，比肩“李杜”。乾隆本来就颇视自己的诗作高妙，而朱石君又精当地点出了其“形象大于思维”之处，禁不住他三捧两捧，御笔一挥，批注道：“以上所语都是纪实，其题跋更为得体恰当，知我诗文之博大精深者，朱爱卿也！”一高兴就把自己的著作钦定为皇子皇孙的补充教材（或云“乡土教材”？）而朱石君这位“学术权威”就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上书房师傅”，并专授皇十五子永琰之学业。是年为乾隆五十一年。好一个朱石君，他终于盼来了能亲临“上书房”，执师道之尊，尽人臣忠义的日子。他发誓把永琰培养成一个能辨忠奸、明是非，忧国忧民，摒奢尚俭的君王。于是，他在教授永琰李杜诗篇、韩柳文章、苏辛词句的同时，更从《四书》、《五经》中阐发仁政爱民、国以民为本的道理；对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成败教训，尤其讲得明白，析得透彻。当讲到《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时，更是批隙导窥，循循以诱；动情之处，竟自涕泗滂沱，声泪俱下。朱石君无疑是一个最最杰出的工程师，他是在教书，他更是在塑造一个未来帝王的英明灵魂。星换斗移，一根剪除大奸的绞索在悄悄编织着……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大清，终于气喘吁吁地走到了公元第十八世纪的尽头，世纪末的晚钟响彻原野。和珅，这位长了个聪明脑袋的大清巨佞，直到他在嘉庆手里栽覆时，也没曾想到：早在十多年以前，一个与他素无怨隙的糟老头儿，已那样毅然决然地宣判了他的死刑。
